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
巴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早上六點四十分。天很冷，特別是當一個人即將被行刑隊槍決之時，更顯得寒氣逼人。
在福爾·迪夫里堡的庭院中，一根行刑柱插在冰冷的礫石地裡。法國空軍中校讓－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站在柱子前，雙手被綁在柱子後面。他凝視著二十米開外面對著他的那隊士兵，眼中的疑惑慢慢消退。
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截斷了這最後時刻的陽光。他用一隻腳蹭了蹭腳下的礫石，略微舒緩了一下緊張的情緒。士兵們將子彈推入槍膛，拉上槍栓。在二十支來复槍拉開槍栓的咔噠聲中，牧師的禱文顯得十分虛弱無力。
院牆外，一輛貝利埃特大卡車正鳴著喇叭，想要穿過前面交叉路上一堆駛向市中心的小型車輛。喇叭聲剛好蓋住了行刑隊長官的“瞄準”口令。槍聲響起，這座正在甦醒的城市卻連一點漣漪都沒被激起，甚至還不如空中鴿子拍翅膀的聲音維持得長久。喇叭聲慢慢消散了，那致命一槍的聲音也漸漸消弭在院牆外逐漸喧騰的交通噪音裡。
這個軍官是“秘密軍組織”殺手組的負責人，他一直在尋找機會刺殺法國總統。他的死亡原本被認為是一種終結——隨著他的死亡，謀刺總統的活動也應該就此結束了。然而，命運就是喜歡嘲弄人，實際上，它卻恰恰標誌了一個新的開始。要解釋這一點，必須首先回頭看看，為什麼在這個三月的早晨，在巴黎城外軍事監獄的院子裡，吊起了一具被打成篩子的屍體。
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中最熱的日子裡，即使已經是晚上七點，氣溫仍然有二十三度。整個城市都熱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個沒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進車裡，去鄉間度週末了。 太陽終於沉落到巴黎宮牆的後面，長長的影子穿過院落，帶來了令人舒適的涼爽。此時，有那麼幾個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們決定，有一個人必須死，他就是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將軍。 市民們正準備逃離炎熱，去海灘和河邊消暑納涼；而在巴黎富麗堂皇的愛麗舍宮裡，內閣會議卻仍在進行中。十六輛黑色雪鐵龍DS型豪華轎車正停在背陰處。它們首尾相連，形成一個圓圈，佔據了茶色礫石鋪就的前庭四分之三的空地，靠西側的牆邊是陰影最先蓋住的地方。司機們躲在這裡陰影的最深處，相互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等待主人的到來。 今天的內閣會議比平時長，所以抱怨也比往常要多些。直到七點三十分，一個身披鏈飾、掛滿勳章的禮賓官才出現在六級台階頂端的平板玻璃宮門後面，朝衛兵招手。司機們把手裡抽了一半的高盧牌香煙扔在地上，踩進礫石地裡。大門兩邊的安全人員和崗亭裡的士兵站得筆直。巨大的鐵柵欄門開了。 第一批部長出現在玻璃門後的時候，司機們已經發動了汽車。禮賓官拉開門，內閣成員紛紛走下台階，互相道著周末好好休息的祝福。汽車按照先後順序排在台階下，禮賓官彎腰拉開車的後門，部長們爬進各自的汽車，經過向他們敬禮的共和國衛隊士兵，駛出大門，駛向新區的奧雷諾街。 不到十分鐘，他們都走了。兩輛加長的黑色雪鐵龍DS19型轎車還在院子裡，慢慢駛向台階。第一輛車插著標誌著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三角旗，開車的是弗朗西斯·馬羅克斯，他是一名警察，來自沙托里國家憲警總隊培訓總部。他生性沉默冷靜，從不參與司機之間的玩笑；他開車既快又安全，一直是戴高樂的私人司機。除了馬羅克斯，車裡沒有其他人。緊隨其後的第二輛DS19也由一名來自沙托里的憲警駕駛。 七點四十五分，又有一批人出現在玻璃門後面，礫石地上的警衛再一次立正站直。夏爾·戴高樂身著慣常的深灰色雙排扣套裝，繫著黑色領帶，出現在玻璃門後。按照老式的禮節，他為伊馮娜·戴高樂夫人拉開門，讓她先出去，然後挽著她的手，領著她走下台階，走向等候著的雪鐵龍。他們在車邊分開，總統夫人鑽進前面那輛車的後座左邊，總統從右邊上車，坐在她的身旁。 他們的女婿阿蘭·德布瓦西厄上校，時任法國陸軍裝甲和機動部隊的總參謀長，檢查確認了車的兩個後門都鎖好後，坐在了前排馬羅克斯的旁邊。 其他兩名陪同總統夫婦走下台階的官員坐進第二輛車。身材魁梧的亨利·德茹代爾是今天的當值保鏢，他是卡比爾人，來自阿爾及利亞。他坐到前排司機的邊上，鬆了鬆腰際的大左輪槍，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從這一刻起，他的眼睛就開始不停地轉動。他不是在看前面的那輛汽車，而是在汽車快速行駛中註視著兩旁人行道上和汽車轉彎時街上的一切動態。第二個人向留下來的當值警衛說了句話，然後鑽入車的後排。他就是讓·迪克雷，總統的警衛隊長。 西側牆的旁邊，有兩個戴白色頭盔的摩托車手。他們發動引擎，緩緩駛出陰影，朝大門駛去。他們彼此相距十英尺，並排在出口處停下來向後望。馬羅克斯將第一輛車駛離台階，轉向大門，開至摩托車警衛的後面，第二輛車也緊隨其後。這時是晚上七點五十分。 大鐵柵欄門再次打開，這支微型車隊經過站得筆直的衛兵，駛入奧雷諾大街，行至大街盡頭後，便進入了馬里尼街。栗子樹下有個年輕人，戴著白色的摩托車專用頭盔，站在一輛小型摩托車旁。一看到車隊經過，他便從路邊騎出，與小車隊拉開一段距離後跟踪前進。八月的周末，路上的交通一切如常，總統出行也沒有事先通知。只有前導摩托車的警笛聲向執勤交警通報著車隊的到來。交警們瘋狂地吹著哨子，揮著手，及時攔住其他車輛，讓車隊通過。 車隊在林蔭道上加快了速度，飛速沖進了克萊蒙梭廣場的陽光中。車隊筆直地穿過廣場，向亞歷山大三世橋開去。那輛小型摩托車車手一直跟在官方車隊的後面，沒遇到任何麻煩。過了橋，馬羅克斯跟著領騎的摩托車駛入加列尼將軍大道，然後是寬闊的榮軍院大道。跟踪的摩托車車手現在知道他要的答案了。他在榮軍院大道和德瓦雷納大街的十字路口處放鬆了尖叫著的油門，駛向街角的一個咖啡館。他走進咖啡館，從口袋裡拿出一枚硬幣，大步走向咖啡館後面的電話機，打了一通本地電話。
