第4章 第三章中國要和平崛起

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就開始一步步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變成了任列強宰割的羔羊。然而，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華民族開始了民族復興的鬥爭，一批批仁人誌士堅持不懈地探索拯救中國的道路，無數中華兒女為了民族獨立而獻出寶貴的生命。這場偉大的民族復興鬥爭在20世紀取得了偉大勝利。 20世紀中國的命運是與世界幾大潮流發展及國際秩序變遷緊密相關的。今日的中國與20世紀初已不可同日而語。 1900年，中國正遭受著“八國聯軍”的入侵，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受到空前的損害。那時，中國的命運是由西方列強主宰著的。但是百年之後，中國已走在復興、崛起之路上，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讓世界刮目相看。這一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潮流作用的結果，而中國的複興又使諸多世界潮流更加壯大。

首先是民族解放運動。中國人民反抗殖民侵略和壓迫的鬥爭，到1949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是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大潮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任何力量阻擋不了的。美國試圖阻止這一進程，所以它支持蔣介石打內戰，在新中國成立後又對中國採取遏制、封鎖、孤立政策，但最終是徒勞的。新中國成立後，儘管在國內建設上出現過許多失誤，但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卻不斷提高，與中國建交並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國家日益增多。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擾，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時間還會提前。即便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仍有許多國家與中國建交。到1971年6月，世界上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超過了承認台灣國民黨政權的國家。這是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態，它表明中國重返聯合國不僅是不可阻擋的，而且已經為時不遠了。

其次是多極化。中國既是多極化的受益者，也是這一進程的重要推動力量。新中國成立並在外交上“一邊倒”向了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極大地促進了兩極格局的強化，使美國所能稱霸的範圍大大縮小。中美在朝鮮戰爭中的較量等於是打了個平手，但其像徵意義尤為重要：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中國從50年代中期開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並逐漸拉開了同蘇聯集團的距離，在國際事務中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從而使第三世界的力量更加壯大。兩極格局的根基開始動搖。中國成功地掌握“兩彈一星”不僅大大增強了自己的綜合實力，而且標誌著超級大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壟斷核武器時代的終結。中國重返聯合國既是中國外交的巨大勝利，也是第三世界的勝利，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有了第三世界的一個席位，中國和第三世界的地位同步提升。尼克松“五大力量中心”的說法表明中國和第三世界的力量和地位已經得到美國的認可。基辛格認為，尼克松當初尋求“打開與中國的關係”，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證實美國並沒有減弱其控制一個正轉向多極化的國際環境的能力。”可見，中國與多極化進程是密切相關的。

第三是和平與發展。二戰以後的世界總體和平局面和求發展趨勢為中國獨立地位的鞏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與此同時，中國也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中國從50年代開始就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到了80年代，中國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論斷，並將之作為製定對外政策的最重要依據。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為世界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和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將“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確立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凸顯中國要順應和平與發展這個歷史潮流，要在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上做出更大的貢獻。

