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因此也具有革命的屬性。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馬歇爾對過去的經濟理論進行了一次大綜合，在1890年出版了開闢經濟學紀元的著作，自此經濟學知識開始系統化。凱恩斯這樣稱讚馬歇爾：“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他畢生致力於把這一學科建成一門獨立的科學，使它擁有自己的基礎，並且像物理學或生物學那樣具有高度的科學精確性。”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經濟學已經成為一門符合科學要求內在邏輯一致的學科。經濟學的“精湛化”和“危機”是經濟學範式“革命”的兩個前期階段。無論是“凱恩斯革命”，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革命都是在當時的規範或研究方法受到挑戰時出現的革命。一言以蔽之，經濟學範式的革命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我有一個“經濟學革命”的親身體驗。資本的概念不是天生的，是逐步發展的。在一個宏觀經濟世界中，存在“總資本”的概念是新古典經濟學取得經濟學革命勝利的結果。在劍橋攻讀博士學位時，我曾經把以總資本為基礎的總生產函數應用在企業研究上，可我的導師之一，劍橋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前主任戴維·紐伯瑞教授堅決反對。我拿出許多美國經濟學家應用總生產函數分析企業的論文，他還是不同意，這令我大為不解，難道國際上通行的方法在他那兒行不通？後來我才明白，20世紀50年代後期經濟學界爆發了持續20年的“兩個劍橋之爭”。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生哈佛捐款創建了今天的美國哈佛大學，並把當地小鎮叫做劍橋。英國劍橋學派領軍人物是瓊·羅賓遜夫人，美國劍橋學派的領軍人物是哈佛大學教授保羅·薩繆爾森。 “兩個劍橋之爭”的核心是存在不存在“總資本”的概念。英國劍橋是不承認總資本這個概念的，所以就不承認總生產函數。後來，美國劍橋（哈佛大學）佔了上風，總生產函數被作為康德的“先驗理性”介紹給戰後的幾乎所有經濟學的學生，而英國劍橋逐漸淡出了歷史舞台。
經濟活動是人類的最基本活動。凱恩斯曾說：“如果我們不是眺望未來，而是回首過去，就會發現，迄今為止，經濟問題和生存競爭，一直是人類首要的、最緊迫的問題——不僅是人類，而且在整個生物界，從生命的最原始形式開始莫不如此。”經濟政策又是影響人類經濟活動的主要因素之一。經濟政策受到經濟思想的巨大影響。凱恩斯是馬歇爾的學生，是繼馬歇爾之後的又一集大成者，他沒有像浮士德一樣，最終說出了“人生多美好”的忌語，而是說出了經濟學的“忌語”。他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的思想，不論他們是在對的時候還是在錯的時候，都比一般所設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確，世界就是由他們統治著。講求實際的人自以為不受任何理論的影響，其實他們經常是某個已故的經濟學家的俘虜。在空中聽取意見的當權的狂人們，他們的狂亂的想法也多半是從若干年前學術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來的……因為在經濟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中，在25歲或30歲以後還受新理論影響的人是不多的。但是，不論早晚，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經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統治著經濟世界，對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回顧經濟學200多年的歷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薩伊法則認為“供給創造需求”。古典經濟學誤讀了薩伊法則，認為總供給曲線是垂直的，與總需求曲線通過價格調整達到自動平衡，世界處於瓦爾拉的一般均衡中。早在19世紀，亞當·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著名論斷就傳遍世界，當時的英國首相對亞當·斯密說：“我們都是您的學生。”馬歇爾在中也是重申了一般均衡的概念。
經濟學革命可以用總供給和總需求模型進行簡潔的表述。實際的產量通常體現為由總供給和總需求共同決定。總需求曲線代表了給定價格條件下總需求的決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總供給曲線反映了在給定產量條件下的價格水平。經濟學的科學革命實際上都建立在對長期供給方面的假設上，這也正是分歧所在。如圖1-7所示，古典經濟學的總供給曲線無論在短期還是在長期都是垂直的。所以，政府試圖拉動總需求曲線只會帶來通貨膨脹，對增加總產出毫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最佳的經濟政策就是放任自流，完全讓“看不見的手”自由運作。
