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務旅館的餐室裡，路易莎拆開了當天收到的海外來信。和往常一樣，她吃著牛排和土豆，外加一杯葡萄酒。餐室裡有幾位跑業務的，還有因鰥居而每晚必到的牙醫。他起先有意於路易莎，可又說從沒見過敢碰葡萄酒和烈酒的女人。 “喝點酒對身體好。”路易莎聲音低沉地說。 白色桌布一周一換，上面還有一層油布保護。每逢冬天，油布被廚房抹布擦過後的味兒、爐膛冒出的煤煙味兒、牛肉滷汁混合乾土豆和蔥頭的味兒，在餐室瀰漫開。住客若是受凍挨餓地推門進來，大抵還消受得了。每張桌子上都擱著小小的調味瓶架，配有燒汁瓶、番茄醬瓶和裝著辣根醬的小缽子。 信封上署有“安大略省，卡斯泰爾斯，卡斯泰爾斯公共圖書館，圖書管理員收”。落款日期是六週前——1917年1月4日。

這封信讓你吃驚吧？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記得你的名字了。希望你就是那位圖書管理員，雖說時間過去很久，你可能已經離職了。 我傷得不重，可還只能待在醫院。周圍的人情況都比我糟，我只能分神想別的事，比如你是不是還在那家圖書館。如果沒弄錯，你應該是中等身材或是稍矮一點兒，一頭淡棕色的秀發。在我入伍前的幾個月，你接替坦布林小姐到圖書館上班，我八九歲剛辦圖書卡的時候，她就在那裡了。她管事那會兒，書可真夠亂的。想開口勞她大駕，可得有必死的決心，因為她活脫脫就是一條惡龍。你來後就大不一樣了，書都按照虛構、非虛構、歷史、旅遊分好類，雜誌整理得井井有條，新刊一到就上架，不會讓大家總是讀那些老黃曆。我很感激，但又不知道如何表達。我也琢磨你為什麼會來這裡，你可是一個念過書的人。

我叫傑克·阿格紐，讀者卡就在抽屜裡。我借到的最後一本書很不錯——HG威爾斯的《人類的構建》。我書念到高二，就和很多人一樣去了杜德家的工廠。我不是剛滿十八歲就參軍的，你肯定覺得我不算條“好漢”。我總是習慣自己拿主意。我在卡斯泰爾斯，不，應該說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就是父親帕特里克·阿格紐。他為杜德家幹活，不在廠裡，而是在他家的宅院裡做園丁。他真是頭獨狼，比我還不合群，一有機會就去鄉下釣魚。我有時候也寫信給他，他看沒看就不知道了。 用過晚餐，路易莎去了二樓的女士間，在書桌前寫起了回信。 很高興我在圖書館的工作能得到你的欣賞。可那隻是些平常活兒，沒什麼特別的。 你一定想知道家鄉的消息，可我真答不出什麼來，在這兒我是個外鄉人。我會和圖書館還有旅館裡的人聊天。旅館裡的旅行推銷員都愛聊自己的買賣（只要能拿到貨，生意就很火），偶爾聊聊病情，要么大談戰事。小道消息滿天飛，那些道聽途說的高見又可氣又可笑。這兒我就不花力氣寫了，因為檢查員讀到的話，這信一定會化為碎片。

你問我怎麼會來這裡，其實沒什麼故事可講。我父母雙亡。父親過去在多倫多伊頓百貨店的家具部，他死後母親去了那家店的織品部。我自己也在書店部乾了一陣子。你可以說，“伊頓”就是我家的“杜德工廠”。我從賈維斯學院畢業。我得過一種病，在醫院裡住了好一陣子，不過現在已無大礙。過去讀書的時間很多，我最喜歡的作家是托馬斯·哈代。有人批評他的作品太灰暗，但我覺得很忠於現實生活。還有就是薇拉·凱瑟。我只是碰巧來到這個鎮子，聽到圖書管理員的訃聞，心想沒準可以接手這份工作。 真不錯今天能收到你的信。我正準備出院，信能不能轉寄到新駐地就很難說了。很高興我的信沒被你笑話。 如果你碰巧遇上我父親或別的什麼人，別提我們通信的事。這和別人沒關係，我知道很多人會笑話我給圖書管理員寫信，就像人們當初笑話我去圖書館。幹嗎給他們添樂子？

真高興可以離開這裡。身邊是走不了路、永失光明的伙計們，一群將要離群索居的人。比起他們，我實在夠幸運的了。 你問我住在卡斯泰爾斯的什麼地方。說起來真是再普通不過的小地方。你知道維尼格山嗎？弗勞爾斯街拐彎，右手邊最後一棟就是，過去它刷的是黃漆。我父親種土豆，至少原來是種的。過去我常裝上一手推車土豆，滿鎮子叫賣。賣完一車，我就攢下一枚五分鎳幣。 你提到最喜歡的作家。過去我愛讀贊恩·格雷，後來興趣從虛構文學轉向了歷史和遊記。有時我會啃些硬骨頭，哪怕不適合我，也能讀出些名堂。我提到過的HG威爾斯算一個，還有寫宗教題材的羅伯特·英格索爾。他們都讓我深思。如果你是虔誠的教徒，希望沒有冒犯到你。 有一天我去圖書館，是個星期六的下午，正巧看到你打開門鎖，一盞一盞地開燈。那時天色很暗，外面還下著雨。你沒戴帽子，也沒帶傘，頭髮淋濕了。你取下髮夾，鬆開了頭髮。冒昧地問一句，你還留著那時的長發嗎？還是剪短了？你走到取暖器前停住腳步，甩了甩頭髮，水滴濺落在上面，發出“吱吱”聲，就像平底鍋上的油脂。我坐在一邊，讀著倫敦《新聞畫報》上有關大戰的文章。我們相視一笑。 （這可不是說你的頭髮油膩！）

我沒剪短髮，雖然時常想剪。 虛榮還是懶惰？我自己也不明白。 對宗教，我談不上虔誠。 我沿維尼格山步行而上，找到了你家的房子。土豆長勢不錯。一條狼狗對我不怎麼客氣，是你養的嗎？ 天氣熱起來了。河水氾濫過一次，我猜每年春天都會。水漫進旅館地下室，不知怎麼的就弄髒了我們的飲水系統，所以大家喝上了免費的啤酒和薑汁汽水。不過你得是房客或常住戶才行。你也想得到，一定是笑話百出。 我想知道，能幫你捎些什麼嗎？ 我沒什麼特別想要的。我收到了煙，還有卡斯泰爾斯的女士們為我們張羅的東西。我想讀讀你提到的那幾位作家，但在這兒看來沒轍。 前些天這邊有人犯心髒病死了，成了個大新聞。你聽說過什麼人死於心髒病嗎？在這裡，從早到晚大夥兒就嘮叨這事。每個人說完了都笑。你一定覺得大家心狠，但這事兒實在是太怪了。戰事不緊，他不可能是被嚇死的。 （實際上，他是寫信時犯病的，所以我最好留點神。）在他死後，戰友有挨槍子兒的，有被炸飛的，但他死得最出名，心髒病發作。人人都說軍隊花了大價錢，換來他千里赴死。

