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是一對。後來納入長篇，而那篇《盲柳與睡女》，情節上則同沒有直接關聯。
閉上眼睛，就聞到了風的氣味。帶有碩果般膨脹感的五月的風。風裡有粗粗拉拉的果皮，有果肉的粘汁，有果核的顆粒。果肉在空中炸裂，果核變成柔軟的霰彈嵌入我裸露的手臂，留下輕微的疼痛。
“噯，現在幾點？”表弟問我。我們身高相差近二十厘米，表弟說話總是揚頭看我的臉。
我覷了眼手錶：“十點二十分。”
“表可準？”表弟問。
“我想是準的。”
表弟拉起我的手腕看表。手指細細滑滑，卻意外有力。 “貴麼，這個？”
“不貴，便宜貨。”我又看了一眼錶盤說道。
沒有反應。
我看看表弟，見他正不無困惑地往上看著我，唇間露出的白牙看上去就像退化的白骨。
“便宜貨。”我看著表弟的臉，一字一板地重複，“便宜是便宜，但相當準。”
表弟默然點頭。
表弟右耳不好。上小學沒幾天耳朵就給棒球砸中了，那以來聽力一直有障礙。話雖這麼說，日常生活中基本沒有什麼不便，所以還是上普通學校，過普通生活。教室裡總坐右側第一排，以便左耳對著老師。成績也不差。但他有能夠較好地聽清外部聲音的時期和不能的時期，二者相互交替，如潮漲和潮退。此外，每半年偶爾還會有一兩次兩隻耳朵幾乎都什麼也聽不見，就好像右耳沉默得太厲害，連左耳的聲音都給悶死了。那一來，普通生活不用說過不成了，學校也不得不停去一段時間。至於什麼緣故造成的，醫生也解釋不了，因為別無此例，治療自然也無從談起。
“就是說表這東西，也不是貴就一定準嘍。”表弟簡直像在說給自己聽，“我以前那塊表倒是相當貴，可動不動就出問題。上初中時買的，一年就丟了，那以來一直沒表。沒讓父母再買一個。”
“沒有表不方便吧？”我問。
“哦？”表弟反問。
“不方便吧，沒有表？”我看著他的臉又說了一遍。
“也不至於。”表弟搖搖頭說，“又不是一個人在山里邊生活，時間什麼的總能問別人。”
“倒也是。”
往下我們沉默了一陣子。
我應該對他更親切些，應該這個那個多搭些話，這點我很清楚。應該在到醫院之前多少緩解他感覺到的緊張。只是，從上一次見他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五年。五年時間裡，表弟從九歲長到十四，我由二十變為二十五。這段時間空白在我們之間砌了一道障礙，彷彿無法穿透的半透明的隔牆，即使我有什麼要向他搭話，也想不出合適詞語。每當我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時候，表弟總是以有點困惑的神情往上看我，左耳略略朝這邊傾斜。
“幾分？”表弟問。
“十點二十九分。”我回答。
公共汽車開來是十時三十二分。
同我上高中時相比，公共汽車的車型已經是新式的了，駕駛席的窗玻璃挺大，儼然擰掉翅膀的大型轟炸機。車內比預想的擁擠，站在通道上的乘客固然沒有，但也沒有足以讓我們兩個並排坐下的位置。所以我們也沒坐，而是站在最後面車門那裡。反正路不太遠。只是，我沒辦法理解這個時間段何以有這麼多人坐公共汽車。車是循環線，從私營地鐵站始發，繞山腳住宅區轉一圈，又回到同一車站。沿線又沒有什麼特殊的名勝和設施。學校倒是有幾所，上學時間自是相當擠，而午休時間車上本該空蕩蕩的才是。
我和表弟各自一手抓吊環一手扶立柱。汽車閃閃發光，看上去就像剛出廠就運來這裡的，金屬部位一塵不染，簡直可以完整地照出臉來。座罩的絨毛也挺挺實實的，連每顆螺絲釘都漾出新機械特有的得意和樂天意味。