最後是全球化。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處於“非中心”地位，並且必鬚麵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和風險。但是中國認識到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因此要融入全球化大潮，並充分利用其所帶來的發展機遇。也正是由於中國順應了全球化這個歷史潮流，所以才會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才會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才會使自己的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並在維護世界和平和國際秩序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總之，中國的複興與崛起是必然的，是諸多世界潮流綜合作用的結果。世界潮流的發展是不依哪個國家、民族和集團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中國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阻攔不了的。 問：你怎樣看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會像美國一樣強大嗎？ 答：有潛在能力，但有許多障礙。中國會面臨很困難的變遷，主要源於很脆弱的政治體制改革。此外，還有經濟增長，雖然它能吸收農村居民遷移到大城市來。你們在幾年內能夠有健康的增長率。去年經濟增長率為8.5%，但你們不得不維持接近這個增長率，所以你們沒有失業上升，沒有社會不滿。但有些問題是中國要面臨的，它們可能延遲中國崛起為大國的進程。但是我認為，早晚中國很有可能變成經濟上的大國，然而最終成為軍事大國。我意指那需要時間。美國在成為軍事大國前，已經有幾十年經濟大國的歷史了。日本今天是個經濟大國，但不是軍事大國。所以，我們可以想像2020年的形勢，當中國成為一流經濟力量的時候，仍然不是真正美國軍事競爭對手。那可能需要再有15-20年。

問：您怎樣看中國崛起後的中美關係發展前景？ 答：我同意美中關係一直起伏不定的說法。在上世紀70年代，關係改善。那一階段過去，關係變壞。從美國的觀點看有兩個問題。一個台灣問題；另一個是中國崛起問題。後者不必然成為一個問題，但歷史地看，當其他國家開始崛起時，現存大國都感到不舒服。所以焦點是控制那種傾向。 問：您怎樣看現實主義的大國崛起引起國際衝突的理論？ 答：我不認為這樣。不過，過去20年中國確實成長很快。雖然很多事情可能會影響它的發展，但是如果中國的成長繼續下去，即使以90年代增長率的一半的速度，中國變成一個重要的大國也不會需要很長時間。有這種可能性。但是，另一個可能性卻是危險的。如果中國出現動盪，如果出現經濟混亂，政治動盪，就是很危險的。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我認為壞事情可能發生。

問：您認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會對世界帶來什麼影響？ 答：我只想談一下，中國崛起對中國的影響是什麼？很顯然，那會給中國帶來巨大變化。首先是人的變化。你們這一代人完全不同於你們受教育之前的那一代。你們曾出國旅行，你們有獨立性。你們雖然沒幹什麼，但讀書並寫書，你們將要求成為真正的公民。那是個巨大挑戰。我認為，中國具備成為一個先進國家的所有東西。如果中國不斷變化，中國將成為世界領先國家之一。當然，早在晚清時期，中國就開始往這個方向努力了。那時你們對洋務運動持有極大的樂觀態度。實際上你們有許多變化，巨大的變化。選舉改革，經濟改革，甚至有了政治改革的計劃。但是它們都失敗了。在共和國時期，你們有快速的經濟增長，你們的軍事力量有巨大增加。

問題是過去的改革為什麼失敗。我認為，失敗的原因是，權力只由一個很小的、封閉的、自我授權的集團掌控著。你們有滿族朝廷，是由滿族家族掌控著，其他中國人不能加入滿族家族。在國民黨統治下，你們有家族集團。後來有了共產黨，誰統治，如何統治，是不清楚的。所有這三者都是與人民大眾分離的。對絕大多數普通人民來說，他們不是黨的成員，共產黨是與他們相分離的物體。 經過100多年的拚搏、奮鬥，中華民族不僅爭取到了民族獨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通過改革開放，走上了繁榮富強、和平崛起的道路。新世紀之初，中國已經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地方。 “世界工廠”、“新興大市場”、“世界經濟的引擎”等等桂冠被戴在中國頭上。然而，中國並沒有被這些桂冠蓋住雙眼，也沒有陶醉於已取得的成就。中國在按既定的道路前進，要在本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問：有些美國學者，如米爾斯海默，認為中國不可能實現真正崛起，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答：這要看中國走什麼樣的崛起道路。 在近現代歷史上，有幾個崛起失敗的例子，它們是18世紀末大革命後的法國、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和日本、二戰後的蘇聯。法、德、日都犯了根本性的錯誤，導致它們的崛起失敗並改變了它們後來的發展道路。蘇聯在某種程度上說避免了這種錯誤，它只是同美國進行戰略競爭，而從未允許這種競爭轉變成公開的戰爭。不過，如果蘇聯不是因為它有廣闊的地域，它也難免犯這種錯誤。而且蘇聯也沒有強大到進行上述那種競爭的地步。 如果中國遵循這種崛起模式，即變得強大後便不滿足於現有的條件，進而尋求獲取更多的資源、領土及其他任何想要的東西，那麼它就會開始同它的鄰國和其他大國發生衝突，它就會重蹈歷史覆轍。

歷史上也有崛起成功的例子，有兩個較為典型。首先是美國。當美國在19世紀崛起時，大國都聚集在歐洲，但是那時，這些大國卻資助了美國的崛起，它們向美國提供資本。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們參與了美國的崛起。美國在崛起過程中沒有直接同歐洲大國發生衝突，但是它卻同較小的力量——西班牙發生了衝突，有過一場美西戰爭。美國為了擴張還同墨西哥打過仗。但是這些都是次要的。美國沒有破壞世界秩序。後來美國捲入了兩次世界大戰，但那不是因為美國的崛起，不是因為“新大國”的崛起，而是因為“舊大國”成為對手，先打了起來。這是美國崛起與法、德、日崛起的根本不同。美國崛起基本上沒有破壞國際秩序，也沒有同大國發生衝突。 第二個例子是二戰後的歐洲。我把歐洲看成一個“大國”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它不再是由許多勢不兩立的國家組成的“舊歐洲”，而是形成了歐洲聯盟，並且逐漸形成了尋求普遍身份認同的歐洲意識。在某種意義上，歐盟創造了一個與大國等價的新力量。人們現在正討論美國是否有意願捲入同歐洲的根本性對抗？我自己的看法是，某些方面的對抗正在出現。當然，美歐間也有廣泛的合作。雖然你可以說二戰後歐洲崛起了或日本崛起了，但是二者對美國是有益的，而且沒有導致同美國的根本利益的對抗。所以那種“新大國”崛起必定破壞國際秩序的假定是錯誤的。大國崛起是否會破壞國際秩序，部分取決於它們所推行的政策，部分取決於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現行國際秩序，多大程度上要對國際秩序進行革命。比如1789革命後的法國，基本上不接受歐洲秩序。美國則沒有那樣做，二戰後歐洲和日本也沒那樣做。它們沒有推翻現存的國際秩序。