今年夏天特別乾，為了防止揚塵，灑水車每天上街灑水。孩子們就追著它手舞足蹈。鎮上出現了一個新玩意兒——叮噹作響的冰激凌小車，這是孩子們的寶貝。推車的是廠子裡出過工傷的那個男人——你應該知道是誰，我記不起名字了。一邊的胳膊肘以下都沒了。我的房間在旅館三樓，活活一個烤箱。我常得在外面散步到半夜。很多人和我一樣，有時還穿著睡衣。像是一個夢。剩下的河水還漂得起划艇。八月的一個星期天，衛理公會的牧師劃過一次。他是在為大家祈雨，不過那小船有點兒漏水，先是濕了他的鞋子，後來整條船都沉了。牧師只能站在河裡，其實水都沒齊腰。這算事故還是預先謀劃好的惡作劇呢？大家都說祈禱靈驗了，只是方向不對。 我時常路過杜德家的宅子。你父親把草坪和樹籬打理得很漂亮。我喜歡那棟房子，看起來別緻又敞亮。可就連那兒也未必涼快，很晚了我都能聽到媽媽和小娃娃的聲音，他們好像還在屋外草坪上。

我說過自己不需要什麼，但還是有一樣東西想要。一張你的相片。但願你沒覺得我得寸進尺。說不定你已經訂婚了，沒准在給這裡的心上人寫信，就像寫信給我一樣。你很出眾，如果已經有長官追求你，我也不會驚訝。一言既出，沒法收回，由你決定吧。 路易莎二十五歲，談過一次戀愛，對方是在療養院裡結識的醫生。愛情的最終回報是，醫生沒了工作。他是被療養院解僱的，還是厭於糾葛而自願請辭的？路易莎不禁懷疑。他有家室，有幾個孩子。那陣子少不了寫信。他走之後，兩人仍保持書信往來。在獲准出院一兩次後，路易莎讓對方別再寫信，他也照辦了。書信既斷，她無法再待在多倫多，轉行幹起外勤推銷。這樣她每週只會失望一次，也就是周五或週六晚上回來的時候。她的最後一封信隱忍決絕，一種悲情女主角式的自憐從此相隨。當她拽著裝有樣品的旅行箱上下小旅社樓梯的時候，當她談論巴黎流行款式的時候，當她介紹樣品帽子如何迷人的時候，當她對影獨酌的時候，這種感覺都不曾離去。如果有人可以傾訴，她又會嘲笑那種念頭。她會說愛情都是花招把戲，是場騙局，對此她確信無疑。可一旦想到愛情，她會感到一陣死寂，繼而緊張不安，直至被洶湧的虛脫感壓垮。

她去拍了一張照片。要拍成哪種效果，她自有主意。她想要穿著寬鬆的白襯衣，農家女孩的長罩衫，脖頸處的細繩鬆開著的那種。那樣的襯衣她只在電影裡見過，自己並無置備。她想要那種散開的髮型，如果一定要紮起來，就扎得特別松，且用珍珠鍊子來扎。 不過拍照那天，她穿了自己的藍色絲質寬鬆上衣，頭髮就是尋常紮法。她覺得照片上的自己面色蒼白、目光空洞，表情也比預想的嚴肅而不安。無論如何，照片還是寄出去了。 我沒有訂婚，也沒有心上人。我談過一次戀愛，已經分手。曾有一段時間，我很焦慮，告誡自己必須忍耐。我想現在一切算是圓滿了結了。 不用說，她絞盡腦汁地想他是誰。鬆開頭髮，雨水落在取暖器上的時候，對著一個年輕人微笑，他說的這些都想不起來。沒準全都是他想像出來的，有可能。

對於戰事消息，她比過去上心得多了，再也不會落下。走在街上時，她覺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樣為了戰爭大喜大悲。聖康坦、阿拉斯、蒙迪迪耶、亞眠，接著索姆河一帶起了戰事，之前那兒一定打過一仗了吧。她在書桌上攤開雜誌裡的跨頁作戰地圖。彩線顯示德軍已推進到馬恩河，美國人在提埃里堡發起了第一次強攻。她凝視著藝術家們的深色畫作——空襲中的戰馬揚蹄而立，一群駐紮東非的士兵吸著椰子汁，一隊德國俘虜，腦袋、胳膊和腿上纏著繃帶，面容冷峻陰鬱。現在她體會到了大家的感受——不絕的恐懼和擔憂，以及那種教人上癮的興奮。那一刻你能放下自己的人生，感受世界在牆的那邊碎裂開來。 很高興知道你沒有心上人，雖然這麼想挺自私的。我想我們未必能重逢。這麼說並不是因為我做過一個不吉利的夢，或者因為我生性悲觀，總想著最糟的情形。只不過我覺得那就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雖然我並非沉湎於這種想法，而且每天努力求生。寫這些不是要讓你擔心或同情我，只想說明一想到自己再也看不到卡斯泰爾斯，我就有了傾訴一切的勇氣。這大概就和發燒差不多吧。那麼，我要說我愛你。我想像你在圖書館，為了放回一本書，你站到椅子上。我走上前，雙手放在你的腰際，抱你下來。你在我的臂彎裡轉過身，彷彿我們已無比默契。

每週二下午，紅十字會的婦人和姑娘們會相聚議事廳，地點就在圖書館大廳往前走一點。每逢圖書館沒人，路易莎就會來到那間擠滿女人的屋子。她決定織一條圍巾。在療養院，她學會了織平針。可起針和收針她從沒學過，也可以說早就忘了。 年長些的婦人要么忙著打包，要么將攤在桌子上的粗棉布床單裁成一條條繃帶，再一一折好。不過有許多女孩子聚在門口邊吃小甜麵包邊喝茶。有個女孩胳膊上繃著毛線，好讓另一個繞毛線團。 路易莎告訴她們自己想學些什麼。 “那你想織什麼呢？”其中一個女孩問道，嘴裡還嚼著麵包。 路易莎說，一條圍巾。給一位士兵。 “哦，那你得用標準型羊毛。”另一個女孩客氣些，說著就離開了桌子。她取回幾團棕色的毛線，從包裡摸出一副備用織針讓路易莎拿去用。 “我就幫你起個頭，”她說，“厚度也是規定好的。” 其他女孩子圍過來，笑話那個叫科里的女孩。她們說她全都弄錯了。 “哦，我弄錯了，敢說我弄錯了？”科里說道，“我可有織針，小心你們的眼珠子。是給朋友織的嗎？”她興沖沖地問路易莎，“在國外的朋友？” “是的。”路易莎答道。她們肯定覺得她是個老處女。姑娘們時而無禮說笑，時而好心同情，就看她們想演哪出了。 “那就好好織，織緊些，”一個快吃完麵包的女孩子說，“織結實了他才暖和！” 這群女孩子裡有位名叫格雷絲·霍姆的。她很害羞，但有著堅毅的外表，今年十九歲。寬臉盤，薄薄的嘴唇常抿著。棕髮，直劉海，身材成熟誘人。傑克·阿格紐出國前和她訂了婚，但他們約定要保守這個秘密。 路易莎和幾位常住店的旅行推銷員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人是吉姆·弗拉雷，他負責推銷打字機、辦公器材、書和各類文具。他四十來歲，金發，有點曲背但身子很結實。他的長相讓你覺得，此人應該在男性世界中推銷更厚重的東西，比如農用機械。 西班牙流感爆發那陣，即便不清楚店家是否營業，吉姆仍和平時一樣跑外勤。旅館偶爾也會歇業，就像學校、電影院，甚至是教堂一樣。在吉姆·弗拉雷看來，教堂關門是不像話的。 “真不害臊，一群懦夫，”他對路易莎說道，“一個個躲在家裡，全等著最後遭災，有意思嗎？你就不會關閉圖書館，是吧？” 路易莎說會一直開著，除非自己病倒。這樣的小事一般過不了一周，但她肯定得去醫院。他們不會讓她待在旅館的。 “懦夫，”他說，“是禍躲不過。你不覺得嗎？” 