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杜瓦的上司基斯·多塞特，是個長著薑黃色頭髮的矮胖男人。和多數中央情報局的人一樣，他穿著很普通。這天，他穿著棕色的花呢夾克衫、灰色的法蘭絨褲子、帶有棕色豎條的白襯衫，脖子上戴著條灰綠色的領帶。在街上看到多塞特，你很容易忽略他，把他當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卡梅隆覺得，多塞特也許要的就是這樣的效果。但也許他只是品味差了點而已。
“我找你來，是想和你談你女朋友莉德卡的事情。”基斯坐在美國大使館的一張大辦公桌後說。
卡梅隆確信莉德卡沒有牽涉到任何不好的事情當中，但他希望能證實這一點。
基斯說：“你的要求被否決了。”
卡梅隆很吃驚。 “你在說什麼呢？”
“你的要求被否決了。這句話你理解有困難嗎？”
有時中央情報局的人舉止像軍人似的，下起命令來絲毫不給下屬質疑的餘地。但卡梅隆不是那麼容易被恐嚇嚇倒的。畢竟，他曾經在白宮工作過。 “為什麼被否決？”他問。
“我不必告訴你理由。”
到了三十四歲，卡梅隆才交上了第一個女朋友。被拒絕了二十來年以後，他終於找到了一個只為了讓他高興而和他睡覺的女人。想到會失去莉德卡，卡梅隆變得不顧一切起來。 “你也不必如此混賬。”他厲聲說。
“你竟敢對我說這種話。你再說一句，我就讓你坐下一班飛機回家。”
卡梅隆不想被遣返回家。他退縮了。 “我道歉。但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想知道要求被否決的原因。”
“你和她有著被我們稱為'連續和親密'的接觸，是嗎？”
“是的，而且我已經親口告訴你了。這怎麼就成為一個問題了呢？”
“這是由統計數字決定的。根據調查，大多數被抓的背叛美國的叛徒都有外國的親戚或朋友。”
卡梅隆一猜就是這麼回事。 “我不想因為統計數字上的理由而放棄她。你有特別針對她的證據嗎？”
“憑什麼你覺得自己有權盤問我？”
“你是說你沒證據是不？”
“我早就告訴過你，別在這樣和我油腔滑調。”
特工托尼·薩維諾的出現打斷了他們的對話，托尼手裡拿了張紙。 “我剛看了早晨新聞發布會的參加人員名單，”他說，“其中有來自塔斯社的坦尼婭·德沃爾金。”托尼看了看卡梅隆，“她就是在埃及大使館和你說話的那個女人？”
“沒錯。”卡梅隆說。
基斯問：“新聞發布會的主題是什麼？”
“通告上寫著，新聞發布會的主題是波蘭和美國的博物館相互把藝術品借給對方的協議草案。”托尼看了看手裡的紙，抬起頭，“塔斯社的記者應該不會對這個感興趣，不是嗎？”
卡梅隆說：“她一定是來見我的。”
一走進美國大使館的新聞中心，坦尼婭就看見了卡梅隆·杜瓦。高大瘦削的他像根電線桿一樣站在後面。如果他不來，坦尼婭會在新聞發布會結束了以後去找他。但他在就最好了，這樣不會惹人注意。
但坦尼婭不想顯得是來找卡梅隆的，因此她決定先聽聽新聞發布的內容。坦尼婭坐在相交甚好的波蘭記者達努塔·戈爾斯基身旁。達努塔是一個名叫防衛委員會的半地下組織的一員，這個組織常製作一些反映工人困苦和抗議侵犯人權的傳單。波蘭人把這種非法印刷品稱為比布拉。達努塔和坦尼婭住在同一幢房子裡。
新聞發言人在誦讀通稿之前，已經把打印好的文稿分發給記者了。達努塔小聲對坦尼婭說：“也許你想到格但斯克去。”
“為什麼要去？”
“列寧船廠會舉行一次罷工。”
“波蘭各地到處都有罷工。”工人們提出增加工資，使他們能夠買得起大幅提價的食品。坦尼婭在報導中稱之為“停工”，因為罷工只會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
“告訴你，”他說，“這次罷工與其他地方的不一樣。”
波蘭政府對罷工應對地很迅捷，一般都會在當地物價水平的基礎上提高工資或作出其他讓步，以免抗議活動迅速蔓延。持不同政見者想利用這類罷工威脅政權的根基，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共產黨政府才不會讓他們得逞呢！
“怎麼不同了？”
“廠房解雇了我們委員會的一個吊車操作工——這回他們欺負錯人了。安娜·瓦倫蒂諾維茨是個五十一歲的寡婦。”
“因此她得到了具有俠義精神的波蘭人的廣泛同情是嗎？”
“她是個公眾人物，人們尊稱她為安妮夫人。”
“我也許會去看看。”德米卡希望得知波蘭抗議活動愈發嚴重的消息，以製止克里姆林宮可能的鎮壓。
新聞發布會結束以後，坦尼婭從卡梅隆·杜瓦身邊經過時輕聲用俄語說，“星期五兩點去聖約翰大教堂。到那以後，你抬頭看著巴茨科維斯基十字架就行。”
“那不是個碰頭的好地方。”卡梅隆飛快地說。
“別討價還價，不去就算了。”
“你必須告訴我去那兒乾什麼。”卡梅隆堅定地說。
坦尼婭意識到自己必須冒險和他多說幾句。 “有關於在蘇聯入侵西歐時建立一條聯絡通道的事情，”她說，“一些波蘭軍官想在那時投奔西方，我們想探討一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
卡梅隆驚呆了。 “哦……哦……”他結結巴巴地說，“沒問題，好的。”
坦尼婭朝卡梅隆笑了笑。 “滿意了嗎？”
“他叫什麼名字？”
坦尼婭猶豫了。
卡梅隆說：“他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坦尼婭決定相信眼前這個男人。她已經把自己的生命交託在了他手上。 “斯塔尼斯勞·帕拉克，”她說，“暱稱斯塔茲。”
“告訴斯塔茲，為了安全考慮，不能和大使館裡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談起這件事。”
那天晚上，坦尼婭把白天和卡梅隆的交談告訴了斯塔茲。第二天，坦尼婭和斯塔茲吻別，向北驅車二百英里，來到波羅的海海濱的格但斯克。坦尼婭有輛用了很久，有兩隻平行放置的車頭燈，開得卻很平穩的梅賽德斯-奔馳280S。傍晚時，坦尼婭在格但斯克老城區和奧斯特羅島上列寧船廠的碼頭和乾船塢隔河相望的一家旅館辦理了入住手續。
第二天正好是安娜·瓦倫蒂諾維茨被解僱一周的日子。
坦尼婭早早起床，穿上帆布工作服，過橋到了奧斯特羅島，在日出前到達造船廠門口，和幾個青年工人漫步走進船廠。
這天是她的幸運日。
船廠用糨糊新張貼了要求安妮夫人復職的海報。一小群人正聚集在海報四周。一些人正在分發傳單。坦尼婭拿到份傳單，翻譯出傳單上的波蘭語文字。
