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國崛起”的氛圍中，對中國經濟長期表現的預測已成為一門“顯學”。 2009年5月，就在姚餘棟博士的這本新著進入最後一稿的時候，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計算得出，中國經濟將在2009年年底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這條新聞很是靚麗，馬上出現在各大媒體的醒目位置，為這個蕭條的初夏平添了一抹喜色。 看到李教授的預測，我當即聯想到姚博士在本書中給出的另外一個預測：中國的GDP總量將在2029年超過美國，到2049年——也就是新中國100週年的時候，為美國的3倍！他的計算前提是：中國經濟在2029年之前保持7%的增長，而2029年到2049年保持3%的增長；美國保持2%的增長；中美兩國的通貨膨脹率均保持為2%；到2049年，中國人口14億，美國則為4.5億人。

本書的各位讀者，如果你們的年齡在50歲上下的話，幾乎全部可以看到2029年的到來，而且絕大多數應該可以熬到2049年。這意味著，自1750年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一直在苦苦追趕的、曾經被視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將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寶座。而我們將成為見證者。 姚博士這本書的副題是“中國經濟：公元1～2049年”。這是學界第一次以2000年的跨度對中國經濟進行經濟學層面上的分析。在此之前，有歐洲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出版過《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當然，姚博士的學術貢獻並不僅僅在於做出了一道計算題。事實上，在這本著作中，他以無比嚴謹和嚴肅的態度在探討一個更為深入的課題：我們將以怎樣的方式和戰略達到那樣的赶超目標。簡單地說，也就是中國怎麼在未來的20年內保持7%的增長，以及在其後的20年內保持3%的增長？

在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浮游著一個悲劇性的“赶超”往事。 1958年開春，毛澤東去蘇聯莫斯科開會，期間，他與英國共產黨負責人波蘭特和高蘭交談，了解到再過15年，英國的鋼產量可從2000萬噸增長到3000萬噸。他回頭自己算了一筆賬，認為中國再過15年將可達到4000萬噸。於是，在幾天后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他公開表示，中國1958年有520萬噸鋼產量，再過5年，可達到1000萬～1500萬噸鋼產量，15年後，可以達到3500萬～4000萬噸鋼產量。 從這時開始，中國提出了“超英趕美”的國家戰略。為此，中國發動了“大躍進”，1958年6月，感覺形勢一片大好的毛澤東把赶超時間大大縮短，提出“赶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兩年是可能的。”這場赶超運動的後果，大家現在都知道，是全民砸鍋賣鐵大煉鋼鐵的鬧劇，然後是1959～1961年的3年大饑荒，到後來，發生了“文化大革命”。

20世紀50年代的“超英趕美”與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超日趕美”，是否存在著一種可能的、可怕的相同路徑邏輯？ 這顯然並不是杞人憂天。 在過去的60年裡，中國的經濟變革其實嘗試過兩條道路：一條是國家化的工業化道路，以國有資本為拉動國民經濟的主力；另一條是進一步加快市場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資本格局推進經濟的繁榮。 前面一條路，我們在1978年之前曾經嘗試過。安格斯·麥迪森提供過一組數據，他對1952～1978年之間的亞洲各國人均GDP增長率進行了計算，結果發現，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後的。中國人均GDP增長率是2.3%，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地區分別是：6.7%、6.3%、4.8%、5.4%、6.6%。在196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457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當於美國的1/10。後面一條路，是最近30年所試驗的。還是用麥迪森的數據，1978～2003年，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達到6.6%，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地區則依次為2.1%、6.3%、4.8%、3.9%、4.7%。把這些很枯燥的數據一一排列出來，是想表達這樣一個觀點：中國的經濟變革已經不能偏離市場化的路徑。而市場化的終極目的，是民富大於國強。

“國強民富”是一個常常被順口連在一起的成語，而事實上，國強未必民富，譬如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日本和蘇聯；而民富也未必要國強，譬如當今的北歐諸國。此理，很多國民未必了然。未來20年乃至40年，中國變革的主題應當是，如何從國強進而到民富，如何讓全民都能夠享受到社會進步的福祉。 只有在全民日漸富足與和諧的前提下，“超日趕美”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躍進”。 回望百年中國的商業演進，歷史的內在邏輯並沒有被改朝換代所打斷，那麼多情節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電視劇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導演，不同的演員，百年不變的劇本，那劇本里的台詞竟像基因裡的遺傳信息一樣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複製和輪迴。如果我們再放眼看遙遠一點，在過去2000年裡，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長期維持中央集權體制的大國。對威權的迷戀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歷史性課題。全球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權力的貪欲確實是人類的最大敵人，如果沒有製度性的約束，世上似乎沒有一個民族、一種政權可以自覺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經濟上的毀滅。

我們是否需要“超日趕美”？這是一個全民勇氣的問題。 我們將如何“超日趕美”？這是一個全民智慧的問題。 姚餘棟博士畢業於劍橋大學，曾服務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如今又在省級政府任職。他是一個少有的具備了國際視野、滿懷濟世抱負、在學界有相當研究功底的青年才俊。此書既是一部大國崛起的“預言書”，更是催進變革的“警世鐘”。 中國之進步，漫漫其修遠。我等學人，以筆為劍，在風雨如晦中頂風而行，攜手並進，也算是一件快事。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