車的換新和乘客人數比預想的多讓我有點兒不知所措。或者沿線環境在我不知道的時間裡搖身一變也未可知。我小心翼翼地環顧車廂，之後觀望窗外景緻，然而看到的仍是一如往日的幽靜的郊外住宅區風光。
“坐這車行嗎？”表弟不安地問我，大概是見我上車後臉上一直顯出困惑的緣故。
“放心，”我半是說給自己聽，“不會錯的，來這裡此外沒別的車。”
“過去可坐這公共汽車上高中來著？”
“是的。”
“喜歡學校？”
“不大喜歡。”我實話實說，“不過去那裡能見到同學，所以上學倒不怎麼難受。”
表弟就我的話思索了一番。
“那些人，現在還見？”
“哪裡，好久沒見了。”我斟酌著回答。
“為什麼？為什麼不見呢？”
“因為離得太遠。”這自然是實情，不過此外也沒辦法解釋。
我旁邊坐著一夥老人，一共有十五六人。車擠其實是這夥老人造成的。老人們都曬得相當可以，連脖頸後都曬得那麼均勻，而且都瘦，無一例外。男的大多身穿登山用的厚襯衣，女的基本是素淡的半袖衫。每個人都把休閒登山用的小背囊樣的東西放在膝頭，長相都相似得不可思議，簡直就像把放著同一項目樣品的抽屜抽出一個直接端到了這裡。不過也真是奇怪，這條線路上根本沒有登山路線，他們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手抓吊環想來想去，但想不出合適答案。
“這次治療會痛麼？”表弟問我。
“會不會呢？”我說，“具體的還什麼都沒問。”
“你以前沒找過看耳朵的醫生？”
我搖搖頭。回想起來，生來至今還一次也沒找過耳醫。
“過去的治療相當痛來著？”我詢問。
“倒也不是。”表弟露出一絲苦相，“當然不是說完全不痛。有時候多少還是痛的。並不是痛得不得了。”
“那麼，這回怕也差不許多。聽你母親說，這回的做法大概同以前也沒太大區別。”
“問題是，如果同以前沒有區別，那麼不是同樣治不好麼？”
“那不一定，偶然碰巧的時候也是有的。”
“就像瓶塞一下子拔了出來？”
我掃了一眼表弟的臉。看不出是在故意挖苦。
我說：“醫生換了，心情也會跟著換的，甚至順序的一點點變動都有很大意義。不要輕易灰心喪氣。”
“也不是灰心喪氣。”表弟說。
“可厭倦是有的吧？”
“算是吧。”說著，表弟嘆了口氣，“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害怕。想像可能到來的疼痛要比實際疼痛討厭得多、害怕得多。這個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我應道。
那年春天發生了很多事。乾了兩年的東京一家小廣告代理店的工作因故辭了；差不多同時，和大學時代就開始相處的女子也分手了。翌月祖母因腸癌去世，我拎著一個小旅行箱返回闊別五年的這個小鎮參加葬禮。家裡邊我住過的房間還原樣剩在那裡——書架上擺著我看過的書，有我睡過的床，有我用過的桌子，我聽過的舊唱片也在。房間裡的一切都變得乾巴巴的，早已失去了色彩和活氣，惟獨時間近乎完美地沉澱了下來。
原定祖母的葬禮過後休息三天就返回東京，找新工作也不是完全沒門路，打算試一試再說，另外還打算搬個家改變一下心情。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懶得動身了。說得準確些，就算我想動也已經動不得了。我一個人悶在房間裡聽舊唱片、重讀往日讀過的書，有時拔拔院子裡的草。誰也不見，除了家人跟誰也不說話。
如此時間裡，一天姨母來了，說表弟這回要去一家新醫院，問我能不能陪他去一趟，並說本來應該她自己去，但那天有要緊事要辦。醫院就在我就讀過的高中附近，地點清楚，又閒著，沒有理由拒絕。姨母還遞過一個裝錢的信封，叫兩人用來吃飯。
