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瓦瓦那什河邊待了很多天，幫班尼叔叔捕魚。我們還幫他抓青蛙。我們悄悄爬著接近它們，在泥濘的河岸，在柳樹下，在充滿圓錐花序植物和劍狀葉草的沼澤洞穴，我們光著的腿上留下了不易察覺的劃傷。老青蛙經驗老到，總能避開我們，不過我們也不想要它們；我們喜歡那些小個兒的幼年的綠色青蛙，我們要找鮮嫩可口的，小小的黏黏的青蛙；我們用手輕輕把它們捏碎，扔進蜂蜜桶裡，蓋上蓋子。它們會待在裡面，直到班尼叔叔準備好把它們叉在釣魚鉤上。 其實他不是我們的叔叔，也不是任何人的叔叔。 他站在淺而呈棕色的河水那邊，鵝卵石和沙子覆蓋了多泥的河底。他一生中每天都是穿著同樣的衣服——膠皮鞋，外套，不穿襯衫，裹一件黑色夾克，鏽跡斑斑，繫著鈕扣，露出V形的粗糙的紅皮膚，帶著柔和的白邊，無論在哪裡見到他都是這樣。他頭上的氈帽還保留著窄窄的絲帶和兩根小羽毛，已經完全被汗水浸成了深色。

他從來不需要轉身就能知道，我們是不是把腳放到了水里。 “你們這些小孩要想趟泥水把魚嚇跑，就到別處去，別在我的河岸搗亂。” 河不是他的。他經常釣魚的這個地方是我們的。不過，我們從來沒這麼想過。按照他的思維，河和樹林，還有整個格蘭諾沼澤差不多都是他的，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它們。他聲稱他是唯一走過整片沼澤的人，而且不僅僅是在邊緣走過幾次那麼簡單。他說那裡有一個流沙坑，吞沒兩噸的卡車就像一口吃掉早餐似的。 （我記得看見它閃著光，一層黏稠的液體捲起來——我把它和水銀混淆了。）他說在瓦瓦那什河中央夏天會出現二十英尺深的洞。他說過要帶我們去看，但是從來沒有。 如果誰有一點點兒疑惑，他都隨時準備辯護。

“等你掉進去就相信我的話了。” 他長著濃濃的黑鬍鬚，有著鋒利的眼神和有點兒貪婪的臉。他的穿著和蓄鬍子的習慣並沒有使他顯得那麼老；他是那種還沒到二十歲就變得頑固怪異的人。他所有的陳述、預言和判斷中都有一種極度投入的熱情。有一次，他在我們院子裡望著彩虹說：“你知道那是什麼嗎？它是上帝的許諾，說不會再有洪水了！”他為這種許諾的力量顫抖著，彷彿那諾言是上帝剛剛許下的，而他本人就是信使。 他釣到想要的魚後（他把黑鱸魚扔回河裡，留下白鮭和紅鰭淡水魚。他說紅鰭很好吃，雖然像針墊一樣有很多刺），我們大家都會從多蔭的河槽爬出來，穿過田野朝他家走去。歐文和我，我們光著腳，在收割過的莊稼地上輕鬆地走著。我們那條不合群的狗，梅傑，有時遠遠地跟在後面。離樹林邊緣——樹林與沼澤相接的地方——一英里遠處就是班尼叔叔高大的閃著銀光的房子。沒有油漆的舊木板，在夏天顯得蒼白乾燥，墨綠色窗簾破舊不堪，擋住了所有的窗子，有的地方已經被撕碎了。房子後面的樹林黝黑濃密，長滿多刺的灌木，昆蟲成群地翻飛。

樹林和房子之間有幾道圍欄，圈養著一些抓來的動物——半馴化的金毛雪貂；幾隻野水貂；一隻火狐，名叫公爵夫人，它的腿在陷阱中被撕裂了，跛著腳在夜里哀嚎。浣熊不需要圍欄，它們住在院子旁邊或樹林裡，比貓還馴服，會到門口來吃給它們準備的食物。它們喜歡口香糖。還有鬆鼠也會來，大膽地坐在窗台上，在門廊的報紙堆裡尋找食物。 一些較矮的圍欄或者在屋牆邊的地上挖的淺坑，周圍用木板圈起來，大約兩英尺高。班尼叔叔在這裡養海龜。一年夏天，他放棄了其他一切去抓海龜。他說打算把它們賣給一個來自底特律的美國人，那人會按每磅三十五美分付錢給他。 “用來煮湯。”班尼叔叔一邊說，一邊探身看他的海龜池。就像他喜歡馴養動物一樣，他也以它們不幸的命運為樂。

“海龜湯！” “給美國人喝的，”班尼叔叔說，似乎這就足以作為解釋了，“我連碰都不會碰的。” 不知是美國人沒有出現，還是他不願意付班尼叔叔那麼多錢，或者根本一開始他得到的消息就是個謠傳，總之計劃不了了之。幾個星期後，如果有人再提起海龜的事，他就會顯出茫然若失的樣子。他會說：“哦，我不想再考慮那個問題了。”好像他在為你擔心，因為你的思想這麼落後。 他坐在我們廚房門口那把他最喜歡的椅子上——他坐著的樣子就彷佛很少有時間坐著似的，彷彿他不想打擾任何人，一分鐘就會起身離開——班尼叔叔總會提起別人賺錢發家的事兒，而且往往不同尋常，就在不很遠的地方，縣城南邊或者像格倫雷鎮那麼近的地方，人們賺到了大筆大筆的錢。他們養南美栗兔。養相思鸚鵡。一年有好幾萬塊進賬，而且不需要費甚麼力氣。他繼續為我父親工作，很可能是因為父親養銀狐——雖然他也從來沒有什麼其他的穩定工作——這工作帶有某種不穩定和不尋常的東西，富有刺激和冒險性，還有點兒令人恐怖，那就是他們從來沒有實現的，發財的夢想。