因為激發其他工人的示範效應，安娜·瓦倫蒂諾維茨成了廠方的心病。廠方之所以覺得她麻煩是因為她為其他人爭取權益，而且能把同事們組織起來。當局總想孤立有領袖氣質的人。如果我們不奮起抗爭的話，當廠方提高工作份額，當醫療和安全管理規定被違背，當廠方強制工人加班的時候，就沒人為我們說話了。
坦尼婭被傳單上的文字打動了。傳單上沒提到增加收入，減少勞動時間：而是有關和共產黨特權階層相獨立，擁有把工人們組織起來的權力。坦尼婭覺得這是個顯著的進步。她的內心裡產生了微小的希望之光。
她在漸漸加強的日光下在廠區四處走動。船廠的規模令人生畏：幾千個工人，幾千噸鋼材，無數個鉚釘。在建中船隻的一邊高聳在坦尼婭頭頂，數不清的腳手架支撐著船隻的重量，巨大的吊車像俯瞰著馬槽的東方三博士一樣把頭低在船隻上。
坦尼婭所到之處，工人們放下工具，一邊閱讀傳單，一邊討論著當下的形勢。
一些工人開始進行遊行，坦尼婭跟在他們後面，他們舉著將就做成的標語牌列隊繞著廠區走了一圈。他們號召圍觀的工人加入遊行隊伍，很快遊行的人數就龐大起來。最後他們來到工廠的大門口，告訴來上班的工人他們正在進行罷工。
他們關上廠門，拉起汽笛，在廠門旁邊的一幢樓上飄揚起波蘭國旗。
接著他們選舉出罷工委員會。
正當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的時候，罷工突然被打斷了。一個穿西裝的男人攀上挖掘機，開始對人群大喊。坦尼婭一點都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但大致猜得出他是在反對罷工委員會的成立——工人們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聽他在講些什麼。坦尼婭問旁邊的人這個人是誰。 “這裡的廠長克萊門斯·格尼希，”她被告知。 “這個人還不錯。”
坦尼婭驚呆了。這些人太軟弱了。
格尼希答應，只要工人先回去工作，廠方就可以和工人進行協商。坦尼婭覺得他擺明了是在糊弄工人。許多人發出噓聲起哄，但其他一些人卻點頭同意。幾個人走開了，顯然返回了工作現場。遊行群眾這麼快就被打散了嗎？
這時有人跳上挖掘機，拍了拍廠長的肩膀。這個人身材矮小，肩膀厚實，長了一口茂密的鬍子。儘管坦尼婭覺得這個人不太顯眼，但認出他的人群卻歡呼雀躍起來。他們肯定知道這是誰。 “你還記得我嗎？”小個子用所有人都聽得見的嗓音高聲問，“我在這兒工作了十年——接著你卻把我解雇了。”
“他是誰？”坦尼婭問身旁的人。
“萊赫·瓦文薩。他只是個電工，但所有人都認識他。”
廠長試著和瓦文薩在人群面前辯論，但黑鬍子小個子男人卻絲毫不留面子。 “我宣布進行佔廠罷工！”他咆哮道，人群大呼著表示支持。
廠長和瓦文薩分別從挖掘機上走了下來。遊行群眾似乎都無條件地接受瓦文薩的發號施令。瓦文薩命令廠長的司機開豪華轎車把安娜·瓦倫蒂諾維茨接過來，司機馬上照辦，更讓人吃驚的是，廠長竟然沒有表示反對。
瓦文薩組織了罷工委員會的選舉。豪華轎車接來了安娜，安娜的到來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安娜是個頭髮和男人一樣短的矮個子女人。她戴著圓鏡片眼鏡，穿著件粗條子的寬鬆上衣。
廠長和罷工委員會成員走進衛生安全中心進行談判。坦尼婭本想跟在他們後面混進去，但決定不去碰運氣：能走進廠門已經很好運了。工人們歡迎西方媒體，但坦尼婭的採訪證卻顯示她是個為塔斯社工作的蘇聯記者，如果被罷工者知道身份的話，她很快就會被工人們趕出去。
不過談判者在桌子上放了麥克風，所有的討論被揚聲器傳到站在外面的人群中——這讓坦尼婭感到極度震撼。罷工者可以用噓聲和歡呼來表達他們對談判內容的愛憎。
除了重新聘用安娜以外，罷工者們還提出了包括不對罷工者進行報復在內的幾項要求。令人驚奇的是，廠長竟無法接受在船廠門外為反對1970年食物漲價被工廠警衛屠戮的示威者建立紀念碑的要求。
坦尼婭不知道這次罷工是否也會以一場大屠殺而告終。她心驚膽戰地意識到，如果真有大屠殺的話，自己正站在能被機槍掃到的第一排。
格尼希解釋說，正門前面的那塊地被指定給一所醫院了。
罷工者說他們就想在那建座紀念碑。
廠長建議他們在廠裡另選別處建造紀念碑。
罷工者拒絕了廠長的建議。
麥克風里傳來一個工人代表不耐煩的聲音：“我們別像路燈下的乞丐那樣圍繞犧牲英雄討價還價好嗎？”
衛生安全中心門外的工人們開始鼓起了掌。
另一個談判代表直接向聚集在門外的人群發問：你們想要紀念碑嗎？
人們高聲說要。
廠長離開衛生安全中心，去和上司協商。
廠門外已經站了幾千個罷工的支持者，他們給罷工者帶來了配給的食物。波蘭幾乎沒有家庭會把分配所得的食物拿出來送人，但罷工的支持者們卻拿了十幾袋食物遞給廠門內的男男女女，讓罷工者吃上了一頓午飯。
下午，廠長回到談判桌前，宣布當局原則上批准了建立紀念碑的訴求。
瓦文薩宣稱只有全部要求得到滿足，工人才會復工。
臨了他又像是剛想到似的補充了一句，工人們還想討論討論自由的獨立工會的組成問題。
現在，坦尼婭心想，形勢變得真正有趣了。
週五午飯以後，卡梅隆·杜瓦開車去了華沙老城區。
馬里奧和奧利仍舊開車跟在他的車後面。
華沙的大部分地方在戰爭中被夷為平地。波蘭人在廢墟的舊址上建立起包括筆直馬路、寬闊人行道和現代化建築在內的新城區。但新城區不適合私下見面以及情報交換。但老城區的改造完全不一樣，設計者們在舊址的基礎上增添了圓石路面，幽深的小巷和不規則形狀的房子。老城區有點改造得太過完美了，線條、格局和色彩像電影場景似的看上去過於新式。但這裡的環境比市裡其他地方更適於進行間諜的秘密活動。
卡梅隆停下車，向一幢高大的房屋走了過去。這裡的二樓是個相當於華盛頓“自梳女”按摩沙龍的地方。遇見莉德卡之前，卡梅隆是這裡的常客。
幾個女孩穿著貼身的內衣褲坐在大房間裡看電視抽煙。看見卡梅隆，一個豐饒的金發女郎馬上站了起來。她故意讓睡袍的前襟敞開，好讓卡梅隆看見她豐腴的大腿和睡袍裡面穿著的蕾絲內衣。 “伙計，你好，我們好幾個星期沒見你了。”
“佩拉，你好。”卡梅隆走到窗邊，俯視著樓下的酒吧。和以往一樣，馬里奧和奧利坐在對面的酒吧，一邊喝啤酒，一邊審視著來往穿著漂亮衣裙的姑娘們。他們希望卡梅隆逗留半個小時，最好是一個小時。
至今為止，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
