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重建世界觀的心路歷程

采寫：《南方都市報》韓福東 時間：2008年10月6日 在去大寨參觀的路上，就紛紛傳說要恢復高考，我們一幫先進知青開始商量考還是不考。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脫逃。 大包乾的成功對我的影響，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觀的崩潰。從寫陳永貴傳記開始，我被迫弄歷史，回過頭來重建世界觀，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添磚加瓦。 上山下鄉，這是中國一代知識青年的宿命。吳思趕上了這個運動的尾巴。 有組織、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於1968年底，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我那時還是小孩子，不太懂。”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之類口號的熏陶，還是讓吳思對下農村充滿了憧憬。高中畢業後，他終於有機會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這時，已經有知識青年陸續以各種名義返回城市，其中不乏血淚斑斑的抗爭。但先進知青吳思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一意要向陳永貴的大賽學習。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這時的吳思已經坐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課堂上，開始新的生活。離開農村時，發自內心的喜悅讓他困惑。 這種困惑一直持續了很多年。一個曾經的所謂“極左”的先進知青典型，在改革開放後撲面而來的信息和知識洪流中，開始重建自己的觀念大廈。 1978年上大學以前，我一直都是“極左”分子。從紅小兵排長、紅衛兵排長到團支部書記，一路班幹部當下來，總是用“極左”的思想去教育別人，結果最有效的是用“極左”思想教育了自己。 1976年高中畢業後，作為城市知識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鄉。根據當時的政策規定，有幾種情況可以不去插隊，比如獨生子女，或家裡兩個子女的年齡相差6歲以上。我跟另外一個同學都屬於受照顧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們滿腦袋都是毛澤東思想，吵著鬧著要去下鄉插隊。

我們打開中國地圖挑，哪裡艱苦就準備申請去哪兒。當時最熱門的是西藏和延安。挑來挑去，最後還是去了北京郊區。因為跟我一起的那個同學，他母親當時年齡已經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說，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這麼大年紀怎麼辦？我們實在說服不了他，所以就勸勸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會去了。 ——因為關係到另外一個家庭，我覺得責任重大，不再堅持，就在學校安排的北京郊區挑了一個最窮的山村。 我上小學二年級時，“文革”開始。我媽在大學教書，有一天我帶著弟弟在外面玩，老遠就听見敲鑼打鼓的，非常熱鬧，湊過去看見一隊人在遊街。前邊有幾個人戴著高帽子，胸前掛著牌子，其中有一個人就是我媽。我跟弟弟嚇得撒腿就跑回家，透過窗簾的縫，看著遊街隊伍從我們家門前經過。對我來說，這一天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我們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邊看得還挺熱鬧。家裡被翻個底朝天，好多原來不知道的東西都翻出來了。小孩對抄家的感覺不那麼恐怖，覺得挺好玩：哎喲，怎麼還有這個東西呢。 此後我跟母親去了商業部在河北文安縣的五七幹校，在那里呆了兩年。我爹在國防科技系統，他戴的帽子是“階級異己分子”，我媽大概是“反動學術權威”或“修正主義苗子”之類，他們的級別不高，縣團級，在北京的中央單位，好歹得是司局級才能當“走資派”。很快他們就不是被批鬥的重點了。 但是五七幹校都得去，兩派一掐起來，互相抄家、互相鬥其實也算不了什麼，當時大家普遍都受到了衝擊，我們對父母挨鬥和抄家的感覺也就不強烈。兩派打起來，互指對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誰是真正的階級敵人了。那時候覺得我爸他們不錯，對方才是混蛋，才反動，就站在我爸這邊，談不上和家長劃清界限。本來小孩對這個就不懂，最初的興奮勁過去了，也就不感興趣了。

“文革”感覺挺幸福的，沒人管。他們大人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開會，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學就背毛主席語錄，學什麼東西也不考試，我們整天都在外面乾抓蛐蛐、扎蛤蟆、打彈弓之類的事情。 小學生是紅小兵，完全沒有資格參與紅衛兵那些事兒，總得是個初中生才能參與哪一派。到我們上中學的時候，紅衛兵就有取代共青團之勢，已經成為相當正式的組織，大家都分批申請加入紅衛兵。一段時間過後，共青團恢復，紅衛兵就成為共青團的外圍組織，共青團成為核心組織，紅衛兵再入團。我們入紅衛兵的時候已經是1972年，紅衛兵開始體制化，官方化，已經不像先前那般具有衝擊力和造反精神。 這輩子我讀的第一套書就是《星火燎原》，一批老紅軍、老八路寫的革命回憶錄，有的故事很殘酷。感覺很好看，裡面盡是打仗的故事。我讀的第一本小說，是《歐陽海之歌》，很著名的革命小說。我們的底色都是毛澤東思想，接受的是革命的傳統教育。