表弟所以轉去新醫院，是因為原先去的醫院幾乎沒有什麼醫療效果。不僅如此，耳聾週期還比以前縮短了很多。姨母抱怨了醫生幾句，結果對方說病因恐怕不在於外科，而在於你們家的家庭環境，於是吵了起來。當然說心裡話，誰也沒指望換一家醫院表弟的聽覺障礙就會馬上消除。看樣子，周圍人對他的耳朵已基本不抱希望，儘管沒說出口。
我和表弟雖然家離得近，但由於年齡相差不止十歲，所以沒有什麼密切交往，不外乎親戚相聚時把他領去哪里或一起玩玩那個程度。儘管這樣，不知什麼時候起，大家還是把我和這個表弟看成“一對”。就是說，大家認為表弟特別親近我，而我也特別疼愛他。對此我很長時間裡不明所以，但此時看見他這麼歪起脖子把左耳一動不動對著我的樣子，我奇異地為之心動了。他那不無稚拙的一舉一動就像很久以前聽到的雨聲一樣讓我感到分外親切，於是我多少明白了為什麼親戚們把我和他聯繫在一起的原故。
車開過七八個站，表弟再次以不安的眼神往上看我的臉。
“還往前？”
“還往前。大醫院，不可能看漏。”
車窗吹進的風靜靜拂動著老人們的帽簷和脖子上的圍巾，我似看非看地看著。他們到底是些什麼人呢？到底想去什麼地方呢？
“噯，你要在我父親的公司做工？”表弟問。
我吃驚地看著表弟的臉。表弟的父親即我的姨夫在神戶開一家很大的印刷廠，但我從沒考慮過那種可能性，別人也沒暗示過。
“沒聽說啊。”我說，“怎麼？”
表弟臉紅了。 “只是忽然覺得。”他說，“不過那不蠻好麼？可以一直待在這裡，大家都歡喜。”
錄音帶報出站名，但按停車鈕的人一個也沒有。車站上也沒見有人等車。
“可我有事必須回東京的。”我說。
表弟默然點頭。
必須回東京做的事一件也沒有。但是我不能留在這裡，不能。
公共汽車爬上斜坡，房舍隨之變得稀疏，鬱鬱蔥蔥的樹枝開始把濃重的陰影投向路面，洋人那圍牆低矮的塗漆住宅也閃入眼簾。風帶有絲絲涼意。每當汽車拐彎，海都在眼下時隱時現。一路上我和表弟便以眼睛追逐這樣的風景。
表弟說診療要花不少時間，且一個人就行了，叫我在哪裡等著。我對那位醫生寒暄一番，便離開診療室走去餐廳。早上幾乎什麼也沒吃，肚子已經餓了，可是食譜上的東西哪一樣也引不起我的食慾，結果只要了杯咖啡。
因為是個普通日子的上午，餐廳裡除了我只有一家人家的成員。四十五六歲光景的父親身穿深藍色條紋睡衣，腳上一雙塑料拖鞋。母親和一對雙胞胎小女孩是前來探望的，雙胞胎一身白色連衣裙，表情都一本正經，像趴在桌上似的喝橙汁。父親不知是受傷還是患病，反正看上去不太重，父母也好孩子也好無不顯得有點兒百無聊賴。
窗外舒展著一大片草坪。噴水龍頭到處出聲地旋轉著，把銀光閃閃的水花灑在綠色草坪上，兩隻叫聲尖厲的長尾鳥筆直地掠過其上方，倏忽間從視野中消失了。草坪往前有幾個網球場，網已拆掉，空無人影。網球場對面有一排櫸樹，從枝葉間可以望見海，微波細浪點點處處反射著初夏的陽光，閃閃耀眼。路過的風吹拂著櫸樹的新葉，吹得噴水龍頭那有規律的水花多少亂了陣形。
我覺得很久很久以前似乎在哪裡見過同樣的光景。有寬闊的草坪院落，雙胞胎女孩啜著橙汁，長尾鳥飛去哪裡，沒拉網的網球場對面閃出海面……不過那是錯覺。雖然栩栩如生，歷歷在目，但我完全知道那是錯覺。畢竟來這醫院是第一次。
我把腳搭在對面椅子上，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黑暗中，白色塊體出現了，就像顯微鏡下的微生物無聲地一伸一縮，或改變形狀或四下擴散，旋即又聚成一個。