中校讓－馬里耶·巴斯蒂安－蒂裡等在默東郊區的一個咖啡館裡。他三十五歲，已婚，有三個孩子，在空軍部工作。他有著正常的職業和家庭生活，但內心卻對夏爾·戴高樂充滿深深的仇恨。他認為戴高樂把阿爾及利亞交給阿爾及利亞人是對法國的背叛，是對那些讓他在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的人民的背叛。 失去阿爾及利亞並沒有讓巴斯蒂安－蒂里個人損失什麼。他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個人的考慮。在他看來，他是一個愛國者。他堅信，一定要殺死這個他認為背叛了法國的人，以此來表達他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那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有著和他一樣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和他一樣成為瘋狂的“秘密軍組織”的成員。這個組織發誓要殺死戴高樂並推翻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裡就是這樣一個人。 電話來的時候，他正呷著一杯啤酒。酒吧侍者把電話遞給他後，就去酒吧的另一頭調電視去了。巴斯蒂安－蒂裡聽了一會兒，小聲地對著話筒說：“很好，謝謝你。”然後便掛斷了電話。酒錢已付，他慢步踱出酒吧，來到人行道上，拿出夾在腋下的一卷報紙，小心地打開兩次。 街對面的一個年輕女子放下一樓房間窗戶上的蕾絲窗簾，轉過身對著屋裡來回走動的十二個男人說：“是第二條路。”五個年輕人立刻停止絞動自己的手指，跳了起來。他們都不是老練的刺客。 另外七個人年紀要大一些，相比之下沒那麼緊張。這群人的首腦是這次暗殺行動負責人巴斯蒂安－蒂裡的副手——中校阿蘭·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一個右翼分子，出身於一個擁有土地的士紳家庭。他也三十五歲，已婚，有兩個孩子。 屋子裡最危險的人物是喬治·瓦坦，三十九歲，寬肩膀，方下巴，是一名“秘密軍組織”的狂熱分子，以前是一名阿爾及利亞的農業工程師。兩年後他再出現的時候，已經是“秘密軍組織”最危險的刺客之一了。他腿上受過傷，所以大家都叫他“瘸子”。 年輕女子宣布了消息之後，這十二個人從樓後魚貫而出，來到房子側面的路上，那裡停放著六輛偷來或租來的汽車。這時是七點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里花了好幾天親自研究這次暗殺的地點，測算射擊的角度，汽車行駛時的速度和距離以及攔截車隊的必要火力強度。他選的地點是解放大街，這條馬路很長，筆直地通向小克拉馬爾區的主要交叉路。暗殺計劃是這樣的：第一組由狙擊手和協作成員組成，計劃在總統的專車到達交叉路兩百碼前開火。他們將躲在停靠在路邊的雷諾小貨車後面，這個位置的射擊距離和角度極佳，命中率很高。 根據巴斯蒂安－蒂裡的計算，當和貨車並排的時候，頭車會被一百五十發子彈射穿。總統專車停下來後，“秘密軍組織”的第二組就從支路上沖出來，近距離掃射，幹掉警衛的車輛。兩組人一起再花上幾秒鐘就能處理掉總統等人，然後就沖向停在另一條支路上的三輛車撤離。 作為行動組的第十三個人，巴斯蒂安－蒂裡親自望風。八點零五分，組員均已各就各位。巴斯蒂安－蒂裡則悠閒地拿著報紙，站在一百碼外的埋伏地點——靠近巴黎方向的一個汽車站旁。第一突擊小組的組長塞奇·貝尼耶屆時會站在雷諾小貨車邊，看到揮動的報紙就會向四肢伸開趴在他腳邊草叢裡的狙擊手下達命令。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會開車攔截警衛，“瘸子”瓦坦則舉起衝鋒槍掃射。 當小克拉馬爾路邊的槍機保險打開的時候，戴高樂的車隊剛剛衝出擁堵的巴黎市中心，到達郊區寬闊的馬路上，這時車隊的速度差不多提到了每小時六十英里。 道路豁然開朗的時候，弗朗西斯·馬羅克斯看了一眼手錶，覺出身後那位老將軍有些焦躁不耐，於是開得更快了些。兩輛摩托前導車已落到車隊後面。戴高樂一向不喜歡這種鳴鑼開道的排場，他很樂於一有機會就讓他們離開。車隊就這樣進入了小克拉馬爾的勒克萊爾大街。這時是八點十七分。 此時，一英里外的巴斯蒂安－蒂裡對他所犯的一個巨大錯誤毫不知情。個中原委直到幾個月後他坐在死囚牢裡，才從警察那裡得知。在研究刺殺時間表的時候，他查過日曆，得知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時間是晚上八點三十五分。表面上看起來，即使戴高樂的日程安排比通常的晚，刺殺計劃的實施時間也依然充裕。而且實際上，戴高樂的行程的確比預定的時間要晚。但是，這位空軍中校查看的日曆是一九六一年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時間是八點十分。就是這二十五分鐘改變了法國歷史。八點十八分，巴斯蒂安－蒂裡發現車隊飛馳進入解放大街，朝他開來，時速為每小時七十英里。他瘋狂地揮動報紙。 一百碼外，馬路對面的貝尼耶生氣地努力透過朦朧的夜色盯著汽車站邊那個模糊的身影。 “中校揮報紙了嗎？”他自言自語道。話剛出口就看見總統專車的“鯊魚鼻”車頭閃過車站，進入視野。 “開火！”他衝腳邊的狙擊手尖叫。槍手開火的時候，車隊已經和他們並排了。他們以九十度角射擊一個時速七十英里的移動目標。 由於刺客們的射擊技術還不賴，車子還是中了十二槍。大多數子彈都從後方打中了雪鐵龍，兩個輪胎被擊中。雖然是自補胎，但突然消失的氣壓還是讓高速行駛的車子東倒西歪，靠兩個前輪滑行。這時，弗朗西斯·馬羅克斯救了戴高樂的命。 當王牌狙擊手，前外籍軍團的瓦爾加射中輪胎的時候，其他的槍手正對著逐漸消失在夜色中的汽車後車窗傾瀉彈夾裡全部的子彈。有些子彈射穿了車身，有一顆擊碎了後車窗，貼著總統鼻尖幾英寸的地方飛了過去。前座的上校德布瓦西厄轉過身，衝著他的岳父大喊一聲：“趴下！”將軍夫人立刻低下頭，趴在丈夫的腿上。將軍則冷冷地說：“啊，怎麼又來了？”然後扭頭向後車窗外看去。 馬羅克斯控制著顫抖前進的車輪，緩緩進入滑行狀態，同時輕柔地踩下油門。短暫失去動力的雪鐵龍重又沖向與布瓦街的交叉口，“秘密軍組織”的第二行動組正等在這條支路上。馬羅克斯後面的警衛車輛緊跟著，毫髮無損。 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等在布瓦街上，開著引擎。向他衝來的汽車速度留給他的選擇很清楚：要么自殺式地攔截汽車，讓猛衝過來的金屬物體把他碾成碎片；要么合上離合器，半秒鐘都別遲疑。他選擇了後者。他掉頭開出小路，駛上和總統車隊並行的車道。和他並行的不是戴高樂的專車，而是神槍手保鏢德茹代爾和迪克雷隊長乘坐的車。 瓦坦從右車窗探出半個身子，向著前面的DS車後部用衝鋒槍掃射。透過破碎的玻璃，他甚至可以看見戴高樂傲慢的身影。 “那些白痴為什麼還不還擊？”戴高樂生氣地問。德茹代爾正試圖射擊十英尺外那輛車上的殺手，但卻被憲警司機擋住了視線。