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市政報告
照加利福尼亞人說來，東方是東方，西方卻是舊金山。加利福尼亞人不僅僅是一個州的居民，他們還自成一個種族。他們是西部的南方人。芝加哥人為自己的城市所感到的自豪並不比之遜色；但是當你請他們說說理由的時候，他們卻期期艾艾地提到湖魚和新蓋的共濟會大樓。而加利福尼亞人談起來就有條有理了。 在氣候方面，他們就可以滔滔不絕地談上半小時，與此同時，你卻在考慮煤炭開支和厚內衣。當他們把你的緘默誤會為信服的表示時，他們就忘乎所以，竟把說成了新世界的巴格達。這只是意見分歧的問題，沒有必要辯論。但是親愛的兄弟姊妹們（我們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後代），如果有誰用指頭點著地圖說，“這個城市裡不可能有傳奇——這裡能有過什麼事？”那他就未免太輕率了。是啊，用一句話來否定歷史、傳奇以及，未免太大膽，太輕率了。 納什維爾——城市名，田納西州首府，輸出港，瀕坎伯蘭河，有芝－聖鐵路及路－納鐵路經過，被認為是南方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晚上八點鐘，我下了火車。由於辭典上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我不得不用配方來比喻。 倫敦霧三成，瘧疾一成，煤氣管跑漏的氣味二成，黎明時在磚地上收集來的露珠二成半，忍冬草香一成半，加以混合。 這種混合物可以提供一個近乎納什維爾的毛毛雨的概念。它沒有樟腦丸那麼香，也沒有豆湯那麼厚；但是已經夠了——你不妨試一下。 我乘了一輛老式的馬車去旅館。我費了好大勁兒，才壓制住自己，沒像那樣爬到馬車頂上。拉車的畜生是過了時的，趕車的是個解放了的黑傢伙。 我感到很困倦，一到旅館，趕緊把趕車人要的五毛錢給了他（你放心，當然給了相當數目的小費）。我了解他們的脾氣；我不願意聽他們嘮嘮叨叨地談起他們的舊主人或者戰前的事情。 旅館是那種經過“翻新”的建築之一。那就是說花了兩萬元，添置了新的大理石柱、瓷磚和電燈，休息室裡擺了銅痰盂，樓上的大房間裡都貼上一張路－納鐵路的新時刻表和一張觀山圖的石印畫。旅館的管理是無可指摘的，招待也帶著細緻的南方的殷勤，只不過象蝸牛爬行那麼慢，像那麼樂天。飯菜值得跑一千英里路來嚐嚐。世上任何別的旅館都找不到這樣好的烤雞肝。 晚飯時，我問一個黑人侍者，城裡有什麼消遣。他一本正經地沉思了片刻，然後回答說：“哎，老闆，我實在想不出太陽落山之後還有什麼消遣。” 太陽已經落山了；它早就沉沒在牛毛細雨中了。我已經無緣見到那個景象。但我仍舊冒著細雨上街，看看可能有些什麼。 該城座落在起伏的土地上；街道有電燈照明，每年花費三萬二千四百七十元。 我走出旅館，碰到了一場種族暴亂。一群自由的黑人，或者阿拉伯人，或者祖魯人，向我撲來，他們都配備著——還好，使我安心的是我看到的不是來复槍，而是馬鞭。我還隱隱約約地看到一隊黑魆魆的、笨重的車輛；聽到使我更為安心的呼喊：“老闆，送你到城裡隨便什麼地方，只要五毛錢。”這時我領會到，我不是受害者，而只是一個“乘客”。 我在長街上走著，這些街道都是上坡的。