去那家醫院是八年前的事了。是一家靠近海邊的小醫院，從餐廳窗口只能看見夾竹桃。老醫院，總有一股下雨味兒。朋友的女友在那裡做胸腔手術，我和他一起去探望。那是高二的夏天。
手術沒什麼大不了，天生有一根肋骨往內側移位，要把它矯正過來。並非必須馬上做，但既然遲早要做，還是早做為好，如此而已。手術本身轉眼就完事了，只是術後靜養很重要，便住了十天院。我倆一起坐一輛雅馬哈125CC摩托趕去醫院。去時他開，回程我開。是他求我一同去的，“不樂意一個人去什麼醫院。”他說。
朋友順路在站前糕點鋪買了盒巧克力。我一手抓他的皮帶，一手緊攥巧克力盒。大熱天，我們的襯衫被汗濕得一塌糊塗，又給風吹乾，如此周而復始。他一邊開摩托，一邊以糟糕透頂的嗓音唱一首莫名其妙的歌。現在我還記得他當時的汗味兒。那位同學其後不久就死了。
她身穿藍睡衣，披一件及膝長的薄薄的長袍樣的東西。我們三人坐在餐廳桌旁，吸短支“希望”，喝可樂，吃雪糕。她甚是飢不可耐，吃了兩個沾滿砂糖的炸麵圈，喝了一杯摻足奶油的可可，仍一副意猶未盡的樣子。
“出院時要成豬了。”朋友看得目瞪口呆。
“沒辦法，康復期嘛。”她邊說邊用紙巾揩指尖上沾的炸麵圈油花。
他倆說話時間裡，我眼望窗外的夾竹桃。好大的夾竹桃，儼然一小片樹林。濤聲也傳來了。窗口護欄已被海風吹得鏽跡斑斑。天花板上吊一台骨董般的電風扇，攪拌著滿房間悶熱的空氣。餐廳裡充滿醫院味兒，無論食物還是飲料都不約而同地散發著醫院味兒。她睡衣上有兩個胸袋，一個胸袋上別著一支金黃色的小小的圓珠筆。往前彎腰時，從V形領的胸口閃出未被太陽曬著的平滑白皙的胸脯。
我的思路至此陡然打住。這是為什麼呢？我開始琢磨。喝可樂、望夾竹桃、看她的胸脯，接下去到底怎麼了？我在塑料椅上換個姿勢，手托下巴，挖開記憶的沉積層，如用細細的刀尖撬軟木瓶塞。
……我移開眼睛，想像醫生們切開她的胸肌，往裡面伸進用橡膠手套包裹的手指移動肋骨位置的場面。但那似乎非常不真實，像是打比方。
對了，接下去我們講到了性，是朋友講的。講什麼來著？大概講我做的什麼。我想用甜言蜜語讓女孩子就範，卻未如願——記得是這麼回事。儘管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件，但由於他添枝加葉說得妙趣橫生，聽得她放聲大笑，我也忍俊不禁。他很善於表達。
“別逗人家笑嘛。”她不無痛苦地說，“一笑胸口還痛的。”
“哪裡痛？”朋友問。
她隔著睡衣把手指按在心臟的正上方、左乳房稍稍偏內那裡。朋友又就此講了句笑話。她又笑了。
看表：十一時四十五分。表弟還沒返回。快到午飯時間了，餐廳裡開始擁擠起來。各種各樣的聲響和人們的說話聲混雜在一起，煙一般籠罩著房間。我重新返回記憶王國，思索她胸袋那支小小的金黃色圓珠筆。
……是的，她用那圓珠筆在紙巾背面畫什麼來著。
她在畫畫。紙巾太軟，圓珠筆尖給掛住了。但她還是畫。畫山。山上有座小房子。她一個人睡在房子裡。房子四周茂密地長著盲柳。盲柳使她沉睡。
“盲柳到底是什麼？”朋友問。
“一種植物麼。”
“沒聽說過。”
“我造的。”她微微一笑。 “盲柳有好厲害的花粉，沾了花粉的小蒼蠅鑽進耳朵，讓女人昏睡過去。”
她拿過一張新紙巾，在上面畫盲柳。盲柳是杜鵑花樹大小的灌木，開花，花被厚綠葉里三層外三層地圍著，葉形宛如一束蜥蠍尾巴。看上去盲柳全然不像柳樹。
“有煙？”朋友問我。
我隔著桌子把被汗水弄濕的一盒短支“希望”扔給他。
“盲柳外觀雖小，但根子極深。”她解釋說，“實際上，到達一定年齡之後，盲柳就不再往上長，而是一個勁兒往下伸，就像要把黑暗當營養。”
“而且，蒼蠅運來花粉，鑽入耳朵，讓女人睡覺。”朋友總算用濕火柴點燃了煙，“那麼……蒼蠅要幹什麼呢？”