他清洗了門廊上的魚，如果他想吃，就馬上放到鍋裡煎一煎，鍋裡總是沾有長期煙熏味的油脂。他直接就著鍋吃。不論外面多熱多明亮，他總是點著燈，一個小燈泡吊在天花板上。深色的層層疊疊的百葉窗和屋裡的灰塵吞沒了光線。 歐文和我，在回家的路上，有時會列舉一下他房子里或者只是廚房裡的物件。 “兩個烤麵包機，一個有門，另一個是把麵包放在上面烤的。” “汽車的座位。” “捲著的床墊。一架手風琴。”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連一半都說不到。我們記得的那些東西可能已經被毫不留情地搬出了房子；只是有很少的東西顯露在外面，彷彿失事船隻的一大堆殘骸寶藏上可辨認的部分：油膩、暗淡、幾乎腐爛的地毯，漆布，家具的部件，機器的內部零件，釘子，電線，工具，各種器皿。這是班尼叔叔的父母婚後一直居住的房子。 （我只記得他們衰老笨重的樣子，眼睛半盲，坐在門廊上曬太陽，穿著一層層深色的破爛衣服。）所以，這裡的一部分東西是五十多年來的家庭生活積攢下來的。不過這裡也有別人扔掉的東西，被班尼叔叔要來拿回家去，甚至有些是直接從諸伯利垃圾場拖回來的。他說，他希望修補修補，變廢為寶，然後再賣掉。如果他住在城裡，他會經營一家巨大的舊貨店，在成堆的骯髒家具、破舊電器、碎盤子和別人親戚的髒兮兮的照片裡生活。他珍惜碎片、殘骸只為它們本身，只是假裝對自己也對別人說，他打算讓它們發揮些實際作用。

但是我最喜歡他的房子的地方，且從不感到厭倦的是堆在門廊上的報紙。他不拿諸伯利《先驅導報》或遲一天到達我們信箱的城市報紙。他沒有訂閱《家庭先驅報》或《星期六晚郵報》。他的報紙每週送來一次，有三英寸高的大標題，是糟糕地印在粗糙的紙上的那種。那是他唯一的外界信息來源，因為他的收音機很少正常工作。這裡有一個和我父母在報紙上讀到或在每日新聞上聽到的不同的世界。標題和當時已經打響的戰爭無關，也沒有選舉、熱浪或意外，而是下面這些東西： 我總是坐在鬆垮的門廊邊上閱讀這些東西，我的腳掃著美洲石竹，那一定是班尼叔叔的母親種的。最後，班尼叔叔會說：“你想把報紙拿回家就拿吧，我全都看完了。” 我不會那麼做。我讀得越來越快，只要是能吸引我的，然後，頭昏腦漲地走出來，頂著陽光，穿過田野踏上回家的路。讓我頭昏腦漲、眼花繚亂的是罪惡的暴露，它的多面性、宏大發明和可怕的戲謔。不過，離家越近，這種虛幻的感覺就越淡。為什麼家裡的普通後牆、暗淡的破磚、廚房門外的水泥平台、懸掛在釘子上的洗手盆、抽水機，還有長著棕色斑點葉子的丁香花叢，會讓一個女人把丈夫的殘肢包裹成聖誕禮物寄給他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女朋友這樣的事情顯得不可信了呢？

我們的房子位於弗萊茲路的盡頭，這條路從鎮子邊上的巴克爾商店那裡向西延伸。這座搖搖欲墜的木頭房子，從前到後如此狹窄，看起來就像立起來的紙板盒，上面隨便貼了些金屬，塗著麵粉、茶、燕麥卷、軟飲料和香煙的標誌，對我來說它就是鎮子的盡頭了。人行道，街燈，遮陰的行道樹，賣奶人和賣冰人的車，庭院裡供小鳥戲水或飲水的盆形裝飾物，花圃，有柳條椅的陽台，女士們坐在那裡觀望著街景——所有這些文明的、令人渴望的東西都被拋在身後了，我們走在寬闊彎曲的弗萊茲路（歐文和我放學回家，或者母親和我星期六下午購物歸來），從巴克爾的商店一直到我們的房子，一路上都沒有遮陰之地，田地間長有參差不齊的雜草、黃蒲公英、野芥菜或秋麒麟草，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植物。這裡的房子彼此隔得更遠，整體上比鎮上所有的房子都顯得更荒涼、貧寒和怪異：有的牆壁只粉刷了一半就停工了，梯子還架在那裡；有的門廊被掀掉了一部分，還沒有遮蓋起來；一個前門沒有台階，離地面有三英尺高；有的窗子根本沒有窗簾，而是用發黃的報紙遮著。

弗萊茲路不屬於鎮裡也不屬於鄉下。雖然它名義上屬於鎮裡，河灣與格蘭諾沼澤卻把它和鎮子的其他部分隔開了。這裡沒有真正的農場，只有班尼叔叔和波特家的土地，分別是十五和二十英畝。班尼叔叔的地在後面，靠近樹林。波特家的男孩子們養羊。我們有九畝地，飼養狐狸。大多數人家有一兩畝地和一些牲畜，通常是奶牛和雞，有時也有稀奇古怪的東西，是一般農場不會有的。波特家有一群山羊，沿路放養吃草。桑迪·史蒂文森是個單身漢，養著一頭灰驢，就像《聖經》故事裡的插圖那樣，在田地多石的角落吃草。我父親的產業在這裡非常顯眼。 米切·普利姆和波特家的男孩是弗萊茲路的走私販。他們風格不同。波特家的男孩整日快活，雖然喝醉酒時會變得暴戾。他們讓我和歐文在放學路上搭過便車：我們坐在小貨車的後面搖來晃去，因為他們開得飛快，加上地面很顛簸；我母親聽說這件事後大口大口地吸著氣。米切·普利姆住在窗子糊著報紙的房子裡；他自己不喝酒，因為風濕病，走路一瘸一拐的，和誰也不講話；他妻子會在一天的任何時候，穿著破爛的家居便服，光著腳，慢慢走到信箱那裡取郵件。他們整個房子似乎就是罪惡和神秘的化身，我從來不敢正眼看它，每次經過時總是把臉僵直地朝著前面，極力控制著才不會拔腿就跑。

