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江澤民與朱鎔基的新政策

江澤民的政治生涯始於上海。新中國成立前，上海一直是中國的商業中心，中國和西方商業利益的交匯地。 20世紀80年代，上海開始出現發展機會。作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在上海作為一座新型工業城市的複興和浦東新區的誕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經濟現代化的支持和對共產黨的忠誠是他能夠在20世紀90年代初成為鄧小平接班人的重要原因。 對於上海的複興，江澤民有很大的功勞，比他稍微年輕的朱鎔基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許多方面，朱鎔基的政治生涯與鄧小平相似，他們都經歷過起伏。朱鎔基在工作中顯示出了超乎尋常的勇氣、創造力和遠見。外國外交官們都驚異於他的聰明才乾和超強的記憶力。他不能容忍腐敗無能，他的努力使這種痼疾在中國得以緩解。江澤民成為鄧小平的接班人之後，朱鎔基也很快被調到了北京，在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期間為推進改革發揮了突出作用，後來他擔任了國務院總理。

在江澤民和朱鎔基的領導下，中國政府不僅是改革的擁護者，還成了改革的驅動者。江澤民和朱鎔基都強烈支持擴大“區域性試驗”。儘管在新體制建立起來之前，舊體制不會迅速消除，但20世紀90年代，過去只有少數經濟特區才能享有的優惠政策被更為積極地擴展到了中國更為廣闊的地區。隨著私營企業數量的增加，在鄧小平時代就已經受到挑戰的國有企業舊體制開始發生變化。 其中最為顯著的變化可能就是20世紀90年代末，國有企業開始出現職工下崗現象，一些銀行也有權要求國有企業償還貸款並針對不還款的行為採取懲罰性措施，原來對私營企業規模和範圍的很多限制都消除了。許多工人下崗，這讓已經習慣了捧“鐵飯碗”的人深感震驚。 “鐵飯碗”能給他們帶來一生的保障，雖然這種保障並不是很好，但有總比沒有好。甚至一些國有企業的倒閉在20世紀80年代簡直是難以想像的，因為在過去幾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國有企業是不可能倒閉的。

國有企業的舊體制已經成了未來經濟發展的阻礙。不論產量如何，這些國有企業都消耗著資金；不論員工是否有能力勝任，他們都能夠留在國有企業當中；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生產的產品質量一般，服務水平也一般。當然，也有一些國有企業是例外。改革就是要讓有較高生產效率的國有企業繼續存活並發展壯大，讓生產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退出歷史舞台。下崗人數的急劇上升令人感到震驚，但這同時也是一種機遇，一些工人有能力也願意到充滿活力的私營企業中尋找就業機會。這常常會導致人員的流動，隨著昔日嚴格限制的取消，每年都有數千萬人往來於中國各地。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數千家老的工廠和企業關門停業了，它們留下的真空需要填補，並且確實得到了填補。數百萬工人不得不去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儘管很多人缺乏重新就業的能力，還是有很多人實現了再就業。人們離開老工業區和農村地區外出就業，這不僅意味著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且這本身就是“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90年的25%上升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的近40%，這意味著多達2億人口的遷徙。城市化也改變了人們對於私有財產的態度。很多人最初到一個新城市打工的時候都是住在老闆提供的宿舍或單元房裡。而隨著上海、廣東、深圳和北京等地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人們的觀念和國家的法律都發生了顯著變化。人們強烈要求擁有屬於自己的住房，政府也允許個人購買私有住房。國有企業不僅開始有員工下崗，而且也獲准廉價出售包括住房在內的企業資產，市場對於這些資產有著迫切的購買需求。後來，城市住房市場成為金融投機的一個主要領域。

