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熊光楷出任總參謀長助理，1996年1月任副總參謀長，2000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熊光楷雖然官居要職，身份神秘，但為人隨和，比較平民化。香港記者曾為他發表過一個特寫：
2003年3月兩會期間，國家安全部部長許永躍與其他部門的6位部長在大會堂休息廳留影，當記者們圍上採訪，許永躍警惕性很高：“我是列席人員，沒什麼可說的！”接著記者們又問起了接班問題，部長們齊聲說：“好不容易休息，給我們一個寬鬆的休息環境吧！”這時，大會堂北門出現了一位衣著普通的列席人員，但他走到哪裡都有警衛人員向他敬禮，原來他正是大名鼎鼎的國家軍事情報最高負責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他與許部長一樣，態度親切隨和，不介意記者拍照，只微笑揮揮手說：“我是列席代表，不方便講話。”
說起身份，熊光楷最喜歡他的身份是教授，因為他是國防大學和解放軍南京國際關係學院的兼職教授。他似乎很偏愛這樣的身份。他在解釋自己身份的時候，常會拿美國國務卿鮑威爾來做比照。鮑威爾在出任國務卿之前曾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四星上將。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主編朱克曼知道熊光楷與鮑威爾在出任國務卿前身份的某種對應關係，便送給熊光楷一本鮑威爾寫的自傳《我的美國之路》，朱克曼在上面寫了這樣一段話，“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將軍，但是他的內心深處是一位政治家；他願意把這本書也送給一位將軍，他的內心深處卻是一位教授”。
熊光楷說，朱克曼的話說到他心窩裡去了。
儘管熊光楷更喜歡自己的教授身份，但外界還是把他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軍事謀略家。且不說他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這樣一個高層謀略家的身份，就是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會長的職銜也完全是謀略家的角色。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成立於1979年，外界稱它是“中國軍方智庫”，其成員由眾多老外交家和退役將軍組成。大概是因為學會成員大多是中國軍官，又是熊光楷全權掌控的緣故，國外一直懷疑它是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一個機構。西方社會學家A·杜克·班納特在他的《中國外交政策的製定：結構與步驟》一書中說：“北京國際戰略學會目前的主要職責就是發展與那些研究外國戰略與國家安全問題的專家的聯繫。”
其實，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是中國研究國際戰略問題的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20多年來為中國的國家安全、經濟建設以及社會穩定等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成為重要的決策諮詢機構，同時還是中國外交、軍事領域進行國際交流的重要窗口，現已同世界上50多個國家的百餘個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建立了學術交流關係，有很多外國政治家、軍事家和軍事科研人員訪問該會。 2001年4月17日，應唐家璇外長邀請來華訪問的巴基斯坦外長薩塔爾來到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發表了演講；2002年2月27日，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應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的邀請，在北京舉行了題為“試論新時期日中關係的重要性”的演講；同年4月，俄羅斯前總理普里馬科夫應學會之邀訪華，就“9·11”事件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反恐鬥爭等問題與熊光楷等進行座談。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每年都舉行一屆年會，總結全年的工作，提出研究議題。 2002年12月24日在北京舉行的年會上，有100多名長期工作在外交戰線與軍隊的老外交家、老將軍及國際戰略、經濟、科技問題專家、學者出席。熊光楷會長容光煥發，以他獨特的思維，多角度地分析了當前的國際形勢，並從“正確認識戰略機遇與憂患意識的關係”“正確認識反恐與反霸的關係”和“正確認識經濟全球化與發展模式多樣化的關係”等3個方面論述瞭如何用“十六大”精神加深對當前國際形勢的認識，受到了與會者的高度讚揚。
作為中國軍隊的高層官員，一個謀略家，熊光楷在主持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的同時，更多地以解放軍副總長的身份在國際舞台上頻頻亮相。
2000年1月22日，熊光楷赴美進行中美兩國國防部第3次防務磋商，使自1999年因駐南使館被炸而中斷的中美兩國定期軍事磋商得以恢復。中美第3次到第5次防務磋商都是熊光楷親自率隊。他還多次率團赴澳大利亞參加中澳防務磋商。 2002年5月22日熊光楷訪問英國，與英軍副參謀長巴格爾空軍上將舉行了中英兩國首次防務磋商，並在會晤了英國國防大臣胡恩和英國陸軍參謀長沃克後，在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作了題為《中國的新安全觀和國防政策》的演講。
熊光楷既是謀略家，也是教授，他在大學的許多演講理性而生動，好評如潮。他喜歡吟詩唱歌，充滿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