這條街上還有兩個白痴。一個是弗蘭克·霍爾，他和哥哥路易·霍爾一起住，在一個沒有粉刷的臨時搭建的商店裡開鐘錶修理店，就在巴克爾商店的旁邊。他肥胖，蒼白，好像是用乳白色肥皂雕刻出來的。他坐在外面的太陽地裡，在貓睡覺的骯髒的店鋪窗子旁。另一個是艾倫·布羅克斯，她不像弗蘭克那麼溫和，那麼傻；她會在路上追小孩子，或者靠在她的大門上咯咯地笑，拍打著胳膊，活像一隻喝醉了的公雞。因此，經過她的房子也是件很危險的事情，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順口溜： 和母親經過那裡的時候我說過這首順口溜，不過有意地把“乳頭”改成了“腳跟”。這首打油詩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連班尼叔叔都知道。艾倫的頭髮是花白的，不是因為年老，她天生就是那樣，她的皮膚也像鵝毛一樣白。

弗萊茲路是我母親最不想住的地方。她的腳一踏上鎮裡的人行道，她就昂起頭，感激在弗萊茲路一路暴晒後享受到的蔭涼，一副欣慰的樣子。她有時有什麼東西用光了，就讓我去巴克爾的商店，不過她真正購物時要去鎮上。我們路過時，查里·巴克爾可能正在里屋切肉；我們透過暗黑的紗窗看見他，像一個部分隱藏在馬賽克鑲嵌圖案裡的人物，我們低下頭快速走過，希望他沒有註意到我們。 當我說我們住在弗萊茲路的時候，母親總是糾正說是弗萊茲路的盡頭，彷彿這就有什麼不同了。後來她發現她也不屬於諸伯利。不過，現在她滿懷希望並開心地抓住這裡，相信這裡會留意到她：她大聲和女士們打招呼，她們會轉過身，帶著儘管友善，還是顯得有點兒驚異的神情；在渾身燥熱、塵土飛揚地走了一路後，她會走進光線很暗的干果店，坐在一張高高的凳子上，請人給她倒杯水。我還是跟著她，並不感到尷尬，享受著這種喧嘩和騷動。 我母親在弗萊茲路並不太受歡迎。她對這裡的人講話的語氣不像在鎮上那麼熱情友好，也不那樣注重禮節和可以明顯辨出的、使用正規的語法。她從來不和米切·普利姆的妻子講話——我當時不知道，米切·普利姆的妻子曾經在邁克奎德太太的妓院里幹過。她在哪裡都是站在窮人的一邊，支持黑人、猶太人、中國人和婦女，但是，她不能容忍酗酒，決不，還有性生活放蕩、說髒話、生活隨便、滿足於無知等等；因此，她要把弗萊茲路的人排除在她仍然熱愛的、真正受壓迫受剝奪的大眾之外。 我父親則完全不同。所有的人都喜歡他。他喜歡弗萊茲路，儘管他自己幾乎從不喝酒，也不亂搞女人或說粗話，儘管他相信工作並一直努力工作。他在這裡很自在，而對鎮上來的人，任何穿襯衣打領帶工作的人，他不免要留著點兒神，有點兒自負又擔心受侮辱，對於虛榮嗅覺特別迅速和敏感，這是某些鄉下人的天賦。他和母親一樣在偏遠鄉下的農場長大（而她早已把那一切都拋在腦後了）；他在那裡也不適應，不適應那些頑固的傳統，自負的貧窮，以及單調乏味的農場生活。弗萊茲路對他來說就夠了。他可以和班尼叔叔做朋友。 我母親已經習慣了班尼叔叔。除了星期天以外，他每天中午在我們家吃飯。他把口香糖粘在叉子把兒上，吃完飯拿下來給我們看上面的圖案，那圖案印在白蠟色的口香糖上很好看，嚼了真是可惜。他把茶倒在碟子裡然後用嘴吹。他還用叉子叉著一片麵包，把盤子擦得像貓舔的一樣乾淨。我不太喜歡他把一股魚腥味兒、毛皮動物和沼澤的氣息帶到廚房裡。雖然我記得他的鄉下作風，他卻從來不自己拿東西吃，要等到三番五次的邀請才再加點兒吃的。 他講的故事裡總是有些我母親堅持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比如桑迪·史蒂文森結婚的故事。 桑迪·史蒂文森娶了東邊很遠地方的一個胖女人，是完全不屬於本縣的一個地方，她有兩千美元存在銀行里，還有一輛龐蒂克轎車。她是個寡婦。十二到十五年前，她剛搬來弗萊茲路和桑迪一起生活，就發生了些奇怪的事情。夜裡盤子會自己摔到地上；爐子上燉的菜飛起來，濺到牆壁上；桑迪半夜醒來感覺好像有類似山羊的東西隔著床墊用頭頂撞他，可當他查看床下面又什麼也沒有；他妻子最漂亮的睡衣被撕成一條條的，系在百葉窗的繩子上；還有晚上，他們想安靜地坐一會兒聊聊天的時候，牆壁上會傳來敲擊聲，聲音大得使人心煩意亂。最後，他妻子告訴桑迪，她知道是誰幹的了。那是她死去的丈夫，被她的再嫁氣瘋了。她聽出了他敲擊的方式，就是用他那指關節。他們試圖不理會他，可是無濟於事。他們決定開車去旅行，看這樣能不能讓他罷休。但是他也跟著一起去了。他在車頂上用拳頭砸、用腳踢、亂打、搖晃，讓桑迪無法繼續開車。最後他的神經徹底崩潰了。他靠路邊停下來，讓女人開車，自己乾脆下了車，步行或者搭便車回了家。他說她最好開回自己的家，把他忘記算了。她哭了起來，但是知道已經別無選擇了。 “可我還是不相信，你呢？”母親開心地說。她開始解釋一切都是巧合，是想像和自我心理暗示的結果。 班尼叔叔看著她，帶著強烈的同情。 “你自己去問桑迪·史蒂文森吧。我看過那些瘀傷。親眼看見的。” “什麼瘀傷？” “山羊從床底撞的。” “兩千美元的存款。”我父親沉思著，讓爭論持續。 “現在說到女人。