1926年，凱恩斯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中，對自由放任的經濟學思想作了深刻精彩的批判：“關於私人利益和公眾福利可以達成非凡和諧的思想，在佩利那裡已是顯而易見，但正是經濟學家賦予了這種觀點一個良好的科學基礎。想像一下，在良好的自由條件引導下，通過自然法則的運作，個人在追求他們自身利益的同時，總是趨向於增進公共福利！我們的哲學難題就此被解決了——至少對講求實際的人來說，現在他能夠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保障自由的必要條件上了。在政府無權干涉私人事務的哲學學說以及政府沒有必要干涉私人事務的神聖信條之外，現在又增加了一條科學上的依據，即乾涉是得不償失的”。在古典自由主義的美麗世界裡，用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經濟衰退和非自願事業是不存在的。
1929年10月，美國股市大崩潰。 1929～1933年世界爆發了歷史上最嚴重、最持久的經濟大蕭條。從1929年起將近10年時間，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不能解釋大蕭條，也不能為擺脫蕭條提供有效的對策。於是，占主流地位的古典經濟學陷入危機之中，社會亟需一場經濟學科學革命。
在經濟學裡，一個學派的品牌識別似乎是一脈相承的，例如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對“看不見的手”的篤信。可是，劍橋大學教授馬歇爾則把古典經濟學提煉成“經濟學家共同體”公認的規範，但誰也沒有想到，打破這種規範的竟是馬歇爾自己的得意門生凱恩斯。
凱恩斯很關注現實經濟問題，熱心於經濟政策研究。他去世後留下遺囑，要求在劍橋大學建立應用經濟學系，可見他對經濟學應用價值的重視。他於1936年以挑戰傳統的精神，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發起“凱恩斯革命”。他抨擊馬歇爾的觀點，認為由於價格呈現上升容易下降難的黏性，總供給曲線不是垂直的，而是向斜上方傾斜的（如圖1-8所示）。經濟處於衰退，不是供給方面的問題，而是由於“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認為，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衰退長期存在。的確，長期來看，價格終究會緩慢下降到使需求等於供給的均衡狀態，但如凱恩斯充滿諷刺意味地說，“等到長期，我們都死了”。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加投資，彌補有效需求不足。他創立宏觀經濟學，也被譽為經濟理論的“凱恩斯革命”。
1985年，保羅·薩繆爾森在回憶當時的經濟學大變局時指出：“經濟學家在1932年真可謂生逢其時。經濟學像睡美人，她的甦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範、新好手與新問題的一吻。科學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數目越多，生理學與病理學上的進步就越大，由病理學可以發展出治療方法。1932年是大蕭條的谷底，由這片富庶的土壤，慢慢長出了一株今天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新學科。我講的是凱恩斯革命嗎？當然。”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序言中說，“我把本書命名為《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用以強調前綴'通'字。這一命名的用意，在於把我對一些問題的觀點和結論的特徵與古典學派的進行對比。在過去100多年裡，古典學派在實踐上和理論上，一直統治著我這一代統治階級和學術界的經濟思想，而我本人也是在古典學派的熏陶中成長起來的。我將要說明的是：古典學派的假設條件只能被運用於特定情形，而不能被運用於普遍的情形，這種假設的情形只是各種可能均衡位置中的一個極限點。而且，古典學派所假設的特殊情形的特徵，恰恰不是我們實際生活於其中的經濟社會具有的特徵，如果我們試圖將古典理論運用於經驗事實，它的教義將會產生誤導，並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從1936年到1971年，長達35年中，古典經濟學逐漸黯然失色，“凱恩斯革命”成功了，對經濟衰退和非自願失業採取的標準政策處方是凱恩斯提出的積極財政政策。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如日中天，經濟學家共同體春風得意。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都曾幽默地說：“現在，我們個個都是凱恩斯學派的人了！”