佩拉問：“怎麼啦？是不是你老婆在跟踪你？”
其他女孩都笑了起來。
卡梅隆取出錢，把平時做一次手淫的費用遞給佩拉。 “今天我要你幫個忙，”他說，“介意讓我從後門溜出去嗎？”
“你妻子是不是要來這搗亂啊？”
“不是我妻子，”卡梅隆說，“是我女朋友的丈夫。如果他來找麻煩的話，你就替他免費做個口交，事後我來付錢。”
佩拉聳了聳肩。
卡梅隆走下後樓梯，穿過院子，感覺非常棒。他在跟踪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甩掉了他們。他會在一小時內回來，那時他會從前門出去。馬里奧和奧利不會知道他曾離開過公寓。
他匆匆地穿過老城區市場廣場，沿著斯維特揚斯卡街走到被毀於戰爭，戰後重建的聖約翰教堂。卡梅隆的身後已經沒有了波蘭秘密警察——但他們可能會跟踪斯塔尼斯勞·帕拉克。
中央情報局華沙站為決定如何進行這次接觸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議。每一步都精心地考量過。
卡梅隆在教堂外見到了上司基斯·多塞特。這天他穿上了波蘭店裡買來的四四方方的灰色西裝，他只有在進行諜報活動時才會穿上這套西裝。他的西服口袋裡塞了頂帽子。多塞特發出的信號很清晰。帶著帽子意味著教堂裡潛伏有波蘭的秘密警察，這次會面將會被終止。
卡梅隆從西邊的哥特式門進入教堂。教堂建築令人敬畏，大殿裡瀰漫著一股聖潔的氣息，卡梅隆心裡的不詳感愈發濃厚。他將和敵方的重要線人進行接觸，這將是個千鈞一發的時刻。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卡梅隆將繼續以間諜的身份在國際政壇馳騁。如果出了岔子，他很快會被遣送回蘭利，重新進行案頭工作。
卡梅隆對斯塔茲假稱在美國大使館的人裡只能見他。卡梅隆撒這個謊的目的是讓基斯難以把他送回美國。儘管調查顯示莉德卡既不屬於波蘭的秘密警察組織，也不是共產黨員，但基斯就是不讓卡梅隆和她交往。不過如果卡梅隆能成功地招募到一位波蘭上校為美國做間諜的話，這個功勞可以使他公然地和基斯展開對抗。
他看了看周圍，尋找四周有沒有秘密警察，不過看到的只是遊客、禮拜者和牧師。
卡梅隆沿著北走廊走到一個放著著名十六世紀十字架的小堂。英俊的波蘭軍官正站在十字架前，看著十字架上耶穌基督的表情。卡梅隆站在軍官身邊。小堂裡這時只有他們兩個人。
卡梅隆用俄語對波蘭軍官說。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交談。”
斯塔尼斯勞同樣用俄語問：“為什麼？”
“太危險了。”
“對你來說嗎？”
“不，是對你來說。”
“我們如何联係呢？通過坦尼婭嗎？”
“不。事實上，從現在開始，不要告訴她任何你我之間的事情。把她隔離在你我的圈子外面。如果正和她一起睡覺的話，你們可以繼續睡下去。”
“那真要謝謝你了。”斯塔尼斯勞用嘲諷的語氣說。
卡梅隆沒有理會他的諷刺。 “你開什麼車？”
“一輛1975年產的綠色薩博99。”斯塔茲把車牌號碼告訴了卡梅隆。
卡梅隆記下了車牌號碼。 “你把車晚上停在哪兒？”
“停在我家附近的亞娜·奧爾布拉查路上。”
“停車時，給車窗留條細縫，我們會塞個信封進去。”
“太危險了，被別人讀到便條上的內容該怎麼辦啊？”
“別擔心。裡面會有張洗車店的低價招攬廣告。但如果你拿熨斗在紙上燙一遍，就會立即顯現出傳遞給你的消息。紙上會告訴你什麼時候、去哪兒和我們會合。如果你因為某種原因無法到達會面地點，那也沒什麼要緊，我們會再送個信封給你。”
“會面時會做些什麼事？”
“我正要說，”經過同意，卡梅隆有一長串的事情要告訴斯塔茲，他必須盡快說完，“是有關於你的同道們的。”
“這是什麼意思？”
“別過早抱團。”
“為什麼不能？”
“你們會暴露的。人一多總會暴露。必須等到最後一刻再把你的同道組織起來。”
“那我們該怎麼辦？”
“兩件事。第一，做好準備工作。在腦子裡擬定一張你信任的人的名單。判斷清楚這些人在戰爭爆發的時候是不是會反對蘇聯。讓瓦文薩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知道你，但一定不能告訴他們你要做什麼。去電視台做一番探查，擬定奪取電視台的計劃。但你要切記，這些事你務必都擱在腦子裡，不要對任何人提及。”
“那第二件事呢？”
“為我們提供信息。”卡梅隆試圖遮掩自己的緊張。這是個稍嫌過分的請求，斯塔尼斯勞也許會拒絕這樣的請求。 “我們需要蘇聯以及其他華沙條約組織國家的戰鬥序列方面的信息：參戰人數，坦克數量，戰鬥機數量——”
“我很清楚戰鬥序列是什麼意思。”
“還有他們在危急時刻的戰斗方案。”
停頓了很長時間，斯塔尼斯勞說：“這些我都能弄到。”
“很好。”卡梅隆略帶感情地說。
“我能得到什麼作為回報呢？”
“我會給你一個電話號碼和一個密碼字。你只能在蘇聯入侵西歐的時候用到它們。撥通這個電話以後，五角大樓的一名高級軍官會用波蘭語接你電話。他會把你當成波蘭反抗蘇聯入侵的代表。事實上，那時你就成了自由波蘭的領導人。”
斯塔尼斯勞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卡梅隆知道，斯塔茲已經被他的邀約吸引了。過了一會兒，斯塔茲說：“如果答應了，我等於把命交給你了。”
“你已經把命交給我了。”卡梅隆說。
格但斯克列寧船廠的罷工者讓國際媒體報導了罷工運動的全過程。諷刺的是，這是罷工者和波蘭人民聯絡的最佳渠道。波蘭有新聞檢查制度，不會報導罷工的新聞。西方報紙的報導會被美國投資的自由歐洲電台所選取，然後播送回波蘭。自由歐洲的報導是波蘭人了解自己國家正在發生的事實的主要渠道。
莉莉·弗蘭克通過西德的電視台得知了波蘭正在發生的事情。東柏林人只要把電視天線對準正確的角度就能接收到西德電視台的節目。
讓莉莉高興的是，儘管波蘭政府想盡辦法阻撓，但罷工卻在蔓延。格丁尼亞的船廠罷工了，同情船廠工人罷工的公共交通工人也接著罷了工。他們組成了廠際罷工委員會，並把總部設在格但斯克的列寧船廠。他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組成自由的工會組織。
和許多東德家庭一樣，弗蘭克一家經常在柏林米特區獨幢式住宅二樓客廳的電視機前津津有味地談論這些事情。鐵幕已經出現了一絲絲裂縫，他們急切地估計著形勢演變會走向何方。如果波蘭人可以揭竿而起的話，東德人或許也行。