你應該找一個這樣的女人，班尼。” “我正有這樣的打算，”班尼叔叔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最近就準備好好考慮一下這事兒。” “有一個那樣的女人在身邊應該是很方便的。” “我也常這樣對自己說呢。” “問題是要娶個胖的好還是瘦的好啊？胖的一定會做飯，但是可能會吃得很多。不過特別瘦的也有能吃的，很難說。有時候娶一個大塊頭的，她的脂肪多少能讓她挺一段時間，那實際上是會節省不少花銷的。牙口一定得好，不然就是掉光的，鑲了全套假牙。最好也割了闌尾和膽囊。” “你好像是在買奶牛。”我母親說。不過她不是真的在意；她有些時候會不經意地開開玩笑——然後不久就恢復過來了——那時，她身體的輪廓會變得柔和，她冷漠的動作，比如拿起盤子，給人一種從容的高高在上的感覺。她曾經是個豐滿白皙的漂亮女人。 “但是她也許會騙你，”我父親繼續冷靜地說，“對你說她已經割了闌尾和膽囊，實際上還留著。你最好要求查看她手術的傷疤。” 班尼叔叔打著嗝，臉紅了，差不多是無聲地笑了，頭向盤子低得更近了。 “你會寫字嗎？”當我在他家門廊上讀報時，班尼叔叔問我。他正在把一隻馬口鐵茶壺的茶葉底倒出來，茶葉滴落到欄杆上。 “你上學多久了？讀幾年級？” “開學就四年級了。” “進來。” 他帶我到廚房的餐桌，推開一個他正在修理的燙斗和一口底部有洞的燉鍋，拿了一疊新的信箋、一瓶墨汁和一支鋼筆。 “練習寫點東西給我。” “你要我寫什麼？” “無所謂。我只想看看你怎麼寫字。” 我寫了他的全名和完整地址：宇宙，太陽系，地球，西半球，北美洲，加拿大，安大略省，瓦瓦那什郡，諸伯利，弗萊茲路，本傑明·托馬斯·普爾先生。他站在我後面讀著，然後尖聲說：“和天堂有什麼關係？你寫的還不夠遠。天堂不是在宇宙之外嗎？” “宇宙就是一切。所有的一切。” “好吧，既然你覺得自己懂得那麼多，走到宇宙盡頭又是什麼？那兒總得有些什麼，否則就不會有盡頭，得有什麼東西作為盡頭，不是嗎？” “沒有盡頭。”我懷疑地說。 “有的。有天堂。” “那麼你到了天堂的盡頭又有什麼？” “你不會到天堂的盡頭的，因為上帝在那裡！”班尼得意揚揚地說，仔細看我的字，它們圓滾滾的，顫抖而不自信。 “任誰讀上去都夠費勁兒。我要你坐在這裡幫我寫封信。” 他識字但是不會寫。他說學校的老師總是打他，想把字打進他的腦袋裡，他為此尊敬她，但是怎麼打也沒有用。他需要寫信時通常找我父親或母親幫忙。 他靠過來，看著我在頂上寫：諸伯利，弗萊茲路，1942年8月22日。 “沒錯，就是這樣！現在開始寫內容。親愛的女士。” “先寫親愛的，然後加上人名，”我說，“除非是商務信函才寫尊敬的先生或尊敬的女士。這是商務信函嗎？” “又是又不是。就寫親愛的女士吧”。 “她叫什麼名字？”我嚷嚷著，“我直接寫她名字就好了嘛。”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的語氣很不耐煩，拿來了報紙，翻開到背面的分類廣告，一個我從來沒有看過的欄目，伸到我鼻子底下。 某女，一子，欲覓安靜鄉村家庭，幫助持家。喜歡田園生活。若適合也可結婚。 “這就是我要寫信的女士，我不叫她女士還能叫什麼？” 我讓步了，照他說的寫，然後是一個大大的認真的逗號，等待按照老師教的在dear下面一行對齊第三個字母處開始寫信的正文。 “親愛的女士，”班尼叔叔略顯魯莽地說，“我寫這封信——” 是因為在郵寄的報紙上讀到了你的啟事。我三十七歲，獨自住在弗萊茲路尾十五英畝土地上，房子很好，是石頭地基的，就在樹林邊，冬天從來不缺木柴。還有一口六十英尺深的井和蓄水池。樹林裡有吃不完的漿果，河裡有魚，有辦法避開兔子的話還可以種菜。我圈養了一隻狐狸、一隻雪貂和兩隻水貂，這裡到處都有浣熊、松鼠和花栗鼠。歡迎你帶孩子來。你沒說是男孩還是女孩。如果是男孩，我可以教他設陷阱和打獵。我為隔壁養銀狐的人工作。他妻子是個有文化的人，你願意的話可以去拜訪她。希望盡快收到你的回复。你忠實的，本傑明·托馬斯·普爾。 不到一星期，班尼叔叔就收到了回信。 親愛的本傑明·普爾先生，我代我妹妹瑪德琳·豪威小姐寫信，告訴你她願意接受你的邀請，準備9月1日後隨時過去。去諸伯利要搭大巴還是火車？或許你能過來就再好不過了，我在信尾把我們的完整地址告訴你。我們家不難找。我妹妹的孩子是女孩，十八個月大，叫戴安。盼望收到你的來信。忠實的，曼森·豪威，安大略，基奇納市，賈爾瑪大街121號。 “這是在冒險，”我父親說，班尼叔叔吃飯時給我們看了信，“你怎麼認為這是你想要的？” “我認為去看看應該沒什麼壞處。” “我看他哥哥倒是急於把她甩掉。” “帶她去看醫生，做個體檢。”我母親語氣堅定地說。 班尼叔叔說他一定會的。從那時開始，他迅速做了一些安排。他給自己買了新衣服。他借了車，準備開到基奇納去。他一大早就出發了，穿著淺綠色西裝，白襯衣，綠紅橙三色領帶，墨綠色氈帽，棕白相間的皮鞋。他理了發，修了鬍子，還洗了澡。他看起來很奇怪，臉色蒼白，像是準備赴死一般。 “高興點兒，班尼，”我父親說，“又不是去上絞刑架。如果情況不好就掉轉車頭回家來。” 母親和我拿著地板擦、掃帚、畚箕、肥皂盒和荷蘭去污粉。