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家庭為“宗教”的中國，中產階層不僅是先進文明的推動者，也是底層社會的救濟者，中產階層不斷救濟以血緣為紐帶的底層社會，同時卻發現自己不得不同富人在一個起跑線上向政府繳納更多的稅賦，放棄其他方面的生活權利，比如高房價帶來的衝擊讓他們買不起房又享受不到廉租房，為解決居住問題，不得不放逐，變成了所謂的“夾心層”。
“被拋棄的中產階層”來自於薩科奇的《見證》一書：1975年以來，法國政府犯了決策失誤：中止了對中產階層的社會政策，其結果，進入21世紀，中產階層的絕望已經趕上了貧困者，遇到了諸如就業安全、購買力、進行高級培訓、職業融入和子女生活安排等一系列問題。其背後的真正危險是，當中產階層停滯不前，整個國家將進入凍結和僵化之中。
中國政府開始認真建立低收入階層的住宅保障體系，值得欣慰！
但是誰來關注承擔社會穩定、文化創造的中產階層呢？
中國的“中產階級”是經濟快速轉型期湧現出來的一個新興階層，不宜像外國那樣簡單地用年收入概括，它與我國的投資熱、股票市場、房地產、新的消費方式等密不可分，同時又是中國民生問題的隱性癥結所在。
從恩格爾係數來看，國際慣例是，在60％~50％之間屬於溫飽；50％~40％就是小康；40％~30％屬於比較寬裕的小康；30％~20％屬於富裕。
按照這個說法，中產階層的生活是在實現小康以後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的狀態。
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公佈的《中國企業家成長與發展十年報告》中關於企業家的生存狀態調查恰好說明了這一點。這個自1993年啟動的龐大調查系統，每年都會對國有企業、私營企業、股份公司、外商以及港澳台投資等企業的法人代表進行一次抽樣調查，平均人數3000名，因而在全國具有代表性。一直在參與調查的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秘書長李蘭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企業家在10年之間遇到的心理問題與健康問題越來越突出，我們應該更加關注他們的生活狀態”。
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中產階級”，更加擔負起承上啟下的作用：承接頂尖階層的輻射，擔負中產階級的發展壯大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發展壯大。因此，能夠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的企業，將是未來最有前途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