迪克雷衝司機大喊，讓他跟上總統。眨眼間，“秘密軍組織”的車被甩到了後面。兩個前導摩托車手中的一個差點被從小路突然衝出的托庫奈伊弄得跌下車來。兩輛車稍事調整，都跟了上來。整個車隊沖入環形路口，直穿過去，繼續向郊外駛去。 那幾個埋伏在伏擊地點的“秘密軍組織”的人來不及互相埋怨，便匆匆扔下行動中使用的三輛汽車，跳上預先準備好用來撤退的車子，消失在逐漸降臨的夜幕中。 警衛隊長杜克勒通過無線對講電話，把剛才發生的情況通知了前面的機場。十分鐘後，車隊到達機場，戴高樂將軍堅持直接開到直升機等候的停機坪。車一停，軍官和官員一下圍攏上來，拉開車門，把渾身顫抖的戴高樂夫人扶下車。戴高樂將軍從另一邊下來，抖了抖腿上的玻璃碎片，沒有理會周圍官員慌亂的慰問，繞過汽車，扶住妻子的胳膊。 “來，親愛的，咱們回家。”他扶著夫人進入直升機，坐在她旁邊。最後還對那些空軍人員給出了他對“秘密軍組織”的評價：“他們槍法太差。”然後便起飛度週末去了，同行的還有德茹代爾。 弗朗西斯·馬羅克斯還坐在方向盤後面，臉色灰白，心有餘悸地動彈不得。右側的兩個輪胎被打掉了，車子是靠輪圈行駛的。迪克雷低聲讚許了他幾句，就去收拾殘局了。
全世界的記者都在打聽這樁刺殺行動。但苦於缺乏素材，他們只能靠自己的猜測來撰寫報導。與此同時，法國警方則以國家安全局為首，在特情人員和憲兵總隊的支持下，發起了法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偵察和搜捕行動。這次搜捕行動的規模僅次於後來追捕另一個刺客的行動。這個刺客的情況至今不明，檔案裡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號——“豺狼”。 九月三日，警方得到了第一個線索。和通常的情形一樣，這次的線索也是在一次例行檢查中獲得的。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區，從巴黎到馬賽的主幹道上，警方的路障攔住了一輛私人汽車。車上有四個人。當天，警察攔了數以百計的車，檢查身份證件。這次，車上的其中一個人沒有帶。他說弄丟了。他和其他三個人被帶到瓦朗斯進行例行訊問。 在瓦朗斯發現，其他三個人和第四個人沒關係，只是答應讓他搭便車。那三個人便被釋放了。警察將第四個人的指紋發到巴黎，只是想看看他提供的身份是否屬實。十二個小時後，信息反饋回來：那些指紋是屬於一個二十二歲的外籍軍團逃兵的，依軍法被判有罪。他提供的名字倒是對的——皮埃爾－德尼·馬加德。 馬加德被帶到里昂司法警察部的地區事務總部。在接待室等候審訊的時候，一個看守他的警察開玩笑地問他：“嘿，你說小克拉馬爾是怎麼回事？” 馬加德無奈地聳聳肩：“好吧，你想知道什麼？” 於是，馬加德滔滔不絕地說了八個小時。警察都聽得目瞪口呆，速記員的筆記用完了一本又一本。他最後說出了參與小克拉馬爾行動的每一個人的名字，以及另外九個在謀劃階段承擔次要任務或者準備裝備的人。一共是二十二個人。追捕行動開始了。這下，警察知道該抓誰了。 最後只有一人逃脫，至今也沒被捕獲——喬治·瓦坦逃掉了，估計和大多數其他“秘密軍組織”的首腦在一起，生活在西班牙，混跡於阿爾及利亞的移民中。 對巴斯蒂安－蒂里和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以及其他該陰謀的領導人的審訊和起訴的準備工作在十二月完成了。一九六三年一月對他們進行了審判。審判進行的過程中，“秘密軍組織”對戴高樂政府進行了另一次全面進攻，法國特情人員也以牙還牙，全力反擊。就這樣，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背後，在所謂有文化、有教養的外表掩飾下，一場現代史上最激烈、最殘酷的地下戰爭打響了。 法國安全局的全稱是“國外情報及反間諜總局”，簡稱SDECE。它的職責包括國外的間諜工作及國內的反間諜工作，有時候二者互有重疊。第一分局是純粹的情報工作，下設若干分處，以法文“情報”一詞的首字母R命名，分別是：R1，情報分析處；R2，東歐處；R3，西歐處；R4，非洲處；R5，中東處；R6，遠東處；R7，美國及西半球處。第二分局主管反間諜工作。第三、第四分局共同組成共產黨部，他們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第六分局主管財務，第七分局負責行政。 第五分局的名稱只有一個詞：“行動”。這個辦公室是這場反擊“秘密軍組織”戰爭的核心。行動分局總部位於巴黎的東北郊區，坐落在靠近利拉大門的莫爾捷街上一棟毫不起眼的樓房裡。數以百計的高手從這裡出發，投入到這場戰爭中去。他們大多是科西嘉人，是現實生活中與小說裡的“狠角色”最接近的一群人。他們的體格被訓練到最佳狀態後，就被送往沙托里訓練營。在那裡，他們與世隔絕，接受各種嚴酷的技能培訓。他們在那裡成為格鬥專家，擅長使用小型武器或是徒手格鬥，精通空手道、柔道，學習過無線電通訊、爆破、破壞、審訊、刑訊、綁架、縱火和暗殺。 他們有的只會說法語，有的則可以熟練使用好幾種語言，在世界各國的首都都能行動自如。他們有權在執行任務時殺人，並且常常使用這種權利。 隨著“秘密軍組織”的活動日益猖獗殘暴，國外情報及反間諜總局局長歐仁·吉布將軍最後取消了對這些高手的限制，讓他們放手去對付“秘密軍組織”。他們當中一些人加入該組織，並且打入了它的最高層。這些人只提供情報，而由其他人負責行動。許多在法國或者其他地方執行任務的“秘密軍組織”成員，由於這些臥底提供了消息，很快就被警方逮捕了。有些時候，警察要抓的人無法被誘入法國，他們就在國外被無情地干掉了。許多“秘密軍組織”的人無端失踪，他們的親屬認定，他們一定是被行動分局的人殺死了。 對於“秘密軍組織”的成員來說，教訓是慘痛的。他們咬牙切齒地痛恨這批行動分局的人，稱他們為“巴布斯”或是“大鬍子”，甚至比痛恨警察還要痛恨這些臥底。在“秘密軍組織”與阿爾及利亞的戴高樂當局爭奪權力的最後日子裡，“秘密軍組織”活捉了七名“巴布斯”。後來，這些人的屍體被發現吊在陽台或是燈柱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這場地下戰爭就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著。至於誰，在哪個地窖裡，在誰的手上死於酷刑，這一切，永遠都無從知曉。 留在“秘密軍組織”外部的“巴布斯”仍然聽候安全局的調遣。他們有的在被安全局徵召之前是黑社會的職業殺手，都保持著他們的老關係。他們不止一次請他們過去的黑道朋友為政府做點“臟”活兒。這些事讓法國開始傳言有關“影子警察”（非官方的警察）的說法。這些“影子警察”據推測是由戴高樂總統的得力干將雅克·福卡爾先生直接指揮的。事實上，並不存在“影子警察”。那些事都是由分局的高手，或是臨時徵召的黑社會頭頭們幹的。 