波蘭政府試著挨個廠子協商，許諾給脫離廠際罷工委員會的工人大幅提高工資，並及時予以結清。但政府的策略失敗了。
短短一周以內，三百家罷工企業加入了廠際罷工委員會。
步履蹣跚的波蘭經濟經不起太長時間這樣的折騰。政府最終接受事實，派副總理前往格但斯克處理罷工的事情。
一星期後達成了協議。罷工者們被賦予了建立自由工會的權力。這個勝利震驚了全世界。
如果波蘭人能夠贏得自由，東德人會是下一個嗎？
基斯對卡梅隆說：“你仍然在和那個波蘭女孩約會。”
卡梅隆什麼話都沒說。他自然仍舊在和莉德卡約會。卡梅隆像是進了糖果店的小孩一般快樂。只要他想要，莉德卡可以隨時和他做愛。在這之前，幾乎沒有女孩肯和他做愛。 “喜歡這樣嗎？”兩人做愛時莉德卡常會這樣問。如果卡梅隆承認，她會問：“你是有一點喜歡，很喜歡，還是喜歡得願意去死？”
這時基斯卻告訴他：“我已經說過，你的請求被否決了。”
“但你沒說為什麼。”
基斯看上去很生氣。 “我已經作出了決定。”
“但這是個正確的決定嗎？”
“你是在挑戰我的權威嗎？”
“是你在質疑我的女朋友。”
基斯更生氣了。 “因為斯塔尼斯勞不願意和除你以外的任何人交談，你就覺得可以隨意擺佈我了嗎？”
卡梅隆正是這麼想的，但是他卻給予了否認。 “這和斯塔茲沒關係，我只是不想無緣無故地放棄她。”
“我也許必須得解僱你。”
“我仍舊不想放棄她，事實上——”卡梅隆猶豫了。他想要說的話只是一時的頭腦發熱，但還是對基斯說了。 “事實上，我想娶她為妻。”
基斯的口氣變了。 “卡梅隆，”他說，“她也許不是波蘭秘密警察的特工，但和你睡覺也許會另有所圖。”
卡梅隆吹了聲口哨。 “如果和情報工作沒關係，那也就和你沒關係了。”
基斯仍然試圖說服他，但說話聲柔和了點，似乎不想傷害卡梅隆的感情。 “你應該清楚，很多波蘭女孩都很想去美國。”
卡梅隆知道這點。他早就想到莉德卡是為了去美國而和他戀愛的。但這話出自基斯之口，他卻感到受到了羞辱。他仍舊板著臉。 “我知道。”他說。
“原諒我這麼說，不過她很可能因為想去美國而欺騙你，”基斯說。 “你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嗎？”
“考慮過，”卡梅隆說，“但我壓根兒不在乎。”
擺在莫斯科面前的重大問題是是否要入侵波蘭。
政治局討論的前一天，德米卡和娜塔亞在尼娜·奧尼洛娃廳的預備會議上和葉夫根尼·菲利波夫又起了衝突。菲利波夫說：“我們在波蘭的同志們需要立刻得到軍事上的支援，以抵抗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叛變者的進攻。”
娜塔亞說：“你希望蘇軍像1956年進入匈牙利，1968年進入捷克斯洛伐克那樣進入波蘭嗎？”
菲利波夫沒有給予否認。 “當社會主義制度的利益受到損害時，蘇聯有權入侵任何國家。這是勃列日涅夫的信條。”
德米卡說：“我反對軍事行動。”
“這倒奇怪了。”菲利波夫諷刺地說。
德米卡沒有理會他的諷刺。 “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運動都由共產黨統治階層的修正主義元素所領導，”他說，“因此我們只要像從小雞身上把頭砍掉那樣把這些元素清除就可以了。他們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
“這次危機為什麼和前兩次不一樣呢？”
“因為波蘭的反革命分子由廣大工人階級支持的工人階級領袖所領導。萊赫·瓦文薩是個電工。安娜·瓦倫蒂諾維茨是個吊車司機。現在波蘭已經有幾百家工廠罷工停產了。我們對付的是基礎廣泛的群眾運動。”
“我們還是要將其粉碎。你真想建議我們放棄在波蘭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嗎？”
“這是另一個問題，”娜塔亞插話說，“錢的問題。1968年，蘇聯和盟國沒有欠幾億美元的外債，今天我們這些國家完全靠西方的貸款在支撐。你一定聽過卡特總統在華沙的演講了吧。西方的貸款是要和人權掛鉤的。”
“那又怎麼樣……”
“如果我們把坦克開進波蘭，他們會取消我們的信用額度。這樣一來，菲利波夫同志，你們的入侵將摧毀整個華約組織國家的經濟。”
尼娜·奧尼洛娃廳一陣沉默。
德米卡問：“其他人還有什麼別的建議嗎？”
對卡梅隆來說，在波蘭工人反對共產主義暴政的同時說服一個波蘭軍官反對紅軍簡直是個天大的吉兆。兩起事件是同一種轉變的標誌。前往會合地點見斯塔尼斯勞的時候，他覺得自己也許會是某種歷史巨變的一部分。
他離開大使館，坐上車。和預料的一樣，馬里奧和奧利開車跟在了後面。和斯塔尼斯勞見面時有他們監視至關重要。如果兩人的見面按計劃進行的話，馬里奧和奧利將如實地報告稱沒有任何可疑的事發生。
卡梅隆希望斯塔尼斯勞收到並明白他的指示。
卡梅隆把車停在老城區的市場廣場。他手拿一張波蘭官方報紙《人民論壇報》，漫步走過市場廣場。馬里奧下了車，在他身後跟著他。半分鐘以後，奧利也遠遠地跟上了。
卡梅隆帶著跟在身後的兩個秘密警察朝一條小街里走。
他走進一間酒吧，坐在窗戶邊，要了杯啤酒。他看見跟踪的兩個秘密警察在酒吧外徘徊。啤酒一上來，他就付了酒錢，這樣他就能在想離開酒吧的時候很快離開了。
喝啤酒的同時，他不住地看著表上的時間。
三點差一分的時候，卡梅隆走出酒吧。
他在弗吉尼亞威廉斯堡中央情報局培訓營佩里營反反复复練習過交換情報的技巧。訓練時他可以完美地交換情報。但這將是他在實踐中第一次進行交換。
走到小街盡頭的時候，卡梅隆稍稍加快了步伐。轉過一個彎以後，他回頭看了一眼，發現馬里奧在後方三十碼處。
拐過彎就是一個出售香煙和雪茄的雜貨舖。斯塔尼斯勞就站在卡梅隆想讓他站著的地方，站在店外向窗戶裡的店堂觀望。馬里奧拐過這個彎還要三十秒——足夠卡梅隆和斯塔茲交換手中的情報了。
如果不發生意外的話，他所要做的只是拿手裡的報紙和斯塔尼斯勞手中那張一模一樣的報紙進行交換，只是斯塔尼斯勞拿的那張報紙裡藏有軍隊總部保險箱裡的文件影印件。
但這時他卻碰到了一個阻礙。
斯塔尼斯勞沒拿報紙。
他手裡拿著一個淺黃色的大信封。
他沒有遵照信裡的指示。斯塔茲不是沒弄明白，就是覺得是否遵照信裡的具體步驟根本無關緊要。
不管是何原因，現在已經出岔子了。
卡梅隆感到一陣恐懼。步伐變得蹣跚起來。他不知該怎麼辦，真想大聲辱罵斯塔茲一通。
接著他控制住了自己。他強迫自己保持平靜，並立刻作出了決定。繼續交換情報，他會把這次任務進行到底。
