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對我來說是個好主意。我下週得去洛杉磯寫電影劇本，所以其實已經走了一大半路程。再加上我跟簡奈爾爭執太多，我想離開她一會兒。我知道她會把我去日本當成對她的冒犯。這正合我意。
瓦萊莉問我會在日本待多久，我說大概要一周，她不介意我去，她從來都不介意。實際上，我能離開她總是很高興。我在家裡太讓她神經緊張。她花很多時間去拜訪她父母和她家庭的其他成員，把孩子也一起帶去。
當我在拉斯維加斯下飛機時，卡里開來的勞斯萊斯就在停機坪上等著我，所以我不用走去航站樓。這一點讓我腦海中的警鈴大作。
很早以前，卡里跟我解釋過為什麼他會在停機坪上接人。他這麼做，是為了躲開FBI對所有進入賭城旅客的監控攝像。
在航站樓的中心等待區那裡有一個巨大的時鐘，在鐘的背後一個特別定制的小格子裡有一些移動攝像頭，它們會錄下從全世界蜂擁來拉斯維加斯的賭徒們。晚上，負責的FBI團隊就會檢查所有錄像並跟他們的通緝名單比對。隨遇而安的銀行劫匪、跑路的挪用公款者、製造假鈔的騙子、成功的綁架犯和敲詐勒索者都可能在還沒來得及賭光弄來的黑錢，就滿臉震驚地被逮捕了。
當我問卡里，他是怎麼知道這一點時，他告訴我有個前FBI高級特工在酒店里當安全主管，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我注意到，卡里這次是親自駕駛這輛勞斯萊斯，連司機都沒有。他開車繞過航站樓直接去了行李處，我們坐在車裡等著我的行李出來。我們等待時，卡里簡單地告訴了我情況。
首先，他警告我不要告訴格羅內維特我們會在第二天早上飛去日本，叫我假裝是來享受一個賭博假期；然後，他告訴我我們的任務——他得從日本偷運出來價值兩百萬美金的日元——以及這麼幹的危險。他非常懇切地說：“聽著，我不覺得有什麼危險，但你也許不這麼覺得。如果你不想去的話，我能夠理解。”
他知道我根本沒法拒絕他。我欠他一個人情，實際上，我欠他兩個人情。一個是讓我沒坐牢，另一個是當麻煩過去之後，他把三萬塊還給了我。他把我的三萬塊以二十塊面值的現鈔還給了我，我再把那筆錢存進賭城的一家銀行。我們的說法是那筆錢是我賭博贏來的，卡里和他的手下已經準備好要佐證這一說法。但沒有那個必要，整場陸軍預備役醜聞已經消失無踪了。
“我一直都想遊覽日本，”我說，“我不介意當你的保鏢，我需要帶槍嗎？”
卡里滿臉驚駭：“你想把我們倆害死嗎？狗屎，如果他們想把錢從我們手上搶走，就讓他們搶。我們的護身符是保密和行動迅速。我把一切都想好了。”
“那你為什麼需要我？”我問，我有些好奇，還有點警惕。他的方法根本說不通。
卡里嘆了口氣。 “飛到日本去的旅程太他媽長了，”卡里說，“我需要有個伴，我們可以在飛機上玩牌，在東京一起晃蕩，好好玩一場。再說了，你塊頭很大，如果有些小打小鬧偷了東西就跑的賊想對我們下手，你可以嚇跑他們。”
“好吧。”我說，但聽起來還是不對勁。
那一晚，我們跟格羅內維特一起吃了晚餐，他看上去並不太好，但講述自己早期在賭城的故事時仍神采奕奕，講他如何在聯邦政府派一大群間諜和會計來內華達州之前靠不用交稅的收入賺到一大筆財富。
“你得在暗地裡發財。”格羅內維特說，這句話是他腦子裡的主旋律，就像奧薩諾的腦子里永遠瘋狂地轉著得諾貝爾獎的念頭一樣。 “這個國家裡的每個人想要發財都得在暗地裡。那些成千上萬的小商店都在揩油，大公司則乾脆創造出一片法律上的荒原。”但所有這些都不如賭城充滿機遇，格羅內維特彈了彈哈瓦那雪茄的邊緣，心滿意足地說，“就是這個才讓賭城如此強盛，你在這裡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容易暗地裡發財，這就是它的力量。”
