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供給方面，即長期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的永恆主題。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經濟增長是人類社會的基礎，“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喊出了“爭取經濟學獨立地位的第一聲”，在其巨著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貧困是否必然的問題給予經濟學以最大的關心”，他進而論述道，“這種進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對下一問題加以實際的關心：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應有過文明生活的公平機會，不受貧困的痛苦和過度機械的勞動的呆板影響，這真是不可能的嗎？這個問題正被當代的日益熱烈的要求推居前列。這個問題不能完全由經濟學來解答。因為這個答案部分要依靠人類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經濟學家並沒有了解這些事情的特別方法：他也必須像別人一樣地做，盡他所能去推測。但是，這個答案大部分有賴於經濟學範圍之內的事實和推論；給予經濟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關心，也就是這一點。”
但是，當前的經濟學理論無法對人類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對長期經濟增長這個核心問題也沒有一個可信的解釋。經濟學家們一直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診斷和提出建議。可是，當今經濟理論提不出一個一致的解決辦法。例如，美國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非常可怕，許多美國人一直記得大蕭條；日本經濟從1991年以來長期停滯，導致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不再提高，儲蓄利率長期為零，失去了理財的機會；對於大部分東亞國家而言，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並沒有恢復往日的榮光，投資率大幅度下降；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令世界各國處於痛苦之中，失業人口和他們的家庭苦不堪言。這些就把新古典經濟理論難住了。在世界經濟急劇變化的時候，完全提不出終止長期衰退的對策，並且讓傷口持續擴大，對新古典經濟學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創。
單純利用當前經濟學範式解決危機已經很困難了，在經濟學中引入其他學科的眼光或許會對它有所幫助。正如曼庫爾·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一書中所說，“現代經濟學家是過去許多公認的天才思想家的繼承者：亞當·斯密、李嘉圖、穆勒、馬克思、瓦爾拉斯、威克塞爾、馬歇爾和凱恩斯，以及數以百計的出色學者。實際上，由於經濟學界的這些巨人本身也是站在他們前輩的肩膀上前進的，因此今日的經濟學家的地位就猶如站立在人類天才的金字塔之巔。那麼，為什麼這麼多經濟學家都未能預計到1970年及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的新的經濟現象呢？這可能是由於經濟學家們帶上了職業的偏見，使他們只會向前直視，專門看到那些一貫熟知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嫌麻煩，願意轉首環顧一下其他學科領域，則可能會對整個景象得到全然不同的觀點”。奧爾森對20世紀70年代美國新經濟現象的感受與德魯克對管理的感受是一樣的。德魯克在《處於十字路口的經濟學》一文中指出“目前所有的經濟理論，都不能解釋從1975年到1989年這15年中發生的主要經濟事件，也未能預測到這些事件的發生。換句話說，現實已經使這些經濟理論過時了”。生產力革命必然來自現有產業之外，新經濟現像一定是人們不熟悉的，無法演繹推理的，需要想像力的。所以，新經濟現像是“想像力經濟”。
1883年，凱恩斯在英國出生；同年，熊彼特在奧匈帝國出生。兩個經濟學大師生於同一時代是一種榮幸也是一種悲哀。中國古話說得好，“既生瑜，何生亮？”在20世紀，熊彼特還無法超越凱恩斯的政策影響，但是在21世紀，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煥發出持久的魅力。熊彼特所說的創新包括以下5種情況：（1）引進新產品；（2）引用新技術；（3）開闢新市場；（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5）實現企業的新組織。熊彼特認為，由於“創新”有時集聚，產生經濟繁榮，有時稀疏，所以產生經濟蕭條。與凱恩斯一樣，熊彼特一心想闡明一種經濟增長的通論，他說：“我一直在努力構建一個經濟歷時變化的理論模型，或者更確切地說，試圖回答經濟系統如何產生不斷變化的動力問題。”他認為最終創新取決於企業家職能。但是，這個解釋欠說服力。企業家一直存在，很難解釋為什麼企業家在日本長期停滯中無能為力，為什麼企業家在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衰退中風光不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是我在劍橋的一位老師，他一直主張經濟學要探討哲學問題。他在劍橋的一次演講中，提倡經濟行為必須考慮到經濟和道德後果。我當時在台下問了他一個問題，“如果經濟後果是不確定的怎麼辦？”他當時沒有回答，只是說“我會記下你的問題”。後來，我在劍橋經濟係為他舉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慶祝酒會上碰到這位大師，他還記得我的問題，承認這個問題不那麼容易回答。