不過母親以前沒有進過那間廚房，從沒有真正進去過，所以它讓她感到挫敗。她開始往門廊外扔東西，不過一會兒就發現毫無希望。 “你得挖個坑才能放得下它們。”她坐在台階上，掃帚把兒支在下巴上，想著故事裡的女巫，笑了。 “如果我不笑，我會哭出來的。想想那女人要來這裡，她一個星期都待不住。哪怕走路都得回基奇納去，不然也會投河自盡。” 我們擦淨了桌子、兩把椅子、地板的中央部分，用麵包袋擦了爐子，敲掉電燈上的蜘蛛網。我采了一束秋麒麟，放進水罐，擺在桌子中間。 “幹嗎要擦窗子，”母親說，“想讓裡面的不幸更亮一些嗎？” 回到家她說：“現在我開始同情那女人了。” 天黑後，班尼叔叔把鑰匙放在桌子上。他看著我們，樣子像一個長途旅行歸來的人，無法恰當地述說驚險的經歷，雖然他知道他不得不盡力說明。 “你順利到達了？”我父親鼓勵地說，“車子沒出什麼毛病吧？” “沒有，先生。它跑得很好。我走錯了一次路，沒多遠就意識到了。” “你看了我給你的地圖了嗎？” “沒有，我向一個開拖拉機的人問路，他讓我掉頭。” “那麼你到了那兒了？” “哦，是，我到了那兒。” 母親插進來：“我還以為你會帶豪威小姐進來喝杯茶呢。” “她有點兒累了，這一路也挺辛苦的，還要照顧小孩睡覺。” “小孩！”母親懊悔地叫著，“我忘了小孩的事兒了！小孩睡哪兒呀？” “我們會搭個小舖什麼的。好像什麼地方有個嬰兒床，就是得鋪幾條板子。”他摘下帽子，露出大汗淋漓的頭頂那道紅印兒說，“我正要告訴你們，不是豪威小姐，是普爾太太了。” “啊，班尼。恭喜你了。祝你們幸福。一見面就決定了，是嗎？” 班尼叔叔吃吃地笑著，顯得很不安。 “是——是他們都準備好了。他們把婚禮都準備好了。我還沒到就準備好了。請了牧師，買了戒指，託人幫忙快速拿到了結婚證。我看得出來一切都辦妥了。是的，先生。他們沒漏下什麼。” “那麼你現在是結了婚的人了，班尼。” “哦，是啊，是結了婚的人了！” “那麼你應該帶新娘子過來看我們。”母親大膽地說。她使用“新娘子”這個詞令人震驚，讓人聯想起長長的白面紗、花束、慶祝，而不是想到這個地方。班尼叔叔說他會舉行婚禮的。他一定會的。他說等她從旅途的勞累中恢復過來，他們就辦事兒。 可是他沒有。也沒見過瑪德琳的人影兒。母親想現在他該回家吃飯了，但是他還是照常來廚房。母親問：“你妻子怎麼樣了？她還適應吧？她會用那種爐子嗎？”每個問題他都含含糊糊地給了肯定的回答，吃吃地笑，搖著頭。 下午晚些時候，他做完工對我說：“你想不想看點兒東西？” “什麼東西？” “跟我來，你就知道了。” 歐文和我跟著他穿過田地。到了他的院子邊上，他轉身讓我們停下來。 “歐文想看雪貂。”我說。 “他得等下次了。別再走近了。” 過了一會兒，他從房子裡出來，抱著一個小孩。我失望了——原來這就是他要給我看的東西。他把她放在地上。她彎下身，踉踉蹌蹌地走著，撿起一根烏鴉的羽毛。 “說你的名字，”班尼叔叔哄著她說，“你叫什麼名字呀？是戴——安嗎？告訴他們你的名字。” 她不說。 “她想說的時候是會說的。她會叫媽媽、班尼、戴安，還有喝水什麼的。呵，是喝水嗎？” 一個穿紅夾克衫的女孩出現在門廊上。 “你進來！” 她是在叫戴安還是班尼呢？她的語氣裡有威脅的意思。班尼叔叔抱起小姑娘，輕輕對我們說：“你們最好趕快回家吧。改天再來看雪貂。”然後朝房子走去。 我們遠遠地望見她，穿著同樣的紅夾克衫，沿著街道走向巴克爾的商店。她的手插在口袋裡，低著頭，長長的腿像剪刀一樣。母親最終在商店裡見到了她，特別留意地打量過她。母親看見班尼叔叔抱著戴安在門外，就問他在這兒乾什麼，他回答說：“我們在等她媽媽呢。” 母親進到店裡，走到櫃檯前，女孩站在那兒，查里·巴克爾正給她開賬單。 “你一定是普爾太太吧。”她做了自我介紹。 女孩沒說話。她看著母親，聽見了她說的話，但是她什麼也沒說。查里·巴克爾看了母親一眼。 “我想你一定在忙著收拾東西。你想過來時就來我們家坐坐。” “除非萬不得已，我是不走碎石路的。” “你可以穿過田地。”母親最後和女孩說了一句，她不想就那麼走出來。 “她還是個孩子，”她和父親說，“不超過十七歲，不可能。她戴眼鏡，非常瘦。人不笨，她家要快點把她嫁掉不是因為她笨而是精神有些錯亂，或許處於臨界狀態。哎，可憐的班尼。不過她來這裡生活就對了。她會適應弗萊茲路的生活的！” 這兒的人們已經知道她了。她把艾倫·布羅克斯追到她院子裡，追上了台階，迫使她跪在地上，雙手抓著她孩子一樣的白頭髮。人們這樣傳說。母親對我說：“別去那邊了，別在乎什麼雪貂啦，我可不想任何人殘廢。” 儘管如此我還是去了。我沒帶歐文，因為他會說出去的。我想我可以敲門，禮貌地問在門廊上讀報可不可以。可是，沒等我走到台階，門就開了，瑪德琳手裡拎著爐蓋夾子出來了。她聽見我的聲音時一定是正在揭爐蓋，應該不是故意拿起來的，但是在我看來它簡直就是一個武器。 她看了我片刻。她的臉和戴安一樣，瘦削，蒼白，第一眼看上去不可捉摸。她沒有馬上發怒。她需要時間回憶，需要時間重新聚集起力氣。她打從一看見我，除了憤怒什麼別的可能性都沒有。