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8月底，霧島三郎利用到東京出差的機會，訪問了律師浜田雄介的住宅。
浜田雄介在最近辭去檢察官，當了律師。小山榮太郎的案子是經他手調查、起訴的。
“霧島，小山死刑監斬人是你啊？”
年過50歲的律師嘆著氣說，紅紅的胖臉瞬間似乎失去了血色。
“是的。他臨死前一直在喊自己無罪、冤枉。最後一句話，檢察官……，還沒喊完就掉下去了。”
浜田律師掏出手帕擦了擦額頭的汗。點煙的手微微顫抖著。
“我也在宮城監獄幹過監斬的差事。”
浜田極力控制發顫的聲音，接著說：
“是一個殺了自己雙親的男人。沒有什麼動機，愚昧無知。最後，他不停地喊著，'媽媽。媽媽……'。這成了我一生難忘的體驗。還好，他沒喊自己冤枉。”
霧島鬆了一口氣。不是每個檢察官都能碰上監斬死囚的差事的。他想，這位前輩有這樣的體驗，在談到這次經歷時帶著一副沉痛的表情，可能會坦率地回答自己的問題。
“當時，我很後悔作檢察官。我想，不管如何馬虎，我也不會讓一個人受冤枉被判死刑。”
情不自禁地說出這句話後，霧島閉上了嘴。按道理，這是對任何人都可以說的話，但這位前輩也許把它理解為對自己的指責。
不出所料，浜田律師皺緊眉頭說：
“霧島，你是在指責我嗎？”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您作為檢察官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這個案子又是經地方法院、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定的，而且當時他的律師不可能全是無能的笨蛋。但搶劫殺人犯不是沒可能判無期徒刑的，我只想知道為什麼量刑時不考慮實際情況，判了他死刑。”
浜田微斜著頭，手指不停地轉著點燃的香煙。
“所以，到這兒來拜訪您，在很大程度上，我想得到一些心理安慰。”
霧島認真地接著說：
“我希望從您嘴裡聽到他該被判死刑的理由。如果我能認為，即使我在法庭上也會請求法院判他死刑，監斬時給我的心理打擊就會減輕，最終我還會把這件事完全忘掉。”
“嗯，還有呢？”
“如果他到臨死之前一直在撒謊，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睡著覺了。殺人犯的精神不正常是很自然的。從警察局到檢察廳，再到法院，不停地重複說自己無罪、冤枉，不知不覺之中，他就會認為自己說的話是真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肩上的擔子完全卸下來了。”
“如果事實正好相反，你怎麼辦？”
突然，浜田律師抬起頭，反駁似地問。
“除祈禱他安息外沒什麼辦法。作為檢察官，我不會指責你過去的行為，也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別人。想到自己一生都要帶著這個疑團生活，我很希望了解這件事的真相。”
“真相？這只有上帝和死者本人知道。至今我仍不認為把他作為殺人犯起訴有什麼錯。證據是稍單薄了些，但這些證據能否採用是法院的事。”
聽了霧島的話後，浜田律師好像作出了什麼決定。
“霧島，說真話，我不願多談這件事。咱倆人就是把這個案子再過一遍也查不出事件的真相。即使另外有一個真犯人，小山也不能起死回生了。”
“您是不能和我談這件事了？”
浜田律師被霧島的認真態度打動了似地嘆了一口氣。
“不，我可以說給你聽。看到你這樣年輕和認真的檢察官為與自己毫不相干的過去的案子苦惱，我怎麼忍心。作了律師後，我更覺得檢察官應該有一顆良心。”
談著感想，浜田律師到別的房間取回一個本子。
“被害人姓古谷，這個案子被有關人員稱為'古谷事件'。據推測，事件發生在1955年3月25日晚9點到10點。被害者是古谷源造夫婦，家住橫濱市丸山町，從事金融業。”
浜田律師慢慢地開始講述，霧島打開了筆記本。
“從事金融業是不是放高利貸？”
“是，這對夫婦放高利貸手段狠毒，積了不少怨恨，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的1955年。在1953年以前，借高利貸買股票也能賺大錢，但斯大林去世和朝鮮停戰協議簽署招致了股票價格暴跌，放高利貸者奪走了很多人為藉債而抵押的房產。舉股票的例子是因為好理解。除股票外，因停戰協議而價格暴跌的商品還有不少。”
“那麼，事件的經過是怎麼回事？聽說是搶劫殺人……。”
“是的。據推測，犯人威脅古谷夫婦打開保險櫃，奪走裡面的錢財，並用手槍打死了他們二人。這可以說是最惡劣和殘酷的犯罪行為。”
律師停頓了一下接著說：
“警察搜查的細節就省略不說了。經過調查，我們認為這個殺人案是了解古谷家情況的人幹的。第一，這天晚上古谷家保險櫃裡的現金特別多，有800多萬日元。因為有人在晚上來還了800多萬日元的欠款。古谷源造在橫濱的野毛盯有一個事務所，而且放高利貸的人一般不會把這麼一大筆錢存到家裡。”
“嗯！”
“其次，本來古谷家有五個人，但這天晚上偏偏就古谷夫婦二人在家。古谷家的養女幸子、秘書兼保鏢倉內實和一個叫中山的中年女傭人—這三個人都有事外出了。這三個人中如果有誰在家，這個悲劇也許不會發生了，特別是倉內實，他還是柔道三段……。”