問：問題是，如果中國走和平崛起的道路，美國能接受嗎？ 答：中國崛起是否必然會導致同美國的衝突問題，簡單回答是，如果衝突發生，那是不必要的。這取決於雙方的智慧。如果中國採取正確的政策，並且美國對中國正變得強大這一事實做出正確的反應，就不會衝突。歷史上已有先例。目前的美中反恐合作正起著意義深遠的作用，因為中國崛起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這期間其他一些問題正變得更加重要。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將各種問題綜合起來考察。比如，就日本和德國的例子來說，伴隨著擴張，它們要控制原材料和能源。很明顯，中國正開始產生巨大的能源需求。可以預見，中國將向外部世界尋求能源供應。但是如果中國採取向印度尼西亞和海灣能源投資的方式，並改善同中東國家的關係，努力做好長期的、深謀遠慮的安排，同時與俄國共建通往遠東的輸油管道，以及其他此類的事情，那麼中國在解決了能源問題的同時，並不會對國際秩序帶來革命性挑戰。所以，中國崛起帶來同別國的衝突不是必然的。特別是，既然現今國際秩序是開放的、有彈性的，不能由個別國家控制，那麼它的遊戲規則就得由那些有意願遵守規則的玩家來製定。新成員，如果它遵守規則，就不會被排斥在體系之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例證。所以，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崛起不能為國際秩序所容納。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領導人規劃了戰略步驟，即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提出了“戰略機遇期”這個重要思想。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字面上看，這個“機遇期”非同小可。首先是“戰略性”的，而不是“戰術性”的或其他什麼機遇期。既然是戰略性的，就是涉及全局的、影響長遠發展的。其次是“重要”的，而不是一般的、可有可無的。再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而不是“無所作為”或“小有作為”的。最後是“必須緊緊抓住”的，而不是“可抓可不抓”或“抓而不緊”的。 中國共產黨歷來是革命樂觀主義者，在困難的時候能看到光明，看到成績，以鼓舞士氣。當然，像“文革”時期那樣整天喊“敵人一天天亂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確實有點極端了。自從中國走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之路後，中國共產黨一直善於看到國際國內形勢中有利於自己的一面。在冷戰期間美蘇爭霸正酣，軍備競賽激烈之際，鄧小平就看到，世界和平的力量在上升，並且超過了戰爭的力量，世界大戰能夠推遲甚至避免，和平與發展是世界面臨的兩大課題，中國可以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在蘇聯東歐劇變，西方國家聯合製裁中國的時候，鄧小平卻認為，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有利於中國的因素還很多，中國應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改革開放政策不動搖。但是，像十六大這樣明確提出有一個“戰略機遇期”，恐怕是首次。 很顯然，提出“戰略機遇期”是通過對“全局”進行科學判斷後得出的結論。那麼中國在未來近20年時間內的“戰略機遇”都在哪裡呢？ 首先是國內經濟發展方面。從國際經驗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是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戰略起點。目前，中國就站在這個起點上。從市場需求看，巨大的國內市場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最大戰略優勢。市場容量的大小，市場運行的優劣，對於能否實現經濟長期繁榮具有決定性影響。中國有近13億人口，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多層次、多元化的市場需求正以驚人的速度擴張，不僅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場之一，而且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的投資市場之一。從人力資源看，潛力巨大的人力資本是經濟持續發展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按照新的發展理論，影響增長和福利的要素包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本。從1982年到2000年，中國的總人力資本存量已經由28.82億人年提高到63.14億人年，增長了1.19倍，佔世界總人力資本存量的比重也由17.5％提高到25％。本世紀頭2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最高，被撫養人口比重最低，人均受教育年數提高最快，鄉村向城鎮轉移人口最多，這些都有助於增強人力資源優勢。從科技發展看，新科技時代將為中國跨越式發展提供更多的戰略選擇。新科技革命方興未艾，中國具有明顯的後發優勢，為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當前，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等領域正在醞釀新的重大突破。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思路，中國完全可以在若干關鍵科技領域和科技發展前沿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形成新的強勁的經濟增長點，對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必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從經濟結構看，製造業全球大轉移有利於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在經濟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紛紛把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無論從投資環境還是從市場潛力看，中國既有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條件，也有大規模承接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優勢。