他們聊到醫院裡成群的病人，病死的醫生和護士，聊到陰鬱淒慘的葬禮。吉姆·弗拉雷家所在大街的一端就是多倫多的某家殯儀館。他說他們還在置備黑色的馬、黑色的四輪馬車、全套工具用來落葬要人。 “他們忙得沒日沒夜，”他說，“沒日沒夜。”他舉杯說道：“那就為了健康吧。你看起來很不錯。” 他覺得路易莎的氣色確實比過去好了。也許她開始搽胭脂了。她的皮膚是淺橄欖色的，過去在他看來，那雙頰是沒有血色的。她的穿著更用心了，努力變得更友好。她以前總是忽冷忽熱，全憑心情。她還喝起了威士忌，不過喝之前總會兌水。過去她只是喝一杯葡萄酒。他琢磨著，是男朋友讓她變了樣？男朋友或許會讓她漂亮起來，但不會提升她對周遭的興趣。在他看來，後一種情況確實發生了。在韶華將逝，丈夫人選也因戰爭而銳減的情形下，女人可能會變得更有魅力。比起大多數已婚女人，她更聰慧，更好相處，也更漂亮。這類女人到底怎麼了？有時僅僅是運氣不佳，或是關鍵的一步棋沒有走好。稍過尖銳和自信的女人，舊時的男人們受用不了？ “日子總得過下去，”他說，“你做得很對，讓圖書館一直開著。” 這是1919年的初冬，人們以為危險已過，新一輪的流感疫情又爆發了。旅館裡的人看上去都形單影只。晚上才過九點，旅館老闆就上床睡覺了。他的妻子患上流感正住在醫院裡。吉姆·弗拉雷從酒吧帶回一瓶威士忌，連酒吧也因為害怕傳染而關門了。兩人在餐室裡靠窗的桌邊落座。外頭冬霧漸濃，迫近窗櫺。那幾盞街燈和橋上謹慎緩行的轎車都快湮沒無踪了。 “哦，那不是什麼大事，”路易莎說道，“不閉館的原因沒你想的那麼高尚。” 她大笑起來，還說要送他一則奇談。 “噢，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都是威士忌害的。”她說道。 “我可不愛嚼舌根。”吉姆·弗拉雷說。 她冷笑一聲，宣稱不嚼舌根的人多半靠不住。和自稱守口如瓶是一個道理。 “除了我們這兒，你隨時隨地可以說給別人聽，只要不報真名就行了，”她說道，“但願我能信你一回。這會兒我怎麼都無所謂。酒醒了以後，沒準又在乎起來。是個教訓，這個故事。讓傻女人們看明白自己的教訓。你看，實在沒什麼新鮮的，這樣的故事每天都有！” 她開始講某位士兵從國外寫信給她的故事。士兵在來圖書館的時候記住了她，可她對那人毫無印象。不過她很友好地回復了他的第一封信，兩人有了書信往來。他說了在鎮上的住址，她跑去幫他看現在的情況。他說讀了哪些書，她也回复呼應。簡言之，兩人因互吐心聲而一起感到了溫暖。是他首先告白，她並非傻乎乎地急著衝進去。一開始她覺得自己只是做個好人，即便是後來，她也不願因任何回絕而讓他難堪。他開口要一張照片，她去拍了，儘管並非出自本意，但還是寄出去了。他問她有沒有心上人，她如實回答沒有。他並未回寄自己的照片，她也沒開口要，儘管很想知道對方的模樣。他身處戰場，拍照一定很難。而且，她不願被視為那種女人——倘若對方的外表不合心意，就扭過臉去。 他在信裡寫道，自己並不指望回家。他說比起死，更駭人的是落得跟醫院裡見到的那些傷兵一樣。他沒多談，她猜是指大家近來才慢慢聽聞的——男人們的殘肢、失明者、不成人形的燒傷者。他不曾抱怨自己的命運，她無意那樣暗示。只是他期望去死，比起其他選擇，他更傾向死亡，他思戀她，寫信傾訴，就像此情此景下戀人們的所為。 戰爭結束，此前已有一段時間沒他的消息了。她天天盼望來信，但杳無音訊。杳無音訊。她擔心他會不會是整場戰爭中最背運的那群士兵之一——他們死於最後一周、最後一天，甚至最後一小時。她每週都查閱當地報紙，陣亡者名單持續更新到新年後，但上面沒有他的名字。現在報紙同時開始登載回鄉軍人名單，通常還在名字旁邊加印照片和幾句賀詞。如果這次回來的人太多，那就沒什麼版面多寫了。她讀到了他的名字，名單上的那個名字。他沒有戰死，也沒有受傷——他在回卡斯泰爾斯老家的路上，或許都已經到了。 於是她決意繼續開著圖書館，哪怕流感肆虐。每天她都確信他已回來，每天她都準備著迎接他的到訪。星期天是一個折磨。當她踏進鎮公所時，總覺得他可能早就到了，正倚牆等著她。有幾次她確信看見了他的身影，之後才發現弄錯了人。如今她明白為何有人堅信看到了鬼魂。每回門被推開，她都抬頭期待他的容顏。有幾次她暗地告誡自己，默念到“十”才能抬頭。因為流感，圖書館幾乎沒人來。她就張羅重新佈置些什麼，不然非發瘋不可。不到五點她從不關門，有時還會比規定開放時間延長十分鐘。接著她會幻想他在街對面郵局的門口望著她，因為害羞而挪不開腳步。自然她會擔心他是否病了。她總是留意別人聊起的小鎮新聞，可沒人提他的名字。 就在這段日子裡，她完全放棄了閱讀。在她看來，那些封面無論破舊還是華麗，都猶如棺木，裡面也不過是一團敗絮。 她這樣是可以理解的，難道不是嗎？寫過那樣的信後，他怎能不接近、聯繫自己？在那番表白之後，他怎會不跨進這道門檻？這樣想是可以理解的吧？送葬隊伍從窗前經過，她不曾稍加留意，因為隊伍不是為他而來。就連生病住院的時候，她也一心想要回去，她不能這樣躺在床上，圖書館不能將他拒於門外。她蹣跚著回去工作。一個炎熱的下午，她在上架新到的報紙，彷彿熱病幻覺般，他的名字躍入眼簾。 她讀到他的簡短婚訊，新娘是格雷絲·霍姆。此人她不曾聽說過，不是圖書館會員。 新娘身著淺黃褐色的縐絲裙，鑲著棕色和乳白色的花邊，頭戴飾有棕色天鵝絨飄帶的米色草帽。 沒有照片。棕色和乳白色的鑲邊。一切到此為止，當然，包括她的浪漫史。 但就在她的圖書館辦公桌上，差不多幾週前一個週六的晚上，最後一位讀者離開後，她在鎖門關燈之際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去海外之前就訂婚了。沒有寫名字，無論他的還是她的。還有她的照片，半邊壓在吸墨台下。 那天晚上他就在圖書館。正是她最忙的時候。她時不時得起身幫讀者找書，整理報紙，忙著給圖書上架。他就在這兒，跟她共處一室，看著她，還悄悄留言，自始至終卻不曾介紹自己。 我去海外之前就訂婚了。 “你覺得他是跟我開了個玩笑嗎？”路易莎說，“你覺得男人會這麼刻薄嗎？” “以我的經驗來說，沉溺於這種遊戲的通常都是女人。不，不。別那麼想，他更可能是真心的。他有點忘情了。表面上看，就是如此。出國前訂了婚，並不指望能平安回來，可結果如此。回來後未婚妻等著他——他還能怎樣呢？” “是啊，能怎樣啊？”路易莎說。 “心有餘而力不足。” “啊，沒錯，沒錯！”