憤怒或者沉默好像是她僅有的選擇。 “你來監視我幹什麼？你最好趕快走開。”她開始下台階了。我慢慢向後退，彷彿中了魔似的。 “你這個小壞蛋。卑鄙的監視人的傢伙。你就是個卑鄙的監視人的傢伙，是吧？”她的短髮沒有梳，她扁平年輕的身子穿著破舊的印花裙子。她的暴力似乎是有計劃的，戲劇性的，讓你產生想要留下來觀看的慾望，就像一場表演。不過，毫無疑問，當她把爐蓋夾子舉過頭頂的時候，如果她想的話，會把它砸到我的腦袋上的——也就是說，如果她感覺劇情需要的話。她在觀看自己，我想，任何時候她都可以停止，回到面無表情的茫然狀態，或者像一個吹牛的孩子：“看我把你嚇的，你不知道我在開玩笑，是嗎？” 我希望我可以把這個場面帶回家講給他們聽。瑪德琳的故事在街頭巷尾都傳遍了。商店裡有什麼讓她不開心，她就把一盒高潔絲朝查里·巴克爾摔過去。 （好在她不是拿著一罐玉米糖漿！）班尼叔叔現在經常生活在虐待和辱罵下，從路上就可以聽見。 “找了個悍婦是吧，班尼？”人們這樣說，他只是笑笑，點著頭，窘迫不安，好像受到了祝賀一樣。過一會兒他就開始講故事了。說她把水壺扔到窗外，就因為裡面沒有水了。她拿剪刀剪碎了他的綠西裝，他只在婚禮上穿過一次。他不知道她對衣服有什麼仇恨。因為他給她買煙買錯了牌子，她還說過要放火燒掉房子呢。 “她酗酒嗎，班尼？” “不，她不喝酒。我從不帶酒回家，她自己怎麼能弄到呀，而且如果喝，我會聞出來的。” “你真的能離她那麼近，能聞出她身上的味道來嗎，班尼？” 班尼叔叔低下頭，吃吃地笑著。 “你靠近過她嗎，班尼？我敢說她一定像野貓一樣反抗。或者等她睡著後，得把她綁起來才行啊。” 班尼叔叔到我們家來剝獸皮時，把戴安帶過來了。他和父親在地下室工作，剝狐狸皮，然後翻過來，鋪在長板子上曬乾。戴安在地窖的樓梯上跑上跑下地玩兒，或者坐在最上面的一層看熱鬧。除了班尼叔叔，她不和任何人講話。她對玩具、餅乾、牛奶和任何我們給她的東西都很好奇，從不抱怨和哭鬧。摸她或抱她，她會小心地順從，她的身體慌亂地顫動著，心臟跳得很厲害，就像被抓在手裡的小鳥一樣。不過，她會躺在班尼叔叔的膝上或靠著他的肩膀睡覺，四肢垂下，像意大利麵條兒似的。他的手遮著她腿上的瘀傷。 “她總是跑來跑去撞在家裡的東西上。我那裡很多東西，她一定會撞到東西，或者爬上高處摔倒什麼的。” 那是初春，雪還沒有完全融化。有一天，他過來說瑪德琳走了。說是前天晚上的事，他回到家就發現她已經走了。他原以為她會去諸伯利，還在等她回來。後來他注意到一些東西也不見了——一個他打算換電線的檯燈、一塊不錯的地毯、一些盤子、一把他母親留下來的藍色茶壺、兩張完好的折疊椅。當然，她把戴安也帶走了。 “她一定是搭卡車走的，那麼多東西不可能塞進小車裡。” 接著母親想起來，她見過一輛有擋板的小貨車，應該是灰色的，朝鎮上開去了，大概是前天下午三點左右。不過當時她沒留意車上面的人。 “灰色貨車！我敢說那就是她！她應該是把東西放在車後面了。你看見上面有沒有罩著帆布？” 母親沒注意。 “我得去追她，”班尼叔叔激動地說，“她不能帶著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就這麼一走了之。她總是對我說，要把這些垃圾收拾掉，把家裡清理一下！現在她自己想要的時候，就不算是垃圾了。問題是我怎麼知道她去哪兒了？我最好和她那個哥哥聯繫上。” 七點鐘以後，是話費優惠的時間，班尼叔叔家沒有電話，父親用我們家的撥通了瑪德琳哥哥的長途，然後叫班尼叔叔說話。 “她到你那兒去了嗎？”他立刻大叫起來。 “她是搭貨車走的。是一輛灰色貨車。她到你那裡去了嗎？”電話線那一端似乎有些迷惑；也許班尼叔叔聲音太大了，無法聽清楚。父親接過來，耐心解釋了發生的情況。結果得知瑪德琳並沒有去基奇納。她哥哥似乎也不太在意她去了哪裡。他竟然沒說再見就掛斷了電話。 父親開始試圖說服班尼叔叔，說擺脫瑪德琳這樣的女人也許並不是什麼壞事。他指出她不是一個特別適合過日子的人，也沒有讓班尼叔叔生活得舒適安靜。他說得委婉圓滑，沒有忘記自己是在談論一個人的妻子。他沒提到她缺乏美感或衣著邋遢什麼的。至於她帶走——班尼叔叔說是偷走——的東西，真是太糟糕了，不該發生這樣的事（父親知道注意不該說這些東西不值什麼錢），不過也許那就是擺脫她的代價呀，從長遠來看，班尼叔叔應該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那不是問題，”母親突然插話說，“關鍵是小姑娘，戴安。” 班尼叔叔苦笑著。 “她媽媽打她，是吧？”母親以恍然大悟的警覺語氣大聲地說。 “就是那樣。難怪她腿上有瘀傷——” 班尼叔叔一旦吃吃地笑起來總是沒完，就像打嗝似的。 “哦，是——是她——” “她在這兒的時候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呢？為什麼去年冬天你不告訴我們？哎，我自己怎麼沒想到呢？當時要是我知道了事實真相，我就報警了——” 班尼叔叔抬起頭，顯得很震驚。 “向警察揭發她！那可能會定她的罪的。那我們就能要回孩子。不過我們現在應該讓警察追踪她。他們會找到她的。不用擔心。” 班尼叔叔並不對這種保證感到高興或欣慰。他機警地說：“他們怎麼知道到哪兒去找呢？” “省警察局，他們會知道。他們可以進行全省範圍的搜查。如果必要的話，全國范圍。會找到她的。” “慢著，”父親說，“你怎麼知道警察會願意這樣做？追踪罪犯才那樣呢。” “那一個女人打小孩不是罪犯又是什麼？” “你得上訴。要有證人。如果想要公開事件，就得有證據。” “班尼就是證人。他會告訴他們的。他會作證，控告她。”她轉向班尼叔叔，現在他又開始打嗝了，不動腦筋地說，“我必須要這麼做嗎？” “現在就談到這裡，”父親說，“我們等等看吧。” 母親站起來，顯得氣憤又迷惑。她還想說些什麼，所以就重複了大家都已經弄明白的問題。 “我不明白，你們還猶豫什麼。我已經完全清楚了。” 但是，對母親來說完全清楚的事，顯然對班尼叔叔還是模糊和恐懼的。很難說他是在害怕警察、公眾和這個計劃的正式氣氛，還是圍繞這個話題的言辭，以及他可能要被帶去的陌生地方。不管是什麼，他崩潰了，不想再談論瑪德琳和戴安了。 怎麼辦呢？母親思索著要自己採取行動，但是父親告訴她：“介入他人的家事，就是你陷入麻煩的開始。” “不管怎樣，我知道我是正確的。” “也許你是正確的，但並不意味著你能做什麼。” 每年這個時候都是狐狸的繁殖期。如果空軍訓練學校的飛機在湖上飛得太低，陌生人靠近圍欄附近，任何突然或破壞性的東西出現，它們就會決定殺掉它們的幼崽。沒人知道它們這樣做是出於盲目憤怒，還是母性受到了激發和驚嚇——難道它們想讓那些圍欄中眼睛還尚未睜開的幼崽，脫離它們覺得是自己招致的危險境地嗎？它們和家畜不同。它們只是近幾代才生活在圈養環境中。 為了進一步說服母親，父親說瑪德琳也許去了美國也不一定，那裡沒人能找到她。很多不安分的野心勃勃的人最終都去了那裡，還有壞蛋和瘋子。 但是瑪德琳沒有去美國。春天快結束的時候，她寄來了一封信。她竟然有膽量寫信，班尼叔叔說，並把信拿過來給大家看。沒有稱呼，她寫道：我把黃色毛衣和綠傘，還有戴安的毯子落在你那裡了，給我寄過來。安大略，多倫多，里德雷街1249號。 班尼叔叔早就下定決心要去一趟。他借了車。他從來沒去過多倫多。父親把交通圖攤在飯桌上，告訴他怎麼走，儘管他說不知道這樣做合不合適。班尼叔叔說，他打算把戴安帶回來。父母親都說這是不合法的，建議他別這麼做。但是害怕採取法律和官方手段的班尼叔叔，竟然一點兒也不擔心採取也許會變成綁架的行動。現在他講了瑪德琳的所作所為。她把戴安的腿用皮帶綁在嬰兒床的欄杆上，用鵝卵石打她。他想也許他不在場的時候，她還做過更糟糕的事情。還有孩子背上撥火棍的印記。說著這些的時候，他語氣裡充滿哭笑不得的歉意；他不得不搖著頭，把那種情緒強壓下去。 他出發的兩天后，父親打開十點鐘的新聞廣播，說：“呵，讓我們看看有沒有老班尼的新聞！”第二天晚上，他開車進了我們的院子，在那兒坐了一會兒，也不看我們。然後慢慢從車上下來，莊嚴而疲憊地朝房子走來。他沒有把戴安帶回來。我們真的期待他得到她嗎？ 我們正坐在廚房門口的水泥板上。母親坐在條帶帆布椅子上，想像著城市的草坪和休閒時光，父親坐在垂直靠背的廚房椅子上。這一季尚早，只有很少幾隻蟲子飛來飛去。我們在看夕陽。母親偶爾會召集大家來看夕陽，彷彿那是她安排好的演出一樣，這樣做反而有點兒掃興——過一段時間，我就拒絕這樣做了——不過，世界上再沒有比弗萊茲街口更好的看夕陽的地方了。母親自言自語道。 父親那天已經裝上了紗門。歐文不聽話地在上面悠來蕩去，聽彈簧拉伸的熟悉的聲音，然後猛地彈回來。告訴他不要那樣，他就停下來，但是父母一轉身，他又悄悄開始了。 陰鬱的情緒頑固地籠罩著班尼叔叔，連母親都不敢直接問他。父親小聲讓我從廚房搬出椅子。 “班尼，坐下吧。是不是路上累壞了？車子怎麼樣？” “車沒問題。” 他坐下來。沒有摘掉帽子。他僵硬地坐著，就像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不期待也不希望受到歡迎。最後母親盡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以開心的語調對他說： “那她們是住在房子還是公寓裡呢？” “不知道。”班尼叔叔表情嚴峻地說。過了一會兒，補充道：“我沒找到。” “你根本沒找到她們的住處？” 他搖搖頭。 “那麼你就沒有見到她們啦？” “沒有。” “是不是把地址搞丟了？” “沒有。我記在這張紙上了。喏，還在這裡。” 他從口袋裡掏出錢包，抽出一張紙給我們看，並且讀了出來。 “里德雷街1249號。”他折起來放回去。他所有的動作似乎都放慢了，鄭重其事，帶著遺憾的意味。 “我找不到它。沒法找到那個地方。” “可是你沒買張城市地圖嗎？記得嗎？我們說過到加油站要買多倫多地圖。” “我是這麼做的。”班尼叔叔帶著悲哀的、勝利的語氣說，“我去了加油站問，他們說沒有城市地圖，只有全省地圖。” “你已經有省地圖了。” “我告訴他們說我有。