卡里說：“梅林只待一晚。我琢磨著明早跟他一起去洛杉磯挑點兒古董，還可以去見見那些好萊塢的人，跟他們談談他們的賭債。”
格羅內維特長長地抽了一口哈瓦那雪茄。 “好主意，”他說，“我的禮物快送完了。”他大笑起來，“你們知道我是從哪兒想到送禮物這個主意的嗎？從一本1870年出版的關於賭博的書裡，教育真是件偉大的事。”他嘆了口氣，站起身來，這是讓我們離開的信號。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後禮節性地護送我們到他套房的門口。我們出門時，格羅內維特莊重地對卡里說：“祝你旅途好運。”
到了門廊外的綠色假草坪上，我和卡里站在沙漠的月光之下。我們能看到拉斯維加斯大街上數百萬的霓虹燈，沙漠暗黑的山巒在遠方。
“他知道我們要去。”我對卡里說。
“如果他知道了，就知道了，”卡里說，“早上八點，跟我碰頭吃早餐，我們早點啟程。”
第二天早上，我們從拉斯維加斯飛去了舊金山。卡里帶著一個巨大的深褐色皮箱，箱子幾個角都包著柔和而閃亮的黃銅，一條條黃銅框住箱子，鎖板也很重。它看上去堅固得令人敬畏。 “它不會爆開，”卡里說，“我們也能輕易在行李傳送卡車上追踪它。”
我從沒見過這樣的行李箱，於是說了出來。
“只是個我在洛杉磯買到的古董。”卡里自得地說。
在只剩十五分鐘時，我們跳上了一架日航747，卡里特意把時間算得非常精準。在長長的飛行中，我們玩著紙牌。當我們在東京降落時，我已經贏了他六千美金。卡里似乎並不介意，他拍著我的後背說：“我會在回來的飛機上贏回來的。”
我們在機場打了輛車去酒店。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遠東地區的這座絕妙之城，但它看上去只是更加破舊、空氣更渾濁的紐約。它看上去似乎在比例上也更小，人們更矮，建築更平，霧濛濛的城市天際線就像縮小版的紐約城那熟悉而壓倒性的天際線。當我們走進城市的心臟時，我看到人們都戴著手術紗布面罩，那讓他們看起來很怪誕。卡里告訴我，日本人在市中心會戴上遮陽的口罩，以防止嚴重污染的空氣所引起的肺部感染。
我們經過一些木製的房子和店鋪，它們就像是攝影棚裡的場景，和它們交織在一起的是現代摩天大樓和辦公樓。街上滿是人，很多都穿著西式服裝，其他的——主要是女性——則穿著某種類似和服的衣服。真是個令人困惑的時尚大雜燴。
酒店令人失望，它現代又美國化，巨大的大堂鋪著巧克力色的毯子，還有非常多的黑色皮椅。穿著黑色美式西服的小個子日本男人坐在椅子裡，緊緊攥著公文包。這完全可能是一家紐約的希爾頓酒店。
“這就是東方？”我問卡里。
卡里不耐煩地搖了搖頭：“我們可以好好睡一晚，明天我會去做我的事。明晚我會向你展示真正的東京是什麼樣子。你會好好享受的，不用擔心。”
我們同住一個很大的套間，兩個臥室。我們打開了行李箱，我注意到卡里那黃銅包裹的箱子裡放的東西極少。因為飛行，我們都很疲倦，雖然才東京時間六點，我們還是上了床。
第二天一早，我臥室的門被敲響，卡里說：“快點，是時候起床了。”窗外才剛剛破曉。
他在套房裡吃早餐，那讓我失望，開始覺得自己不會看到幾眼日本了。我們吃了雞蛋、培根、咖啡和橙汁，還有些英式鬆餅。唯一東方的是某種薄煎餅，很巨大，比我們的煎餅要厚上兩倍，更像是巨大的厚片麵包，顏色也是種非常有趣而古怪的黃色。我試了一口，嘗起來像魚。
我對卡里說：“這是什麼鬼東西？”
他說：“這是煎餅，但是用魚油煎的。”
“我算了。”我說，把盤子推到他那邊去。