我不明白它們怎麼再通下來，也許根本不下來了，除非把它們築平。在少數幾條“大街”上，我偶爾看到鋪子裡有燈火，看到電車載著可敬的市民開來開去，看到交談著的人走過，還聽到一家賣蘇打水和冰淇淋的鋪子里傳出近乎活潑的哄笑。不能算是“大”的街道彷彿把和平安詳的房子引誘到它們兩旁來。許多房子的謹慎地拉好的窗簾裡透出了亮光，少數幾座房子里傳出整齊而無可非難的鋼琴聲。確實沒有什麼“消遣”。我希望我在太陽落山之前來到就好了。於是我回到了旅館。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南部邦聯的胡德將軍向納什維爾進軍，圍住了托馬斯將軍率領的一支北部聯邦同盟的軍隊。托馬斯將軍發動攻勢，在一場激烈的戰鬥中擊敗了南部邦聯的軍隊。 南方嚼煙草的人在和平時期的射擊技術，我聞名已久，衷心欽佩，並且親眼目睹過。我下榻的旅館裡卻有一件出乎意外的事在等著我。寬敞的休息室裡有十二隻嶄新鋥亮、堂皇龐大的銅痰盂，高得可以稱作甕，口子又那麼大，連女子壘球隊的最佳投手在五步之外都能把球扔進去。但是，儘管經歷了可怕的戰役，並且還在進行戰鬥，敵方並沒有損失。它們仍舊鋥亮堂皇，大模大樣地擺著。但是，倒霉的啊！那瓷磚地——那美麗的瓷磚地！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納什維爾戰役，照我愚蠢的習慣，希望得出有關遺傳的射擊技術的推論。 我在這裡初次見到了溫特沃思·卡斯韋爾少校（這個頭銜實在過分客氣了）。我一見到他就覺得不自在，知道他是何等樣人。耗子到處都有。我的老朋友艾·丁尼生講的話一向精闢，他說過： “不列顛”這個地名，我們不妨隨意掉換。耗子總是耗子。 這個人在旅館的休息室裡探頭探腦，活像一條忘了自己把骨頭埋在什麼地方的餓狗。他那張大臉又紅又臃腫，帶著菩薩般的迷糊而定心的神情。他只有一點兒長處——鬍子刮得非常光。人身上的獸性特徵是可以消除的，除非他鬍子拉碴，沒刮乾淨便跑到外面來。我想，如果那天他沒有用過剃刀，跑來同我搭訕，我一定不予理睬，那麼世界犯罪記錄上也許會少掉一件謀殺案。 卡斯韋爾向一個痰盂開火時，我站的地方湊巧離痰盂不到五步。我相當機警，看到進攻者使用的不是打松鼠的來复槍，而是格林機關槍，我便飛快地往旁邊一閃。少校卻抓住這個機會向一個非戰鬥人員道歉。他是個碎嘴子。不出四分鐘，他同我交上了朋友，把我拖到酒吧那兒。 我想在這裡插一句，說明我是南方人。我之所以是南方人，並不是由於職業的關係。我不喜歡用窄領帶，戴垂邊帽，穿大禮服，不喜歡嚼煙草，也避而不談謝爾曼將軍毀了我多少件棉花包。樂隊演奏的時候，我並不喝彩。我在皮面椅子上坐得低一些，再要了一杯啤酒，希望曾經——可是有什麼用呢？ 卡斯韋爾用拳頭擂一下酒吧，響起了薩姆普特堡第一炮的回音。當他開了阿波馬托克斯的最後一炮時，我開始滿懷希望。他卻開始扯起他的家譜來，說明亞當只不過是卡斯韋爾家族一支旁系的遠房兄弟。搬完家譜之後，叫我討厭的是他又談起個人的家庭私事。他談著他的妻子，把她的上代一直追溯到夏娃，還出口不遜地否認她可能同該隱沾些親戚的謠傳。 這時，我開始懷疑，他是不是想利用嘮叨的話語來蒙混他已經要了酒的事實，希望我糊里糊塗地付帳。然而酒端來時，他把一枚銀幣啪地放在酒吧上。那一來，再要一巡酒是免不了的。