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中國從公元1年以來2000多年的歷史變遷，關鍵是看視角的寬度。按費正清20年為一段來劃分歷史的方法，應至少用100本書來解讀這段歷史。但黃仁宇以其獨特的大歷史觀，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歷史視角。在一書序言中，他說：“因我之所謂'大歷史'（macro-history）觀，必須有國際性，我很希望以四海為家的精神，增進東方與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見。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個容易犯起是非的題目。首先要解釋明白的則是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遊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體現出來的。我小時候讀書，很受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滿頭腦充滿著傳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才越來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黃仁宇指出中國數千年來發生的問題，都是“缺少數目字上管理”。他對財政狀況很關注，認為中央政權主要靠稅收體係來維持，稅收銳減，政權運作便無法維持。根據黃仁宇的分析，由東漢開始中央對地方政權失去控制，主要原因是依靠地方來執行的中央稅收基礎受到破壞，至唐朝才重新建立，其後又沒有有效稅制的建立，結果在每次對抗突發事件時，由於財政困難，總是敗多贏少。黃仁宇從稅收角度看問題是有道理的。但財政支出也很重要，一個中央政權往往在開始時期能控制花費，到了後期就控制不住了。與稅收減少效果一樣，財政花費增加同樣會侵蝕國家財政盈餘，一旦發生內憂外患，就會拿不出錢來應對。
例如，明朝萬曆末年，明王朝開始認真對待關外努爾哈赤崛起的嚴重局勢，投入40萬兵力應對努爾哈赤的10萬八旗精兵。這個兵力規模的使用，判斷應是準確的。但是明朝國庫空虛，無力承擔40萬大軍長期作戰的費用。所以，一方面明王朝被迫加徵田賦，即導致全國哀怨的“遼餉”；另一方面關外用兵只能速戰速決，不能打持久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春，主將楊鎬分四路出兵，冒險急進，在薩爾滸戰役中一敗塗地。從此，明朝在關外不得不進入戰略防禦階段。即使崇禎帝不錯殺袁崇煥，吳三桂不投靠清朝，明朝由於自身財政困境也很難應對清朝的崛起。應該說，從秦朝算起到清朝滅亡，中國封建王朝每200～300年更替一次，與財政狀況有直接的關係。
黃仁宇的財政觀與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的觀點如出一轍。肯尼迪在其風靡世界的《大國的興衰》一書中認為，在前工業時代，財政金融體制的確對國家的實力衰長具有重要作用。與漢朝同時代的羅馬帝國經歷了大約兩個半世紀，不斷地東征西討，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但羅馬帝國沒有建立偉大的國家，只有偉大的軍隊，而偉大的軍隊是需要強大的財力作後盾的。肯尼迪認為，隨著羅馬帝國版圖的擴大，軍隊的花費也在增大，加重了財政負擔，在不能發債的情況下，只能增加稅負和大量增發貨幣，這就傷害了納稅人的積極性，導致稅收減少，釀成財政危機和持續的通貨膨脹。
財政危機和持續的通貨膨脹又導致軍隊實力的下降，最終導致龐大的羅馬帝國的灰飛煙滅。公元1年，西漢面臨著與羅馬帝國同樣的財政危機和高通貨膨脹。公元8年到公元23年，試圖挽救經濟危機的“王莽新政”失敗了。早在公元前326年，亞歷山大大帝決心征服世界的最東頭，從西往東，打到印度，並最終征服印度，但他只能望著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而興嘆。由於喜馬拉雅山的阻擋，中國“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漢朝軍隊與紀律嚴明的羅馬帝國軍團沒有遭遇，因此無法知道兩個威名遠振的國家哪個更強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兩個顯赫一時的帝國都敗在自身的財政和經濟危機下，而且是轟然倒地，頃刻間土崩瓦解，令人欷歔不已。
效仿黃仁宇先生，我在這裡倡導經濟大歷史觀。歷史太複雜，同樣的事件，經過歷史學家重新組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於是人們很難形成一個共識。經濟大歷史觀，就是用數字作為理解真實的歷史的現實基礎，從而找到一條清晰客觀的線索，得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結論。例如，人人皆知中國近代窮，但很少有人知道到底有多窮。
我從國富民強的角度來探討經濟大歷史。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導言中有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富國裕民。”亞當·斯密強調的經濟學有兩個基本目的，這同樣適用於經濟大歷史觀，也帶有國際的普遍意義：第一點是長期經濟增長問題，但長期提高人均收入並不容易；第二條是公共財政問題。這個問題容易被人忽視。宏觀經濟的病根往往是財政問題。例如，國家經常會出現財政困難，財政困難可能導致債務危機或高通脹，在固定匯率機制和開放資本賬戶的情況下，貨幣遭受投機性攻擊，被迫貶值，可能導致貨幣危機。