高中畢業後去農村插隊，真實的社會、貧下中農和想像的相差很遠。條件很艱苦，每天日值三毛五分錢。那時候標準粉的價格是一斤一毛八分五，拿糧票買。也就是說，一個壯漢把一天的收入拿來買糧食，買不了兩斤白面。即便不拖家帶口，也是吃不飽的狀態。插隊的時候，沒有油水、沒有肉，一天兩斤白面不夠吃。有一次我吃炸醬麵，一頓就吃了一斤九兩，還沒吃飽，捨不得吃了。 到農村主動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那是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所教導的。我們在下鄉之前，正趕上毛主席在批資產階級法權，一方面，批判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製度，說它們是建立在個人私心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也樹立了一些新的東西，重點就是列寧提倡的星期六義務勞動，這被認為是建立在群眾自覺的紀律的基礎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義為基礎的勞動。讓這種大公無私的勞動逐漸擴大，才是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的基礎，也只有這種充滿創造性的自覺的勞動，才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大家就開始模仿。我到農村之後就把這套東西照搬下來，組織共青團員、青年突擊隊進行週六義務勞動。組織了不過三四次，大家就沒了新鮮勁，並且開始攻擊我，說我沽名釣譽，利用群眾讓自己出名，往上爬。於是義務勞動就堅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勞動試驗受挫。 後來，我當了生產隊副指導員，管理隊裡的水。農民澆自留地水的時候正好趕上生產隊也要澆麥地，兩者發生衝突，究竟誰先澆水？按照毛澤東思想就是先公後私，甚至於大公無私。我就讓先澆集體的。可當時農民全都偷著扒水，我只要不在，他就把水渠給扒了，把水引到自留地裡。一次發生衝突，我還跟人打起來了。最後發現，我自己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一轉身人們就扒水渠，他們互相之間都假裝看不見，就瞞我一個人。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看水啊。

後來開隊委會的時候，大家討論怎麼辦，我還是堅持先公後私，等隊裡澆完了之後，再澆農民的自留地。開會的多數成員則表示，白天隊裡澆，晚上農民澆。我是最左的，一般幹部都比我緩一步。我這個主張沒人支持。 人民公社社員老偷懶，刨地的時候大概連一半的勁都沒使出來。上班的時候磨洋工，下工以後在自留地裡打衝鋒。我努力督促社員多幹活，也是屢屢受挫，無論我怎麼帶頭玩命，人家也跟不上來。生產隊幹部對集體的事也不那麼熱心，那時候我當了一把手，那些隊幹部，遇到一點挫折，動不動就說不干了。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抓起來了。我們這幫小“左派”的感覺是，可能要資本主義復闢了，但是又不敢肯定，上層的事我們不清楚，無法判斷。再說我們對“四人幫”特有的那些空話、大話也沒什麼好印象。

1977年，我參加北京先進知青參觀團去大寨參觀。參觀大寨回來後，昌平的幾個知青住在縣委招待所。當時有四五個人在一起討論大寨那套東西行還是不行。我們在大寨的時候都熱血沸騰，信心十足，一出了昔陽縣，溫度就降了一半，到北京就剩20%了。第二天一回村，估計這趟大寨參觀的激情就全消了，溫度又降回到零了。大家說，一看我們村那幫社員，幹活出工不出力，偷懶，自私自利，恨不得拿鞭子抽他們，跟牲口似的。 這時候，一個大學畢業後申請下鄉當農民的知青就插話說，內蒙有個知青，寫了一本書，基本觀點是：中國農業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劉少奇主張的包產到戶。 這句話在當時簡直就是大逆不道，標準的修正主義路線，資本主義復闢。但是你能感覺到，這種主張有一種強大的真理的力量，要是真那麼搞，中國農業肯定行，肯定糧食夠吃，農民肯定使勁幹活。

當時空氣就跟凝固了似的，大家都不說話。不知道沉默了多長時間，我說，說這話的伙計被抓起來了吧？她說，抓起來了。 這個人叫張木生，我覺得他講得有道理，但是絕不敢想這麼幹。當時我敢想得最遠的就是，擴大自留地面積。對於張木生的被抓，當時覺得，說這種話的人不被抓起來，天理何在？ 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逃脫在去大寨參觀的路上，就紛紛傳說要恢復高考，我們一幫先進知青開始商量考還是不考。多數人動心，堅決不考的好像沒有。偏左的動搖分子說，就算考也不能今年考，那樣立場就太軟了，到第二年考或不考再說。我屬於偏左的，當年就沒考，也沒複習。 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脫逃。一直到了年底，他們都考完了，我才經受不住壓力，開始悄悄地，恨不得是偷偷地準備考試，開始看點高中的課本。