卡里津津有味地把它們吃光了。
“你只要習慣就行了。”他說。
在喝咖啡時，我問他：“計劃是怎樣的？”
“外面天氣好極了，”卡里說，“我們一起散個步，我會把計劃講給你聽的。”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間裡談。他擔心這間房也許被竊聽了。
我們離開了酒店，時間還很早，太陽才剛剛升起。我們轉到一條小街上。突然之間，我就到了東方。目力所及之處全都是搖搖欲墜的小房子和小樓，人行道邊一堆堆巨大的綠色垃圾堆得那麼高，形成了一堵牆。
有不少人在街上。一個騎著自行車的男人超過了我們，他的黑色和服在身後飄揚。兩個瘦長結實的男人突然出現在我們前面，穿著卡其工裝褲和卡其襯衫，白色紗布口罩遮住了他們的臉。我驚得一跳，卡里大笑著，那兩個男人轉進了另一條小巷。
“上帝，”我說，“那些口罩真嚇人。”
“你會慢慢習慣的，”卡里說，“現在，認真聽著，我想讓你知道即將發生的一切，這樣你就不會犯任何錯誤了。”
我們沿著灰綠色的垃圾牆走著，卡里跟我解釋他將要偷運出去價值兩百萬美元的日元，而日本政府對本國鈔票的出境政策極為嚴厲。
“如果我被抓了，就會蹲監獄，”卡里說，“除非F先生幫忙，又或者F先生跟我一起蹲監獄。”
“那我呢？”我說，“如果你被抓了，我不是也會被抓？”
“你是個知名作家，”卡里說，“日本人對文學推崇備至，你只會被趕出日本，嘴巴閉得緊緊的就行了。”
“所以，我只是來這兒享受一段好時光的。”我說。我知道他完全是在胡扯，想讓他知道我很清楚這一點。
然後我想到了另一件事。 “我們他媽的要怎樣才能通過美國海關呢？”
“我們不用，”卡里說，“我們去香港，把錢脫手，那裡是個自由港，在那裡，只有拿香港護照的人才需要通關。”
“上帝，”我說，“你現在才告訴我我們要去香港，我們在那之後又該死的要去哪裡，西藏嗎？”
“認真點，”卡里說，“別驚慌，我一年前帶了一點錢這樣走過一次，就為了試一試。”
“給我弄把槍，”我說，“我有老婆和三個孩子，你這狗娘養的，給我一個反擊的機會。”但我在大笑，卡里把我套住了。
卡里不知道我是在開玩笑。 “你不能帶槍，”他說，“每家日本航空公司都會有電子安全檢查，查你本人和隨身行李。大多數還會用X光機查你托運的行李。”他頓了一頓，然後說，“唯一不用X光機檢查行李的就是國泰航空，所以如果我出了什麼事，你知道該怎麼辦。”
“我都能想像我獨自一人帶著兩百萬美金在香港，”我說，“我他媽的脖子上會被砍幾萬刀。”我說。
“別擔心，”卡里流利地答，“不會出事的，我們會盡情享受的。”
我在大笑，但很擔心。 “如果真出了什麼事，”我說，“我在香港該怎麼辦？”
卡里說：“去雙葉銀行找他們的副總裁。他會拿走錢，把它換成港幣，然後給你一張收據，收你兩萬塊的手續費，然後他會再把港幣換成美金，再收五萬塊。美元會被送去瑞士，而你會拿到一張收據。一周後，香格里拉酒店就會從那家瑞士銀行收到一張兩百萬美元減去香港銀行手續費的匯票。看，多麼簡單？”
在我們走回酒店的路上，我把這琢磨了一番。最終，我回到了最初的問題：“你該死的到底為什麼需要我？”
“別再問其他問題了，按我說的做，”卡里說，“你欠我個人情，對嗎？”
“對。”我說，再也沒問別的問題。
我們回到酒店後，卡里打了幾個電話，用日語交談的，然後告訴我他要出去。
“我應該在下午五點左右回來，”他說，“但我也許會遲一點。就在這間房裡等我。如果我今晚沒有回來，你明天一大早就跳上飛機回家，好嗎？”
“好。”我說。
我試著在臥室裡看書，卻想像著客廳裡有聲響，於是就去了客廳。我在套房裡吃了午餐，吃完後我打電話回美國。幾分鐘就接通了，那讓我很驚訝，我以為至少要花半個鐘頭。