抓住這一契機，加快信息化進程，用信息化改造製造業，有助於中國擴大經濟規模，調整經濟佈局，優化產業結構。從對外開放看，加入世貿組織為中國拓展了經濟發展的戰略空間。加入世貿組織提供了穩定的對外經濟貿易環境，中國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更廣泛地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更好地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同時，加入世貿組織要求轉變政府職能，遵守國際經貿規則，這可以推動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進一步消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 其次是國際環境方面。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改變，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沒有改變。今後一個時期，國際局勢的基本態勢仍將是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盪，大國之間不大可能發生全面戰爭形式的對抗。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關係是“戰略機遇期”的一個重要支點。由於中美關係對中國的外部環境影響重大，在中國的整個對外戰略中是帶有全局性的一個關鍵環節，所以，中國一直把中美關係看成是中國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如果這個“重中之重”在20內出現大的倒退，甚至逆轉，那麼“戰略機遇期”也就難以為繼。 中美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全球戰略和對華戰略的變化。就目前的態勢來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將繼續貫徹以反恐防擴為首要任務的國家安全戰略，為此要繼續尋求包括中國的在內的世界大國的合作，美國會繼續把中國作為“建設性合作者”，而不是“戰略競爭對手”。 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所展現出來的美國新安全戰略對中國的戰略定位雖然與俄羅斯相比有相當大的區別，但是不再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而是提出“美國尋求與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美國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出現。”而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在2001年9月30日公佈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中國仍被不點名地視為可能出現的“一個擁有豐富資源的軍事對手。”而新安全戰略則認為，美中在經貿、反恐、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重建阿富汗等方面能夠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新安全戰略還強調，目前美中的年貿易額已超過100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中國目前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必將進一步促進美國公司對中國的出口，並且為美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新安全戰略框架下，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尋求合作，而不是對抗。這種以合作為基調的對華政策，與克林頓時期的“接觸政策”相比，有更多的積極因素。 “接觸政策”的本質是：通過接觸、交往來影響中國，改變中國，或者說是要“演變”、“西化”中國，同時獲取其他方面的利益。而“合作政策”則淡化了“演變”或“西化”中國的色彩，其主要內涵是同中國進行反恐防擴以及經濟和地區安全方面的合作。 從中國的角度講，美國安全戰略的調整為中國改善對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機遇。首先，美國將反恐防擴作為核心任務，從而暫停了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進程，這就減輕了中國的戰略壓力。其次，美國在反恐防擴上積極尋求中國的合作，從而使中美關係發展又增加了一塊基石，而且這塊基石有可能保持相當長一段時間。第三，美國將維護國內安全放在安全戰略的突出位置上，從而相應降低了推進民主和人權的地位，這有利於緩和中美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的分歧，減少磨擦。第四，美國的對華“合作政策”有助於抑制“台獨”勢力的發展。美國的對台政策是與對華政策掛鉤的，布什政府要尋求中國的合作，就必須在發展對台關係上有所節制，這無疑不利於“台獨”，從而為維護台海地區局勢的穩定創造了條件。而台海局勢的穩定又有助於減少“台獨”勢力干擾、破壞中美關係的機會。 當然，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隻是階段性的。待反恐防擴任務完成或告一段落後，美國可能還會撿起“9·11”之前的國家安全戰略，到那時，美國的對華戰略和政策將會有實質性的改變，也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只能是一個時段，而不會是無限期或長期的。此外，現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消極方面，如“先發製人”的軍事戰略、更加明顯的贖武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借反恐之機加緊軍事擴張特別是在中國周邊的軍事擴張等，也對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一定的挑戰。