“在女人體內吃她的肉，還用說。”她回答。
“吧唧吧唧。”朋友接道。
對了，那年夏天她還寫了一首關於盲柳的長詩，給我們介紹了詩的梗概。那是她暑假裡惟一的作業。從某晚一個夢中想出情節，在床上花了一個星期寫成長詩。朋友提出想看，她沒給，說細小地方還沒修改，轉而畫圖介紹詩的梗概。
為了救助因盲柳花粉而昏睡不醒的女子，一個小伙子爬上山崗。
“那是我吧，肯定。”朋友插嘴。
她搖搖頭：“不不，不是你。”
“你知道？”朋友問。
“我知道。”她一臉認真的神情。 “為什麼不曉得，反正就是知道。傷害你了？”
“當然。”朋友半開玩笑地皺起眉頭。
小伙子撥開擋住去路的密密麻麻的盲柳，一步步爬上山崗。自從盲柳蔓延開來以來，他是第一個實際爬上山崗的人。小伙子拉低帽簷，邊移步邊用一隻手趕著一群群蒼蠅——為了見到沉睡的少女，為了把她從長久的酣睡中喚醒。
“說到底，少女的五臟六腑已經在山頂給蒼蠅吃光了吧？”朋友問。
“在某種意義上。”她回答。
“在某種意義上被蒼蠅吃光，也就是在某種意義上是件傷心事嘍，肯定。”朋友說。
“啊，算是吧。”她想了想說道。 “你怎麼看？”她問我。
“聽起來是夠傷心的。”我說。
表弟返回已是十二點二十分。他臉上的神情總好像對不上焦點，手裡拎著一個裝藥的袋子，從出現在餐廳門口到找見我的桌子走過來花了不少時間，步法也有點歪斜，似乎身體保持不住平衡。往我對面的椅子上一坐，他趕緊大大地吸了口氣，就像忙得忘記呼吸了似的。
“怎麼樣？”我試著問。
表弟“唔”了一聲。
我等他開口，但怎麼等也沒動靜。
“餓了吧？”我問。
表弟默默點頭。
“在這裡吃？還是坐公共汽車到街上吃？”
表弟滿腹狐疑地打量了一圈餐廳，說這裡可以。我買來餐券，要了兩份套餐。飯端來之前，表弟像我剛才那樣一聲不響地看著窗外的風景——海、一排櫸樹、噴水龍頭……
旁邊桌子一對穿著整齊的中年夫婦一邊吃三明治，一邊講患肺癌住院的一個熟人：五年前就戒了煙但為時已晚啦，早上起來吐血啦，如此這般。妻問，丈夫答。丈夫解釋說，在某種意義上，癌那東西乃一個人生活方式的傾向的濃縮。
套餐是牛排漢堡包和炸白肉魚，另有色拉和麵包卷。兩人面對面默默吞食。這時間裡鄰桌夫婦兀自大談特談癌的形成，什麼最近為什麼癌症增多啦，為什麼沒有特效藥啦，等等等等。
“哪裡都大同小異。”表弟看著自己的雙手，用有些呆板的聲音對我說，“都問同樣的話，做同樣的檢查。”
我們坐在醫院門前的長凳上等公共汽車。風不時搖顫著頭頂的綠葉。
“有時候耳朵會完全聽不見？”我問表弟。
“是的。”表弟回答，“什麼都聽不見。”
“那是怎樣一種感覺呢？”
表弟歪起頭想了想說：“忽然意識到時，簡直一點聲音都聽不到了。不過意識到要花相當一些時間。意識到時已經什麼都聽不見了，就像堵著耳塞待在深海底。它要持續好大一陣子。那時間裡耳朵自然聽不見，但不單單是耳朵。耳朵聽不見只是它的極小一部分。”
“感覺不快吧？”
表弟短促而堅決地搖了下頭：“也不知為什麼，倒也沒有不快的感覺。只是這個那個不方便，如果聽不見聲音的話。”
我思索一番，但體會不出是怎麼個滋味。
“看過約翰·福特的《阿帕切要塞》？”表弟問。
“很久以前看過。”
“前些天在電視上看來著。電影實在有趣得很。”
“呃。”我附和道。
“開頭那裡，西部要塞來了一位新到任的將軍。老大尉出來迎接，就是約翰·維因。將軍還不太了解西部戰況，不知道要塞周圍發生了印第安人叛亂。”
表弟從衣袋裡掏出折疊的白手帕，擦了下嘴角。 “一到要塞，將軍就對約翰·維因說：'來這裡的路上，看見幾個印第安人。'於是約翰·維因以若無其事的神情這樣回答：'沒關係。閣下看見印第安人，就是說印第安人不在那裡。'準確的記不得了，大致是這樣的。明白怎麼回事？”