尼克松總統話音未落，1971年，美國和歐洲等國家紛紛陷入“滯脹”的尷尬局面。經濟學的“反常”出現了，經濟學又陷入一次科學危機之中，占主流的凱恩斯主義開始受到質疑。 1985年，保羅·薩繆爾森在一篇演講中生動地描述了當時的狀態：“樹木不會一直長上天。每個康德拉季耶夫長波都有它的折退點。歷經1932年到1965年這段經濟學者身份與自尊的擴張期之後，接下來是比較黯淡的歲月。我們變得比較謙虛，而且，一如丘吉爾所言，我們是有很多該感到謙虛之處。經濟學者對解決停滯性膨脹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讓許多非經濟學者有幻滅之感，而且說實話，也打擊了我們的自滿之心。我們四處搜尋新的理論典範，彷彿煉金術士期盼能取得點石成金的新法寶。某篇國家經濟局的論文水準不佳，並不一定代表它就沒有趣；某篇論文內容艱深，也並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在凱恩斯主義陷入危機的情況下，經濟學上的新古典革命爆發了。
芝加哥學派主張全面恢復“自由放任主義”，其代表人物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認為增發貨幣在長期就是通貨膨脹，並把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歸為緊縮的貨幣政策惹的禍。 20世紀70年代微觀經濟學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在理論上證明了個人在追求自己福利最大化的時候就是社會福利最大化。通過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效率和福利沒有此消彼長的關係，是統一的。這個證明使微觀經濟學達到了美學的最高境界。同時發展起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把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基礎相結合，取得了重要成就，提出“貨幣幻覺”等微觀機制，說明在短期內總供給曲線是傾斜的，而長期是垂直的（見圖1-9），這意味著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只在短期內有效果，長期就沒有促進就業的結果，反而會帶來高通脹。
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模式來描述預期的形成，“理性預期學派”崛起，強調貨幣政策的可信性。一個經典例子是“通貨膨脹偏差”。當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公開宣布通貨膨脹的目標是5%時，企業和個人如果相信貨幣當局的承諾，有理性的中央銀行就有財政上的動機悄悄增發貨幣，使通貨膨脹達到5%以上，由此獲得“通貨膨脹稅”。但企業和個人也是理性的，被騙一次後就不會相信中央銀行的承諾，於是經濟體中的均衡通貨膨脹就高於5%。所以，在人人都是理性的經濟體中達到一個悲哀的次優結果，就相當於“囚徒困境”一樣。 “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思想的現實影響非常大，特別是對貨幣政策。例如，歐洲中央銀行為了增強自身的可信度，主要盯住通貨膨脹目標，一方面成功抑制了“通貨膨脹偏差”，另一方面因對增長和失業反應遲鈍而廣受批評。儘管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用“菜單成本”和“效率工資”等微觀機制來解釋向右傾斜的總供給曲線，但產生的影響遠遠比不上新古典經濟學。
20世紀70年代，《華爾街日報》的編輯萬尼斯基杜撰了“供給學派”一詞，並著有《世界運轉方式》一書。從此“供給學派”開始成為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獨樹一幟的經濟學派。供給學派認為，薩伊法則完全正確，經濟狀況並不是像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那樣，主要取決於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決於“供給方面”，即企業是否具有活力和個人是否有工作積極性；因而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措施，不應該是運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手段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給方面”傾斜，通過減稅，使企業提高競爭活力和個人提高工作積極性。如圖1-10所示，通過減稅等政策，“供給學派”認為總供給曲線將向右下方平移，假如總需求曲線不動，則在沒有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總產出增加了。但“供給學派”強調在給定通用目的技術內的“精湛化”問題，沒有註意到技術可能發生的革命，在理論上缺乏大的創新，無法動搖新古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但是，“供給學派”的政策影響卻出人意料地超過其理論上的建樹。