我付了第二巡的酒帳，很不禮貌地離開了他；因為我實在不願意同他在一起了。我脫身之前，他還喋喋不休地高聲談著他妻子的收入，還拿出一把銀幣給人看。 我在旅館服務台取房間鑰匙時，職員很客氣地對我說：“假如卡斯韋爾那傢伙招惹了你，假如你打算申訴，我們可以把他攆出去。他是個討厭的人，是個閑漢，不務正業，雖然他身邊經常有一些錢。我們似乎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把他轟出去。” “哎，是啊，”我思索了一下說，“我也沒有申訴的理由。不過我願意正式聲明，我不希望同他結交。你們的城市，”我接著說，“看來很安靜。你們有什麼消遣以及新奇和興奮的事情可以款待陌生的客人？” “嗯，先生，”職員說，“下星期四有一個戲班子來。那是——我等會兒查一下，把海報同冰水一起送到你的房間裡去。晚安。” 我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向窗外望去。那時只有一點鍾光景，然而我看到的城市已經一片靜寂。毛毛雨還在下，暗淡的街燈閃爍著。街燈稀稀落落，像是婦女義賣市場出售的蛋糕裡的葡萄乾。 “安靜的地方。”當我脫下的第一隻鞋落到樓下房間的天花板上時，我暗忖道。 “這裡的生活不像東部和西部城市那樣豐富多彩。只是一個不壞的，平凡的，沉悶的商業城市。” 納什維爾是全國重要的製造業中心之一。它的皮鞋皮靴產量占美國第五位，是南方最大的生產糖果餅乾的城市；呢絨、食品和藥品的貿易數額也相當大。 我得告訴你，我怎麼會來到納什維爾；這些離題的話肯定會使你厭煩，正如我自己覺得厭煩一樣。我為了一些私事要去別處，但是北方的一家雜誌社委託我在這裡逗留一下，替社里同一個撰稿人阿扎里亞·阿戴爾建立聯繫。 阿戴爾（除了筆蹟之外，其餘的情況毫不了解）寄來過幾篇隨筆（失傳的藝術！）和幾首詩，編輯們在一點鐘吃午飯時，談起來贊不絕口。因此，他們委託我來找上述的阿戴爾，在別的出版商提出每字一毛或兩毛的稿酬之前，同他或她以每字兩分的稿酬訂一個合同，收買他或她的作品。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吃了烤雞肝之後（假如你找得到那家旅館，不妨一試），走到外面一片無休無止的茫茫細雨中。在第一個拐角上，我就碰到了凱撒大叔。他是個健壯的黑人，年齡比金字塔還要老，頭髮灰白捲曲，面相先叫我想起布魯特斯，轉念之間又覺得像是已故的塞蒂瓦約皇帝。他穿的大衣非常奇特，是我從未看到或想到的。它一直拖到腳踝，以前是南部邦聯軍隊的灰大衣。但是由於雨打日曬，年深月久，顏色已經斑駁不堪。約瑟的彩衣同它一比，也會像單色畫那樣黯然失色。我必須在這件大衣上羅唆兩句，因為它同故事有關——故事發展得很慢，你原不能指望納什維爾這個地方有什麼新鮮事呀。 以前，那一定是軍官的大衣。大衣的披肩已經不見了，原先綴在前襟的漂亮的盤花橫條和流蘇也不見了。代替它們的是用普通麻線巧妙地捻成新的盤花橫條，然後細心地縫上去的（我猜想大概是哪一位年老的“黑媽媽”縫的）。這些麻線也磨損得亂蓬蓬的。它們順著早就消失的盤花橫條的痕跡，不厭其煩、煞費苦心地給綴在大衣上，旨在代替往昔的氣派。此外，使大衣的滑稽與悲哀達到頂點的是，所有的鈕扣全掉了，只剩下順數下來第二顆。