想要多倫多市地圖。可是他們說沒有。” “你試過別的加油站嗎？” “如果一間沒有，我想其他也不會有吧。” “你可以去商店的。” “文具店！百貨商店！你可以問加油站哪裡能買到的。” “我想與其跑遍那裡找地圖，不如直接到那兒問路，既然我有地址。” “那是很冒險的，向人問路。” “還用你說。”班尼叔叔說。 現在他有心情開始講他的故事了。 “我先問了一個人，他告訴我過橋，遇到紅燈應該轉左。當我到了那兒，又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清楚紅燈轉左，還是綠燈轉左。” “綠燈轉左。”母親絕望地叫著，“如果紅燈轉左就會和交叉的車輛撞上的。” “是呵，我知道，但是，如果綠燈轉左，就要穿過對面開過來的車。” “你得等他們讓個空位給你。” “那要等一天呢，他們不會給你讓路的。我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我坐在那裡試圖想想清楚，他們都開始在我後面按喇叭，所以我想就轉右吧，輕而易舉，接著我就轉頭往回開了。我想我應該走對方向了。但是看不到拐彎處，就徑直開。最後轉下一條橫街，繼續開，現在我想我完全迷路了，這不是第一個人告訴的路。所以應該再問一個人。我停下來，問一個遛狗的女士，但是她說從來沒聽說過里德雷街。她說她在多倫多住了二十二年了，從沒聽說過。她叫過來一個騎自行車的男孩，他倒是聽說過這條街，他說在城的另一邊，而我正走的方向是朝城外去的。但是我想環城走也許比穿過市中心更容易，儘管距離長些。所以我就繼續向前，感覺是在繞著圈開，我想我得趕快，天黑前我得弄清楚這是什麼地方，因為我一點兒也不喜歡摸黑開車——” 結果他在車上睡著了，在一家工廠院外，被拖下了公路。他在工廠區、死胡同、五金店、垃圾場、鐵路線中間迷路了。他給我們描述了每個轉彎，問過路的每個人；匯報了他們每個人說的話和他當時的想法，他考慮的選擇，以及每次決定那樣做的原因。他記得所有的細節。旅途的路線彷彿刻在他的腦海裡了。他講述著不同的風景——車輛、廣告牌、工業建築、道路、鎖著的大門、高高的鐵絲網、鐵軌、陡峭的煤渣築堤、鐵皮屋、棕黃色的水溝，還有錫罐、破碎的紙闆卡通人物、各種各樣阻塞或漂浮的廢物——所有這些都是由他單調的、不厭其煩的回憶的聲音再現出來，我們可以看見那裡是多麼令人迷惑，你無法找到任何東西，也無法繼續尋找。 母親還在抗議：“可是城市就是那樣的！所以你需要地圖！” 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班尼叔叔繼續說：“我今天早上在那裡醒來，我知道最好是走出來，隨便什麼路，只要能出來。” 父親嘆息著點點頭。的確是這樣。 所以，與我們的世界並行存在的是班尼叔叔的世界，像一個令人煩惱的扭曲的投影，類似但是從來不會完全相同。在他的那個世界裡，人們可能沉到流沙坑里，被鬼魂或恐怖的城市征服；幸運和邪惡同樣巨大而無法預測；沒有什麼是想當然的，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失敗匹配著瘋狂的滿足。那是他的勝利，他無法了解或讓我們看到的勝利。 歐文在紗門上悠蕩，小心地唱著歌，帶著嘲笑的聲調，人們長時間談話時，他總是這樣。 是我教給他的那首歌——那一年我們每天在學校唱這樣的歌，祝愿人們從希特勒手裡拯救英國。母親說是讚美您，但我不相信，那怎麼能押韻呢？ 母親坐在帆布椅子上，父親坐在木頭椅子上；他們不看彼此。但是他們是連通的，這種連通像籬笆一樣平常，它存在於我們和班尼叔叔之間，我們和弗萊茲路之間，存在於我們和任何事物之間。在冬天也是一樣，有時，他們坐在餐桌旁玩兩手紙牌。把我們安置好上樓睡覺，他們一邊玩著，一邊等待十點鐘新聞。樓上似乎離他們很遠，黑暗並充滿風的聲音。在上面，你發現了在廚房裡從來想不起來的事情——我們住在船一樣狹小封閉的房子裡，在狂風呼嘯的大海中。他們好像不合時宜地在談天說地，玩紙牌，在遙遠的一個微小的光點裡；有關他們的這種想法，像打嗝一樣平凡，呼吸一樣熟悉，在我入睡時攫住我，從井底對我閃爍著光亮。 班尼叔叔沒有再收到瑪德琳的音訊，或者是他收到了但從來沒提過。問起來或開有關她的玩笑時，他才好像毫無悔恨和遺憾地想起了她，略帶輕蔑，只是作為一件事或一個人，被長久地拋棄，就像海龜一樣。 過一會兒我們都會笑起來，回憶起瑪德琳穿著紅夾克衫走在路上，腿像剪刀，回頭嘲笑著尾隨而來的抱著孩子的班尼叔叔。我們想到她怎樣對待艾倫·普羅克斯和查里·巴克爾就會笑起來。我的母親最後說，打孩子的事可能是班尼叔叔編造的，當作安慰；他又怎麼能令人信任呢？連瑪德琳也像是他編造出來的。我們把她當作一個故事，沒有別的好給她，我們就給她陌生的、遲到而無情的掌聲。 “瑪德琳！那個瘋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