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所建議的那樣，應從其他學科找到理解新經濟現象的鑰匙。在我2002年出版的《學習經濟》一書中，我把科學哲學引入經濟學，探討建立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框架，發起一場“供給革命”。
希臘哲學家說過，“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經濟發展的河流也持續變化著。馬歇爾在其巨著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經濟狀況是經常地起變化的，每一時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來觀察它自己的問題”。英國劍橋學派領軍人物瓊·羅賓遜夫人認為美國劍橋學派沒有抓住凱恩斯《通論》的中心思想，她指出：“在理論方面，《通論》的主要論點是打破均衡的束縛，並考慮現實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區別。就這個世界和現在說來，過去是不能召回的，未來是不能確知的。”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就像愛因斯坦原始的廣義相對論，通過一個宇宙項，也就是外生的技術進步，就使經濟達到了完美均衡，但事實上經濟生活是不均衡的。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世界裡，經濟可以達到完美的均衡，時間只是分析的技術手段，並沒有被賦予真正的內涵。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只能是特例。
在經濟思想的影響力上，具有超越時間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熊彼特在論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時說，“絕大多數智者的創造或思想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便永久地消失了。這段時間可能只是一頓飯的工夫，最長不超過一代人的時間。但另一些作品卻不是這樣。它們經歷過失落，但它們重新出現了。這就是我們稱之為偉大的東西”。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作了這樣的高度評價：
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方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同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
也是從這個意義上，熊彼特儘管不同意馬克思的觀點，但仍然力推馬克思是經濟思想史上的一位大師級人物。他說：“對於馬克思的體係來說，非難、甚至是完全的否定，並不能給予馬克思的體系致命一擊，而只能有助於揭示出這個體系的力量。”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貢獻是：它在人的問題上擴大了理性所能達到的範圍，把嶄新事物出現的可能性也包括進去”。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於從供給角度解決人類的經濟增長問題的核心論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創立的，其最基本思想是生產力變化是根本的，生產關係需要適應生產力的變化。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經濟發展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同時高度重視科學的作用。黑格爾相信有一個叫“精神”的神秘實體，使人類歷史按照黑格爾的《邏輯學》中所講的辯證法各階段發展下去。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第一次揭示了人類社會的基本形態，指出了生產力作為物質基礎是社會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在馬克思看來，推進力其實是人對物質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產方式，即生產力。馬克思重視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觀點作了最為經典的論述，他寫道：
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
那麼，生產力發展的源泉是什麼呢？如果不能論證生產力發展的源泉，就會最終歸結為黑格爾的“絕對自由”。
科學是社會變革的最主要因素。培根是第一個重視科學的實踐性的哲學家。 1620年，培根總結了他的哲學思想，出版了一書。在書中他響亮地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觀點。他指出，要想控制自然，利用自然，就必須掌握科學知識。他認為真正的哲學必須研究自然，研究科學。
馬克思高度重視科學，把科學置於非常崇高的地位，他把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定名為“科學社會主義”一詞就可以看出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發表的著名演講中說，“他作為科學家就是這樣。但是這在他身上遠不是主要的。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令人驚喜的是，恩格斯把馬克思看做一個科學家。