在巴黎和馬賽的黑社會裡，科西嘉人佔絕對優勢，在行動分局裡也是這樣。他們對這種仇殺也略知一二。在那七個“巴布斯”在阿爾及爾被殺之後，一場針對“秘密軍組織”的報復行動開始了。正如一九四四年，科西嘉人幫助盟軍在法國南部登陸一樣。作為回報，他們後來壟斷了科特達祖爾的大多數非法生意。後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科西嘉人為了法國政府，在這場仇殺中向“秘密軍組織”開戰。很多“秘密軍組織”成員都是在阿爾及利亞出生的法國人，和科西嘉人血脈相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戰爭幾乎就是手足相殘。 當對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同伙的審判逐漸成為過去的時候，“秘密軍組織”的戰爭也轉入了地下。他們的領袖是安托萬·阿爾古上校，曾參與幕後策劃小克拉馬爾那次刺殺計劃。阿爾古畢業於法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工業大學，他思維敏捷，精力旺盛。在自由法國時期，他曾是戴高樂麾下的一名少尉，為解放法國與納粹作戰。後來，他在阿爾及爾指揮一個騎兵團。他個子不高，身材瘦削，是一名戰績輝煌的冷血戰士。一九六二年，他成為“秘密軍組織”海外行動的首腦。 精通心理戰的他深知，這場反對戴高樂政權的戰鬥必須從各個層面進行，比如恐怖活動、外交和公共關係數管齊下。作為戰爭的一部分，他安排了“秘密軍組織”的政治盟友，法國抵抗運動委員會領導人，前法國外交部長喬治·比多與整個西歐的報紙和電視等媒體的一系列見面會，用能“引發尊敬”的措辭向他們解釋“秘密軍組織”反對戴高樂政權的原因。 阿爾古現在正在運用他的高智商。這個智商曾經使他成為法國陸軍最年輕的上校，而現在，則讓他成為“秘密軍組織”中最危險的人物。他為比多安排了一連串與主要電視台和報紙記者的見面。在這些見面會上，這個老道的政客可以為“秘密軍組織”那些不那麼冠冕堂皇的暗殺行動披上正義的外衣。 阿爾古的宣傳活動被比多執行得非常成功。法國政府對它的震驚程度不亞於對那些恐怖活動以及遍布法國全國電影院和咖啡館的塑料炸彈爆炸案。正在那個時候，二月十四日，另一起刺殺戴高樂的陰謀被發現了。戴高樂原定於次日在軍事學院的戰神廣場發表講話。刺殺計劃是：戴高樂一進入大廳，躲在附近房子屋簷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後開槍。 有三個人在這次事件後被捕：讓·比雄、砲兵上尉羅貝爾·普安納德和一名軍事學院的英語教員波勒·魯斯萊·德利菲雅克夫人。槍手按計劃應該是喬治·瓦坦，但這個“瘸子”又一次逃脫了。在普安納德的房間發現一支有紅外瞄準鏡的步槍。三個人都被捕了。據他們在後來的審訊中供述，為了把瓦坦和他的槍偷運入學院，他們找過準尉馬里於斯·托，後者直接報告了警察。十五日，戴高樂按照預定的時間，準時參加了軍事典禮。不過令他有些不悅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輛裝甲汽車抵達。 這次的陰謀刺殺行動業餘得超乎想像，但仍然讓戴高樂很生氣。第二天他把內政部長弗賴叫來，拍著桌子訓斥部長要對國家安全負責，“暗殺勾當實在是太猖狂了！” 弗賴決定在“秘密軍組織”的最高層裡來個殺一儆百。他對最高軍事法庭正在進行的對巴斯蒂安－蒂裡的審判結局十分放心，因為蒂裡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釋，為什麼他認為夏爾·戴高樂應該死。這一點就足夠判他死刑了。但是這種殺雞儆猴的事情還應該再多一些。 二月二十二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間諜和國內安全局）局長寫給內政部長的備忘錄副本被送到了行動分局局長的辦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這個任務交給了行動分局。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阿爾古在羅馬和其他“秘密軍組織”領導人會面後回到慕尼黑。他沒有直接回烏納特爾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車去了伊登·伍爾夫酒店。之前他在那裡訂了間房，顯然是準備開個會。不過他再也出席不了這個會議了。在酒店的大堂裡，兩個操純正德語的人上來搭訕。他開始以為他們是德國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裡掏護照。 忽然，他的雙臂就像被老虎鉗子夾住一樣，被緊緊箍住，雙腳離地，被迅速架到外面停著的一輛洗衣店的麵包車裡。他兩腳亂踢，招來一連串法語的咒罵，一隻粗硬的手猛擊他的鼻子，另一隻則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有根手指點中他耳後的神經節，他就像被關了開關的燈，眼前一黑，頓時就暈了過去。 二十四小時後，位於巴黎凱德索菲弗街三十六號的法國司法警察部，一部電話響了起來。一個沙啞的聲音對接電話的值班警官聲稱他代表“秘密軍組織”，並說：“安托萬·阿爾古在CID大樓後面的一輛麵包車裡，已經捆結實了。”幾分鐘後，麵包車門被打開，阿爾古跌跌撞撞地走出來，圍攏過來的警官都驚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二十四小時，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著才能站得住。他的臉上滿是鼻血乾後的血痂，嘴裡的東西被警察扯出後嘴巴仍然很疼。有人問他：“你是安托萬·阿爾古上校嗎？”他嘟囔道：“是的。”行動分局的人在昨天夜裡成功地將他偷運出德國國境。至於用匿名電話通知警務人員，“包裹”就在警局自己的停車場裡，則只是他們在工作中的幽默。他一直被關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釋放。 但有件事行動分局的人沒想到，逮捕阿爾古雖然使“秘密軍組織”士氣大為低落，但卻為他的影子副手馬克·羅丹中校領導刺殺戴高樂的行動鋪平了道路。這個人雖然籍籍無名，但卻同樣精明強幹。從很多方面來講，這個買賣都不划算。 三月四日，最高軍事法庭對讓－馬里耶·巴斯蒂安－蒂裡進行宣判。他和其他兩個人被判處死刑，同時被判處死刑的還有仍逍遙法外的“瘸子”瓦坦。 三月八日，被告律師提出減刑請求，戴高樂將軍一聲不吭地聽了三個小時，然後將其中兩人改判為終身監禁，而巴斯蒂安－蒂裡則維持原判。 當晚，律師把最後的判決告訴了這個空軍中校。 “定在十一日。”律師告訴他的委託人。後者不相信，繼續報以微笑。律師脫口而出：“你將被槍決。” 巴斯蒂安－蒂裡搖搖頭，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會明白的，”他告訴律師，“沒有哪支法國士兵的隊伍會將槍口對准我。” 他錯了。第二天早上八點，法國第一歐洲廣播電台播報了槍決的消息。在西歐大部分的地方，只要願意收聽的人都能聽到這條消息。在奧地利一家小旅館的房間裡，這則消息觸發了一系列計劃和行動，使戴高樂將軍比他畢生事業中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死亡。住在這間房間裡的人就是馬克·羅丹中校，“秘密軍組織”的新行動首腦。