路易莎說，“那就是我的虛榮作怪，活該被甩！”她目光呆滯，表情卻有些俏皮。 “你不覺得是他仔細打量過我，發現真人還比不上那張可憐的照片，這才退縮了？” “我不覺得！”吉姆·弗拉雷說道，“別看輕自己。” “不想讓你覺得我是個傻瓜，”她說，“我沒故事裡那麼傻那麼單純。” “我一丁點都不覺得你傻。” “但大概覺得我很單純？” 就是這樣，他想——通常如此。女人一旦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話匣子就合不上了。酒精讓她們變了個人，不復往日的謹慎。 她之前跟他說過自己曾是療養院的病人。於是現在說起了她與醫生的戀情。療養院坐落於漢密爾頓山上的一處風景勝地，他們常在帶樹籬的小徑那兒約會。階梯由層層石灰岩構成，路邊的植物都是安大略不常見的——杜鵑、映山紅、木蘭。那位醫生略懂植物學，告訴她這些都是卡羅來納植物，和這兒的植物很不同，更加繁茂。那兒還有小片的林地，嘉木亭亭，小徑在樹下蜿蜒消失。鬱金香樹。 “鬱金香！”吉姆·弗拉雷說，“樹上有鬱金香！” “不是，不是，那是樹葉的形狀！” 她略帶挑釁地笑他，咬住嘴唇。他知道了怎麼接話茬儿，說：“樹上有鬱金香！”趕上她在嚷嚷，不是，是樹葉的形狀像鬱金香，不，我可沒說過，別鬧了！接下去是兩人間小心翼翼的揣測——他諳於此道並希望棋逢對手——源源不斷的小驚喜，略含嘲諷的小暗號，各色冒失的期望和那些命中註定的好意。 “只屬於我倆，”吉姆·弗拉雷說道，“從沒有過，是嗎？也許以後也不會再有了。” 她讓他牽起手，被稍稍帶離座位。兩人離開時，他熄滅了餐室的燈。他們拾級上樓，沿著那條各自走慣的路。邊上是一幅幅畫：主人墓前的忠犬、在田間歌唱的高地瑪麗、凸眼的老國王和他那貪溺飽食的神情。 “夜色霧濃，我心惶恐。”上樓時吉姆·弗拉雷哼哼唱唱。他一路自信地將手搭在路易莎的背上。 “平安無事，平安無事。”他邊唱邊將她引入樓梯的轉角。在通往三樓的那段狹窄樓梯上，他開口道：“在這兒，我從沒離天堂這麼近！” 可就在那一夜的晚些時候，吉姆·弗拉雷在那總結般的呻吟聲過後，昏昏欲睡地埋怨道：“路易莎，路易莎，你為什麼不一五一十地說清楚呢？” “我都對你說了。”路易莎聲音微弱而飄忽。 “那麼，是我會錯意了，”他說，“我從沒打算這事會對你有所改變。” 她說不會。此刻，身上撤去了他的摁壓，她只覺得自己被漩渦裹挾著無力掙脫。床墊彷彿變成了一個孩子的陀螺，讓她漸漸失神。她想解釋說床單上的血跡是因為例假，可這番說辭伴隨著一種恣意的冷漠，零散得讓人無從會意。 臨近中午時分，阿瑟從廠裡下班，一進家門就嚷開了：“別擋道，讓我洗洗！廠裡出事了！”沒人答話。管家費爾利太太正用廚房裡的電話聊天，嗓門大到根本聽不見他說話。女兒當然在學校裡。他洗了澡，把身上穿的從裡到外都扔進籃子，還像個謀殺者那樣刷洗浴室。他出門的時候幹乾淨淨，連頭髮都打理得一絲不苟，他開車去了那個男人家。他提前打聽了地址。原以為得上維尼格山，但別人都說不是。那是他父親家——年輕人和他妻子住在鎮子的另一頭，要經過曾安裝著巨型蘋果汁蒸發塔的地方，戰前的舊址。 他看到兩棟磚砌的村舍，門對門。經人指點，他朝左邊那戶走去。其實無需指點也一目了然，他來之前消息已經到了。房門開著，一幫不到上學年齡的孩子在院子裡瞎跑。兒童腳踏車上坐著個小丫頭，擋著他的道，並無騎開的意思。他繞過她。這時候，一個大些的女孩兒一本正經地對他發話——一副警告的口氣。 “她爸爸死了。她的爸爸！” 一個女人從客廳出來，把懷裡的窗簾交給在客廳站著的另一個女人。接過窗簾的那個女人一頭灰髮，面帶懇求之意。她上排的牙齒掉光了。在家為了舒服，她可能把假牙托取了下來。遞給她窗簾的那個女人強悍年輕，皮膚很好。 “你讓她別爬梯子。”灰髮女子對阿瑟說道，“爬上去拆窗簾非摔斷脖子不可。按她的意思，所有東西都得洗一遍。你是殯儀員？噢，不，對不起！您是杜德先生。格雷絲，快到這兒來！格雷絲！杜德先生來了！” “別打攪她。”阿瑟說道。 “她想趕在明天之前，把窗簾全取下來洗好，再都裝回去，因為他會被停放在客廳。她是我女兒。我什麼都不能告訴她。” “過一會兒她會平靜下來的。”一位陰鬱但不難看的男人說道，他從屋後走來，那身衣服有牧師領子。他們的牧師。但並非來自阿瑟所知道的幾家教會。浸禮會？五旬節派？普利茅斯兄弟會？他正喝著茶。 又來了一個女人，忙著一起卸窗簾。 “洗衣機塞滿開始洗了，”她說道，“天這麼好，說話的工夫就能晾乾。別讓孩子們在那兒瞎跑就成。” 那位牧師不得不站到一邊，舉高他的茶，以免碰上她和那捧窗簾。他開口道：“就沒哪位女士為杜德先生倒杯茶嗎？” 阿瑟說：“不，不，不用麻煩。” “葬禮開銷，”他朝灰髮女人說道，“如果你讓她知道的話——” “莉蓮把褲子尿濕了！”一個得意洋洋的孩子在門口說道，“阿格紐太太，莉蓮尿褲子了！” “是啊，是啊，”牧師說道，“他們會很感激的。” “墓地和墓碑，全部開銷，”阿瑟說，“可得交代清楚了。隨便她們想在石碑上刻什麼。” 灰髮女人朝院子走去，回來時懷裡抱著哭鬧的孩子。 “這小可憐，”她說道，“他們說不許她進屋。能讓她去哪兒？這樣子不出事才怪呢！” 那個年輕女人從客廳拽著一條地毯出來了。 “我想把毯子掛起來拍一拍。”她說道。 “格雷絲，杜德先生來慰問了。”牧師說。 “也想問問我能做些什麼。”阿瑟說。 灰髮女人上了樓，胳膊裡夾著尿褲子的孩子和一些雜物。 格雷絲看見了她們。 “噢，不，別上去！你回到外面去！” “我媽媽在這兒。” “是的，你媽媽心地好，正忙著幫我，你最好別去打攪她。她在這兒幫我。你不知道莉蓮的爸爸死了嗎？” “有什麼我能幫到你的？”阿瑟意在脫身離去。 格雷絲張嘴望著他。樓裡是洗衣機的聲音。 “嗯，有一件事，”她說道，“你在這兒等著。” “她傷心過頭了，”牧師說，“她不是有意那麼粗魯的。” 格雷絲抱著一捧書回來了。 “就是這些，”她說道，“他從圖書館借來的。我可不想為這些書交罰金。他每週六晚上都去，我猜這些書明天就過期了。我不想因為它們惹出麻煩。” “這事我來辦，”阿瑟說，“我願意效勞。” “我就是不想惹出什麼麻煩。” “杜德先生在說葬禮安排的事，”牧師對她說道，語氣溫柔而帶勸誡，“全部東西，包括墓碑。你想在墓碑上刻什麼都行。” “哦，花哨的東西一律不要。”格雷絲說。 上週五早晨在杜德家工廠的鋸木操作間發生了一幕極為駭人的慘劇。