瓦萊莉立即接了電話，我能從她的聲調中聽出她很高興我打了電話。
“神秘的東方怎麼樣？”她問，“你玩得開心嗎？去了藝伎屋沒有？”
“還沒，”我說，“目前我唯一看到的只有東京一大早的垃圾。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在等卡里，他出去辦事了。至少我玩牌贏了他六千塊。”
“好呀，”瓦萊莉說，“你可以幫我和孩子們買幾套漂亮的和服。哦，另外，昨天有人打電話找你，說是你在拉斯維加斯的朋友。他說他以為你會在賭城，我告訴他你在東京。”
我的心臟停跳了片刻，然後隨意地說：“他說他叫什麼了嗎？”
“沒有，”瓦萊莉說，“別忘了我們的禮物。”
“我不會忘的。”我說。
突然，我不那麼肯定卡里能回來了。下午剩下的時間，我都花在了擔心上。我打電話給航空公司定了第二天一大早飛回美國的機票。我檢查了卡里的臥室，那個黃銅包著的大箱子不見了。
夜幕降臨時，卡里回到了套房。他搓著雙手，興奮又快活。 “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說，“沒什麼需要擔心的，今晚我們好好玩，明天解決掉一切問題，後天我們就在香港了。”
“我跟我妻子打了電話，”我說，“我們愉快地聊了聊天，她告訴我，有人從拉斯維加斯打電話過去，問我在哪裡，她告訴他我在東京。”
這讓他冷靜下來，他琢磨著這件事，然後聳了聳肩。
“聽上去像是格羅內維特，”卡里說，“想證實他的直覺是對的。他是唯一有你電話號碼的人。”
“在這件事上，你相信格羅內維特嗎？”我問卡里，立刻，我就知道我越了界。
“你他媽什麼意思？”卡里說，“這麼多年來，那男人一直就像是我的父親，他塑造了我。該死，我信任他超過任何人，甚至是你。”
“好的，”我說，“那你為什麼不讓他知道我們要起程了？你為什麼要告訴他關於去洛杉磯買古董的狗屎說辭？”
“因為他就是這麼教我的，”卡里說，“絕對不要告訴任何人他不必知道的事情，他會因這個為我驕傲，即使他查出來了也一樣，我的做法是正確的。”然後他放鬆了些，“趕緊，”他說，“穿好衣服，今晚我會向你展示你人生中最好的時光。”不知為何，這讓我想起了伊萊·赫姆西。
就像所有曾經看過關於東方的電影的人，我曾幻想過在一間藝伎屋裡度過一晚，美麗又有天賦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服務於我的快感。當卡里告訴我，我們會享受藝伎提供的娛樂時，我指望會被帶去我在電影裡看過的那些七拐八彎、裝飾得喜氣洋洋的房子。所以，當車在東京一條主街上有遮陽篷的餐館前停下來時，我很驚訝。那看上去像曼哈頓區的任何一家中餐館。一個侍應領著我們穿過了擁擠的餐館，到了一扇通往一個私人包間的門前。
房間裡滿是奢華的日式家具，天花板上吊著彩色的燈籠，一張長長的宴會桌，只比地板高一英尺，上面擺著顏色艷麗的碟子、小小的酒杯和象牙筷子。有四個日本男人，他們都穿著和服，其中一個是F先生。他和卡里握了握手，其他人則對我們鞠躬，卡里把我介紹給了所有人。我曾經看過F先生在拉斯維加斯賭博，但從未跟他結識過。
七個藝伎姑娘邁著小碎步跑進房間。她們都穿著充滿浮華織錦、顏色艷麗、花團錦簇的美麗和服，臉上塗著厚厚的白粉，坐在桌邊的坐墊上。一個姑娘陪一個男人。
學著卡里的做法，我也坐在宴會桌邊的一個坐墊上。女服務員端進來盛滿了魚和蔬菜的巨大盤子，每個藝伎姑娘都餵著分配給她的男人。她們用象牙筷子挑起一小塊魚，或幾根綠色蔬菜，餵給自己的那個男人，用無數像毛巾一樣的小小餐巾幫我們擦嘴擦臉，餐巾都濕潤又芬芳。