“富國裕民”怎樣量化呢？現代統計學已經有了很好的回答。 GDP是對人有用的增加值的概念，就是一個經濟體創造財富的總和，反映的是國家經濟實力。人均GDP反映的則是國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將一個國家核算期內（通常是一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個國家的常住人口相比進行計算，得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是指每個人創造財富或經濟附加值的量，可以粗略作為勞動生產力的一個指標，也是衡量人均收入最接近的指標。在本書中，人均收入就是人均GDP。
根據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人均收入表明了一個國家平均每位居民所佔有的國內總收入，簡稱人均收入。但人均收入在反映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貌時，並不能顯示一個國家居民收入狀況的所有方面，也存在缺陷。例如，不能表明一個國家的財富總和在居民中的分配狀況，無法反映工作能否為人們提供幸福的感覺，更沒有把經濟活動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比如對大氣中二氧化碳排放導致的溫室效應考慮到，如此等等。儘管如此，人均收入仍是人類迄今為止在統計學上最重要的成果，因與其他社會指標如人均壽命和生活品質有高度相關性，在綜合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的程度上是無可替代的。就像考試制度有很多缺陷，但是古今中外都很難找到一個替代方式。
應該先說明一下，歷來探討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的角度經常是經濟總量的變化，但經濟總量容易對內使人產生“未富先傲”的怪圈，對外陷入“中國威脅論”的陷阱。國際上“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的說法不絕於耳，似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已成定局。雖然從2002年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連續5年9%以上的增長速度，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位次5年內連續赶超法、英、德，躍居第三，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佔世界人口總數的1/5。13億人口是中國考慮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1956年，毛澤東曾深刻地指出人口基數是基本國情，他說，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6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當前，中國13億人每天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穿、住，青少年要受教育，成年人要工作，老年人要安度晚年。吃、穿、住、教育、工作和養老都可歸為經濟問題。另一方面，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給資源帶來巨大承載壓力。一個世人皆知的事實是，中國用佔世界7%的可耕種土地養育了佔世界20%以上的人口。人均GDP能在進行國際比較時容易使人保持清醒的頭腦。一旦除以人口總量，中國人均GDP仍然排在靠後位次，說明中國人均創造的有價值的社會財富和可能用來分配的社會財富還遠遠不如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中國人未富先老，未來財政負擔加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人均GDP是從普通百姓的視角來衡量社會福利程度，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理念。沒有每個人的富足，就沒有家庭的富裕，就沒有國家的強盛。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給每個人創造和擁有的財富多了，家庭擁有的財富自然多了，國家稅收也會隨之增加，這就有更多的餘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我的經濟大歷史觀是在二維世界中評價過去和預測未來。第一個維度是時間。在時間的坐標下，我們回到過去，從公元2009年一直上溯到有人均GDP數據的公元1年；我們前瞻未來，從2009年到2049年，預測從共和國甲子之年到百年華誕的未來40年。也就是說，時間跨度是從公元1年到公元2049年的2000餘年。第二個維度是人均收入（人均GDP），這是一條可以貫穿中國2000年的線索，貫穿著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變化。缺乏量化指標就難以有客觀比較，容易陷入紛繁複雜的歷史細節而迷失方向。在由時間和人均收入組成的二維世界中，我們的祖祖輩輩享受的生活水平比我們今天差多少？我們的子孫後代能比我們生活好多少？在這二維世界中，簡單曲線背後的經濟道理卻很複雜。直到今天，新古典經濟學也沒有能給出一個滿意的回答。在長期人均收入變化的背後因素是什麼？