傑克·阿格紐先生在探檢主轉軸時，衣袖不慎被法三盤上的定位螺釘掛住，導致胳膊和肩膀被捲壓在主轉軸下，其頭部觸上直徑約一英尺的圓盤鋸。這位不幸者的頭顱被瞬間削下，從左耳下方切入，鋸斷了整個脖子，造成其當場遇難。在此過程中他並未說話呼喊，噴濺而出的血雨向工友們警示了這場慘劇。 事故發生後一周，這則報導再次出現在報紙上，專供錯過消息和想寄一份給別鎮親友（尤其是曾在卡斯泰爾斯住過）的人。修訂了“法蘭”的拼寫錯誤，邊上還有一條更正說明。文章還描述了葬禮的規模之大，鄰近鎮子，甚至遠到沃利都有人來參加。人們坐轎車和火車前來，還有騎馬和坐輕便馬車的。傑克·阿格紐生前跟這些人並不相識，但正如報上所寫的，人們希望為那起悲慘驚駭的意外默哀。當天下午，卡斯泰爾斯休市兩小時。旅館並未停業，是為了給所有的來訪者提供餐飲。 遺屬包括妻子格雷絲與四歲的女兒莉蓮。死者在大戰中表現英勇，受過一次傷，但並不嚴重。許多人都為這次的悲劇扼腕。 出於疏忽，報紙沒有提到那仍健在的父親。報紙編輯並非卡斯泰爾斯本地人，等到有人提醒他時已經太遲了。 父親對此未加抱怨。葬禮當日天氣格外晴好，他出了鎮子，跟平日里不用去杜德家工廠的那幾天一樣。他頭戴氈帽，身穿一件長外套，打瞌睡的時候可以拿它來當毯子。他的套鞋穿得很妥帖，用密封罐子用的橡皮筋固定著。他想出去釣幾條胭脂魚。漁獵季尚未開放，但他總是能稍微提前一點。他常在春季和初夏釣魚，釣來的魚就自己煮了吃。他在河岸藏了一口平底煎鍋和一把茶壺。茶壺是用來煮玉米的，再過一陣子從地裡偷偷掰來的玉米。那時節他也摘野蘋果和野葡萄吃。他心智健全，但厭惡與人交談。兒子去世後的這幾週，他躲不過去，但總有辦法長話短說。 “幹活的時候自己要當心啊。” 走在鄉間的那天，他遇到一個同樣沒去參加葬禮的人。一個女人。她無意提起話頭，事實上她看起來和他一樣喜歡獨處，難以接近。她邁著生風的大步，兩人擦肩而過。 那家以製造風琴起家的鋼琴廠在小鎮西頭延伸著，彷彿中世紀的城牆。工廠有兩排長長的建築，就像里外兩道防禦土牆。一座封閉的橋樑連接兩棟建築，主要的幾間辦公室都在那裡。深入小鎮和工人所住的那條街，能看見窯房、鋸木廠、貯木廠和堆貨棚。工廠的汽笛號叫眾人起床，每天早晨六點拉響。七點那次是上工，十二點吃午飯，一點下午上工，五點半那次是讓工人們放下工具回家。 出工規章鑲在玻璃鏡框裡，掛得離打卡機不遠。頭兩條規定是： 遲到一分鐘扣十五分鐘工錢。要守時。 安全意識勿麻痺。為己為人，小心作業。 廠裡出過幾次事故，曾有工人被滾落的木材碾壓身亡，那是在阿瑟當家管事之前。還有一次是在大戰期間，一個工人丟了條胳膊，也有說是胳膊的一截。出事那天阿瑟去多倫多跑外勤了。他從沒親眼見過什麼事故——總之嚴重的都沒見過。但那感覺一直留在腦海裡，他總覺得可能有事要發生。 或許他不像妻子去世前那麼確定麻煩不會來找他了。她死於1919年，死於最後一波西班牙流感疫情，那時人們都已從起初的恐懼中恢復過來，她甚至從未恐懼過。近五年過去了，但阿瑟仍將其視為一生中逍遙時光的終結。不過對於別人，他總是顯得十分負責和嚴肅——沒人察覺到他身上的變化。 在他的夢中，事發現場存在某種會擴散的寂靜，一切都停滯下來。現場所有的機器不復發出平日的噪聲，每個人都閉口不言，當阿瑟朝辦公室的窗口望出去時，他明白那一劫終於來了。他永遠說不上究竟是看到了什麼讓他這樣想。就是那個空間，廠區裡的灰塵，告訴他來了。 那幾本書在他轎車的地板上放了不止一個星期。直到女兒貝亞說“這幾本書是怎麼回事？”，他才想起來。 貝亞念起了書名和作者名。 《約翰·富蘭克林爵士與西北水道的探險之旅》，作者GB 史密斯。 《世界怎麼了？ 》，作者GK 切斯特頓。 《接收魁北克》，作者阿奇博爾德·亨德里。 《布爾什維克主義：實踐和理論》，作者伯特蘭·羅素伯爵。 “伯爾——阿維克——主義。”貝亞念道，阿瑟告訴她如何正確發音。她問那是什麼，他答道：“從俄國傳過來的，我自己也弄不太懂。聽說不怎麼光彩。” 貝亞那年十三歲。她聽說過俄國芭蕾舞和苦行僧。此後幾年，她都相信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種邪惡而下流的舞蹈，至少長大之前她是被這麼告知的。 她沒提起這些書和那個出事故的工人有關。一提，故事就沒那麼有趣了。也有可能是她已經忘記了。 圖書管理員有些不安。有幾本書裡還留著卡片，也就是說未被登記過，是從書架上直接拿走的。 “羅素伯爵的這本不見好一陣子了。” 阿瑟不習慣被這樣訓話，但他還是溫和地答道：“我是替別人來還的。出事的那個伙計。因廠裡的事故喪命的那個。” 圖書管理員面前攤著富蘭克林的那本書。她凝視著船隻被浮冰困住的圖片。 “他妻子讓我來還的。”阿瑟說道。 她把書逐一拿起搖了搖，像是期待著有東西掉落。她的手指翻動著書頁。下頜不雅地抽動著，彷彿正咬著臉頰內側。 “我猜他覺著喜歡這些書就帶回家了。”阿瑟說。 “什麼？”她停頓了一會兒說道，“您說什麼？抱歉。” 肯定是那樁事故，他想。死於非命的那男人正是打開這本書、翻看這本書的最後一個人。或許書中還留有他生命的氣息：用作書籤的紙片或煙斗通條，甚至還有點菸葉末子。這一切讓她心神不寧。 “沒事兒，”他說，“我只是順路來還。” 他轉身離開她的桌子，但沒有馬上走出圖書館。他有好幾年沒來了。兩扇臨街的窗戶之間懸掛著他父親的照片，照片會在那裡一直掛下去。 AV 杜德，杜德風琴廠創始人、圖書館資助人。進步、文化、教育的信仰者。卡斯泰爾斯人和工人們的摯友。 圖書管理員的書桌位於前後屋之間的拱廊下。後屋裡成排的書架上碼放著圖書。帶綠遮光罩的電燈，長長的拉繩開關，懸垂於中間的過道。阿瑟還記得幾年前鎮議會裡有人發起過一個議案，希望用60瓦的燈泡取代40瓦的。那位圖書管理員也在呼籲者之列，後來他們照辦了。 在臨街的屋子裡，報紙和雜誌擺放在木質架子上，幾張笨重的圓桌，帶著配套的椅子，便於人們坐下閱讀。玻璃後面厚重的深色封面圖書成排擺放。可能是些詞典、地圖冊和百科全書。兩扇高大堂皇的窗戶朝向大街，阿瑟父親的照片則位居兩窗之間。屋裡其他畫都掛得太高，模糊的說明文字擠作一堆，苦了抬頭辨讀的人們。 （後來阿瑟在圖書館裡待了不少時間，還和管理員商量了那些畫的事情，他知道了其中一幅畫的是弗洛登戰役，畫中蘇格蘭國王沖下山坡直闖煙幕，有一幅畫的是羅馬少年皇帝的葬禮，還有一幅是奧伯龍和泰坦尼亞的爭執，典出《仲夏夜之夢》。） 