我的那個藝伎離我非常近，她的身體靠在我的身體上，帶著討人喜歡的微笑，哄著我吃喝。她不斷往我杯子裡倒某種酒，著名的清酒，我猜。那酒味道好極了，但食物中魚太多了，直到他們送進來一盤盤牛肉，都切成小小的方塊，蘸著某種美味的醬。
近距離地觀察這位討人喜歡的藝伎，我知道她至少有四十歲，雖然她的身體緊貼著我的，我卻感覺不到任何東西，除了她和服上的許多織花。她就像具埃及木乃伊一樣，被緊緊裹了起來。
晚餐後，姑娘們輪流娛樂我們。一個姑娘演奏了一種像長笛的樂器，我那時已經喝了太多酒，不熟悉的音樂聽上去像是風笛。另一個姑娘則念了一首詩歌。男人們都鼓掌。然後我的藝伎站了起來，我為她加油，她翻了幾個令人震撼的跟斗。
其實，她把我嚇死了，因為她翻跟斗直接越過了我的頭。然後她同樣翻跟斗越過了F先生的頭，但他在空中抓住了她，試圖要親吻她，或是類似的動作。我喝得太醉看不真切。她避開了他，輕敲他的臉頰表示責備，兩人都歡快地大笑起來。
然後，藝伎姑娘組織男人們一起玩遊戲。我震驚地看到那個遊戲是一隻棍子上的橘子，我們雙手背在背後，去咬橘子。當我們這麼做時，一個藝伎會在棍子的另一邊也這麼做。當橘子在男人和女人之間跳動時，兩張臉就會愛撫地擦過對方，那讓藝伎們咯咯直笑。
卡里在我身後低聲說：“上帝，下次我們乾脆玩轉瓶子得了。”但他卻對著F先生綻開大大的笑容，F先生似乎玩得極開心，用日語大聲喊那些姑娘，還試著抓她們。還有其他遊戲，包含了棍子、球和一些雜耍。我醉得太厲害，玩得和F先生一樣開心。在某一個時刻，我摔倒在一堆坐墊上，我的藝伎把我的頭捧到她大腿上擱著，用一片熱乎乎的香味餐巾擦拭著我的臉。
接下來我所記得的，就是跟卡里一起坐在有司機的車裡，穿行在黑暗的街道之中，然後，車停在了郊外一座大宅門前。卡里領著我到大門，門便魔法般地打開了，我們真的進了一幢東方的房子，房間裡空蕩蕩的，只有一些睡覺用的床墊，牆都是薄木做成的滑門。
我摔倒在其中一個墊子上，只想睡覺。卡里在我身側跪下來。 “我們今晚待在這裡，”他悄聲說，“明天一早，我會叫醒你。待在這兒，好好睡一覺，會有人照顧你的。”在他身後，我能看到F先生微笑的臉，他已經完全酒醒了，那令我腦中的警鈴大作。我掙扎著從床墊上爬起來，但卡里把我往下推，然後我聽到F先生的聲音說：“你朋友需要有人陪。”我沉沉地躺在床墊上，實在太疲憊了，根本什麼都不在乎。我沉入了夢鄉。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但滑門打開的輕嘶聲把我吵醒了。在陰影重重的暗淡光線中，我看到兩個穿著亮藍黃相間和服的年輕日本姑娘穿過打開的牆。她們拿進來一個小紅木浴缸，裡面裝滿冒著熱氣的水。她們脫下我的衣服，用她們的手指摩挲著我的身體，按摩著每一塊肌肉，把我從頭到腳地洗起來。當她們這麼做時，我勃起了，她們咯咯直笑，其中一個還輕輕拍了拍它。然後她們端起紅木浴缸消失了。
我足夠清醒，開始想卡里該死的到哪兒去了，但沒清醒到能爬起身去找他。這樣也好。滑門再次打開，這次只有一個姑娘，一個新的姑娘，單是看著她，我就能猜出她的功能會是什麼。
她穿著一件垂墜感十足的長長的綠色和服，藏住了她的身體。她的臉很美麗，妝容強調了她的性感。她厚厚的黑色頭髮盤在頭頂，一把似乎由珍貴寶石鑲嵌的精美梳子別在頭頂。她走向我，在她跪下來之前，我能看到她的雙足都赤裸著，小小的，形狀美極了，腳趾上塗了深紅的甲油。