如何化解這些消極因素的影響，充分利用機遇期發展中美關係，使之上一個新的台階，對“戰略機遇期”之內以及之後中美關係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良好的中美關係本身是製約美國對華戰略向“敵化”中國方向滑動的重要因素。 總之，中美關係是“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支點，而“戰略機遇期”又為發展中美關係創造了極好的機遇；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又會為“戰略機遇期”之內和之後中國外部環境的營造和新的“戰略機遇期”的形成創造條件。 問：您認為戰略機遇期之後中，中美關係能否繼續穩定發展？ 答：我想我們可能希望那樣。但是我傾向於現實主義地看這個問題。我不是夢想家。我們需要清楚，在美中之間存在著很多嚴重分歧。所以，我們有機會並且應當利用這個機會改善我們的關係，但是我們不應該有不切實際的希望。我們不能忽視在我們兩國間的一些重要分歧仍然存在。我記得僅僅三、四年前，1999年，一位很著名的中國學者批評美國的“霸權夢”。也是這一年，中國的《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將美國比成希特勒德國。將美國比作希特勒德國是極其無禮的，是相當冒犯的。那是不久前的事情。當然，這之後世界發生了許多重要事件，比如“9·11”，它極大地改變了美國和中國對世界的看法，以及它們相互的看法。但是，從本質上看，兩國間的很多重要分歧並未改變。我們關係中的基本問題沒有改變。你知道，在美中關係歷史上，特別是在過去的六、七十年間，美國和中國曾經非常友好，當存在被雙方都認定為敵人的第三者時，美中有很強壯的關係，比如在30和40年代，明顯地有日本，在70和80年代，我們將蘇聯認定為共同面對的問題。目前，我們雙方都指向恐怖主義。也許還有其他跨國威脅作為共同的敵人。所以目前，我能夠互相看成是潛在的伙伴。可是，當我們沒有一個清楚的可認定的共同敵人時，我們就遇到麻煩。 50年代，我們有一場嚴重的流血戰爭。 60年代，中國捲入了越南戰爭，支持越南。蘇聯在90年代早期瓦解後，兩國關係不好，在90年代有一個困難時期。所以，歷史提醒我們，我們有一個機會，但卻是脆弱的機會。歷史向我們表明，如果我們不小心，美國與中國很快就會爭鬥起來。所以，對美中關係的未來，我只是謹慎地樂觀。在到來的機遇期間，我們真的需要努力工作，讓它遠離那些繼續存在的嚴重問題。 在世界歷史上，因一些國家崛起而衝擊現行的國際秩序和格局，進而引發國家間的衝突和戰爭，似乎已成了一種規律。然而，這種規律不能適用於當今世界，其根本原因在於時代不同了，當今世界處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求和平、謀發展是世界潮流。中華民族因順應世界潮流，才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中華民族也只有繼續順應世界潮流，才能真正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 縱觀世界歷史，崛起的國家在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係上，有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之前。那時世界有許多所謂無主的土地，一些古老的國家尚處在前現代階段。崛起的強國主要是向這些無主土地和落後國家擴張，通過發動一系列殖民戰爭來擴展本國的利益。第二階段從20世紀初到二戰結束。正如列寧所分析的那樣，到了20世紀初，“最大資本主義列強已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新崛起的強國如果向外擴張，就意味著要從原有強國手中奪取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如此，必然會引起原有強國的抵制。這是兩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根源所在。第三階段是二戰結束至今。一些國家通過和平競爭而實現崛起。 兩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各國帶來了深刻的教訓。飽受戰爭之苦的世界人民都渴望世界和平，痛恨戰爭。求和平成為世界人民的普遍願望，也成為世界多數國家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標之一。和平逐漸成為一大時代主題。與此同時，世界主要國家都認識到了戰爭的危害，特別是在核時代，世界大戰就意味著核大戰，而核大戰就意味著世界的毀滅，因此，世界大國必須進行合作，阻止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聯合國的誕生，法德實現和解，西歐開始一體化進程，都與求和平有著密切聯繫。在阻止新的世界大戰爆發上，世界各國擁有共同的利益，也都負有一份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新崛起的國家已經不再可能通過向外進行軍事擴張來擴展自己的利益。 新崛起的國家要想獲取進一步發展的條件和資源，唯一的方法就是同各國進行經濟合作，在合作中互惠互利，取長補短，共同發展，實現雙贏。戰後的西歐、日本及其他新興現代化國家走得就是這條道路。中國改革開放20年，走得也是這條道路。今後中國要想繼續發展，也只能繼續走這條路。這既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國的利益。正如江澤民所指出的：“中國致力於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合作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順應時代要求，從中國和本地區各國人民長遠利益出發做出的必然選擇。”他雖然講的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但也完全適合於同世界所有國家的合作。 中華民族崛起之路所面對另一個大趨勢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地理等多個層面，正如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所說的，“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的是一種文化與政治的全球化過程”。