他選了一張可以望向窗外的閱覽桌坐下。拿起一本《國家地理》，雜誌原本就擱在那邊。他背對著圖書管理員，覺得這樣比較得體，因為她看起來有些焦躁。有人進來，她開始和他們說話。她的聲音現在聽上去差不多正常了。他一直覺得自己該走了，卻遲遲沒有起身。 他喜歡看那高大洗練的窗戶充盈著春日黃昏的餘暉。他喜歡屋裡那種肅穆和秩序。那些來來往往的成年人如此專注於閱讀，使他感到某種愉悅的困擾。一周接一周，一本接一本，如此這般，一生不輟。他自己偶爾會讀上一本別人推薦的書，通常都挺喜歡，但讀完後他會去翻雜誌，免得自己落伍。如果沒有別的書跟著盲打誤撞過來，他是不會想到讀下一本的。 偶爾有幾回，屋裡只剩下他與圖書管理員。 有一次她走過來站在他身旁，開始給報架換新報紙。換完之後，她跟他說話，語氣裡有一種按捺著的緊迫感。 “那份事故報導，印在報紙上的——是不是有沒說清楚的地方？” 阿瑟回說那或許寫得太清楚了。 “為什麼？你為什麼這樣說？” 他提到公眾對駭人細節追逐不休。難道報紙應該去迎合嗎？ “哦，我想那很自然，”管理員答道，“想知道最糟的消息是人之常情。人們就是希望能想像出那種情形。我自己也是。對機械我一無所知，很難想像發生了什麼。連報紙也幫不上忙。那台機器突然失靈了嗎？” “不，”阿瑟說，“並不是機器把他拽進去的，不是像野獸吃人那樣。是他操作失誤，或者說多少有點不小心。然後他就出事了。” 她沉默不語，但也沒有走開。 “你得時刻警醒，”阿瑟說，“一刻都不能走神。機器是你的僕人，一個很棒的僕人，可它也會讓主人變成傻瓜。” 他琢磨著自己是不是在哪裡讀到過這句話，或是自己的獨創。 “難道沒有什麼保護措施嗎？”圖書管理員說道，“但你一定都清楚。” 然後她就離開了他。有人進來了。 事故過後天氣突然變暖了。夜晚的變短和白天的宜人暖意宛若意外之賜，似乎在這片土地上，長年以來寒冬並非如此告退。大片氾濫的河水神奇地退至沼澤，泛紅的枝條上迸出新芽，穀場空地的氣息飄散到鎮上，帶著丁香的味道。 在這樣的夜晚，比起去戶外走動，阿瑟發覺自己更想到圖書館，而且往往最後就動身去了那裡，坐在他第一次就選定的那個位置。他一坐就是半小時，或者一個小時。他瀏覽倫敦的《畫報新聞》、《國家地理》、《週六之夜》和《科里爾》。這些報刊他自家都訂了，他大可以坐在那兒，在自己舒適的書房裡，眺望由老阿格紐大致打理好的帶有樹籬的草坪，還有花壇裡那些品類薈萃、花色爛漫的鬱金香。他似乎更中意大街上的景緻，偶爾駛過的一輛外觀輕巧的新款福特，或是頂著灰濛蒙的布車篷、突突作響的老式汽車。他更中意那家郵局，那座鐘樓的四面會分別報出四個不同的時間，而且就像人們說的，沒一面靠譜。還有人行道上的過客和閒人。有人正在修理飲水台，雖說那要到7月1日才會啟用。 他並不是想要跟人交際才去的。他不是去那裡聊天的，遇上叫得出名字的人他仍會打招呼，那兒大多都是他叫得上名的人。他可能會和管理員稍稍聊上兩句。不過通常不外乎進門時的“早安”和離開時的“晚安”。他不麻煩任何人。他感覺自己現身此地顯得親切、友好，更重要的是顯得自然。看書、沉思，在這里而非在家裡，他自覺在貢獻著些什麼。對此人們能有所指望。 他喜歡這樣的稱呼。公僕。那位正從高處望著他的父親，雙頰暈染著嬰兒特有的淡粉色，一雙呆滯的藍眼睛，一張老人逞性的嘴，從未想到他會變成這樣。他父親更看重自己公眾人物、捐助人的身份。他按自己想到的那套來管理廠子，我行我素。生意淡的時候，他會去廠裡走一圈，一個接一個地告訴工人：“回家，現在就回去。有活了你再回來。”他們便聽話地回家。他們會打理花園，去外面獵兔子，賒賬買些生活必需品。他們並不作他想。學他吆喝仍是他們的一個樂子：“都回家去!”他是工人們的主心骨，阿瑟可及不上。但如今他們不准備照老規矩辦了。大戰期間，他們習慣了好工錢，活兒總是源源不斷。沒人想過士兵回來後勞力會過剩，不知道紅火的生意時刻要靠運氣和智謀，一旦缺了這些，一年甚至一季都好過不了。他們不喜歡變化——眼下轉產自動鋼琴讓他們心生不快，儘管阿瑟確信那是前景所在。阿瑟會恪盡職守，不過方式卻與他父親相反。非不得已必居幕後，處世不失尊嚴，待人恪守公正。 人們盼著你打點周全。整個鎮子都這麼盼著。工作會有的，就如每天按時升起的太陽。工廠要繳的稅增加了，同時用水不再免費。道路養護的責任從小鎮轉嫁到了工廠。循道宗教堂在募集一筆不小的款子，用於建新的主日學校。小鎮冰球隊要換新隊服。豎立在戰爭紀念公園的石頭門柱。還有每年送畢業班裡最聰明的男孩子上大學，要蒙杜德一家的美意。 求就必得著。 家中也不乏期許。貝亞吵著要去私立學校，費爾利太太留意到了新上市的一套攪拌廚具，外加一台新洗衣機。整棟樓的鑲邊飾條到今年得重新刷一遍。那些裱花蛋糕形的裝飾要耗費大量塗料。開支中還包括阿瑟為自己訂的新車——一輛克萊斯勒小轎車。 這是必需品——他必須開一輛新車。他必須開一輛新車，貝亞必須離家上學，費爾利必須買最新款的廚具，鑲邊飾條必須白得像聖誕節的初雪。如若不然，他們將自尊不保，自信不保，他們會想是不是在走下坡路了。這些都能安排妥帖，只要好運相隨，一切都能安排妥帖。 父親去世後幾年，他覺得自己成了他的頂替者。這種感覺並未持續，但時不時會冒出來。現在它消失了。他坐在這裡，感到它已消失了。 事發當時他在辦公室裡，在與一位鑲面板的銷售員交談。他察覺到噪聲的某種變化，是變強而非減弱。他未曾警覺，倒是有點氣惱。因為事故發生在鋸木車間，那些商店、窯房、院子裡的人不會馬上知道消息，那幾分鐘里人們會接著幹活。事實上，在辦公桌前彎腰看著樣品的阿瑟可能是最後一個明白過來的。他問了銷售員一個問題，可他沒有回答。阿瑟抬頭看到銷售員大張著嘴，一臉驚恐。銷售員的自信消失無踪。 接著他聽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慣常的“杜德先生！”和看著他長大的老工人們喊出的“阿瑟，阿瑟!”。他還聽到“鋸子”、“頭”，以及“老天，老天，老天！”。 阿瑟但願那一刻能安靜下來，但願那些喧嘩和物件都能可怕地、令人釋放地退去，好讓他定下神來。人們胡亂地嚷叫、打聽、奔跑，他夾在人群中心，被推搡著進了鋸木車間。一個男人暈了過去，若是沒有提前關掉電鋸，他昏倒的地方也會要了他的命。那是他的身體，倒在地上但是完整的，阿瑟誤認為那是遇難者。