他徑直朝斯塔尼斯勞走去。
擦身而過時，卡梅隆用手中的報紙換來了斯塔茲的信封。
斯塔尼斯勞立刻拿著報紙走進店鋪，在卡梅隆眼前消失了。
卡梅隆拿著一英寸厚，放有文件的信封繼續朝前走。
在下一個路口，他回頭看了眼，瞥見了馬里奧。波蘭特工這時離他二十碼，一副放鬆自信的神情。他一點都不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他甚至沒看見斯塔尼斯勞。
他注意到卡梅隆拿的是個信封而非報紙了嗎？如果發現了，他也許會逮捕卡梅隆，扣押他手中的信封。那樣的話，卡梅隆的好運就到頭了——斯塔尼斯勞的生命也將被終結。
這時是夏天。卡梅隆沒穿可以隱藏信封的大衣。把信封藏起來會更糟糕：空著手的話，馬里奧更可能生疑。
他經過一個街頭報攤，但馬上就意識到不能在馬里奧的眼皮子底下買報紙，因為這會讓馬里奧意識到卡梅隆先前手裡的那份報紙已經沒了。
卡梅隆發現自己犯了個愚蠢的錯誤。他一直沉迷於交換報紙的傳遞情報方法，以致於完全沒有想過發生意外情況時的應對之策。那時的應對其實很簡單，他只要拿上信封，保留自己手拿的報紙就可以了。
再想彌補已經太晚了。
他覺得自己逃不掉了。卡梅隆心情沮喪，真想開口叫上一嗓子。因為一個紕漏，他制定的一整套完美計劃竟然全毀了。
他可以走進一家店鋪，另買一份報紙。他在街上尋找報刊雜誌店。但這裡是波蘭，不是美國，並不是每條街上都有。
他又拐過一處街角，看到個垃圾桶。感謝主！他加快步伐，往垃圾桶裡看了看。真不走運：垃圾桶裡沒報紙。垃圾桶裡有份彩色封面的雜誌。他抓起雜誌，繼續朝前走。他一邊走，一邊鬼鬼祟祟地疊起雜誌，把封面疊在裡面，讓一頁白紙黑字的雜誌頁面暴露在外。他皺了皺鼻子：垃圾箱裡一定倒了令人噁心的垃圾，雜誌上帶有著垃圾發出的異味。把信封夾進雜誌的時候，卡梅隆盡量不做太深的呼吸。
他感覺好上了點，現在他幾乎和交換情報前完全一樣了。
他回到車前，拿出鑰匙。他們也許會在這一刻攔下他。他猜測馬里奧也許會說：“等一等，讓我看看你想藏的信封裡放了些啥。”他以最快的速度打開了車門。
他發現馬里奧離他只有幾步路遠。
卡梅隆坐進車，把雜誌放在副駕駛座的踏腳地板上。
他抬起頭，看見馬里奧和奧利正朝自己的車走去。
看來他過了這一關。
一時間，他覺得自己虛弱得動都動不了。
接著他發動起汽車，把車開回了大使館。
卡梅隆·杜瓦坐在莉德卡兼作起居室的臥室裡，等她回家。
莉德卡在梳妝台上放了張他的照片。卡梅隆覺得如此舉動太讓人激動了，他感動的差點要哭。以前從沒有哪個女孩想要他的照片，更別提鑲在鏡框裡，放在自己的鏡子旁邊了。
這間臥室完全反映了莉德卡的個性。莉德卡最喜歡亮粉紅色，因此她的床罩、桌布和墊子都用上了亮粉紅色。她的衣櫥裡衣服很少，但都能凸顯她曼妙的身材：短裙、V字領連衣裙，漂亮的人造珠寶，綴著小花或蝴蝶結的印花布服裝。她的書架上放著所有簡·奧斯丁著的英文原版書和托爾斯泰的波蘭文譯本。莉德卡還在床下像是藏著黃色讀物的盒子裡放了些有關室內裝飾的美國雜誌，雜誌上盡是些塗著明亮漆彩，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廚房照片。
這天，莉德卡開始了作為中央情報局特工潛在妻子受調查的冗長過程。這類調查比單純的女友調查要徹底得多。她必須把以前經歷的大事小事記錄下來，接受幾天的問詢，參加一次範圍很廣的測謊測試。卡梅隆進行日常工作時，所有這些都在大使館的其他地方進行。莉德卡回家之前，卡梅隆一直不能見她。
基斯·多塞特解僱卡梅隆變得越發困難了。斯塔茲提供的資料對美國來說非常寶貴。
卡梅隆交給斯塔茲一台蘇聯仿製萊卡的三十五毫米卓爾基相機，這樣斯塔茲就不需要在秘書的大辦公區用照相複印機複製文件，可以關上門在自己辦公室裡把文件拍下來了。斯塔茲可以用幾卷膠卷傳遞給卡梅隆幾百頁的文件。
中央情報局華沙工作站最近向斯塔茲提出的問題是：紅軍的第二戰略梯隊在何種情況下會執行向西的進攻？斯塔茲回答這個問題所採用的文件非常詳盡，基斯·多塞特受到了蘭利少有的書面表彰。
馬里奧和奧利還是沒能抓住斯塔茲。
卡梅隆堅信自己不會被解僱。除非莉德卡被證明是克格勃特工，否則他們的婚姻不會被禁止。
與此同時，波蘭正在朝自由飛奔。一千萬人加入了名為團結工會的波蘭歷史上第一個可以自由加入的工會。這意味著，每三個波蘭工人當中就有一個加入了團結工會。波蘭當前的最大問題不在蘇聯，而是事關錢的問題。罷工以及罷工所導致的共產黨領導的弱化使本已孱弱的波蘭經濟更加惡化。惡化的結果是所有物資都面臨短缺。政府對肉食、黃油和麵粉進行配給供應，工資得到大幅提升的工人發現拿錢買不到什麼東西。黑市的美元匯率比牌價的兩倍還高。牌價一百二十茲羅提能換到一美元，黑市則要二百五十茲羅提。總書記塞萊克被卡尼亞所接替，接著又被雅魯澤爾斯基將軍所替換，但經濟衰退的大趨勢卻並沒有改變。
令人著急的是，萊赫·瓦文薩和他的團結工會卻在需不需要推翻社會主義的邊緣徘徊不定了。總罷工已經萬事俱備，最後一刻卻在害怕發生流血衝突的教皇和新任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的建議下被叫停。卡梅隆對裡根的軟弱感到非常失望。
他下了床，在桌子上放上餐具和盤子。卡梅隆帶回家兩塊牛排。自然，外交官不必忍受影響波蘭人的食品短缺之苦。他們領的是波蘭人急需的美金：可以購買任何想要的東西。莉德卡吃的可能比共產黨高層都好。
卡梅隆琢磨著是在吃牛排之前還是吃牛排之後和莉德卡做愛。有時享受一下期待的滋味也不錯。大多數時候他都性子太急，一看到莉德卡就想做愛。莉德卡對這兩種方式倒都不介意。
等了很久，莉德卡終於回到家。她吻了吻卡梅隆的面頰，放下包脫掉大衣，沿著走廊走進浴室。
莉德卡走進臥室以後，卡梅隆給她看了帶回家的牛排。 “很好。”莉德卡說，但她仍然沒有正眼瞧他。
“發生了什麼事對不？”卡梅隆問。他從來沒見過莉德卡情緒低落的樣子。這回的情況很不一般。
“我覺得我做不成中央情報局特工的妻子。”她說。
卡梅隆努力克服住恐慌。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我明天不會再去了。我實在忍不了了。”
“出了什麼問題？”
“我感覺自己像個罪犯。”
“怎麼了？他們幹什麼了？”
莉德卡終於把目光對準了他。 “你覺得我是為了去美國在利用你呢？”
“沒，我從沒這麼想過。”
“那他們為何那樣問我？”
“我不知道。”
“這問題和國家安全有關嗎？”