“這個倉內實和女傭人都沒有可疑的地方嗎？”
“女傭人40多歲，被排除了。警察對倉內實進行了調查，但他有證人，又沒有發現特別可疑的地方。”
“明白了。小山榮太郞同古谷家是什麼關係？”
浜田律師乾咳了一下說：
“他是養女幸子的好朋友。小山當時專門販賣駐日美軍物質，無業，生活沒有著落。在老家松本，有妻子和一個孩子，他往回寄錢，但不叫她們到橫濱來一起住。琢磨不定的性格，動物般的生命力和甜言蜜語對某種女人來說可能很有魅力。交結了許多不三不四的朋友的幸子完全被他迷住了。”
“古谷夫婦自然不同意一人來往吧？”
霧島追問了一句。
“小山雖然是分居，但是結了婚的人。他說要同以前的妻子離婚，但古谷夫婦不願意把養女嫁給一個無職業的人。何況，小山幹的事又不是什麼體面的事。古谷源造和小山榮太郎之間曾有過激烈的爭吵，古谷要小山斷絕同女兒的來往。而且，經過調查發現，小山當時手頭缺錢，從別的地方借了一筆高利貸。所以，可以說小山有金錢和女人兩個動機。”
“的確，這些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地道的嫌疑犯，但判斷他是犯人的證據是什麼？”
“第一，作為直接證據，犯罪現場發現了一個洋木煙斗。菸絲是小山經常抽的菲利浦牌菸絲，而且從煙斗上採到兩個同小山的拇指和食指完全相同的指紋。”
浜田律師喘了一口氣接著說：
“光這個證據，還可以考慮可能有人嫁禍於他，但用他的頭髮和手作碘化物澱粉檢查，出現陽性反應。這就是開槍時候留下的火藥的痕跡。在法庭上，律師引用法醫學雜誌刊載的例子進行反駁：使用便宜頭油後作碘化物澱粉檢在出現陽性反應的情況也有，但法院最終沒有採納他們的反證。”
“小山沒有證人嗎？”
“小山和幸子約好當晚9點在伊勢佐木町的'麗露'咖啡館見面，但他沒有赴約。開始考慮過幸子是否是同案犯的問題，但這個情況查明後她就被排除了。如果是共同作案，二人就會互相作證，在犯罪的這段時間內他們一起在某個地方。而幸子從9點到10點確實在'麗露'咖啡館。”
霧島三郎有些洩氣了。浜田律師強有力的說明折服了他。
“小山關於自己當晚9點到10點的行動的說法不能成立。他對我說，有個叫福田的女人給他帶來一樁好買賣，從晚上不到九點至十點多一直在本牧美軍營地附近等她，但沒有等到。福田這個女人在那兒乾什麼都不知道，她自然不能成為證人了。”
“警察沒有找那個女人嗎？”
“這個女人是做美國兵生意的妓女，像只侯鳥，今天橫須賀，明天佐世保。警察無法搜查連真名和住址都不知道的女人，這很正常。根據我的印象，這個女人像他編造的人物。”
霧島嘆了一口氣。沒有證人，如果其他重要證據齊全，寬宏大量的法官也不會理睬小山的申訴。
“還有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自白。在警察局，他寫了自白書，說'自己殺了二人'。我對他說，'在檢察廳推翻過去的供詞也可以，但要說真話'。以後他開始否認過去的供詞，一直到審判結束。他的態度給法官們留下惡劣的印象。如果他在法院承認犯罪事實，表示痛改前非，判無期徒刑的可能性是有的。”
霧島三郞作為檢察官已經說不出什麼了。刑事訴訟法在戰後作了根本性的修改，產生了新的刑事訴訟法，但“自白是證劇之王”的原則在執法的法官心裡並沒有變。因此，不能將自白作為唯一的證劇定人以罪——這條新法律的根本原則容易受到輕視。
“他對自白是怎麼解釋的？”
“犯人在這時候說的話都差不多。都是拷問的結果。他沒說挨打，但說受到精神上的壓迫和不讓睡覺。他向我哭訴無法忍受這樣的痛苦，終於承認自己殺人。”
浜田律師露出了該說的都說完了的表情，又點上一支香煙。
“他一直申訴自己無罪？有沒有舉出其他犯人的名字？”
霧島三郎不放心地問。律師搖了搖頭。
“據他說，一個手腕上紋有櫻花叫傑克的男人是犯人。但沒有證據。幸子說這個男人常來她家，不是好人，小山可能是從這兒想到這個人的。後來警察找過這個男人，但沒有找到。”
“是不是覺得危險逃跑了？”
“這些人大多幹過一些壞事。覺得危險從橫濱逃跑也不一定就同本案有關。而且據警察調查，傑克有絕對的證人。”
“證人是誰？”
“麻將。他和其他四人從傍晚開始打麻將，一直打到深夜。中間商增本敏郎、舊貨商島田康吉，不良少女畑忡圭子和傑克的好友鬼島桃太郎。”
“鬼島挑太郎，這是真名嗎？”
霧島三郎沒想到有人叫這種名字。
“是真名字。我從警察那裡聽到這名字叫也很驚訝，沒想到還有叫這樣怪名字的人。他父親大概覺得姓怪，索性給他起了怪名叫桃太郎。”
浜田律師哭笑不得地說。
“凶器沒有找到、警察推測凶器可能被扔到河里或海裡了。我贊成他們的推測。雖然這一點缺乏說服力，但至今我仍不認為對他起訴的本身有什麼錯誤。”
霧島嘆一口氣低下了頭。
雖然這位律師的說明並不是無懈可擊，但這足以滿足他作為一名檢察官和一個人的良心的需要了。霧島已經沒有勇氣再去法院翻閱審判記錄了。
警察局和檢察廳不會重新調查一件已經了結的案子的。檢察官和法官辦案的本身也沒有任何可疑之處。
“謝謝！我今後會忘掉這樁案子的。”
霧島三郎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離開了浜田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