噢，不，不。他們還在推他朝前走。鋸末是猩紅色的，因浸透了血而鮮亮。那堆木料上濺滿了鮮血，鋸刀上也是。一團工作服吸飽了鮮血，橫在鋸末中，阿瑟明白過來那是屍體，連著四肢的軀幹。鮮血如此之多，它失去了原有的形狀，變軟了，變得像一攤布丁。 他首先想到得把那兒蓋起來。他脫下外套就那樣做了。他必須靠近一步，鞋子在血泊中扑哧作響。別人都沒這麼做，那是因為他們都沒穿外套。 “叫醫生了嗎？”有人嚷道。 “去叫個醫生來！”一個挨著阿瑟的男人說。 “頭縫不上去了吧——醫生。縫得上嗎？” 阿瑟還是差人請來醫生，他想那是必要的。只有醫生才能宣佈人死亡。之後的事情一樁接一樁展開。醫生、殯儀員、棺材、鮮花、牧師。一件連著一件，讓他們有事可做。鏟走鋸末，清理鋸刀。把當時就在近旁的那些人送去洗澡。扶那個暈倒的人去食堂。他沒事吧？吩咐女勤雜員備茶。 他需要的是白蘭地，威士忌也行。但他有約在先，辦公區裡禁酒。 還缺了什麼。它在哪兒？那邊，他們說，在那邊。阿瑟聽到不遠處的嘔吐聲。不是自己撿就是讓別人撿。嘔吐聲護佑了他，穩住了他，讓他近乎輕鬆地做出決定。他撿了起來。小心穩當地捧走，彷彿手裡是一隻醜陋但又貴重的罐子。把臉那側朝里，似要讓他舒服些，把它貼在自己的胸前。血濡濕了襯衣，布料貼在他的皮膚上。它是溫熱的。他感覺自己是個傷員。他意識到人們在看著他，他意識到自己成了一位不可缺少的演員，或是牧師。該拿它怎麼辦？它正貼在自己的胸口。這個答案也浮現出來了。把它放下，放在原先該在的地方，當然不是嚴絲合縫，不是用線縫上。只是大概的位置，然後挪一下外套，重新蓋好。 他現在沒法問這個男人的名字，只能在別的時候打聽。剛親手打理完這一切，如此無知是一種罪過。 但他發覺自己其實知道——他想起來了。他把夾克的一角拉到那隻耳朵邊，耳朵在那兒依舊朝上，看起來氣色還好，還能用的樣子——一個名字浮現在他的腦海。他的父親是上門打理花園的那位，這位園丁並非總靠得住。他是那個退伍後重回工廠的年輕人。結婚了？他覺得是。他得過去看她。越快越好。穿一身乾淨衣服。 圖書管理員時常穿一件暗紅色的襯衫。為了搭配，她塗了些口紅，頭髮剪短了。她不再年輕，但也有動人之處。他還記得幾年前他們僱她的時候，曾覺得她總讓自己顯得很嚴肅。那時候她的頭髮還沒剪短——而是盤在頭上，有些老氣。我還記得是和過去一樣的顏色——讓人愉快的暖色，就像樹葉——橡樹葉，還是秋天的。他試著回憶起她薪酬多少。不多，當然。她靠這些錢把自己打理得不錯。那她住在哪裡呢？某棟宿舍樓——和學校老師在一起？不，不是那兒。她住在商務旅館。 眼下又想到了些別的。不是某件特別的事。你拿不出什麼來證明她的名譽有問題。但那名譽也非纖塵不染。聽說她會和那些旅行推銷員喝酒。或許其中就有她的男友。一個或兩個。 好吧，她已夠年齡隨心所欲了。這和做教師還不一樣，成為榜樣也是教師工作的一部分。她工作表現一直不錯，而且有目共睹。她和別人一樣，有自己的生活。比起老而乖戾的瑪麗·坦布林，安排一位美貌女子在這兒不是更好嗎？鎮子外的人或許偶爾造訪，他們是根據眼前看到的給鎮子打分的。你需要一位好看有禮的女子。 停。誰說你不需要呢？他幻想有人要攆她走，自己正為她爭辯，可實際上根本就不需要。 她的問題是怎麼回事？初次見面的那個晚上，提到機器的那個問題。她想說什麼？是狡黠的問責嗎？ 他和她聊起那些畫兒和燈光，甚至談到如何把工人派到這裡，出工錢讓他們幫圖書館做書架。但他從未說起那個瞞著她把書順走的男人。每次一本，大概吧。藏在大衣裡？然後用同樣的辦法帶回來。他一定是把書又帶回來了，要不然他會有滿滿一屋子的書，他的妻子一定受不了。算不上偷竊，臨時佔用罷了。無害的怪癖。自信可以做一點奇怪的小動作而不被發覺，自信不會大意到被機器掛住袖子鋸掉腦袋。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嗎？ 可能，可能有聯繫。都是態度問題。 “那個老兄——你知道就是那個——那次事故——”他對管理員說道，“他那樣把喜歡的書帶出去，你覺得他為什麼要那麼做？” “人就是這樣，”管理員說道，“他們撕書頁。因為有喜歡的內容和不喜歡的內容。他們就那麼乾了。我弄不明白。” “他撕過書頁嗎？你沒給他點教訓？就沒讓他害怕見你？” 他是想稍稍挑逗她一下，意思是她對誰都兇不起來，但她沒往那裡想。 “我都沒和他說過話，怎麼讓他害怕？”她說道，“我從沒見過他。我從沒見過他，不知道他是誰。” 她走開了，談話到此為止。所以她不喜歡被挑逗。她是那種人嗎？在細察之下，會顯出滿身的傷痕？舊日的不幸糾纏著她，是什麼秘密嗎？可能她的心上人在戰爭中陣亡了。 之後的一個晚上，夏日里的周六之夜，她自己說起了那件他無意再提的事情。 “你還記得我們聊過一次那個出事的男人嗎？” 阿瑟說還記得。 “想問你幾件事，你別見怪。” 他點了點頭。 “我問的事情——我希望你——保密。” “是的，當然。”他說。 “他長什麼樣？” 長什麼樣？阿瑟有些不明白。不明白她會弄得如此神秘和小題大做——有人瞞著她把書帶走，想知道那個人的長相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但他幫不上忙，搖了搖頭。他的腦海裡浮現不出傑克·阿格紐的模樣。 “高個子，”他說，“我覺得他算高的。別的我就說不上了。你確實是問錯人了。我認人很輕鬆，但描述長相就不行了，哪怕是天天見面的。” “但你是那個——我聽說你是那個——”她說，“把他捧起來的人。他的頭。” 阿瑟有些生硬地說：“我是覺得不能讓它總留在那裡。”他對這個女人有些失望，為她感到尷尬和羞愧。但他盡量就事論事，言語中不帶責備。 “我恐怕都無法告訴你他頭髮的顏色。它已完全——認不出顏色了，在那個時候。” 她沉默了一會兒，或許是更長時間，他沒有看她。接著她說：“我看上去一定和那些人一樣——最愛聽那種事情。” 阿瑟出聲否認，不過確實如此，當然，在他看來她就是那樣。 “我真不該問你的，”她說，“我不該提起這件事。我永遠不要告訴你為什麼會問。我只是想懇求你行行好，永遠不要把我想像成那種人。” 阿瑟聽到“永遠不要”。她永遠不要解釋。他永遠不要去想。失望之餘，他捕捉到了這一暗示——他們的談話會繼續，而且可能不會像這麼隨意。從她的嗓音中，他聽出一種謙恭，而這謙恭又建立在某種自信之上。那無疑含有性的意味。 