城市化對於中國在過去20年裡發展的重要性，是怎麼強調都不為過的。在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初的美國，城市化是工業化和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情況也是如此。人口數量的迅速增長使得城市不得不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新建道路、供水及污水處理系統、公共交通設施、建築物、橋樑隧道以及發電站和電網。此後，還要進行包括購物中心、學校和住房等在內的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最初，城市化的發展在中國上海和南部沿海地區體現得最為明顯。而到20世紀90年代末，這一趨勢已經擴展到了其他沿海地區和內陸城市，例如無錫、成都和重慶。 國有企業並沒有在改革中消失。由四大銀行主導的銀行系統，以及鋼鐵、煤炭、石油、天然氣、電力公司、固定電話和移動通信公司、大量醫療單位仍然是國有性質。不過，這些國有企業的管理者開始越來越多地對企業的生產負責，他們在改善企業運營方面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權，企業的效益將決定他們所受到的獎懲。腐敗現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是關注的重點放錯了位置——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變化要比那些沒有變化的東西更重要。不管短期經濟可行性如何，有一些項目確實是需要建設的。例如，連接新城市和港口的道路。在實際的交通需求體現出來之前，這樣的道路必須先修好。一條道路的修建可能是一種浪費。然而，數千條道路的修建將使中國擁有現代化的交通基礎設施，這有利於中國更快地發展。

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成立。國內股票市場的創立是中國的又一發展。最初上市的企業全部是國有企業，從股票購買中獲益的主要是企業而不是股東。股市是政府向經營不善的企業注資的一種途徑，一旦完成股票首次公開發行，後面的交易就很難再引起投資者的興趣了。當時，中國股市不允許外國資本投資，來自中國香港的投資也不行，因此，股市中缺乏流動資金。一些規模較大的知名國有企業可以在香港上市，這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了第一次“參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機會。然而，當時的大部分交易都是投機交易，這些產權投資市場在10多年後才成為中國轉型與崛起中的重要部分。 在極為複雜的改革進程中，江澤民和朱鎔基悄然作出了一項根本性的決策。 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他們不僅將鄧小平開創的事業繼續向前推進，還使其獲得了新的發展。鄧小平的工作重點是向世界敞開中國的大門，是改革國內的生產方式，這從總體上加強了中國同世界的聯繫。但20世紀90年代初，這些聯繫還只是整個國家經濟活動的一小部分。江澤民和朱鎔基明白一點，或者說至少他們的行動表明他們明白一點，那就是下一步要讓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當中。他們打算做的並不只是開放一些地區並允許外國資本和企業參與到中國經濟當中，而是要讓中國全面參與到全球經濟當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種途徑，因為世界貿易組織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驅動者。

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鄧小平在任時，中國就正式提出了恢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正式締約國地位的申請。朱鎔基在任時，又將這一進程向前推進了。僅僅改革官僚體制、改變國有企業文化和推動城市化進程是不夠的。朱鎔基指出，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如果不進行重組就無法再繼續向前發展。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並沒有直接管理經濟，而是採取相應措施推動經濟朝著市場經濟前進。中國的市場經濟成功與否並不僅僅是由中國自己的判斷標準決定的，還由中國吸引全球資本的能力和生產出在全球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產品的能力決定的。 同時，江澤民和朱鎔基也對改革過多過快的風險保持著高度警惕。他們和全世界一起目睹了蘇聯經濟改革的進程。蘇聯解體讓他們感到震驚，後來俄羅斯的狀況更讓他們擔憂。 20世紀90年代初，由於經濟混亂、生產力迅速下降，俄羅斯領導人不得不聽命於美國，聽命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金融機構。這導致了俄羅斯的經濟在突然之間向世界（特別是向外國資本）開放。但是，俄羅斯的經濟承受不住外國資本的大量湧入，或者說俄羅斯在經濟上不能迅速作出改變以具備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中國領導人從俄羅斯的經歷中學到了很多經驗、吸取了很多教訓：要改革，但要以可控的方式改革；要變化，但要安排好自己的節奏；要全球化，但要分階段；要吸引外資，但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條件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