1977年年底進行了一次高考，1978年年初入學。 1978年年中又考了一次，10月份入學。因為剛恢復高考，我完全不懂怎麼填報誌願，就按照我喜歡大學的順序來排，最想上的是人大，人大有一股“純種”的革命味道，所以第一志願就是人大中文系，然後覺得北大也是挺有名的，第二志願就填了北大中文系，第三志願好像是南開，那是周總理的母校。我當時對歷史不感興趣，覺得鑽到故紙堆裡太沒出息了，那麼火熱的革命鬥爭實踐在召喚著你，不接受人民的召喚反而鑽到故紙堆裡面去，不可理解，太陳腐了。中文係是當時第一熱門系，所以我就選擇了中文系。 我考的分數很高，沒有任何懸念地進入了人大。我以為我會留戀農村，我以為上不上大學對自己無所謂，恨不得認為考不上更好。考試之前一直這麼覺得，考完後也不怎麼在乎，心想考不上拉倒。 接到錄取通知時，正是護秋的季節，就是派人去看守莊稼和果實，以免被偷。農民怕得罪人，我們知青是外來戶，我抓著誰都翻臉不認人，於是就讓我護秋。我當時還創造了平均三五天抓一個小偷的生產隊紀錄。 我正在護秋呢，有人到處找我，說我考得可高了。我跑去看，總分500分，我考了398.5分，聽說在我們縣是文科第二名。我假裝不動聲色。回到宿舍，我拿著鐮刀出去巡山，走到村外沒人的地方，忽然心裡一陣狂喜，按捺不住，“噌、噌、噌”順著山梁往上跑，跑上去後大氣兒都不喘，意猶未盡地又蹦了幾個高，大喊了幾聲。之後，我忽然就愣了，心想：我怎麼會這樣？我真的那麼想離開農村麼？對自己的狂喜很意外，我覺得我不那麼在乎這事，我挺留戀農業學大寨的呀。我是大隊副書記、生產隊指導員，身兼重任，還是先進知青典型，自我感覺也是一個革命者，不是貪生怕死、好逸惡勞、鑽到大學裡去讀書的人......可是我怎麼能這麼狂喜呢？我怎麼這樣啊？當時內心的狂喜著實讓我大吃一驚。 差不多該上學了，村里面我已經找到了接班人，他也已經上任了，可我就是拖著不走，要站好最後一班崗。人們都說，你幹嗎呀，還不回家去？實際上我當時處境已經很尷尬了，感覺自己確實成了局外人。最後還是大隊書記把我送到車站，好像還是把我轟走似的。還沒開學，我提前了一段時間離開了農村。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實際是到它的機關報《農民日報》去。農民報當時是採編合一，我到那兒的第三年當總編室副主任。第四年申請去群工部待了一年，看來信，接待上訪。 1983年，我去群工部翻來信，看到一封來信說，開封的農民買不到“掛鉤肥”。掛鉤肥是指農民在平價交售棉花、小麥等農產品後，國家向他平價銷售的化肥。結果開封地區的農民都老實地把棉花、小麥低價賣給了國家，但是買不著計劃內平價的化肥，只能買市場上高價的化肥。 我就和另外兩個同事組成一個調查小組，從供銷總社農資局開始，一層一層地調查下去。我們發現，這種資源分配另有一套規矩，不像文件裡說的那樣。我們作了連續報導，報導中用了一個詞叫“內部章程”，就是後來“潛規則”的前身。第二年，這個報導獲得全國好新聞獎。 中紀委，商業部組織了聯合調查組去調查這個事情，我就是他們調查組成員。我覺得我們立了一大功，把一個不正之風、腐敗給堵住了。但下去一看，一切照舊，什麼東西也沒有改變。就是有那麼一兩個人運氣不好，碰到我們的槍口上，被撤職了。新上任的人繼續那麼幹。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個失敗，它對我刺激比較大。首先我知道中國另有一套規矩，得注意，要不然別想認識中國。另一方面，覺得我們憑著道德熱情去蠻幹解決不了太大問題。我在群工部當副主任的時候，大量接觸群眾上訪，深切感到中國受委屈的人太多了，這個問題太大了，幾乎就不能有保障地提供公平和正義。 在去農民報之後，我始終解決不了理解中國的理論基礎問題，越來越覺得單單用馬列主義解釋中國不管用。整個改革開放都是對列寧-斯大林主義某些思想的偏離，但是卻大獲成功。大包乾的成功對我影響最大。原來我那麼堅定地學大寨，折騰得一塌糊塗，小有進展，基本上是僵持——因為我拼命幹，還能前進一兩步，但稍微一停步，就被擠回來了。到鄧小平執政的時候，農民卻像上了發條似的拼命幹活，中國糧食產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吃不飽變成糧食過剩。 