燈光似乎更暗了，突然間，她就變成了赤裸的。她的身體是一種純粹的牛奶般的白，胸脯小而圓挺，乳頭是驚人的淺粉色，就像它們是被染紅的。她彎下腰，把梳子從發間摘下來，搖晃著頭。長長的黑色長發無窮無盡地懸於我身體上，覆蓋住它。然後，她開始親吻著我的身體，她的頭認真地輕輕搖擺著，絲般的厚厚黑色長發甩過我的大腿。我躺了回去。她的嘴溫潤，舌卻帶著些粗暴。當我試著移動時，她把我壓回去。當她做完後，她躺到我身邊，把我的頭擱在她胸脯上。夜裡某一刻，我醒了過來，跟她做了愛。她的雙腿緊緊纏住我的，猛烈地移動著，好像這是一場我們倆性器間的戰爭。那是一場激烈的性愛，高潮時，她發出一聲細細的尖叫，我們摔到了床墊外，然後相擁入眠。
門滑開的聲音再次吵醒了我。房間裡充滿晨曦的光線，那姑娘已經走了，透過洞開的牆壁，在相連的房間裡，我看到卡里坐在黃銅包裹的巨大箱子上。雖然他離得很遠，我還是能看到他微笑著。
“好了，梅林，快點起來吧，”他說，“我們今天早晨飛去香港。”
那個箱子那麼沉，得由我來把它拖到車邊，卡里拖不動它。沒有司機，卡里負責開車。我們到機場後，他把車停在航站樓外。我拖著箱子走進去，卡里在前面開路，把我領到行李托運櫃檯。我仍有些昏昏沉沉的，那巨大的箱子又不斷地撞著我的小腿脛骨。托運時，章子蓋到了我的機票上，我琢磨著這也沒什麼區別，所以卡里沒注意這一點，我也沒說什麼。
我們穿過門，走上停機坪，朝飛機走去，但我們並沒有登機，卡里等待著，直到一個裝得滿滿的行李卡車從航站樓繞過來，我們能看到黃銅包裹的巨大箱子正在最上面，在我們的注視下，工人們把它裝進飛機機腹。我們上了飛機。
飛去香港要花超過四個小時，卡里很緊張，我玩紙牌又贏了他四千塊。當我們玩牌時，我問了他一些問題。
“你跟我說的是明天離開。”我說。
“是啊，我也以為是那樣，”卡里說，“但F先生準備好錢比我預計的早一些。”
我知道他純屬胡說。
“我愛死了那個藝伎派對。”
卡里咕噥著，假裝研究自己手上的牌，但我知道他的心思不在牌局上。
“該死的高中生陰道撩撥隊，”他說，“那些藝伎的鬼玩意都是狗屎，我寧願選拉斯維加斯。”
“我可不確定，”我說，“我覺得那挺有趣的，但我得承認，我之後得到的那點小甜頭更好。”
卡里完全忘記了他的牌。 “什麼甜頭？”他問。
我跟他說了大宅里的姑娘。卡里咧嘴笑開了。 “那是F先生安排的，你這走運的狗娘養的，而我卻整夜都在外面奔波，”他頓了一頓，“所以你的防線終於崩潰了。我敢打賭這是你第一次背叛在洛杉磯的那個妞。”
“是啊，”我說，“管它的呢，三千英里之外，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能算。”
當我們在香港著陸時，卡里說：“你去行李認領區等箱子，我守在飛機旁，等著他們把行李搬下來，然後我會跟著行李車，這樣，任何鬼鬼祟祟的小偷就都偷不到它了。”
我迅速地穿過航站樓，走到行李傳送帶那邊。航站樓非常擁擠，人們的臉跟在日本的不太一樣，但大部分仍是東方面孔。行李傳送帶開始運轉起來，我專注地盯著，等待黃銅包裹的箱子從斜槽裡滑下來。十分鐘後，我開始疑惑卡里為什麼還沒出現。我四處看了一圈，謝天謝地，這裡沒人戴紗布口罩。那些東西讓我很受驚嚇，我並沒有看到任何危險分子。
然後，那個黃銅箱子從斜槽裡掉了下來，當它轉到我身邊時，我抓住了它。它仍然沉甸甸的，我檢查了一下，確保它沒有被刀劃開。這麼做時，我注意到把手上貼著一個小方塊名牌，上面寫著“約翰·梅林”，然後，名字下面是我的家庭地址和護照號碼。我終於明白了卡里為何要叫我來日本。如果真有人會被抓進監獄，那個人將會是我。
我坐在箱子上，大概三分鐘後，卡里出現了。看到我時，他心滿意足地笑了起來。 “太好了，”他說，“我找了輛出租車，正在等著，我們去銀行吧。”這一次，他提起了箱子，毫無困難地把它一直拎出了航站樓。
