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一、中國的“復關”努力
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成為造成當時世界經濟蕭條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解決複雜的國際經濟問題，特別是製定國際貿易政策，成為戰後各國所面臨的重要任務。
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設想是在1944年7月舉行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提出的。當時的設想是，在成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同時，也成立一個國際性貿易組織，從而使它們成為二次大戰後左右世界經濟的貨幣一金融一貿易三位一體的機構。
1947年4月至7月，籌備委員會在日內瓦召開第二次全體大會，就關稅問題進行談判，討論並修改“國際貿易組織憲章”草案。經過多次談判，美國等23個國家於1947年10月30日在日內瓦簽訂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下簡稱GATT）。按照原來的計劃，GATT只是在國際貿易組織成立前的一個過渡性步驟，它的大部分條款將在“國際貿易組織憲章”被各國通過後納入其中。但是，由於各國對外經濟政策方面的分歧以及多數國家政府在批准“國際貿易組織憲章”這樣範圍廣泛、具有嚴密組織性和國際條約時所遇到的法律困難，使得該憲章在短期內難以被通過。因此，GATT的23個發起國於1947年底簽訂了臨時議定書，承諾在今後的國際貿易中遵循GATT的規定。該議定書於1948年1月1日生效。
此後，GATT的有效期一再延長，並為適應情況的不斷變化多次加以修訂。於是，GATT便成為各國共同遵守的貿易準則，也是協調國際貿易與各國經濟政策的唯一多邊國際協定。
GATT對世界貿易具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到1985年5月為止，GATT的正式成員已發展至90個國家和地區，參加GATT國家和地區的總貿易額佔世界總貿易額的80％以上。
中國與GATT的關係可謂一波三折。在當時該組織成立之初，彼時的國民黨政府簽署了GATT《臨時適用議定書》，成為GATT23個創始成員之一。
但是，1950年3月6日，台灣當局由其所謂“聯合國常駐代表”以所謂“中華民國”的名義照會聯合國秘書長，決定按《臨時適用議定書》第五款的規定退出GATT。次日，聯合國函告GATT執行秘書（1965年3月改稱“總幹事”），稱已答復台灣“外交部長”退出，自1950年5月5日起生效，並用電報形式向其他締約國政府做了通報。由於當時的歷史原因，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未能立即參加GATT的活動或與之保持聯繫。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著名的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接著，中國在其他國際組織的席位也很快被恢復。然而，中國在GATT中的席位仍然空缺。
1971年11月16日，GATT舉行的第二十七屆締約方大會作出決定，“中華民國”不再享有締約方大會觀察員地位。隨後，台灣代表聲明“對其觀察員地位的任何否認是不公正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對全體締約方就中國代表權問題所採取的任何行動提出強烈抗議”，但已於事無補。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的持續發展使中國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世界，對外貿易不再僅僅是調劑餘缺換取外彙的手段，而成為國民經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國際通行慣例和遊戲規則，是中國在與世界打交道時必須要考慮的因素。成為GATT中的一員似乎不再是事不關己和遙不可及的了，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話題逐漸提上了中國高層領導人的議事日程。
1980年8月4日，中國應邀出席了國際貿易組織臨委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並參與選舉了總幹事鄧克爾。
1982年11月，中國政府代表團首次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了GATT第三十八屆締約國大會。代表團團長卜昭敏會見了總幹事鄧克爾，這是中國與GATT的第一次對話，同年12月，國務院批准經貿部《關於參加關貿總協定的請示》。堅冰，由此開始消融。
1983年8月，經貿部、外交部、海關總署三部門聯合組成了一個GATT考察組，考察對像也經過精心的選擇，分別是正在實施改革的計劃經濟國家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與中國同屬發展中國家的巴基斯坦。
這三國對於加入GATT有兩點相同的體會：第一，儘管需要承擔開放市場的義務，但可以從非歧視待遇中得到更多的好處；第二，儘管要受到多邊規則的約束，但與單方面的貿易限制相比，前者更具公正性。
三部門考察的結論表明，中國“復關”將利大於弊。
由於預計到“復關”的艱難，中國採取了先攻外圍的策略。 《國際紡織品協議》是在GATT主持下，由紡織品主要進出口國家和地區就國際紡織品問題達成的一個單獨協議。 1983年下半年，經過多方磋商，中國完成了加入《國際紡織品協議》的工作，並於次年1月18日成為該協議的正式成員。
1984年2月，時任經貿部部長的陳慕華主持部長辦公會，會議決定：要對GATT的條款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在正式參加前，要較長時間地以觀察員身份參加GATT的活動，了解情況；加速培訓符合GATT需要的人才和乾部。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前期準備非常及時和必要，因為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對手，不僅依仗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後盾，同時擁有一批在多邊體系中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談判老手和法律專家。
1984年11月6日，GATT理事會一致通過中國的申請，決定給予中國觀察員地位。
中國接近GATT的動作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有些西方國家智囊機構認為，中國與GATT貿易體系結合的問題太複雜，短期內難以解決，因為GATT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其作用是限制締約方乾預市場的行動，但中國決定生產和供應的不是價格，而是國家的計劃指令。
1985年10月3日，中美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非正式磋商。美國貿易副代表史密斯說，自1950年以來，中國與GATT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中國是一個“非市場經濟國家”，美國需要全面研究這些因素對中美經貿關係和對國際貿易體制的總體影響。
歐共體駐GATT大使陳文定是一位越南裔法國人，熟知東方文化及中國。他說，中國塊頭這麼大，輕紡產品的出口增勢這麼猛，令貿易夥伴感到害怕，越往後拖，解決中國席位問題的難度越大。
1986年1月4日至11日，GATT總幹事鄧克爾首次訪華。他把締約方對中國“復關”的一些看法告訴了中方，這些疑慮無非是擔心中國對世界市場的衝擊，或者對中國經濟體制定性有質疑，以及對各種具體經濟政策有不同看法。
中方對上述問題做了原則性解釋，但這些解釋對消除締約方疑慮的作用很有限。
在後來長時間的中國外貿制度答疑過程中，締約方曾反复提出疑慮。而在此期間，隨著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逐步解決，香港已經成為GATT的締約方。
經過長達4年的醞釀、觀察和準備，中國政府於1986年作出決定：正式申請恢復在GATT的締約國地位。 7月10日，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及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大使錢嘉東，通過GATT副總幹事馬吐向總幹事鄧克爾遞交了申請照會。
對於中國當時的“復關”申請，不少關心中國的外國友人都抱著樂觀態度。 1986年2月2日，歐共體駐GATT大使陳文定在約見中國駐日內瓦參贊劉顯銘時說，美國人認為解決中國參加GATT的談判需要5年，他估計3年差不多。 1987年6月17日，瑞士駐GATT大使吉拉德出任GATT中國工作組主席，他對起草《烏拉圭部長級宣言》發揮過重要作用。對於出任極具挑戰性的這一職務，個子不高的吉拉德顯得躊躇滿志，如果能成功地組織完成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談判，他的職業生涯將因此添上輝煌的一筆。然而誰也沒有料到，中國這一談，就是漫長的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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