大衣是另外用一些麻線穿過原來的鈕孔和在對襟上粗糙地戳通的洞孔繫起來的。像這樣裝飾得古里古怪，顏色又是這麼駁雜的奇特衣服確實少見。唯一的那顆鈕扣有半元銀幣那麼大，是牛角製的，也用粗麻線縫著。 那個黑人站在一輛非常舊的馬車旁邊，馬車很可能是離開方舟之後，套了兩匹牲口，用來做出租生意的。他見我走近，便打開門，取出一把雞毛撢子虛晃幾下，用深沉的、隆隆的聲音說： “請上車，先生；一顆灰塵也沒有——剛剛出喪回來，先生。” 我推測遇到這種隆重場合時，馬車大概要特別做一番清潔工作。我朝街上打量了一下，發現排在人行道旁邊的出租馬車也沒有選擇的餘地。我掏出記事本，看看阿扎里亞·阿戴爾的地址。 “我要到傑薩明街八百六十一號去。”說罷，我便想跨進馬車。但那黑人伸出又粗又長，猩猩一般的胳臂攔住了我。他那張陰沉的大臉上突然閃出一種猜疑和敵視的神情。接著，他很快安下心來，討好似地問道：“你去那里幹嗎，老闆？” “那跟你有什麼關係？”我有點兒冒火地問道。 “沒什麼，先生，沒什麼。只不過那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去。請上車吧。座位乾淨得很——剛剛出喪回來，先生。” 到達旅程終點至少有一英里半路。除了那輛古老的馬車在高低不平的磚地上顛簸得發出可怕的卡噠聲外，我聽不到別的聲音；除了毛毛雨的氣息外，我聞不到別的氣味。毛毛雨中現在又夾雜著煤煙以及像是柏油和夾竹桃花混合起來的氣味。從淌著雨水的車窗裡，我只見到兩排黑魆魆的房屋。 該城面積有十平方英里；街道總長一百八十一英里，其中一百三十七英里是經過鋪設的；水道系統造價兩百萬元，總水管有七十七英里長。 傑薩明街八百六十一號是一幢朽敗的邸宅。它離街道三十碼，被圍繞在一叢蒼翠的樹木和未經修剪的灌木中間。一排枝葉蔓披的黃楊幾乎遮沒了圍籬。大門是用一條系在門柱上的繩圈同第一根籬笆樁子扣起來的。你一進去，便發現八百六十一號只是一個空殼，一個影子，是往昔豪華與顯赫的幽靈。不過照故事情節的發展來說，我還沒有走進那幢房屋。 在馬車的卡噠聲停止了，疲憊的牲口也得到休息時，我把五毛錢給了車夫，並且自以為相當大方地加了兩毛五分的小帳。他卻不接受。 “兩塊錢，先生。”他說。 “怎麼啦？”我問道。 “我清清楚楚聽到你在旅館門口喊的是'送你到城裡隨便什麼地方，只要五毛錢。'” “兩塊錢，先生。”他固執地重複說。 “離旅館有好長一段路呢。” “這地方還在城裡，你怎麼也不能說它出了城呀。”我爭論說。 “你可別以為你碰到了一個傻瓜北方佬。你看到那面的小山嗎？”我指著東面接著說（由於細雨迷濛，我自己也看不見那些小山），“嗯，我是在那邊出生長大的。你這個又老又笨的黑傢伙，你長了眼睛連人都分不清嗎？” 塞蒂瓦約皇帝的陰沉的臉色和霽了。 “你是南方人嗎，先生？我想大概是你那雙鞋子使我誤會了。南方先生穿的鞋子，頭沒有這麼尖。” “現在車費該是五毛錢了吧？”我毫不妥協地說。 他又恢復了原先那種貪婪而懷有敵意的神情，可是只持續了十秒鐘就消失了。 “老闆，”他說，“本來是五毛；但是我需要兩塊錢，先生；我非得有兩塊錢不可。我知道你是本地人之後，先生，我不再強要了。不過我只是告訴你，今晚我非得有兩塊錢不可，生意又很清淡。” 他那張濃眉大眼的面孔顯得安詳而有自信。他的運氣比他想像的要好。他遇到的不是一個不了解車費標準的傻瓜，而是一個施主。 “你這個該死的老流氓，”我一面說，一面把手伸進口袋，“應該把你扭交警察。” 我第一次見到他露出笑容。他料到了；他料到了；他早就料到了。 我給他兩張一元的鈔票。我遞過去時，注意到其中一張是飽經滄桑的。鈔票缺了右上角，中間是破了以後又粘起來的。一條藍色的紗紙粘住破的地方，維持了它的流通性。 關於這個非洲強徒的描寫，暫時到此為止；我滿足了他的要求，同他分了手。我拉起繩圈，打開了那扇吱嘎發響的門。 我剛才已經說過，這幢房屋只是個空殼。它準有二十年沒有碰到過油漆刷子了。我不明白，大風怎麼沒有把它像一座紙牌搭的房子那樣掀翻。等我向那些簇擁在它周圍的樹木看了一會兒之後，才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些目擊過納什維爾戰役的樹木，依然伸展著枝柯保護著它，擋住了風暴、敵人和寒冷。 阿扎里亞·阿戴爾接待了我。她出身名門，年紀有五十左右，一頭銀髮，身體像她居住的房屋一般脆弱單薄。她穿著我生平少見的最便宜、最乾淨的衣服，氣派象皇后一般質樸。 客廳空蕩蕩的，彷彿有一英里見方，只有擺在白松木板架上的幾排書，一張有裂紋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條破地毯，一隻光禿禿的馬鬃沙發和兩三把椅子。牆上倒有一幅畫，一束三色堇的彩色蠟筆劃。我四下掃了一眼，看看有沒有的畫像和松果籃子，可是沒有看到。 阿扎里亞·阿戴爾和我談了話，其中一部分將轉述給你們聽。她是古老的南方的產物，在蔭庇下細心培植起來的。她的學識並不廣博，範圍相當狹窄，但卻有它的深邃和獨到之處。她是在家裡受的教育，她對於世界的知識是從推論和靈感中獲得的。這就是造成那一小批可貴的隨筆作家的條件。她同我談話時，我不住地拂拭手指，彷彿不自覺地想抹去從蘭姆、喬叟、赫茲利特、馬格斯·奧雷里烏斯、蒙田和胡德著作的小牛皮書脊上揩來的，其實並不存在的灰塵。她真了不起，是個可貴的發現。如今幾乎每一個人對於現實生活都了解得太多了——哦，實在太多了。 我可以清楚地看出阿扎里亞·阿戴爾非常窮。我想她只有一幢房子，一套衣服，此外就沒有什麼了。我一方面要對雜誌社負責，一方面又要忠於那些在坎伯蘭河谷與一起戰鬥的詩人與隨筆作家，我帶著這種矛盾的心情傾聽她那琴聲似的話語，不好意思提起合同的事。在面前，你很難把話題轉到每字兩分錢的稿費上。恐怕要經過第二次談話，我才能恢復我的商業習慣。然而我還是把我的使命講了出來，同她約定第二天下午三點鐘再見面，討論稿酬方面的問題。 “你們的城市，”我準備告辭時說（這時候可以說一些輕鬆的一般性的話了），“彷彿是一個安靜寧謐的地方。我該說是個適於住家的城市，沒有特殊的事情發生。” 它和西部南部進行大批的火爐與器皿的貿易，它的麵粉廠有日產二千桶的能力。 阿扎里亞·阿戴爾似乎在沉思。 “我從沒有那樣想過。”她帶著一種彷彿是她特有的誠摯專注的神情說。 “安寧靜謐的地方難道就沒有特殊的事情了嗎？我揣想，當上帝在第一個星期一的早晨動手創造世界時，你可以探出窗外，聽到他堆砌永恆山丘時，泥刀濺起泥塊的聲音。世界上最喧鬧的工程——我指的是建造通天塔——結果產生了什麼呢？