出租車在擠滿了人的小巷子裡繞來繞去。我什麼都沒說，我欠卡里一個巨大的人情，現在，我還了他的情。我因為他欺騙了我，並讓我暴露在如此的危險之下而覺得受傷，但格羅內維特會為他驕傲。因為同樣的傳統，我決定不告訴卡里自己已經明白過來的事情。他肯定已經預料到了這一點，也已經準備好了說辭。
出租車停在主街上一幢搖搖欲墜的建築前，窗上印著金色的字——雙葉國際銀行。在門的兩側，是兩個扛著機關槍的穿著制服男人。
“危險的城市，香港。”卡里說著，衝保安點點頭。他自己把箱子提進了銀行。
進門之後，卡里沿著走廊走進去，敲響了其中一扇門，我們走了進去。一個亞歐混血的絡腮鬍小個子衝卡里笑著，跟他握手。卡里向我介紹他，他的名字是個奇怪的音節組合。那亞歐混血領著我們沿著走廊繼續往裡走，一直到了一間巨大的房間，裡面有張長長的會議桌。卡里把箱子扔到桌子上，開了鎖。我得承認，眼前的景象令人大開眼界，箱子裡塞滿了嶄新的日元現鈔，灰藍色的紙上印著黑色文字。
那亞歐混血拿起一部電話，喊出一些指令，我猜是中文。幾分鐘後，房間裡就站滿了銀行職員，一共十五個，都穿著那種閃亮的黑色西服。他們立即開始對付箱子裡的錢，一共花了他們超過三個小時，才數完並整理好所有的錢，然後再數再核對一遍。那個歐亞混血把我們帶回他的辦公室，拿出一沓文件，簽了名，蓋上公章，然後把它遞給卡里。卡里把文件看了一遍，放進自己口袋裡。這一包文件就是那個“小”收據。
最終，我們站在了銀行外面陽光照耀的街道，卡里無比地興奮激動。 “我們做成了這事，”他說，“我們可以回家了。”
我搖搖頭。 “你怎麼能冒這樣的險？”我說，“這樣處理這麼多的錢實在是太瘋狂了。”
卡里衝著我微笑：“你該死的以為在賭城的賭場裡做的都是什么生意？全都是冒險，我得到的就是一份冒險的工作。在這件事上，我知道做成的機率很大。”
當我們坐進一輛出租車後，卡里指揮司機把我們送去機場。 “上帝，”我說，“我們穿越了半個地球，而我甚至連在香港吃一頓飯都沒機會？”
“我們就別冒險了，”卡里說，“說不定有人會認為錢還在我們手上，我們趕緊回家吧。”
在飛回美國的長途旅程中，卡里運氣非常好，贏回了他欠我的那一萬塊中的七千塊。如果不是我決定不玩了，他很可能會把所有錢都贏回去。
“得了吧，”他說，“給我個機會回本啊，公平一點。”
我直視著他的雙眼。 “不，”我說，“我想在這一次旅程裡贏你一回。”
那讓他有些意外，於是任由我在回洛杉磯剩下的旅程裡睡覺。當他等著飛回拉斯維加斯時，我陪著他。我睡覺時他肯定把事情全部琢磨了一遍，然後明白我看到了箱子上的名牌。
“聽著，”他說，“你得相信我。如果你在這次旅途中遇上任何麻煩，我和格羅內維特、F先生都會把你弄出來，我很感激你所做的，如果沒有你，我絕對不可能完成這趟旅程，我沒有那個膽子。”
我大笑。 “你玩紙牌欠我三千塊，”我說，“就把那錢放到香格里拉的兌籌處，我會用它來當百家樂的賭注。”
“當然，”卡里說，“聽著，你真的只能在這種情況下背叛你的姑娘才覺得安全麼，要跟她們相隔三千英里？整個世界也沒那麼大，你出軌的機會少得可憐。”
我們大笑起來，在他登機前握了握手，他仍然是我的兄弟，老伙計“算牌”卡里，我只是不可能完全信任他。我一直都清楚他是什麼人，並接受了他的友情，我怎麼能夠在他做真實的自己時生氣呢？
我穿過西部航空公司的洛杉磯航站樓，停在電話亭邊。我得打電話給簡奈爾，告訴她我來了洛杉磯。我不知是否應該告訴她我去了日本，但我決定不告訴她。我會按照格羅內維特的方式行事。然後我才記起另一件事，我沒有從東方給瓦萊莉和孩子們帶任何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