1980年和1981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裡根相繼執政，都採取了“供給學派”的政策。從1984年開始，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大規模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同時降低社會福利水平，使英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煥發了活力，避免了歐洲“硬化症”。 1980年底，裡根上台，解除管制，強化競爭，大力扶持小企業等一系列刺激供給方面積極性的政策，來提高企業的活力，客觀上促進了美國經濟向信息經濟轉軌。 1984年，美國經濟驚人地反彈，走出“滯漲”，在經歷1991～1992年短暫的衰退後，開始了近10年的經濟高增長。
保羅·薩繆爾森曾指出新古典經濟學對凱恩斯經濟學的革命，“透過盧卡斯、薩金特、巴羅等人的著作，新興古典學派已將早先凱恩斯學派的原理做了180度的翻轉。然而，今天無論是貨幣理論、折中的主流凱恩斯學派或理性預期學派的方程式，如果和瓦爾拉斯與馬歇爾或是兩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師奈特與瓦伊納的方程式相較，其相去真可謂天差地別”。
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性預期學派”的領軍人物小羅伯特·盧卡斯在美國經濟學年會上不無得意地宣布：“預防蕭條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今後只要關注供給方面就可以了。”2007年，盧卡斯的預言餘音未消，一場次貸危機在美國悄然爆發。 2007年7月，道瓊斯工業指數升到14000點以上後，就一路飛流直下。從2008年開始，美國次貸危機演化成世界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到實體經濟，發展成世界經濟衰退。自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世界經濟還從未出現過這次這樣的驚恐和衰退，可謂哀鳴遍野。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在2009年年初說了一句話：“現在還沒有發生蕭條，而且雖然有種種不祥之兆，我也不認為我們將陷入一場蕭條。但我們確實已經深深走進了蕭條經濟學的王國。”發生經濟蕭條對新古典經濟學而言是難以理解的。
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人類還沒有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 2009年，世界處於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之中，國際勞工組織估計2009年的失業人口高達5000萬人，中國在危機中也不能獨善其身，農民工和大學生就業問題尤為突出。人類對1929～1933年的世界大蕭條仍心有餘悸，面對2008年以來的世界金融危機，對未來感到迷茫和恐懼。劍橋畢業的經濟學大師凱恩斯生活在1929年開始的世界大蕭條期間，在其著作《預言與勸說》的第五部分第二篇《我們後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一文中深刻地寫道：“普遍性的世界性大蕭條、在一個充滿貧困的世界裡產生的異常巨大規模的失業、我們曾犯下的災難性錯誤，所有這些都使我們失去了洞察力，對於在表面現像下正在發生的一切視而不見，對於事物發展趨勢的真實解釋置若罔聞。”是什麼使我們失掉了洞察力呢？我們的錯誤就是經濟思想跟不上迅速變化的世界，恢復洞察力的辦法就是擺脫舊思想，接受新思想。
2008年10月30日，著名的科學期刊《自然》雜誌發表了一篇《經濟學需要一場科學革命》的文章，作者簡·菲利普·鮑查德是一名物理學教授，也是一家對沖基金的研究負責人。文章開篇就提出了一個很嚴峻的問題，相對於物理學在最近數百年來的無數次成功而言，經濟學的成功數量少得可憐。依靠物理學，人類可以登上月球，核反應堆可以向千家萬戶提供能源，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可是經濟學能夠給出哪些經典成就呢？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大量完美的數學模型來解釋世界，但問題是這些模型沒有一個能夠預言出大蕭條，更別提現在的世界金融危機了。 《自然》雜誌編輯對該文作出的評論員文章稱，“經濟學處於危機中，需要一場科學革命”。
新古典經濟學沒辦法解釋1929年大蕭條和2008年以來的世界金融危機。為了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帶來的實體經濟衰退，曾經拋棄凱恩斯理論的美國和英國等國紛紛出台經濟刺激計劃。美國總統尼克鬆的話似乎又應驗了，“現在，我們個個都是凱恩斯學派的專家了！”可以說，新古典經濟學在20世紀70年代發起科學革命，風靡一時，因對世界金融危機提不出有價值的建議，在短短的30年後的今天遭遇了科學危機。從凱恩斯經濟學1936年登峰造極到1970年走下神壇，約30年光景；從1971年新古典經濟學崛起，到2008年走下神壇，約30年時間。還是中國古話說得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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