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注重關係、人情、面子有積極的一面，即對不合理制度的突破，對不理性管理的變通，對市場中僵化管理模式的反叛。但在這個過程中，經常會有人把人際關係變成一種權力尋租的關係，通過運用人情面子去運作權力，去謀取本來不該得到的利益，用權力去尋求利潤。西方經濟學上把這種現象叫做權力尋租。按照目前通俗的說法，就是把人際關係變成行賄、腐蝕、拉攏的關係，以此獲取權力對自己的特別關照，然後使自己企業的利益不斷放大。我一直在研究這種現象，這種關係在第一次交易時往往有利潤回報，但如果從多次博弈和長期來看，撇開道德和輿論以及未來法律的風險，單從財務上看，這種腐蝕、行賄，往往成本大於收入，得不償失。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在貴州有一家上市公司，一度占到全省房地產市場份額的30%。有一個老闆想收購這家公司，也談好了價錢，但將成交時他還想再壓低收購價，於是聯繫到了省委書記的兒媳婦。兒媳婦就把公公請出來吃飯，席間說服她公公把體改委、國資委的人叫來，要他們都支持這個收購。此人給了這兒媳婦500萬，請她幫助運作，最後使得他收購時少花了3000萬。從這輪看這個人是賺錢了，之後這家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場上很活躍，呼風喚雨。後來省委書記的老婆因為受賄被槍斃，然後又查出兒媳婦的事情，結果整個案子浮出水面。這麼一個佔30%市場份額的好公司，省掉的3000萬其實很容易從正規渠道賺回來，但收購它的老闆習慣佔便宜，用500萬最後葬送了整個公司，自己也進了監獄。如果當時多給3000萬，把時間拉到今天，賺錢就賺多了，人也會很風光。
為什麼多次博弈實際上得不償失呢？道理非常簡單。我們還以這個例子來看，這個省委書記的兒媳一下有了500萬，她會幹什麼？她會買好車，買豪宅，她會戴很好的珠寶，因為像她這樣的狀態，嫁入所謂權貴之家，一定很虛榮。另外她不僅幫了這一家，還一定會在別的地方有同樣的行為，幫別人辦更多的事情，涉入更多的是非。如果一個省委書記的兒媳婦變成這樣，在省委機關里一定會有人議論，這樣她和鄰居的關係、和周圍的關係就會不平衡，別人就會說她。群眾的眼睛又總是雪亮的，她就面臨不斷的質疑，上級領導也要來關心和調查。如果有人寫信舉報，你就得想辦法擺平。誰給你擺平？怎麼擺平？你無非再拿錢去搞定，除了她自己已經拿的那500萬，當有人查她的時候，你會很緊張，怕被牽連，於是可能拿300萬搞平這個事情；過一段又有中紀委來查，她又緊張，你再掏幾百萬去搞定那個人。由於送了第一個500萬，後面為了掩蓋這事兒就得不停地去花錢腐蝕辦案人員、查案人員，堵住別人的口，這事兒博弈下去便沒完沒了。
顯然，在這種官場權力關係中，因為你拿了不當財產，你的表現會令你跟同事、跟機構內部關係緊張，於是危機遲早要爆發。當你沒調走的時候，這件事就總有人議論；當你離開的時候產生馬桶效應——抬屁股臭，因為坐的時候不把馬桶裡的穢物沖掉，抬屁股以後就臭了。於是有人來撩這個屁股，這時需要不斷借助人際關係的鏈條把這個臭味掩蓋住，哪一天蓋不住了，這個鍊子就斷了，於是前功盡棄。你在體制外做一個商人，想用錢去協調體制內這麼多人際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玩下去得到的回報一定是得不償失。假定省委書記沒出事，為了掩蓋500萬的事，吃喝、搞定、請人，費的精力還不說，沒準比當時3000萬花得更多，還擔驚受怕。
最典型的故事是王懷忠（被槍斃的原安徽省副省長），他本來受賄40萬，聽說中紀委查他，很緊張，於是他的情婦幫他出主意說到北京來擺平這事兒。隨後她到北京來找到了幾個人，這些人說他們可以找中紀委某某領導來把這事擺平，但得要300萬。於是，王懷忠找當地房地產公司老闆索要了300萬，200萬給了北京辦事的人，其他的錢讓他情婦在北京幫助打理。人家後來給他看了一個文件，上面有某某領導的批示，她一看很高興，認為這事就了了。其實這時候中紀委還在安徽沒走，可是她回去跟王懷忠說已經沒事兒了，結果王懷忠更加大膽，在當地繼續折騰，最後兩人都被抓了。最大的笑話是，收她錢辦事的人是江湖騙子，編造了中紀委文件和假批示。所以腐蝕幹部的財務模型，有可能中間損耗更多，甚至遇到騙子。當民營企業陷入這種關係模型時，一定會付出更多代價。
反過來，王石講他決不行賄。王石拿地的時候，從不搞任何私下的交易，這樣看起來地價好像有點兒貴，但是他在市場上找回來了，而且他因此省出了大量時間去登山，永遠不用操心要搞定這個搞定那個之類亂七八糟的事情。他的經營成本雖然相對比較高，但市場一直在往上走，他對中國經濟發展成長有信心，他賭贏了大勢，贏得了尊嚴，贏得了時間，公司管理也規範了。到目前為止，万科能一路高速增長，王石能有更多時間來關注公益，關注自身發展，關注全社會企業界的走向以及行業建設，靠的是什麼？其實簡單啊，就是不腐蝕、不行賄、不占公家便宜。所以，我覺得民營企業應當客觀地看待在人際關係中花出去的錢能辦多少事情，算對成本和收入的賬單，這一點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