註釋：
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中最熱的日子裡，即使已經是晚上七點，氣溫仍然有二十三度。整個城市都熱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個沒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進車裡，去鄉間度週末了。 太陽終於沉落到巴黎宮牆的後面，長長的影子穿過院落，帶來了令人舒適的涼爽。此時，有那麼幾個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們決定，有一個人必須死，他就是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將軍。 市民們正準備逃離炎熱，去海灘和河邊消暑納涼；而在巴黎富麗堂皇的愛麗舍宮裡，內閣會議卻仍在進行中。十六輛黑色雪鐵龍DS型豪華轎車正停在背陰處。它們首尾相連，形成一個圓圈，佔據了茶色礫石鋪就的前庭四分之三的空地，靠西側的牆邊是陰影最先蓋住的地方。司機們躲在這裡陰影的最深處，相互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等待主人的到來。 今天的內閣會議比平時長，所以抱怨也比往常要多些。直到七點三十分，一個身披鏈飾、掛滿勳章的禮賓官才出現在六級台階頂端的平板玻璃宮門後面，朝衛兵招手。司機們把手裡抽了一半的高盧牌香煙扔在地上，踩進礫石地裡。大門兩邊的安全人員和崗亭裡的士兵站得筆直。巨大的鐵柵欄門開了。 第一批部長出現在玻璃門後的時候，司機們已經發動了汽車。禮賓官拉開門，內閣成員紛紛走下台階，互相道著周末好好休息的祝福。汽車按照先後順序排在台階下，禮賓官彎腰拉開車的後門，部長們爬進各自的汽車，經過向他們敬禮的共和國衛隊士兵，駛出大門，駛向新區的奧雷諾街。 不到十分鐘，他們都走了。兩輛加長的黑色雪鐵龍DS19型轎車還在院子裡，慢慢駛向台階。第一輛車插著標誌著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三角旗，開車的是弗朗西斯·馬羅克斯，他是一名警察，來自沙托里國家憲警總隊培訓總部。他生性沉默冷靜，從不參與司機之間的玩笑；他開車既快又安全，一直是戴高樂的私人司機。除了馬羅克斯，車裡沒有其他人。緊隨其後的第二輛DS19也由一名來自沙托里的憲警駕駛。 七點四十五分，又有一批人出現在玻璃門後面，礫石地上的警衛再一次立正站直。夏爾·戴高樂身著慣常的深灰色雙排扣套裝，繫著黑色領帶，出現在玻璃門後。按照老式的禮節，他為伊馮娜·戴高樂夫人拉開門，讓她先出去，然後挽著她的手，領著她走下台階，走向等候著的雪鐵龍。他們在車邊分開，總統夫人鑽進前面那輛車的後座左邊，總統從右邊上車，坐在她的身旁。 他們的女婿阿蘭·德布瓦西厄上校，時任法國陸軍裝甲和機動部隊的總參謀長，檢查確認了車的兩個後門都鎖好後，坐在了前排馬羅克斯的旁邊。 其他兩名陪同總統夫婦走下台階的官員坐進第二輛車。身材魁梧的亨利·德茹代爾是今天的當值保鏢，他是卡比爾人，來自阿爾及利亞。他坐到前排司機的邊上，鬆了鬆腰際的大左輪槍，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從這一刻起，他的眼睛就開始不停地轉動。他不是在看前面的那輛汽車，而是在汽車快速行駛中註視著兩旁人行道上和汽車轉彎時街上的一切動態。第二個人向留下來的當值警衛說了句話，然後鑽入車的後排。他就是讓·迪克雷，總統的警衛隊長。 西側牆的旁邊，有兩個戴白色頭盔的摩托車手。他們發動引擎，緩緩駛出陰影，朝大門駛去。他們彼此相距十英尺，並排在出口處停下來向後望。馬羅克斯將第一輛車駛離台階，轉向大門，開至摩托車警衛的後面，第二輛車也緊隨其後。這時是晚上七點五十分。 大鐵柵欄門再次打開，這支微型車隊經過站得筆直的衛兵，駛入奧雷諾大街，行至大街盡頭後，便進入了馬里尼街。栗子樹下有個年輕人，戴著白色的摩托車專用頭盔，站在一輛小型摩托車旁。一看到車隊經過，他便從路邊騎出，與小車隊拉開一段距離後跟踪前進。八月的周末，路上的交通一切如常，總統出行也沒有事先通知。只有前導摩托車的警笛聲向執勤交警通報著車隊的到來。交警們瘋狂地吹著哨子，揮著手，及時攔住其他車輛，讓車隊通過。 車隊在林蔭道上加快了速度，飛速沖進了克萊蒙梭廣場的陽光中。車隊筆直地穿過廣場，向亞歷山大三世橋開去。那輛小型摩托車車手一直跟在官方車隊的後面，沒遇到任何麻煩。過了橋，馬羅克斯跟著領騎的摩托車駛入加列尼將軍大道，然後是寬闊的榮軍院大道。跟踪的摩托車車手現在知道他要的答案了。他在榮軍院大道和德瓦雷納大街的十字路口處放鬆了尖叫著的油門，駛向街角的一個咖啡館。他走進咖啡館，從口袋裡拿出一枚硬幣，大步走向咖啡館後面的電話機，打了一通本地電話。
中校讓－馬里耶·巴斯蒂安－蒂裡等在默東郊區的一個咖啡館裡。他三十五歲，已婚，有三個孩子，在空軍部工作。他有著正常的職業和家庭生活，但內心卻對夏爾·戴高樂充滿深深的仇恨。他認為戴高樂把阿爾及利亞交給阿爾及利亞人是對法國的背叛，是對那些讓他在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的人民的背叛。 失去阿爾及利亞並沒有讓巴斯蒂安－蒂里個人損失什麼。他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個人的考慮。在他看來，他是一個愛國者。他堅信，一定要殺死這個他認為背叛了法國的人，以此來表達他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那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有著和他一樣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和他一樣成為瘋狂的“秘密軍組織”的成員。