不過，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所以全球化通常就是指經濟全球化。對經濟全球化概念，目前學術界雖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對其精神實質是有共識的。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經濟發展的這樣一種趨勢，即隨著世界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跨國公司的蓬勃發展，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和國際金融市場的急劇膨脹，整個世界正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各個地區、國家和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全球化進程應該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算起。地理大發現不僅證明地球是個“球體”，即它本來的樣子，而且使“世界不同地域、不同膚色的人們第一次明確無誤地認識到，自己同那些與本族不同的人群是居住在同一個圓球上。從此，人類間的交往和心態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異國他鄉亦是地球的一部分，此地彼地是不可割裂脫開的；凡地球人皆有理由相識溝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更為重要的是，地理大發現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使得世界市場開始形成，而國際貿易又直接促進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從此，人類社會步入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的時代。 此後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經歷了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期間經歷了兩次科學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第二個高潮始於20世紀70年代，目前仍在進行中。 從第一個高潮結束到第二個高潮出現，有三個循環現象。 第一個循環是在經濟層面上，世界市場由統一到分裂又到統一（統一——分裂——統一）。到19世紀中葉，世界市場已經形成。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論述的：“資本主義，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消失了。……過去那種地方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到19世紀末20世紀，隨著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展開，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了壟斷階段，隨著殖民地被瓜分完畢，資本主義勢力滲透到了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世界市場已經包容了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與世界市場形成相伴隨，“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70年代末，是全球化進程的低潮，全球化進程嚴重受阻。兩次世界大戰和30年代大危機都是這種低潮的表現，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使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從市場的角度看，世界被一分為二，出現了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一方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另一方是蘇聯、經互會的計劃經濟，雙方基本是互相獨立的；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看，直到70年代之前，世界的科技水平與生產能力並不比20世紀初高出多少。 始於7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使全球化進入一個新的高潮。這次經濟全球化高潮主要有如下幾方面表現，並且各個方面互相促進、影響。第一，世界貿易迅速增長，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自80年代以來，跨越國界的國際貿易幾乎成倍增長，在世界生產總額中所佔的比例在1993年為17％，而1950年只佔7％，1973年佔12％。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長魯杰羅說過：“在過去6年裡，世界貿易增長率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3倍，經濟全球化是被貿易發展推著走的一列高速火車。”第二，跨國公司迅猛發展，實力越來越大，並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因素。據統計，到1994年，世界已有4萬家跨國公司，其中25萬家子公司滲透到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幾乎所有的經濟領域和部門。它們控制著40％的世界生產和60％的世界貿易。這些跨國公司進行跨越國界和地區界限的生產和經營，實施全球範圍內最佳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組合，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產品很難說是哪一個國家生產的，而只能說是“某某公司生產”。 “國際性產品”日益增多。第三，資本金融市場急劇膨脹，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據統計，1993年全球流動的私人資本達3萬億美元，是1990年的3倍。全球外匯市場平均日交易額從1989年的6200億美元擴大到1997年的1.5萬億美元。