“完全沒有關係。”
“他們責備我撒謊。”
“你撒謊了嗎？”
她聳了聳肩。 “我沒把所有事情告訴他們。我不是修女，我也曾有過戀人。我遺漏了一兩個過去的戀人沒說——但你們那些可怕的傢伙竟然全都知道！他們一定去過我以前的學校。”
“我知道你以前有過戀人，我以前也有。”儘管沒幾個，卡梅隆想，不過他沒把這話說出來，“我不介意。”
“他們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妓女。”
“對不起。但他們怎樣想我們其實並不重要，只要能通過他們的誠信調查就行。”
“他們會告訴你許多我不堪的往事。這些事是討厭我的人告訴他們的——嫉妒我的女孩以及我不願和他們上床的男孩。”
“我才不信他們呢。”
“你能發誓嗎？”
“我發誓。”
莉德卡坐在卡梅隆的膝蓋上。 “對不起我發牢騷了。”
“我原諒你。”
“卡梅隆，我愛你。”
“我也愛你。”
“我感覺好多了。”
“這樣很好。”
“你想讓我使你感覺再好些嗎？”
這句話讓卡梅隆口乾舌燥。 “當然想。”
“那我們開始吧。”說著，莉德卡站起身來，“寶貝，你只要躺下放鬆就行。”她說。
戴夫·威廉姆斯攜妻子杜杜和兒子約翰·李，乘飛機前往華沙參加小舅子卡梅隆·杜瓦的婚禮。
儘管已經八歲，就讀的學校也非常好，但約翰·李就是不識字。戴夫和杜杜帶他去找了一個教育心理學家，得知兒子得了一種名叫閱讀障礙的常見病。約翰·李可以認識一些字，但需要特別的幫助，並付出加倍的努力。閱讀障礙是種家族遺傳病，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被遺傳。
戴夫這才明白自己也有閱讀障礙。
“讀書的時候我一直覺得自己很笨，”那天晚上夫婦倆把兒子送上床後，戴夫在黛西莊園松木裝飾的廚房裡告訴杜杜，“老師們都說我很笨。我父母知道我不笨，所以他們說我很懶。”
“你才不懶呢，”杜杜說，“你是我見過的最勤奮的人。”
“我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但當時我和父母都不知道。現在我們知道了。”
“我們可以使約翰·李不受你當時遭的罪。”
戴夫生來和讀寫所作的鬥爭就此告一段落。自從他開始寫歌，開始靠唱歌掙得上百萬美元以後他就不再遭這份罪了。但他還是感到一下子輕鬆了很多。與生俱來的秘密被揭示，他只是得了一種殘忍的疾病而已。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怎樣才能保證這種病不再對他的孩子造成危害。
“你還知道別的什麼了嗎？”杜杜倒了杯黛西莊園自產的卡白內紅葡萄酒。
“知道這個孩子可能是我的。”他說。
杜杜一直不很確定約翰·李的父親是戴夫還是瓦利。隨著約翰·李的一天天長大，孩子越來越像戴夫，但他們都不知道這種相像是先天遺傳還是後天獲得的：手勢、轉折詞和感嘆詞這些，孩子都能從深愛的父親身上學到。 “這不是決定性的證據，”杜杜說，“但已經很有力了。”
“再說，其實我們也不在乎。”戴夫說。
不過他們發誓永遠不對外說這種疑慮，包括約翰·李本人。
卡梅隆的婚禮在華沙郊區小鎮奧特沃茨克現代化的天主教教堂舉行。卡梅隆皈依了天主教。戴夫覺得卡梅隆的這種轉變很好笑。
新娘穿著母親結婚時穿過的白色婚紗：波蘭人很窮困，衣服必須輪著穿。
莉德卡長著一雙大長腿，身材豐滿，體型非常苗條，戴夫覺得她很漂亮，可是她的嘴型卻讓戴夫產生了一種無情的感覺。也許他太嚴厲了：十五年搖滾歌星的生涯使他對女孩的看法有些憤世嫉俗。就他的經驗來看，和大多數人想像的不同，女孩和男人上床基本是為自己謀取某種利益。
三個伴娘用亮粉紅色的棉佈為自己做了短裙。
招待會在美國大使館舉行。伍迪·杜瓦為招待會付了賬，大使館辦招待會可以保證吃到更多的食物，以及不同於伏特加的許多好酒。
莉德卡的父親用波蘭語夾雜著英語說了個笑話。有個人走進國營肉店，說要買一磅牛肉。
“Nie ma——我們這裡沒有牛肉。”
“那就要豬肉吧。”
“Nie ma. ”
“那小牛肉呢？”
“Nie ma. ”
“雞肉。”
“Nie ma. ”
顧客離開了。屠夫的妻子說：“這傢伙簡直太不切實際了。”
“是啊，”屠夫說，“但我還蠻佩服他的記憶力的。”
美國人的表情很尷尬，但波蘭人卻都會心地笑了。
戴夫叫卡梅隆不要告訴任何人他的妹夫是桃色歲月樂隊的搖滾明星，但和往常一樣，這個消息還是不脛而走，戴夫很快被莉德卡的朋友們圍住了。伴娘們在他周圍吵吵嚷嚷，顯然戴夫可以和她們中的任何一個上床，甚至——有個伴娘給他了個暗示——如果他願意的話，同時和她們三個一起上床也不是不可以。
“你們應該去找我的貝斯手，”戴夫說。
卡梅隆和莉德卡跳第一支舞的時候，杜杜輕聲對戴夫說：“我知道他很怪，但他是我弟弟，我還是為他終於找了個人結婚而感到高興。”
戴夫問：“你能確定莉德卡不是個只是想要張護照的掘金者嗎？”
“我父母就擔心這個，但卡梅隆已經三十四了，還是個單身漢呢！”
“我想你是對的，”戴夫說，“他又能失去什麼呢？”
參加團結工會第一次全國大會時，坦尼婭·德沃爾金滿心都是恐懼。
會議最先在格但斯克北郊奧利瓦小鎮的天主教堂開始。代表們依次走進面目猙獰的兩座尖塔之間簇擁的一扇巴洛克式的低矮大門。坦尼婭和她在華沙的鄰居，既是記者又是團結工會組織者的達努塔·戈爾斯基坐在一起。和坦尼婭一樣，達努塔在撰寫空洞的官樣文章之餘，也在私下地進行自己的活動。
大主教做了有關和平與熱愛祖國的四平八穩的佈道。儘管教皇呼籲波蘭各界團結一心，但波蘭的神職人員對團結工會卻很抵觸。他們儘管痛恨共產主義，但他們自身卻是些獨裁主義者，對民主抱有敵意。一些神父勇敢地對抗共產黨的專制，但教會上層卻希望用基督的專制來代替無神論的專制。
不過讓坦尼婭擔心的不是教會，也不是意圖分裂工人運動的其他力量。比教會和分裂力量更險惡的是蘇軍所採取的威脅策略。蘇聯海軍在格但斯克灣駐紮了許多艦艇，蘇聯紅軍在波蘭的東部邊境進行了有十萬軍隊參加的“陸上演習”。達努塔在這天《人民論壇報》上的文章中說，蘇聯的這種武力炫耀是對日益增加的美國威脅的回應。沒人會被這種謊話所矇騙。蘇聯是想告訴所有人，如果團結工會有錯誤言論的話，這些蘇軍可以隨時入侵波蘭。
佈道結束以後，九百名團結工會會員乘公共汽車從教堂轉移到格但斯克大學校園，大會餘下來的部分將在格但斯克大學龐大的奧利維亞體育館舉行。