這個組織發誓要殺死戴高樂並推翻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裡就是這樣一個人。 電話來的時候，他正呷著一杯啤酒。酒吧侍者把電話遞給他後，就去酒吧的另一頭調電視去了。巴斯蒂安－蒂裡聽了一會兒，小聲地對著話筒說：“很好，謝謝你。”然後便掛斷了電話。酒錢已付，他慢步踱出酒吧，來到人行道上，拿出夾在腋下的一卷報紙，小心地打開兩次。 街對面的一個年輕女子放下一樓房間窗戶上的蕾絲窗簾，轉過身對著屋裡來回走動的十二個男人說：“是第二條路。”五個年輕人立刻停止絞動自己的手指，跳了起來。他們都不是老練的刺客。 另外七個人年紀要大一些，相比之下沒那麼緊張。這群人的首腦是這次暗殺行動負責人巴斯蒂安－蒂裡的副手——中校阿蘭·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一個右翼分子，出身於一個擁有土地的士紳家庭。他也三十五歲，已婚，有兩個孩子。 屋子裡最危險的人物是喬治·瓦坦，三十九歲，寬肩膀，方下巴，是一名“秘密軍組織”的狂熱分子，以前是一名阿爾及利亞的農業工程師。兩年後他再出現的時候，已經是“秘密軍組織”最危險的刺客之一了。他腿上受過傷，所以大家都叫他“瘸子”。 年輕女子宣布了消息之後，這十二個人從樓後魚貫而出，來到房子側面的路上，那裡停放著六輛偷來或租來的汽車。這時是七點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里花了好幾天親自研究這次暗殺的地點，測算射擊的角度，汽車行駛時的速度和距離以及攔截車隊的必要火力強度。他選的地點是解放大街，這條馬路很長，筆直地通向小克拉馬爾區的主要交叉路。暗殺計劃是這樣的：第一組由狙擊手和協作成員組成，計劃在總統的專車到達交叉路兩百碼前開火。他們將躲在停靠在路邊的雷諾小貨車後面，這個位置的射擊距離和角度極佳，命中率很高。 根據巴斯蒂安－蒂裡的計算，當和貨車並排的時候，頭車會被一百五十發子彈射穿。總統專車停下來後，“秘密軍組織”的第二組就從支路上沖出來，近距離掃射，幹掉警衛的車輛。兩組人一起再花上幾秒鐘就能處理掉總統等人，然後就沖向停在另一條支路上的三輛車撤離。 作為行動組的第十三個人，巴斯蒂安－蒂裡親自望風。八點零五分，組員均已各就各位。巴斯蒂安－蒂裡則悠閒地拿著報紙，站在一百碼外的埋伏地點——靠近巴黎方向的一個汽車站旁。第一突擊小組的組長塞奇·貝尼耶屆時會站在雷諾小貨車邊，看到揮動的報紙就會向四肢伸開趴在他腳邊草叢裡的狙擊手下達命令。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會開車攔截警衛，“瘸子”瓦坦則舉起衝鋒槍掃射。 當小克拉馬爾路邊的槍機保險打開的時候，戴高樂的車隊剛剛衝出擁堵的巴黎市中心，到達郊區寬闊的馬路上，這時車隊的速度差不多提到了每小時六十英里。 道路豁然開朗的時候，弗朗西斯·馬羅克斯看了一眼手錶，覺出身後那位老將軍有些焦躁不耐，於是開得更快了些。兩輛摩托前導車已落到車隊後面。戴高樂一向不喜歡這種鳴鑼開道的排場，他很樂於一有機會就讓他們離開。車隊就這樣進入了小克拉馬爾的勒克萊爾大街。這時是八點十七分。 此時，一英里外的巴斯蒂安－蒂裡對他所犯的一個巨大錯誤毫不知情。個中原委直到幾個月後他坐在死囚牢裡，才從警察那裡得知。在研究刺殺時間表的時候，他查過日曆，得知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時間是晚上八點三十五分。表面上看起來，即使戴高樂的日程安排比通常的晚，刺殺計劃的實施時間也依然充裕。而且實際上，戴高樂的行程的確比預定的時間要晚。但是，這位空軍中校查看的日曆是一九六一年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時間是八點十分。就是這二十五分鐘改變了法國歷史。八點十八分，巴斯蒂安－蒂裡發現車隊飛馳進入解放大街，朝他開來，時速為每小時七十英里。他瘋狂地揮動報紙。 一百碼外，馬路對面的貝尼耶生氣地努力透過朦朧的夜色盯著汽車站邊那個模糊的身影。 “中校揮報紙了嗎？”他自言自語道。話剛出口就看見總統專車的“鯊魚鼻”車頭閃過車站，進入視野。 “開火！”他衝腳邊的狙擊手尖叫。槍手開火的時候，車隊已經和他們並排了。他們以九十度角射擊一個時速七十英里的移動目標。 由於刺客們的射擊技術還不賴，車子還是中了十二槍。大多數子彈都從後方打中了雪鐵龍，兩個輪胎被擊中。雖然是自補胎，但突然消失的氣壓還是讓高速行駛的車子東倒西歪，靠兩個前輪滑行。這時，弗朗西斯·馬羅克斯救了戴高樂的命。 當王牌狙擊手，前外籍軍團的瓦爾加射中輪胎的時候，其他的槍手正對著逐漸消失在夜色中的汽車後車窗傾瀉彈夾裡全部的子彈。有些子彈射穿了車身，有一顆擊碎了後車窗，貼著總統鼻尖幾英寸的地方飛了過去。前座的上校德布瓦西厄轉過身，衝著他的岳父大喊一聲：“趴下！”將軍夫人立刻低下頭，趴在丈夫的腿上。將軍則冷冷地說：“啊，怎麼又來了？”然後扭頭向後車窗外看去。 馬羅克斯控制著顫抖前進的車輪，緩緩進入滑行狀態，同時輕柔地踩下油門。短暫失去動力的雪鐵龍重又沖向與布瓦街的交叉口，“秘密軍組織”的第二行動組正等在這條支路上。馬羅克斯後面的警衛車輛緊跟著，毫髮無損。 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等在布瓦街上，開著引擎。向他衝來的汽車速度留給他的選擇很清楚：要么自殺式地攔截汽車，讓猛衝過來的金屬物體把他碾成碎片；要么合上離合器，半秒鐘都別遲疑。他選擇了後者。他掉頭開出小路，駛上和總統車隊並行的車道。和他並行的不是戴高樂的專車，而是神槍手保鏢德茹代爾和迪克雷隊長乘坐的車。 瓦坦從右車窗探出半個身子，向著前面的DS車後部用衝鋒槍掃射。透過破碎的玻璃，他甚至可以看見戴高樂傲慢的身影。 “那些白痴為什麼還不還擊？”戴高樂生氣地問。德茹代爾正試圖射擊十英尺外那輛車上的殺手，但卻被憲警司機擋住了視線。迪克雷衝司機大喊，讓他跟上總統。眨眼間，“秘密軍組織”的車被甩到了後面。兩個前導摩托車手中的一個差點被從小路突然衝出的托庫奈伊弄得跌下車來。兩輛車稍事調整，都跟了上來。整個車隊沖入環形路口，直穿過去，繼續向郊外駛去。 那幾個埋伏在伏擊地點的“秘密軍組織”的人來不及互相埋怨，便匆匆扔下行動中使用的三輛汽車，跳上預先準備好用來撤退的車子，消失在逐漸降臨的夜幕中。 警衛隊長杜克勒通過無線對講電話，把剛才發生的情況通知了前面的機場。十分鐘後，車隊到達機場，戴高樂將軍堅持直接開到直升機等候的停機坪。車一停，軍官和官員一下圍攏上來，拉開車門，把渾身顫抖的戴高樂夫人扶下車。戴高樂將軍從另一邊下來，抖了抖腿上的玻璃碎片，沒有理會周圍官員慌亂的慰問，繞過汽車，扶住妻子的胳膊。 “來，親愛的，咱們回家。”他扶著夫人進入直升機，坐在她旁邊。最後還對那些空軍人員給出了他對“秘密軍組織”的評價：“他們槍法太差。”然後便起飛度週末去了，同行的還有德茹代爾。 弗朗西斯·馬羅克斯還坐在方向盤後面，臉色灰白，心有餘悸地動彈不得。右側的兩個輪胎被打掉了，車子是靠輪圈行駛的。迪克雷低聲讚許了他幾句，就去收拾殘局了。