全球外匯市場的資金以極快的速度運動著，這一方面有助於世界範圍內優化資本配置，促進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國際金融風險增大。 在這次全球化大潮中，適者生存。以蘇聯爲代表的計劃經濟體係由於不能適應全球化浪潮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新科技革命浪潮的需要，結果在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競爭中敗下陣來。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失敗的真正罪魁禍首是全球化。以蘇聯東歐劇變為標誌，冷戰結束，世界市場又歸統一，雖然中國等國家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但也都在融入統一的世界市場，而不是游離於其外，更不是自成一體。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看，在第二次全球化高潮中，世界的科技水平和生產能力有了質的飛躍。 第二個循環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由自由主義占主導地位到多種意識形態並立，又到自由主義占主導（自由主義——多種意識形態——自由主義）。 1848年革命後，資本主義在歐洲和北美完全佔居統治地位，與之相應，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也在歐美佔居統治地位，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又傳播到其它地區。原來代表封建主義殘餘的意識形態如英國的保守主義逐漸革心換面，吸納了自由主義的要素，向自由主義靠攏。雖然社會主義思潮已經在歐洲興起，但還不足以挑戰自由主義的地位。到了20世紀，自由主義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主要來自於科學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到實踐，曾一度成為十幾個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曾猖獗一時，掃蕩了大半個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在二戰後曾一度相當發達，成為西歐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一。然而經過近百年的較量，還是自由主義獨領風騷。法西斯主義隨著反西斯戰爭的結束而衰亡，現在仍處在如過街老鼠的境地；民主社會主義已經脫胎換骨，不僅實現了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轉變，而且還舉起了“第三條道路”的大旗，向自由主義靠攏；科學社會主義處於明顯的低潮。難怪弗朗西斯·福山放言“歷史的終結”。在福山看來，蘇聯東歐的劇變不只是冷戰的結束，也是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經戰勝包括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內的各種極權主義，已經成為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也是最後的形式；自由民主是人類進步的大方向，“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 第三個循環是政治格局層面上，由英國霸權到多強並立到兩極爭霸再到美國霸權（霸權——多強和兩極——霸權）。直到本世紀初，英國的霸權地位還是非常穩固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種局面，英、德、美、蘇、日幾強並立，英國霸權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美蘇爭霸的局面，美國霸權只是在西方世界能夠成立。冷戰結束，美國獨霸世界的局面才真正出現，雖然存在著多強制衡，但多強中的任何一強都無力也不願挑戰美國的霸權，這與20世紀前的情形非常相似，雖然有德、法、俄、美等強國，但都構不成對英國霸權的挑戰。 以上三個循環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實際上是一個過程的三個層面，這個過程就是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基礎，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就是自由主義，而霸權國家則是全球化進程中居最優勢地位的國家。非常有趣的是，兩個霸權國家都是英語國家，都是基督教新教佔優勢地位的國家，都是自由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家，都是自由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 全球化的這種發展態勢決定，發達國家，特別是霸權國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但是，全球化也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快速發展提供了機遇。對於處在全球化進程非核心地帶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融入全球化大潮中去，充分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機遇，實現快速發展。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只有融入全球化大潮，同全球化的要求相適應而不是相脫離，才能夠實現崛起，才能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固步自封、閉關鎖國，游離於全球化大潮之外，只能是喪失發展機遇，進而拉大同發達國家的距離，最後重新淪落到落後挨打的境地，甚至被開除球籍。要想融入全球化大潮中去，中國必須走和平發展和崛起道路，長期堅持和平外交政策，捨此別無它途。如果走向外進行軍事擴張之路，必然會遭到處於全球化進程核心地帶國家的抵制。這些國家從自己的根本利益出發，會阻止、干擾中國融入全球化，使中國不能享受全球化所帶來的發展機遇。全球化將是一個長期的進程，這就決定中國必須長期堅持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的方式實現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