你不得不承認這東西真管用，原來覺得這東西管用但它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調動的是人們的私心，自私自利之心，會把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爾虞我詐，唯利是圖，所以儘管能多打糧食，也不能走那條路。實際是，農民多打糧食了，整個社會的氛圍卻變好、變寬鬆了，不是更暴戾了。 1987年以後，農村這塊基本上沒什麼事情了，制度基本穩定下來。我就覺得待著沒啥意思。但是仍然沒有解決我學大寨為什麼失敗的問題。學大寨的失敗，對它的理解，對中國農村的前途和歷史的看法，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塊病。大包乾的成功對我的影響，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觀的崩潰。我一直想做的事，就是觀念體系或世界觀的重建。我把握世界的方式散了架，世界凌亂一團，我想以農村為基礎，把框架重新建立起來，讓我們可以準確地、有說服力地理解現實。世界觀重建，這是我十多年個人閱讀的一個模模糊糊的主題，也是我寫陳永貴傳記的動機。 我對陳永貴是真的感興趣。山西昔陽縣檔案館關於陳永貴的檔案非常多，我一直從上世紀50年代讀到80年代，把這30年跟陳永貴有關的檔案全看了，抄檔案每天都是從早上吃完飯一直抄到晚上下班，每天昏天黑地地抄，摘抄和復印的資料各有厚厚的兩大摞，抄資料的圓珠筆筆芯就用了一大把。 我寫陳永貴傳記，就是想弄明白，我為什麼失敗了，他為什麼成功？後來弄明白了，他的那套東西挪到我這裡，也得死。然後就覺得，此天也，非戰之罪。心裡就踏實了。不是我不好好乾，實在是他這條路只有在個別的情況下，在各方面力量都很強的時候，才能在局部走通，而那個條件太苛刻了，在中國不可能到處都具備。寫完陳永貴，治好了我心裡的一塊病。 等這事弄完了，我就去了雜誌。在雜誌與香港明報集團合作出版了三期，就停刊了。然後又與明報集團合作出了兩批書籍。接下來，明報集團的各種業務撤離大陸，所有的合作都終止，我們就失業了。 1996年的時候，《東方》雜誌要復刊，我去那兒辦了一期試刊，不過沒有獲准通過，又死了。當時還有人來找我，讓我去弄一個經濟類的雜誌，當主編，當時的理想是，用五六年的時間辦出一個中國的《Fortune》來，辦《Fortune》是沒有太大風險的。 但是我已經從1993年起折騰了三四年，乾一件事砸一件事情，感覺我的手特臭，碰什麼什麼死。回過頭來看，那三四年就感覺是糊里糊塗當編輯，做雜誌，為他人做嫁衣。要我再用五六年的時間為他人做嫁衣，偏離了我的主線。我原來以為我寫完陳永貴的傳記，就可以開始新生活了，農村的事兒不管了，歷史的事兒不管了，都了解了。然後就像沒頭蒼蠅似的亂撞，撞了幾年才發現，其實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的問題還是世界觀重建。我就覺得，辦這個經濟雜誌跟我想幹的事兒不是一回事，不是我最感興趣的東西，不是我內心最關注的。我不干了，我回家讀書寫東西去。 我感覺到自己功底不足，開始讀明史，想慢慢蒐集資料，寫一本專著。後來梁曉燕幫《上海文學》約稿，約到我頭上。那時候我做的明史筆記已經有上百萬字了，覺得對付幾篇文章就是小意思。後來，把在《上海文學》上發表的文章和我的部分筆記整理一下，就成了一本書。 寫完這本書我就覺得，“潛規則”這個詞一定會流行的，這個詞太重要了，在我心裡憋了那麼久才找著一個表達的出口，很多人一定也在找。當時我列了至少七八個詞，如灰色、內部、規矩、章程等，在這裡面互相組合，最後覺得“潛規則”這個詞不錯。我經常用這類詞語組合的方法杜撰詞語，包括後面的“血酬定律”也是這麼弄出來的。 “血酬定律”的市場反應沒有“潛規則”那麼好，可是在我看來，它的分量比潛規則更重。血酬定律說的是靠暴力獲得報酬的計算規律，說的是生產力、生產關係所不能包容的破壞力，屬於和生產力並列的那個層次，它雖然不如潛規則流行，但在我重建世界觀的努力中，它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基石。 從寫陳永貴傳記開始，我被迫弄歷史，回過頭來重建世界觀，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添磚加瓦。原來的世界觀倒塌之後，我試圖在這個廢墟上建起一個更大、更漂亮、更結實也更適宜人居的觀念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