全世界的記者都在打聽這樁刺殺行動。但苦於缺乏素材，他們只能靠自己的猜測來撰寫報導。與此同時，法國警方則以國家安全局為首，在特情人員和憲兵總隊的支持下，發起了法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偵察和搜捕行動。這次搜捕行動的規模僅次於後來追捕另一個刺客的行動。這個刺客的情況至今不明，檔案裡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號——“豺狼”。 九月三日，警方得到了第一個線索。和通常的情形一樣，這次的線索也是在一次例行檢查中獲得的。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區，從巴黎到馬賽的主幹道上，警方的路障攔住了一輛私人汽車。車上有四個人。當天，警察攔了數以百計的車，檢查身份證件。這次，車上的其中一個人沒有帶。他說弄丟了。他和其他三個人被帶到瓦朗斯進行例行訊問。 在瓦朗斯發現，其他三個人和第四個人沒關係，只是答應讓他搭便車。那三個人便被釋放了。警察將第四個人的指紋發到巴黎，只是想看看他提供的身份是否屬實。十二個小時後，信息反饋回來：那些指紋是屬於一個二十二歲的外籍軍團逃兵的，依軍法被判有罪。他提供的名字倒是對的——皮埃爾－德尼·馬加德。 馬加德被帶到里昂司法警察部的地區事務總部。在接待室等候審訊的時候，一個看守他的警察開玩笑地問他：“嘿，你說小克拉馬爾是怎麼回事？” 馬加德無奈地聳聳肩：“好吧，你想知道什麼？” 於是，馬加德滔滔不絕地說了八個小時。警察都聽得目瞪口呆，速記員的筆記用完了一本又一本。他最後說出了參與小克拉馬爾行動的每一個人的名字，以及另外九個在謀劃階段承擔次要任務或者準備裝備的人。一共是二十二個人。追捕行動開始了。這下，警察知道該抓誰了。 最後只有一人逃脫，至今也沒被捕獲——喬治·瓦坦逃掉了，估計和大多數其他“秘密軍組織”的首腦在一起，生活在西班牙，混跡於阿爾及利亞的移民中。 對巴斯蒂安－蒂里和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以及其他該陰謀的領導人的審訊和起訴的準備工作在十二月完成了。一九六三年一月對他們進行了審判。審判進行的過程中，“秘密軍組織”對戴高樂政府進行了另一次全面進攻，法國特情人員也以牙還牙，全力反擊。就這樣，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背後，在所謂有文化、有教養的外表掩飾下，一場現代史上最激烈、最殘酷的地下戰爭打響了。 法國安全局的全稱是“國外情報及反間諜總局”，簡稱SDECE。它的職責包括國外的間諜工作及國內的反間諜工作，有時候二者互有重疊。第一分局是純粹的情報工作，下設若干分處，以法文“情報”一詞的首字母R命名，分別是：R1，情報分析處；R2，東歐處；R3，西歐處；R4，非洲處；R5，中東處；R6，遠東處；R7，美國及西半球處。第二分局主管反間諜工作。第三、第四分局共同組成共產黨部，他們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第六分局主管財務，第七分局負責行政。 第五分局的名稱只有一個詞：“行動”。這個辦公室是這場反擊“秘密軍組織”戰爭的核心。行動分局總部位於巴黎的東北郊區，坐落在靠近利拉大門的莫爾捷街上一棟毫不起眼的樓房裡。數以百計的高手從這裡出發，投入到這場戰爭中去。他們大多是科西嘉人，是現實生活中與小說裡的“狠角色”最接近的一群人。他們的體格被訓練到最佳狀態後，就被送往沙托里訓練營。在那裡，他們與世隔絕，接受各種嚴酷的技能培訓。他們在那裡成為格鬥專家，擅長使用小型武器或是徒手格鬥，精通空手道、柔道，學習過無線電通訊、爆破、破壞、審訊、刑訊、綁架、縱火和暗殺。 他們有的只會說法語，有的則可以熟練使用好幾種語言，在世界各國的首都都能行動自如。他們有權在執行任務時殺人，並且常常使用這種權利。 隨著“秘密軍組織”的活動日益猖獗殘暴，國外情報及反間諜總局局長歐仁·吉布將軍最後取消了對這些高手的限制，讓他們放手去對付“秘密軍組織”。他們當中一些人加入該組織，並且打入了它的最高層。這些人只提供情報，而由其他人負責行動。許多在法國或者其他地方執行任務的“秘密軍組織”成員，由於這些臥底提供了消息，很快就被警方逮捕了。有些時候，警察要抓的人無法被誘入法國，他們就在國外被無情地干掉了。許多“秘密軍組織”的人無端失踪，他們的親屬認定，他們一定是被行動分局的人殺死了。 對於“秘密軍組織”的成員來說，教訓是慘痛的。他們咬牙切齒地痛恨這批行動分局的人，稱他們為“巴布斯”或是“大鬍子”，甚至比痛恨警察還要痛恨這些臥底。在“秘密軍組織”與阿爾及利亞的戴高樂當局爭奪權力的最後日子裡，“秘密軍組織”活捉了七名“巴布斯”。後來，這些人的屍體被發現吊在陽台或是燈柱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這場地下戰爭就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著。至於誰，在哪個地窖裡，在誰的手上死於酷刑，這一切，永遠都無從知曉。 留在“秘密軍組織”外部的“巴布斯”仍然聽候安全局的調遣。他們有的在被安全局徵召之前是黑社會的職業殺手，都保持著他們的老關係。他們不止一次請他們過去的黑道朋友為政府做點“臟”活兒。這些事讓法國開始傳言有關“影子警察”（非官方的警察）的說法。這些“影子警察”據推測是由戴高樂總統的得力干將雅克·福卡爾先生直接指揮的。事實上，並不存在“影子警察”。那些事都是由分局的高手，或是臨時徵召的黑社會頭頭們幹的。 在巴黎和馬賽的黑社會裡，科西嘉人佔絕對優勢，在行動分局裡也是這樣。他們對這種仇殺也略知一二。在那七個“巴布斯”在阿爾及爾被殺之後，一場針對“秘密軍組織”的報復行動開始了。正如一九四四年，科西嘉人幫助盟軍在法國南部登陸一樣。作為回報，他們後來壟斷了科特達祖爾的大多數非法生意。後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科西嘉人為了法國政府，在這場仇殺中向“秘密軍組織”開戰。很多“秘密軍組織”成員都是在阿爾及利亞出生的法國人，和科西嘉人血脈相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戰爭幾乎就是手足相殘。 當對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同伙的審判逐漸成為過去的時候，“秘密軍組織”的戰爭也轉入了地下。