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3年到深圳的時候，每天全力以赴投入到創業中去，恨不得春節那一天都在工作。但是，這個狀態到了1997年應該是一個轉折，尤其是到1999年，我辭去總經理職務，之後時間分配就不一樣了。
我在万科也是扮演這樣權威的角色，但我希望建立現代的企業製度，如果還在親力親為管理企業，這個過程和我的訴求是衝突的。所以我就把總經理職務辭去了，而且光放出去還不行，慈禧太后不是皇帝，但是垂簾聽政。所以，我不但要辭去這個職務，還要疏遠，因為万科成功的標誌不在於王石存在與否。
中國企業的文化，最基礎的一種是家族式、權威式的，換句話說就是專制，需要領袖人物帶著大家往前走。這個領袖是家長式的，不但要有權威、粗暴的一面，還要關愛下屬，這是中國的傳統。但是，這和現代企業顯然是衝突、矛盾的。現代企業需要的是法律、契約講明大家的關係，講的是以利己為前提的合作，講的是法治秩序。
企業家要和公司保持足夠的距離，不能用家長的心態去對待公司。讓公司能夠有序地自動發展，才是企業家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