我記不起《阿帕切要塞》有那樣的台詞。作為約翰·福特電影的台詞，我覺得未免有點費解。不過看那電影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能看到的事是不那麼重要的——大概是這個意思吧……不大明白。”
表弟蹙起眉頭：“我也稀里糊塗。只是，每當因為耳朵被人同情時，不知為什麼我就想起那句話：'看見印第安人，就是說印第安人不在那裡。'”
我笑了。
“奇怪？”表弟問。
“奇怪。”我說。
表弟也笑了。久違的笑。
停了片刻，表弟直截了當地說道：“噯，能往裡看一下我的耳朵？”
“看耳朵？”我有點吃驚。
“只從外面看即可。”
“那行，可為什麼呢？”
“沒什麼。”表弟紅著臉說，“想讓你看看什麼樣子。”
“好的，”我說，“這就看。”
表弟臉朝後把右耳轉給我。細看之下，耳形非常漂亮。大並不大，但耳垂就像剛出鍋的鬆糕一樣軟乎乎地隆起著。我還是第一次細瞧別人的耳朵。較之人體的其他器官，耳朵這東西在形態上頗有匪夷所思之處，所有地方都自行其是地拐來拐去、坑坑洼窪，或許是在進化過程中為追求聚音和防護等功能而自然形成瞭如此不可思議的外觀。在這種奇形怪狀的屏障的簇擁下，—條耳孔黑乎乎地敞開，如秘密洞穴的入口。
我想到她耳朵裡盤踞的微小的蠅們。它們的六條腿黏乎乎地沾滿了甜膩膩的花粉，措入她暖融融黑漆漆的體內，噬咬柔軟的粉紅色鮮肉，吮吸汁液，在腦袋裡產下小小的卵。然而她看不見它們，翅膀聲也聽不見。
“可以了。”我說。
表弟一下子轉回身，在長凳上重新坐好。 “怎麼樣，可有反常的地方？”
“從外面看好像沒什麼反常。”
“比如感覺上有點什麼沒有——光感覺也可以的。”
“普普通通的耳朵。”
表弟顯得有些失望。或許我不該那麼說。
“治療時痛不？”我試著問。
“痛倒不至於，和以前一樣。以同樣的方式來回刮同樣的地方。現在真有點擔心那裡給刮壞了。有時都覺得不是自己的耳朵。”
“28路，”稍頃，表弟轉過臉說，“乘28路公共汽車可以的吧？”
我一直在想別的，聽他這麼說，我抬起臉來，見公共汽車正放慢速度在上坡路上拐彎。不是來時的新車型，而是有印象的老車，前面寫著“28”的番號。我想從長凳上站起，卻站不起來。手腳就好像置於急流正中，沒辦法隨心所欲。
這時，我想起那個夏天探病帶的巧克力盒。她興沖沖地打開盒蓋一看，一打小巧克力早已融化得面目全非，黏乎乎地沾在隔紙和盒蓋上了。原來我和朋友來醫院路上曾把摩托停在海邊，兩人躺在沙灘上天南海北閒聊，那時間裡巧克力盒就一直扔在八月火辣辣的陽光下。於是巧克力毀於我們的疏忽和傲慢，面目全非了。對此我們本該有所感覺才是，本該有誰——無論誰——多少說一句有意義的話才是。然而，那個下午我們全然無動於衷，互相開著無聊的玩笑，就那麼告別了，任憑盲柳爬滿那座山崗。
表弟用力抓住我的右臂。
“不要緊吧？”表弟問。
我讓思緒返回現實，從長凳上欠起身。這回得以順利站起。皮膚可以再次感覺出掠身而過的五月令人懷念的風。隨後幾秒鐘時間裡，我站在昏暗而奇妙的場所，站在眼睛看到的東西並不存在而眼睛看不到的東西恰恰存在的場所。但不久現實的28路公共汽車終將停在眼前，現實的車門將打開，我將鑽進去趕往別的場所。
我把手放在表弟肩上。 “不要緊的。”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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