他們的領袖是安托萬·阿爾古上校，曾參與幕後策劃小克拉馬爾那次刺殺計劃。阿爾古畢業於法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工業大學，他思維敏捷，精力旺盛。在自由法國時期，他曾是戴高樂麾下的一名少尉，為解放法國與納粹作戰。後來，他在阿爾及爾指揮一個騎兵團。他個子不高，身材瘦削，是一名戰績輝煌的冷血戰士。一九六二年，他成為“秘密軍組織”海外行動的首腦。 精通心理戰的他深知，這場反對戴高樂政權的戰鬥必須從各個層面進行，比如恐怖活動、外交和公共關係數管齊下。作為戰爭的一部分，他安排了“秘密軍組織”的政治盟友，法國抵抗運動委員會領導人，前法國外交部長喬治·比多與整個西歐的報紙和電視等媒體的一系列見面會，用能“引發尊敬”的措辭向他們解釋“秘密軍組織”反對戴高樂政權的原因。 阿爾古現在正在運用他的高智商。這個智商曾經使他成為法國陸軍最年輕的上校，而現在，則讓他成為“秘密軍組織”中最危險的人物。他為比多安排了一連串與主要電視台和報紙記者的見面。在這些見面會上，這個老道的政客可以為“秘密軍組織”那些不那麼冠冕堂皇的暗殺行動披上正義的外衣。 阿爾古的宣傳活動被比多執行得非常成功。法國政府對它的震驚程度不亞於對那些恐怖活動以及遍布法國全國電影院和咖啡館的塑料炸彈爆炸案。正在那個時候，二月十四日，另一起刺殺戴高樂的陰謀被發現了。戴高樂原定於次日在軍事學院的戰神廣場發表講話。刺殺計劃是：戴高樂一進入大廳，躲在附近房子屋簷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後開槍。 有三個人在這次事件後被捕：讓·比雄、砲兵上尉羅貝爾·普安納德和一名軍事學院的英語教員波勒·魯斯萊·德利菲雅克夫人。槍手按計劃應該是喬治·瓦坦，但這個“瘸子”又一次逃脫了。在普安納德的房間發現一支有紅外瞄準鏡的步槍。三個人都被捕了。據他們在後來的審訊中供述，為了把瓦坦和他的槍偷運入學院，他們找過準尉馬里於斯·托，後者直接報告了警察。十五日，戴高樂按照預定的時間，準時參加了軍事典禮。不過令他有些不悅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輛裝甲汽車抵達。 這次的陰謀刺殺行動業餘得超乎想像，但仍然讓戴高樂很生氣。第二天他把內政部長弗賴叫來，拍著桌子訓斥部長要對國家安全負責，“暗殺勾當實在是太猖狂了！” 弗賴決定在“秘密軍組織”的最高層裡來個殺一儆百。他對最高軍事法庭正在進行的對巴斯蒂安－蒂裡的審判結局十分放心，因為蒂裡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釋，為什麼他認為夏爾·戴高樂應該死。這一點就足夠判他死刑了。但是這種殺雞儆猴的事情還應該再多一些。 二月二十二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間諜和國內安全局）局長寫給內政部長的備忘錄副本被送到了行動分局局長的辦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這個任務交給了行動分局。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阿爾古在羅馬和其他“秘密軍組織”領導人會面後回到慕尼黑。他沒有直接回烏納特爾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車去了伊登·伍爾夫酒店。之前他在那裡訂了間房，顯然是準備開個會。不過他再也出席不了這個會議了。在酒店的大堂裡，兩個操純正德語的人上來搭訕。他開始以為他們是德國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裡掏護照。 忽然，他的雙臂就像被老虎鉗子夾住一樣，被緊緊箍住，雙腳離地，被迅速架到外面停著的一輛洗衣店的麵包車裡。他兩腳亂踢，招來一連串法語的咒罵，一隻粗硬的手猛擊他的鼻子，另一隻則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有根手指點中他耳後的神經節，他就像被關了開關的燈，眼前一黑，頓時就暈了過去。 二十四小時後，位於巴黎凱德索菲弗街三十六號的法國司法警察部，一部電話響了起來。一個沙啞的聲音對接電話的值班警官聲稱他代表“秘密軍組織”，並說：“安托萬·阿爾古在CID大樓後面的一輛麵包車裡，已經捆結實了。”幾分鐘後，麵包車門被打開，阿爾古跌跌撞撞地走出來，圍攏過來的警官都驚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二十四小時，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著才能站得住。他的臉上滿是鼻血乾後的血痂，嘴裡的東西被警察扯出後嘴巴仍然很疼。有人問他：“你是安托萬·阿爾古上校嗎？”他嘟囔道：“是的。”行動分局的人在昨天夜裡成功地將他偷運出德國國境。至於用匿名電話通知警務人員，“包裹”就在警局自己的停車場裡，則只是他們在工作中的幽默。他一直被關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釋放。 但有件事行動分局的人沒想到，逮捕阿爾古雖然使“秘密軍組織”士氣大為低落，但卻為他的影子副手馬克·羅丹中校領導刺殺戴高樂的行動鋪平了道路。這個人雖然籍籍無名，但卻同樣精明強幹。從很多方面來講，這個買賣都不划算。 三月四日，最高軍事法庭對讓－馬里耶·巴斯蒂安－蒂裡進行宣判。他和其他兩個人被判處死刑，同時被判處死刑的還有仍逍遙法外的“瘸子”瓦坦。 三月八日，被告律師提出減刑請求，戴高樂將軍一聲不吭地聽了三個小時，然後將其中兩人改判為終身監禁，而巴斯蒂安－蒂裡則維持原判。 當晚，律師把最後的判決告訴了這個空軍中校。 “定在十一日。”律師告訴他的委託人。後者不相信，繼續報以微笑。律師脫口而出：“你將被槍決。” 巴斯蒂安－蒂裡搖搖頭，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會明白的，”他告訴律師，“沒有哪支法國士兵的隊伍會將槍口對准我。” 他錯了。第二天早上八點，法國第一歐洲廣播電台播報了槍決的消息。在西歐大部分的地方，只要願意收聽的人都能聽到這條消息。在奧地利一家小旅館的房間裡，這則消息觸發了一系列計劃和行動，使戴高樂將軍比他畢生事業中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死亡。住在這間房間裡的人就是馬克·羅丹中校，“秘密軍組織”的新行動首腦。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