或者說，他這麼想僅僅因為這是在晚上？每月的這個週六夜晚，他通常會去沃利。今晚就要去那裡，他只是路過這兒且無意久留。今晚他要去見一位名叫簡·麥克法蘭的女子。簡·麥克法蘭和丈夫分居，但她並未考慮離婚。她沒有孩子。她靠做女裝裁縫養活自己。阿瑟認識她是在她上門為妻子做衣服的時候。那時並沒什麼，兩人都沒多想。簡·麥克法蘭在某些方面和管理員有點像——標致，雖然不再年輕，有膽量也時髦，工作出色。別的方面則不太像。他無法想像簡會給男人帶去一個謎，且永遠無解。簡是給男人帶去安寧的女人。兩人的悄悄話——家常、節制、善意——很像過去他和妻子的談話。 管理員朝門邊的開關走去，關了大燈。她鎖了門。她隱身書架之間，也關了那裡的燈，動作從容。鎮上的鐘敲響九點。她一定是認那隻鐘的。他自己的手錶也顯示只差三分鐘了。 是起身的時間了，是離開的時間了，是去沃利的時間了。 把燈弄妥當後，她走到他的桌邊坐下。 他說道：“我絕不用讓你不快的眼光看待你。” 關燈後屋子不該變得這麼暗。時值盛夏。看樣子飄來了厚厚的積雨雲。方才阿瑟注意到街景時，日光還很充足：農民來買東西，男孩子們在飲水台前噴水嬉鬧，女孩子們身著柔軟、廉價、印著鮮花紋樣的夏裝走來走去，吸引著男人聚集處的目光——從郵局前的台階上，從飼料店的門口。現在他又望向窗外，風聲呼嘯裹挾著雨滴，引得街上一陣騷動。女孩子尖叫大笑，把包舉過頭跑向避雨處。店員搖開雨篷，拖進整筐的水果、成架的夏天穿的鞋子、園藝工具。這些剛才都擺在人行道上展示。鎮公所的門砰的響了一下，農婦衝了進來，把大包小包和孩子們都塞進女盥洗室。有人想要敲開圖書館的門。管理員朝那兒看了一眼，並未起身。很快，雨幕掃掠過街道，大風吹襲鎮公所的屋頂，在樹梢上肆虐。強風經過時，喧嘩和危險持續了幾分鐘。接著就只剩下雨聲，雨幕飛流直下，人們彷彿置身瀑布之中。 如果沃利也這麼下的話，他想，簡一定不會指望他來了。這是長時間以來他最後一次想起她。 “費爾利太太不願洗我的衣服，”他這麼說道，自己都有些吃驚，“她不敢碰。” 管理員用顫抖不已、害羞而又堅決的語氣回答道：“我覺得你做了——我覺得那是件了不起的事。” 連綿的雨聲讓他得以免於回答。他發現，轉身看她變得容易起來了。窗戶被雨水沖刷後，她的側影綽約朦朧，表情平靜而無所顧慮。或許只是他這麼覺得。他意識到自己對她所知甚少——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藏著什麼樣的秘密？他也不清楚自己在對方眼中價值幾何。他只知道自己有一點，但不是平日里的那種。 要描述她給他的感覺，難度不亞於描述一種氣味。像電線短路後的氣味。像燒焦的麥粒。不，像一隻苦味的橘子。我放棄了。 他未曾設想自己會置身這般情境，全因衝動而來，但又似乎並非全無準備。未及思量他便說道：“但願——” 他說得太輕，她沒聽到。 他大點聲說道：“但願我們能結婚。” 她看著他。她大笑起來，但不至失態。 “對不起，”她說，“對不起。突然有一種感覺。” “什麼感覺？”他問。 “我想——再不會和他見面了。” 阿瑟說：“你想錯了。” 從卡斯泰爾斯到倫敦的客運列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停運，甚至連鐵軌都被起運走了。人們說那是為了“援戰運動”。 50年代中期，路易莎趕去倫敦看心臟專家時只能搭公交車。她不該再開車了。 大夫，那位心臟內科專家診斷說她的心臟不太穩定，脈搏容易波動。這麼看來，彷彿她的心臟成了一名喜劇演員，脈搏是用繩拴著的小狗。走了五十七英里可不是為了被這樣的玩笑打發，但她沒多說什麼，因為候診時讀到的一篇文章吸引了她的注意。或許正是這份東西讓她的脈搏跳得太快。 那是當地報紙內頁的頭條“悼念本地殉道者”，她正閒著，就讀了下去。她讀到當天下午在維多利亞公園會有一個悼念儀式。活動紀念的是托爾普德爾殉道者。據報紙介紹，很少有人聽說過托爾普德爾殉道者，路易莎就聞所未聞。他們因非法主持宣誓而被判定有罪。這一古怪的罪名，由英格蘭多塞特郡在百餘年前裁定，他們被流放到加拿大，有些人就在倫敦度完餘生。他們終老於此，落葬於此，他們的墓地沒有任何特別標識或紀念。如今他們被視為工會運動的先驅，工會理事會、加拿大工會聯盟的代表、地方教堂的負責人在今天組織了一場紀念活動，時值他們被捕一百二十週年。 稱“殉道者”有些誇張了，路易莎想到。說到底，他們未被處決。 儀式預定三點舉行，主要發言人包括一位當地牧師和約翰（傑克）·阿格紐先生，他是工會發言人，來自多倫多。 路易莎離開診所的時候是兩點一刻。回卡斯泰爾斯的巴士要六點才開。她已經想好要去辛普森百貨商店的頂層喝茶吃點心，再去給朋友買一份結婚禮物，還能勻出時間的話就去看下午場電影。維多利亞公園位於診所和辛普森之間，她決定抄個近路。天氣炎熱，樹蔭下則涼爽宜人。她一眼就能看到擺放好的座位，懸掛黃色帷幕的小講台，一邊豎立著加拿大國旗，另一邊路易莎覺得應該是工會會旗。人群聚集起來，她察覺到自己移了移位置，為的是更好地打量人群。有一部分是老人，穿著素樸而優雅，暑熱中一些女人還戴著方頭巾，歐洲人。還有一些來自工廠，男員工身著乾淨的短袖襯衣，女員工穿著新洗的罩衫和便褲，已經拆出褶縫放大過。有些女性一定是從家裡直接過來的，她們穿著夏裝和涼鞋，還要留神跑東跑西的孩子們。路易莎心想，她們大概根本不會注意她的穿著風格——時尚，一如既往，米色柞蠶絲上衣和緋紅色絲質蘇格蘭便帽——但她注意到，就在剛才，有一位穿著較她更為雅緻的婦人，她穿綠色的絲綢上衣，黑髮緊挽在腦後，用一條綠色、金色相間的頭巾扎著。她大約四十歲，面容憔悴，但很美麗。她很快走近路易莎，微笑著，指給她一把椅子，遞過一張蠟紙油印單。路易莎看不清深紫色的印稿。她想看看在講台邊說話的幾位男士。發言者就在他們中間嗎？ 名字上的巧合談不上多有趣。名和姓都不算罕見。 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坐下，究竟為什麼會來這裡。她感覺自己快要暈倒了，是那種熟悉的焦慮感。她這種感覺無故而來，當它襲來時，所謂無故也無濟於事。現在要做的是起身離開，趁更多人還沒圍坐過來。 綠衣女子攔住了她，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