《北美評論》上一頁半篇幅的世界語罷了。” “當然，”我平淡地說，“無論何處人的天性都是一樣的；但是某些城市比別的城市更富於色彩——呃——更富於戲劇和行動，以及——呃——浪漫史。” “表面上是這樣的。”阿扎里亞·阿戴爾說。 “我乘著展開雙翼（書籍和幻想）的金色飛船，多次周遊了世界。在一次幻想的旅行中，我看到土耳其蘇丹親手絞死了他的一個妻子，因為她在大庭廣眾之中沒有蒙住臉。我也看到納什維爾的一個男人撕毀了戲票，因為他的妻子打扮好出去時撲了粉，蒙住了臉。在舊金山的中國城，我看到婢女辛宜被慢慢地、一點兒一點兒地浸在滾燙的杏仁油裡，逼她發誓再也不同她的美國情人見面。當滾油淹沒膝上三英寸的地方時，她屈服了。另一晚，在東納什維爾的一個紙牌會上，我看到基蒂·摩根的七個同學和好友假裝不認識她，因為她同一個油漆匠結了婚。她端在胸前的滾燙的油吱吱發響，但是我希望你能見到她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邊時臉上顯出的美妙的微笑。哦，是啊，這是一個單調的城市。只有幾英里長的紅磚房屋、泥濘、商店和木料場。” 後面有人敲門，發出了空洞的迴響。阿扎里亞·阿戴爾輕聲道了歉，出去看看有什麼事。三分鐘後，她回來了，眼睛閃閃發亮，面上泛起淡淡的紅暈，彷彿年輕了十年。 “你得在這裡喝一杯茶，吃些點心再走。”她說。 她拿起一個小鐵鈴，搖了幾下。一個十二歲左右，打著赤腳，不很整潔的黑人小姑娘踢踢蹋蹋地進來了。她含著大拇指，鼓起眼睛，直盯著我。 阿扎里亞·阿戴爾打開一個破舊的小錢袋，取出一張一元的鈔票，那張鈔票缺了右上角，中間是破了之後又用一條藍紗紙粘住的。正是我給那個海盜般的黑人的鈔票——準沒錯。 “到拐角上貝克先生的鋪子裡去一次，英比，”她把鈔票交給那個姑娘說，“買三兩茶葉——他平時替我送來的那種——和一毛錢的糖糕。趕快去吧。家裡的茶葉正好用光了。”她向我解釋說。 英比從後面出去了。她赤腳的踢蹋聲還沒有在後廊裡消失，空洞的房子裡突然響起一聲狂叫——我肯定是英比的聲音。接著是一個男人發怒的深沉模糊的嗓音和那姑娘連續不斷的尖叫和分辨不清的話語。 阿扎里亞·阿戴爾既不驚訝也不激動地站起來，出去了。我聽到那男人粗野的吵鬧聲持續了兩分鐘；接著彷彿是咒罵和輕微的扭打，然後她若無其事地回來坐下。 “這幢房子很寬敞，”她說，“我出租了一部分給房客。很抱歉，我得收回請喫茶點的邀請了。店裡買不到我平時用的那種茶葉。明天貝克先生或許可能供應我。” 我確定英比根本沒有離開過這幢房子。我打聽了電車路線後便告辭了。走出好遠時，我才想起我還沒有問阿扎里亞·阿戴爾的姓氏。明天再問吧。 那天，我就開始了這個城市強加在我頭上的邪惡行為。我在這裡只呆了兩天，可是這兩天裡我已經在電報上可恥地撒了謊，並且在一件謀殺案中當了事後的同謀——如果“事後”是正確的法律名詞。 當我拐到旅館附近的街角時，那個穿著五顏六色，無與倫比的大衣的非洲馬車夫拖住了我，打開他那活動棺材的牢門，晃著雞毛撢子，搬出了老一套話：“請上車，老闆。馬車很乾淨——剛剛出喪回來。你出五毛錢就把你——” 接著，他認出了我，咧開嘴笑了。 “對不起，老闆；你就是今天早晨同我分手的那位先生。多謝你啦，先生。” “明天下午三點鐘，我還要去八百六十一號，”我說，“假如你在這裡，我可以乘你的車子。你本來就認識阿戴爾小姐嗎？”我想起了我那張一元的鈔票，結尾又問了一句。 “我以前是她爸爸阿戴爾法官家裡的，先生。”他回答道。 “據我判斷，她相當窮困，”我說，“她沒有什麼錢，是嗎？” 片刻之間，我又看到了塞蒂瓦約皇帝的凶相，接著他變成了那個敲竹槓的老黑種馬車夫。 “她不會餓死的，先生。”他慢慢地說。 “她有接濟，先生；她有接濟。” “下一趟我付你五毛錢。”我說。 “完全對，先生。”他謙恭地說。 “今早晨我非有那兩塊錢不可，老闆。” 我回到旅館，在電報上撒了謊。我打電報給雜誌社說：“阿·阿戴爾堅持每字八分。” 回電是：“立即同意，笨蛋。” 晚飯前，溫特沃思·卡斯韋爾“少校”像是多日不見的老朋友似地衝過來向我招呼。我難得遇到這種一看就叫我討厭，卻又不易擺脫的人。他找上來的時候，我正站在酒吧旁邊；因此我不能對他說我不喝酒。我很願意付酒帳，只要免掉再喝一巡；但他是那種可鄙的，吵鬧的，大吹大擂的酒鬼，每次荒唐地花掉一文錢都要銅管樂隊和鞭炮來伴奏。 他像炫示千百萬元錢似地掏出了兩張一塊錢的鈔票，把其中一張扔在酒吧上。我又看到了那張缺掉右角，中間破後用藍紗紙粘起來的鈔票。又是我的那一塊錢。不可能是別的。 我上樓到我的房間。這個枯燥寧靜的南方城市的細雨和單調，使我倦乏而沒精打采。我記得上床前，我迷迷糊糊地對自己說：“這裡不少人似乎都是出租馬車托拉斯的股東。股息也付得快。我不明白——”這才把那張神秘的一元鈔票從腦海裡排除出去（那張鈔票很可以成為一篇絕好的舊金山偵探故事中的線索）。我睡著了。 第二天，塞蒂瓦約皇帝在老地方等我，把我的骨頭在石子路上顛到八百六十一號。他在那裡等我辦完事之後再送我回來。 阿扎里亞·阿戴爾看來比前一天更蒼白，更整潔，更脆弱。 簽了每字八分錢的約稿合同之後，她臉色更蒼白了，開始從椅子上溜下去。我不費甚麼勁兒就把她抬上那張古老的馬鬃沙發，然後跑到外面人行道上，吩咐那個咖啡色膚色的海盜去請一位醫師來。我對他的智慧本來就沒有懷疑，他知道爭取時間的重要性，聰明地丟下馬車不乘，徒步走去。十分鐘之內，他領了一位頭髮灰白，嚴肅幹練的醫師回來了。我簡簡單單用幾句話（遠不值八分錢一個字）向他說明我來到這幢神秘空洞的房屋裡的原由。他嚴肅地點點頭，然後轉向那個老黑人。 “凱撒大叔，”他鎮靜地說，“到我家去，向露西小姐要滿滿一罐新鮮牛奶和半杯葡萄酒。趕快回來。別趕車去啦——跑著去。這星期裡你有空的時候再來一次。” 我想梅里曼醫師也不太信任那個陸地海盜的馬匹的速度。凱撒大叔笨拙然而迅速地向街上跑去之後，醫師非常客氣而又極其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番，覺得我這個人還可以相信。 “只不過是營養不良。”他說。 “換句話說，是貧窮、自尊和飢餓的結果。卡斯韋爾太太有許多熱心的朋友，都樂於幫助她，但是她除了那個從前屬於他們家的老黑人凱撒大叔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 “卡斯韋爾太太！”我吃驚地說。接著，我看看合同，發現她的簽名是“阿扎里亞·阿戴爾·卡斯韋爾”。 “我還以為她姓阿戴爾呢。”我說。 “她嫁了一個沒出息，遊手好閒的酒鬼，先生。”醫師說道。 “據說連那老用人送來接濟她的小錢，都被他奪去。” 牛奶和葡萄酒取回來了，醫師很快就使阿扎里亞·阿戴爾甦醒過來。她坐起身，談著那正當時令，色彩濃豔的秋葉的美。