熊彼特把企業家引入經濟學，馬克思把科學家引入經濟學。企業家的創新精神重要，科學家的創新精神也同樣重要。愛因斯坦是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科學家，1999年美國《時代》周刊將愛因斯坦評選為20世紀風雲人物，可謂當之無愧。他給出的質量和能量互相轉化方程式E=mc2，E是能量，m是物質質量，c是不變的光速。正是這個看似簡單的公式奠定了核能源工業的基礎。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的關係在於馬克思主義使科學脫離了它想像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並且證明科學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是一個極其關鍵的組成部分。它這樣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個科學歷史進程中滲入科學思想的形而上學成分。我們正是靠了馬克思主義才認識到以前沒有人分析過的科學發展的動力，而這種認識也只有靠馬克思主義的實際成就才能體現在為人類造福的科學的組織形式中去”。英國蘇塞克斯科學政策研究所（SPRU）創建人和領導者克里斯·弗里曼與著名長波理論家弗朗西斯科·盧桑合作的《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一書中開始意識到科學的根本性作用，承認馬克思本人對科學的極端重視，他們寫道：“許多歷史學家低估了科學的影響，今天的經濟學家也常常低估科學對現代創新的貢獻。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傾向於誇大技術（比起科學）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雖然李約瑟等學者和馬克思本人並非如此。”
儘管馬克思高度重視科學，但沒有明確指出科學是否是生產力變化的來源，也沒有對生產力的變化規律給出具體模型，由於科學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剛剛起步，更沒有可能總結它的發展規律。我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誕生在19世紀中葉，處於“蒸汽機時代”，在馬克思1883年去世時，“電力時代”還沒開始，而物理學的革命則發生在20世紀，電子計算機1946年才誕生。所以，我們不能苛求馬克思，作為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馬克思的洞察力已經遠遠超過了他所處的時代。
馬克思說，“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裡必鬚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如果科學是生產力變化的來源，就必須探討科學的本質和科學發展的規律。科學的發展是一個反復發生革命的過程。從工業革命後，科學逐漸地被認為是一種力量，人們樂觀地採用科學知識。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意識到了科學革命的深刻本質。他談道，“過去20年的事態不僅僅使普通人改變了他們對科學的態度；也使科學家們深刻地改變了他們自己對科學的態度，甚至還影響了科學思想的結構。300年來科學領域中理論方面和總看法方面的最重大的變化足以同世界大戰、俄國革命、經濟危機、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以及迎接一場更新的、更可怕的戰爭的準備工作等令人不安的事態相提並論。這看來似乎是一個奇怪的巧合。關於公理學和邏輯學的論戰，動搖了數學的基礎本身。牛頓和麥克斯韋的物理學被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完全推翻了，而後者至今仍是人們不甚理解的、似非而是的理論。生物化學和遺傳學的發展使生物學面目一新。這些都是在科學家們個人一生中相繼迅速發生的變化，迫使他們比前幾個世紀的科學家們更加深入地去考慮他們自己的信念的根本基礎。他們也無法不受外界力量的影響”。
托馬斯·庫恩提出了科學的發展規律，但忽視了科學的日益增強的實踐性。貝爾納追問道，“要討論科學的應用，就必然涉及經濟問題。我們不得不追問一下：現行的或者大家所提出的各種經濟制度，到底能為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學造福於人類提供多大機會？”
簡單說來，馬克思-庫恩總供給定律就是：科學—技術—生產力的對應關係。科學是通過“科學進步、科學危機和科學革命”三個基本階段交替發展的。科學的進步是邊際遞減的，最終會停下來，進入科學危機階段，科學危機導致科學革命。科學的進步推動技術進步，科學的危機導致技術停滯，科學革命導致技術革命；技術的進步和停滯帶來生產力進步和停滯；技術革命導致生產力革命。生產力的增長、停滯和革命是必然發生的。
馬克思-庫恩經濟定律表明收益增加，恆定和遞減在同一通用目的技術範式內都是存在的。要想達到長期經濟增長，必須有生產力革命，進入新的通用目的技術範式，由此引發投資率波動和可能出現的技術泡沫。經濟發展會出現繁榮、停滯、衰退和復蘇4個階段，不能保證經濟的周期性，但若一個經濟體制沒有能力適應生產力革命，就會出現長期停滯。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重視生產力的革命性，強調生產力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 1988年，他進一步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馬克思-庫恩經濟定律從理論上對鄧小平的論斷作了詮釋。