會議內容具有極大的煽動性。克里姆林宮痛恨團結工會。十幾年以來，蘇聯的盟國內部從來沒發生過如此危險的事情。從波蘭各地選舉的代表聚集在一起進行討論，用投票表決的方式通過決議，共產黨無法作任何控制。除了名號是個工會以外，這樣的組織和議會沒什麼兩樣。如果革命這個詞沒有被布爾什維克玷污的話，那麼他們進行的無疑就是一場革命。難怪蘇聯要為此而狂亂了。
體育館配備了電子的記分牌。萊赫·瓦文薩起身發言的時候，記分牌上出現了一個十字和一句拉丁文口號：“永遠忠於波蘭。”
坦尼婭走出體育館，打開收音機。所有頻率的節目都在正常播出。蘇聯還沒入侵波蘭。
週六餘下的時間不慍不火地過去了。直到週二那天，坦尼婭才又一次感覺到了恐懼。
波蘭政府公佈了工人自治的法律草案，工人有權對管理層的任命給予建議。坦尼婭苦澀地想，裡根總統根本不用考慮就能賦予美國人這樣的權利。儘管如此，團結工會仍然認為這項法案不夠激進，因為這項法案沒有賦予工人自由應聘和辭職的權利。因此他們建議對這項法案進行全民公投。
列寧一定在墓裡躁動不安了。
更糟的是，團結工會在決議裡增加了一條，如果政府拒絕繼續全民公投的話，團結工會將自己組織全民公投。
坦尼婭再次感到了恐懼。團結工會開始扮演起了平時只有共產黨才能扮演的領導角色。無神論者接管了教堂。蘇聯哪能忍得了這個啊！
只有一名代表隊決議投了否決票，代表們起立，為通過的這項決議大聲鼓掌。
但事情還不止如此。
有人建議給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東德以及“所有受蘇聯奴役的國家”的工人送信。信中特別提到：“我們支持你們中間願意走艱苦道路，為建立自由工會而鬥爭的人們。”這封信的內容得到了舉手錶決的通過。
坦尼婭覺得，他們走得實在是太遠了。
最讓蘇聯害怕的是，波蘭掀起的這場自由風暴會席捲到其他鐵幕國家——團結工會的代表們卻不計後果地鼓勵這樣做！蘇聯的入侵看來是不可避免了。
第二天，報紙上寫滿了蘇聯發怒的消息。報紙叫囂，團結工會干涉了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
但蘇聯還是沒有入侵波蘭。
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想入侵波蘭。他付不起在西方銀行喪失信用的代價。他另有安排。卡梅隆·杜瓦從斯塔茲那裡探知了他的想法。
分析斯塔茲傳遞的原始情報往往需要幾天。手遞手危險地從斯塔茲那裡拿到膠卷只是個開始。膠卷必須在美國大使館的暗室裡被沖印，然後由專門的人員對照片上的內容進行打印，並將其影印出來。通過高等級安全檢查的翻譯再將文件從波蘭語翻譯成俄語，然後譯成英語。如果文件超過一百頁——斯塔茲送來的文件大多超過一百頁——這樣的過程得進行好幾天。文件的分析結果同樣需要進行打印和影音。進行完這一番過程以後，卡梅隆才能知道自己這次的收穫能有多大。
華沙冰封季節到來的時候，卡梅隆注視著最新分析出來的情報資料，發現波蘭政府精心設計了一個取締團結工會的計劃，計劃裡附有取締的詳細方案。波蘭政府將進行軍事管制，人民不再自由，所有和團結工會締結的協定將會被取消。
這僅僅是個預案。讓卡梅隆吃驚的是，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在上台一周的時間內就做好了準備。顯然上台之初他已經想好了該怎麼辦。
勃列日涅夫無情地推動他實施這個方案。
這年的早些時候，雅魯澤爾斯基本想抵擋住來自團結工會的壓力。但團結工會迅即佔領了波蘭全境的大多數工廠，為總罷工作了萬全的準備，率先搶占了先手。
那時，團結公會佔了先，共產黨政府似乎屈服在了團結工會的壓力之下。但現在工人似乎喪失了警覺。
與此同時，他們又累又餓又冷。所有物資都短缺，通貨膨脹得非常厲害，食物配給被希望回到過去歲月的共產黨特權階層所破壞。雅魯澤爾斯基覺得，在過了段這種苦日子以後，波蘭人就會覺得還是回到以前極權政府的時代會比較好了。
雅魯澤爾斯基盼望蘇軍能進入波蘭。他直截了當地寫信問克里姆林宮：“我們能指望莫斯科的軍事援助嗎？”
雅魯澤爾斯基得到的答復同樣直截了當：“蘇聯不會派出部隊。”
卡梅隆覺得，這對波蘭來說是極大的好消息。蘇聯會暴跳如雷，以大欺小，但他們不願走出最關鍵的一步。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波蘭的改變都將由波蘭人民完成。
但即便沒有波蘭坦克的支援，雅魯澤爾斯基可能也會進行鎮壓。他的方案就在斯塔茲的膠卷裡。斯塔茲顯然很擔心這份方案會被執行，因此他在傳遞來的情報裡附上了一張手寫的紙條。對卡梅隆來說，斯塔茲的這番舉動很不尋常，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斯塔茲在紙條上寫道：“裡根威脅切斷經濟援助，就能阻止當局的鎮壓。”
卡梅隆覺得這樣做很狡猾。來自西方政府和西方銀行的貸款可以讓波蘭保持穩定。比民主更讓波蘭領導人接受不了的是國民經濟的崩潰。
卡梅隆之所以投票裡根當總統是因為裡根承諾在對外政策上會更具攻擊性。現在卡梅隆的機會來了。如果他能行動迅速的話，裡根可以阻止波蘭大踏步地往後退。
喬治和維雷娜在華盛頓首都圈之外的馬里蘭州喬治王子縣有個溫馨的家，喬治是這個地區的眾議員。他必須每週日去一個不同教派的教堂，和選民一起做禮拜。他的工作包括不少這類雜事，但每次他都會熱情地參與。吉米·卡特被羅納德·裡根所替代，喬治終於有機會為大多數是黑人的貧困美國人戰鬥了。
每隔一兩個月，瑪麗亞·薩默斯都會來探望現在已經十八個月大，漸漸顯露出和祖母杰姬一樣精力活躍的教子傑克。瑪麗亞通常會給傑克帶本書。餐後喬治洗盤子，瑪麗亞擦盤子，兩人往往會談到情報工作和外交政策上面的問題。
瑪麗亞仍舊在國務院工作。瑪麗亞現在的上司是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喬治問瑪麗亞國務院是否從波蘭收集到了更多更精確的情報。 “現在收集到的情報比以前好多了，”瑪麗亞說，“我不知道你們的工作怎麼樣，但中央情報局的工作確實幹得更漂亮了。”
喬治遞給瑪麗亞一隻碗讓她擦乾。 “華沙到底發生了什麼？”
“蘇聯不會入侵波蘭。我們知道這點。波蘭共產黨人要求蘇聯派軍隊進入波蘭，被蘇聯直截了當地拒絕了。不過勃列日涅夫正在力促雅魯澤爾斯基進行軍事管制，取締團結工會。”
“這太可恥了。”
“國務院也這樣認為。”
喬治猶豫了一會兒，然後支支吾吾地說：“我剛才聽你提到不過這個字眼……”