她輕描淡寫地把她昏倒的原因說成是心悸的老毛病。她躺在沙發上，英比替她打扇子。醫師還要去別的地方，我送他到門口。我對他說，我有權並且準備代雜誌社酌量預支一筆稿酬給阿扎里亞·阿戴爾，他好像很高興。 “我順便告訴你，”他說，“你也許願意知道，那個馬車夫有皇族血統呢。老凱撒的祖父是剛果的一個皇帝。凱撒本人也有皇家的氣派，你或許早就注意到了。” 醫師離去時，我聽到屋子裡面凱撒大叔的聲音：“他把你那兩塊錢都拿走了嗎？阿扎里亞小姐？” “是啊，凱撒。”我聽到阿扎里亞·阿戴爾軟弱地回答說。於是我回到屋裡去，同我們的撰稿人結束了業務上的商洽。我自作主張，預支了五十元給她，作為鞏固合同的必要的形式。然後由凱撒大叔趕車送我回旅館。 我作為目擊者所見到的事情，到此全部結束。其餘的只是單純的事實敘述。 六點鍾光景，我出去散步。凱撒大叔在街角上的老地方。他打開馬車門，晃著雞毛撢子，開始搬出那套沉悶的老話：“請上車，先生。只要五毛錢，送你到城裡隨便什麼地方——馬車非常乾淨，先生——剛剛出喪回來——” 接著，他認出了我。我想他的目力大概不行了。他的大衣又添上了幾塊褪色的地方，麻線更蓬亂破爛，剩下的唯一的鈕扣——黃牛角鈕扣——也不見了。凱撒大叔還是皇族的後裔呢！ 約莫兩小時後，我看到一群人鬧鬧嚷嚷地擠在藥房門前。在一個平靜無事的沙漠裡，這等於是天賜的靈食；我擠了進去。溫特沃思·卡斯韋爾少校的皮囊躺在一張用空箱子和椅子湊合搭起來的臥榻上。醫師在檢查他有沒有生氣。他的診斷是少校顯然完了。 有人發現這位往昔的少校死在一條黑暗的街上，好奇而無聊的市民們把他抬到藥房。這個已故的人生前狠狠打過一架——從種種細節上可以看出來。他雖然身為無賴惡棍，打架倒也頑強。但是他打敗了。他的手捏得緊緊的，掰都掰不開。站在周圍同他相識的善良的市民們盡可能搜索枯腸，想說他一兩句好話。一個面貌和善的人想了好久後說道：“卡斯韋爾十四歲左右的時候，在學校裡拼法學得最好。” 我站在那裡時，死人垂在白松板箱旁邊的右手鬆開了，一樣東西掉在我腳邊。我悄悄用腳踩住，過了一會兒才把它撿起來，揣進口袋。照我的揣測，他在臨終的掙扎中無心抓到了那個東西，死死捏住不放。 當天晚上，旅館裡的人除了談談政治和禁酒之外，主要是談論卡斯韋爾少校的去世。我聽到一個人對大家說： “照我的看法，諸位，卡斯韋爾是被那些混蛋黑鬼謀財害死的。今天下午他身邊有五十塊錢，給旅館裡好幾個人看過。發現他的屍體時，這筆錢不在了。”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離開了這個城市。當火車駛過坎伯蘭河上的橋樑時，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黃牛角的大衣鈕扣，約莫有半元銀幣那樣大小，上面還連著蓬散的粗麻線。我把它扔到窗外，讓它落進遲緩泥濘的河水里。 我不知道布法羅有些什麼事情！
註釋： 中的人物，他頂替容貌同他酷似的達尼上了斷頭台。上文的馬車（tumbril）是指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押送死刑犯上斷頭台時用的馬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