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認為，長期總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政府不要試圖干預經濟，因為那會帶來通貨膨脹，並與經濟產出毫無益處；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長期總供給曲線是傾斜的，價格調整是黏性的，在經濟處於衰退中，政府應該干預經濟，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如圖1-12所示，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根據馬克思-庫恩經濟定律，總供給曲線長期不是永恆不變的，在一個生產力革命之內是垂直的，當新的生產力革命發生後，潛在的總供給曲線向右大幅度平移，發生“供給革命”。薩伊法則依然有效，供給革命創造全新的需求。
如果一個經濟體制有充分的適應效率，就可以抓住總供給曲線向右“跳躍”的機會，總需求會逐漸與新的總供給曲線達到平衡；如果一個經濟體制缺乏適應效率，總供給曲線就向右移動不了，總需求只能在現有的生產力革命中與垂直的總供給曲線達到平衡，經濟陷入“高水平均衡”。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需求管理對於打破這個均衡可能是無濟於事的，必須有經濟體制改革。
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最根本的失誤是“假設”了供給環境，強調需求而忽視了供給方面，沒有意識到生產力革命帶來的總供給方面的根本性變化，猶如刻舟求劍。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認為，“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係，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所以，這些觀念、範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係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
德魯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代經濟學的要害，“當代的經濟理論未將科技、創新和變遷納入考慮之中。跟以前的新古典學派一樣，當代的經濟學家假設經濟是不變的、均衡的，而科技、創新和變遷則是外在的。……可是，創業精神、發明和創新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經濟體系，它們才是主人，而宏觀經濟不是。”
新古典經濟學在20世紀70年代登上歷史舞台，正趕上工業經濟日薄西山，信息技術革命剛剛開始，其政策主張只是碰巧適應了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信息經濟出現和無意中促進了信息經濟的發展，但並沒有真正理解經濟“供給方面”的根本變化，誰說“大自然不能跳躍”？信息技術已經成為企業最基本的約束條件——通用目的技術。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深刻認識到了生產力對人類經濟生活的歷史性和根本性推動作用，但由於時代所限，沒有指出生產力發展的具體模式；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基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核心觀點的基礎上，融合了科學哲學的最新成果，指出生產力革命使總供給曲線產生跳躍。
由於生產力革命的不確定性，經濟體制更加靈活而不是穩定。為向新供給曲線移動，必須徹底重組生產過程和方式，需要全新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和資本無疑是最重要的，因此，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也成為推動創新經濟的各種生產要素市場中最為重要的要素市場。沒有一個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和有效率的資本市場，“新供給曲線”的要素供給是做不到的。但僅有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還不夠，還要有一個國家學習體系，在快速變化的經濟社會環境中，不斷地更新技能，推動人力資本升級。生產力革命必然出現，但其內容和爆發時間又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專門物質資本的積累都可能過時，只有以不變應萬變，投資人力資本，才是長遠之計。由於生產力革命引發投資浪潮，世界利率必然會突然跳升，國際資本出現突然大逆轉，對資產負債表產生重大影響，並且會對需求和產出造成壓力。貨幣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效果很差。為了防範資本賬戶危機，需要對資本賬戶保持一定控制。
概括說來，“亞當·斯密增長”靠勞動分工；“索洛增長”靠資本積累；“熊彼特增長”靠企業創新；“馬克思增長”靠“馬克思-庫恩創新”。 “馬克思-庫恩創新”分為兩種，一種是常規創新，是一種增量的提高；另一種是革命性創新，相當於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 “馬克思-庫恩創新”的主體是科學家。熊彼特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從長期來說，科學家的作用比企業家大。從短期來說，科學家與企業家一樣重要，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繫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