“你太了解我了，”瑪麗亞笑了，“我們有能力阻撓波蘭頒布進行軍事管制的法案。裡根總統只需要宣布未來的經濟援助需要看波蘭的人權狀況就可以了。”
“總統為什麼沒有這樣宣布呢？”
“他和黑格國務卿不太相信波蘭人會在自己身上動用軍事管制。”
“這很難說，最好先給他們個警告。”
“我也是這麼想的。”
“那他們為什麼還不行動呢？”
“他們只是不希望對方意識到我們的情報工作有多麼優秀。”
“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情報，情報工作又有什麼意義呢？”
“也許他們最終會使用的，”瑪麗亞說，“但現在他們還在猶豫。”
聖誕節兩週前的周末，華沙就開始下雪了。坦尼婭一個人過了周末。斯塔茲對是否有空去她那裡從不作解釋。儘管坦尼婭知道斯塔茲住在哪，但坦尼婭從沒去過斯塔茲的家。自從她把斯塔茲介紹給卡梅隆·杜瓦之後，斯塔茲就對軍隊裡的事情閉口不言了。坦尼婭猜測這是因為斯塔茲把軍隊裡的秘密透露給了美國人。斯塔茲像個晚上挖地道，白天卻很守規矩的犯人似的人前人後兩副面孔。
可是，這已經是斯塔茲連續第二週沒到她這來了。坦尼婭不知道到底怎麼了。他膩味她了嗎？許多男人都這樣。唯一一個成為她生命一部分的男人是瓦西里，但她從來沒和瓦西里睡過覺。
坦尼婭發現自己非常想念瓦西里。瓦西里的生活很混亂，她從沒讓自己真正地愛上過瓦西里，但她卻不自覺地被瓦西里吸引住了。她開始逐漸意識到，男人身上吸引她的因素是他們的勇氣。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男人是帕茲·奧利瓦、斯塔茲·帕拉克和瓦西里。這三個男人恰巧都非常英俊。不過他們同樣也很勇敢。帕茲不懼美帝國主義強大的軍事力量，斯塔茲洩露了紅軍的秘密，瓦西里反抗克里姆林宮的強暴統治。在這三個人當中，最能激發她想像力的無疑是瓦西里。瓦西里在西伯利亞飢寒交迫，卻寫出了足以摧毀蘇聯統治的震撼故事。她很想知道瓦西里現在究竟怎麼樣了，他又在寫些什麼。她不知道他是否又過上了過去那種左擁右抱的生活，還是真正安定下來了。
她回到床上，看起了德文版的——這部小說仍然沒有被翻譯成俄語——感覺到睏意之後她才關上了燈。
她被一陣砰砰的敲門聲驚醒了。她坐起來，打開燈。這時是凌晨兩點半。有人在用力敲門，但不是坦尼婭家的門。
坦尼婭起床朝窗外看。街道兩邊的車上蒙上了薄薄一層的積雪。馬路當中停著兩輛警車和一輛BTR-60裝甲運兵車。三輛車歪歪扭扭地停著，開車的警察顯然覺得他們想怎樣就能怎樣。
門外的聲音從敲門變成了衝撞，聽上去像是有人想用大錘把房子砸爛似的。
坦尼婭披上件睡袍，走到玄關。她從玄關里放著塔斯社記者證、鑰匙和零錢的小桌子上拿起記者證。她打開門，往走廊裡看。除了兩個鄰居把頭伸出門緊張地東張西望以外，走廊裡什麼動靜都沒有。
坦尼婭用一把椅子撐住門，從屋裡走出來。聲響來自隔壁的樓下。她透過樓梯的扶欄往下看，看見幾個穿著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迷彩服的男人正揮舞著鐵橇和大錘，用力砸坦尼婭朋友達努塔·戈爾斯基家的門。
坦尼婭大聲問：“你們在幹什麼？發生什麼事了？”
一些鄰居也嚷嚷著提問，但警察卻熟視無睹，繼續砸門。
門從裡面被打開了，達努塔的丈夫站在門口。他穿著睡衣，戴著眼鏡，顯然已經被嚇壞了。 “你們要幹什麼？”他問。屋子裡面傳來孩子哭泣的聲音。
警察大步走進屋，把達努塔的丈夫推到一邊。
坦尼婭跑下樓梯。 “你們不能這麼幹！”她高聲大嚷，“你們必須出示證件！”
兩個身形愧偉的警察把達努塔拉出屋子，達努塔散亂著濃密的頭髮，身上只穿著睡衣和薄紗睡袍。
坦尼婭擋在他們之前，阻擋住樓梯。她舉起記者證。 “我是蘇聯記者！”她對波蘭秘密警察大聲嚷。
“那就快他媽的把路讓開！”有個警察答道。他用左手拿著的鐵橇朝坦尼婭這邊揮了下。因為右手按著拼命反抗的達努塔，所以他揮的這一下並不是很重，但鐵橇還是劃過了坦尼婭的臉。坦尼婭感到一陣疼痛，踉踉蹌蹌地往後退了兩步。兩個警察把她撥到一旁，將達努塔拖下樓梯。
坦尼婭的右眼出了血，但是可以用左眼看東西。在坦尼婭身後，另一個警察拿著打字機和電話答錄裝置走出達努塔家的門。
達努塔的丈夫抱著個小孩站在門口。 “你們要把她帶到哪？”他大聲問。但警察卻沒有回答。
坦尼婭對達努塔的丈夫說：“我這就打電話給部隊裡的人，問問到底是怎麼回事。”她一隻手托住受傷的臉，回到樓上自己的公寓。
她照了照玄關里的鏡子。她的前額上有一道很深的傷口。臉頰上出現淤腫，顏色鮮紅。但她覺得秘密警察剛才那下並沒傷到她的骨頭。
她拿起電話，打電話給斯塔茲。
可電話裡並沒有撥號音。
坦尼婭打開電視機和收音機。電視機屏幕一片空白，收音機寂靜無聲。
看來行動不僅僅是針對達努塔的。
有個女鄰居跟她進屋。 “請讓我給醫生打個電話。”這個女人說。
“我馬上要出去，你盡量快一點。”說完坦尼婭自顧自走進小浴室，在水龍頭下放上毛巾，小心翼翼地擦著臉。接著她回到臥室，飛快地穿上保暖內衣，牛仔褲，笨重的毛衣和一件帶有毛領的厚外套。
她跑下樓梯，坐上自己的車。又開始下雪了，但大路上沒有積雪，她馬上察覺到了原因。路上到處是坦克和軍車。她懷著末日的恐懼漸漸意識到，達努塔的被捕只是一場邪惡的大規模行動的一小部分。
大量湧進華沙市中心的並不是蘇聯紅軍。這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完全不是一回事。軍車上標有波蘭軍隊的標記，軍人穿著波蘭軍隊的製服。波蘭軍隊侵入了本國的首都。
軍人設置了路障，但他們不過是剛剛開始，坦尼婭這時還可以繞開他們。坦尼婭不顧下雪路滑，飛快地把車開到華沙西部的亞娜·奧爾布拉查街，把車停在斯塔茲所住的大樓外。她知道斯塔茲住哪，但以前從沒來過——斯塔茲總是說他家只比營房大一點。
坦尼婭跑進斯塔茲所住的樓，花了好幾分鐘才找到斯塔茲的公寓。她猛敲著門，祈禱斯塔茲能在家，儘管她極度擔心斯塔茲正在街上和軍隊裡其他人在一起。
門被一個女人打開了。
坦尼婭震驚得完全說不出話來。斯塔茲難道還有另一個女朋友嗎？
開門的是個滿頭金發，身上穿著件粉紅色睡袍的漂亮女人。她驚慌地看著坦尼婭的臉。 “你受傷了！”她用波蘭語說。
坦尼婭在女人身後的玄關里看見一輛紅色的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