我採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應用經濟學方法，即每個數字背後必有經濟故事，經濟故事必有數字予以支持，並應用新經濟思想，對中國從公元1年到2049年經濟增長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盡可能量化本書的經濟分析和預測，用數字逼迫自己限制感性，增加理性成分，克服直覺可能出現的偏差。安格斯·麥迪森在這方面做了開創性的工作，2001年出版的《世界經濟千年史》一書和2008年出版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為本書奠定了數據基礎。 1970年以前的數據，我以安格斯·麥迪森的數據為準，需要注意的是安格斯·麥迪森使用的是國際美元。 1970年以後的數據，我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為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半年發表《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有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人均GDP數據。
同時，經濟大歷史觀必須便於國際比較。世界銀行採用人均國民總收入對各個經濟體的經濟能力進行比較評估，認為國民總收入是度量一國經濟能力與經濟進步的最好的單一指標。根據人均國民總收入，世界銀行將經濟體劃分為低收入、中等收入（細分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國家。不要管你在研究什麼國家，只要看一看這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就知道得八九不離十了，因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與人均收入高度直接相關。我去了世界上不少國家，習慣於以一個經濟工作者的眼光觀察人類的生存狀態，用人均收入橫向比較，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深體驗。我發現，人均收入200美元的國家的老百姓想的是生存；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國家的普通國民想的是“小富則安”的安逸生活；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國家的普通國民想的是休閒生活，即凡勃倫的“有閒階層”；人均收入30000美元的國家已進入加爾布雷思所說的“富裕社會”，居民開始計劃到世界各地度假旅遊了。我在國外的時候，外國人一聽中國要在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困惑了，接著問道，“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什麼意思？可一聽中國要完成恢復人均收入在世界前列的相對水平時，就明白了。
想想中國最近30年來的變化，可謂巨大。 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大部分城市的街道上，廢紙雜物隨處可見。為什麼現在突然沒有了呢？這當然有人們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對城市的管理加強等諸多原因，但根本上是人均收入的提高改變了人們的行為。 1995年我出國時，國外景點中文資料還很少；2005年我回國前，國外景點中文介紹已經很普遍了。說明中國有些地區的人均收入已經高到相當程度，出國旅遊已經成為生活方式的一種了。
經濟大歷史觀還要求縱向比較。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的改進是世界性的。在建國第一個30年，中國人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擺脫了赤貧，基本上達到了溫飽生活。這個進步用人均GDP量化，即為從人均100美元到人均300美元。建國第二個30年，中國13億人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並使2億人擺脫絕對貧困，這不光是中國人的成就，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宏大的創造財富運動，是人類文明的巨大進步。這個進步是從人均300美元到人均3000美元。
經濟發展不能跨越人均收入的發展階段，要穩步前進，“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微小的發展速度差別，在短期不算什麼，但在長期來看，都會產生巨大差別，有“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感覺。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說，“人均勞動生產力增長率，短期什麼都不是，長期就是一切了”。人均收入的增長遵循金融學上所謂的“72法則”，用作估計將投資倍增或減半所需的時間，反映出的是複利的結果。在用此法則計算所需時間時，把與所應用的法則相應的數字，除以預料增長率即可。例如：假設最初人均收入為2000美元，假設人口零增長，年經濟增長率為9%，利用“72法則”，將72除以9（增長率），得8，即需約8年時間，人均收入滾翻至4000美元（兩倍於2000美元）。平均增長速度如果是10%，用“72法則”，意味著人均收入7年翻一番。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