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別斯科夫快要死了。老戰士今年八十七歲，患上了心力衰竭，已經沒幾天好活了。
坦尼婭設法把消息告訴了格雷戈里的弟弟列夫。列夫今年八十二歲，他說要乘私人飛機到莫斯科來看望哥哥。坦尼婭不知道列夫能不能獲准入境，但列夫得到了私人飛機的入境許可。前一天他坐飛機抵達了莫斯科，預定今天前來探望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臉色蒼白，渾身無力地躺在自己的臥室裡。他對外力很敏感，連腳上床單的分量都經受不了。坦尼婭的媽媽安雅只能在床上放了兩個盒子，用毛毯架了個帳篷，在不讓毛毯觸及的情況下為他保暖。
儘管很虛弱，但坦尼婭還是能感到他強大的氣場。即便是睡覺，他的下巴也好斗地凸起著。當格雷戈里睜開眼睛時，他的目光仍舊像以往一樣銳利，足以讓工人階級的敵人嚇破膽。
這天是星期日，家人和朋友們都來探望格雷戈里。他們是來向格雷戈里告別的，但嘴上自然不會這麼說。坦尼婭的雙胞胎哥哥德米卡和他妻子娜塔亞帶來了七歲的漂亮女兒卡佳。德米卡的前妻尼娜則帶來了她和德米卡十二歲的兒子格里沙。儘管年幼，但格里沙已經有了曾祖父的那般震懾力。格雷戈里對在場的所有人慈祥地笑著。 “我參加了兩次革命，兩次世界大戰，”他說，“能活到現在已經是個奇蹟了。”
他很快又睡過去了。家人們都離開臥室，只剩下坦尼婭和德米卡坐在他的床邊。德米卡的事業有了進步——他現在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官員，並進入了政治局。他依然是柯西金的下屬，但他們改革蘇聯經濟的努力卻仍然被克里姆林宮的保守派所阻撓。德米卡的妻子娜塔亞已經晉升為外交部分析司的司長。
坦尼婭告訴哥哥最近為塔斯社寫的一個專題。在目前為農業部工作的瓦西里的提議下，她飛到了土地豐饒的南方重鎮斯塔夫羅波爾，那裡的集體農場正在嘗試著根據收成給農場員工分成。 “產量上去了，”坦尼婭告訴德米卡，“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克里姆林宮不喜歡分成製，”德米卡說，“他們會說這是修正主義的殘餘。”
“分成製已經實施了好幾年，”她說，“斯塔夫羅波爾的第一書記是個名叫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青年實干家。”
“他一定在高層有人。”
“他認識安德羅波夫，安德羅波夫常去斯塔夫羅波爾的一個溫泉浴場。”克格勃頭子患上了令人疼痛難忍的腎結石。坦尼婭心想，如果有人該得如此令人痛苦的疾病，那一定非安德羅波夫莫屬了。
德米卡非常驚訝。 “這個名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者竟然是安德羅波夫的朋友嗎？”他問，“這個人一定很不尋常，我必須對他多留點兒心。”
“他一定很懂得為官之道。”
“我們需要新思維。你還記得赫魯曉夫1961年曾經預測，蘇聯在生產力和軍事力量兩方面二十年後能赶超美國嗎？”
坦尼婭笑了。 “那時他想得太過樂觀了。”
“在過了十五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不僅沒能赶超美國，和美國之間的距離反而加大了。娜塔亞告訴我，東歐國家也遠遠落後於他們的近鄰。那里之所以沒鬧出亂子，多虧了我們給的大量援助。”
坦尼婭點點頭。 “幸好我們有大量出口的石油和原料，足可以對付這麼大一攤子。”
“但這還不夠。看看東德吧。我們必須建上一堵牆，才能阻止人們逃向資本主義社會。”
格雷戈里動了動。坦尼婭感到很內疚。她不該在外祖父臨死之際對他的基本信仰提出質疑。
門開了，一個陌生人走了進來。來人年齡很大。他消瘦駝背，衣著卻完美無瑕。他穿著一身量身定做的深灰色西服，白襯衫一塵不染，紅領帶泛著亮光。這種穿戴的人只可能來自西方。坦尼婭從沒見過這個人，卻對他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來人一定就是列夫。
他沒有理會德米卡和坦尼婭，而是看著躺在床上的病人。
格雷戈里外祖父看了來人一眼。他知道來訪者，但一時半會兒沒能認出來。
“格雷戈里，”來人說，“親愛的哥哥，我們怎麼都已經這麼老了呢？”他用帶著列寧格勒工廠工人粗野嗓門的老式俄語開口說話。
“列夫，”格雷戈里問，“真的是你嗎？你過去是多麼英俊啊！”
列夫俯身親了親哥哥兩邊的面頰，然後兩人擁抱在一起。
格雷戈里說：“你來得很及時，我就快不行了。”
一個八十歲上下的老婦人跟著列夫走進臥室。她穿著時髦的黑裙子，踏著雙高跟鞋，化了很濃的妝，身上戴了許多珠寶。坦尼婭覺得這樣的穿著簡直和妓女一樣。她很想知道這種穿著在美國是不是很普遍。
“我在隔壁房間看見了你的孫子和曾孫，”列夫說，“隊伍可真壯大啊！”
格雷戈里說：“這是我一生的幸運，你怎麼樣？”
“我從沒喜歡過的妻子給我生了個女兒，一直跟著我的瑪伽給我生了個兒子，我這次帶來的就是瑪伽。對於我的兩個孩子，我都難說自己是個稱職的父親。我從來沒有你的這種責任感。”
“有了第三代嗎？”
“三個孫子孫女，”列夫說，“一個電影明星，一個流行歌手，還有個黑人。”
“黑人？”格雷戈里很吃驚，“這是怎麼回事？”
“傻瓜，這種事多了去了。我兒子格雷格——順便說一句，我給他起了你的名字——睡了個黑人姑娘。”
“他可比我這個叔叔厲害多了。”格雷戈里說。兩個老人都笑了。
格雷戈里說：“我過了驚心動魄的一輩子，隨部隊席捲冬宮，打倒沙皇，建立起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納粹的侵略面前保衛了莫斯科。我和沃洛佳都成了將軍。我對你很是愧疚。”
“對我有愧嗎？”
“你去了美國，無法得到這一切。”格雷戈里說。
“我絕對沒有抱怨。”列夫說。
“我甚至得到了卡捷琳娜，儘管她癡情於你。”
列夫笑了：“我得到了上億美元。”
“是的，”格雷戈里說，“總的看來你吃虧了。列夫，我感到很抱歉。”
“沒事，”列夫說，“我原諒你。”他的話裡有嘲諷的意味。但坦尼婭覺得外祖父似乎並沒有意識到。
沃洛佳舅舅進來了。他穿著將軍制服，顯然正要去參加軍隊裡的某個儀式。坦尼婭震驚地意識到這也許是沃洛佳舅舅和生父的第一次見面。列夫看著眼前從未謀面的兒子。 “格雷戈里，”他說，“他和你很像嘛！”
“但他是你的兒子。”格雷戈里說。
父子倆握起手來。
沃洛佳什麼話都沒說，似乎深陷的感情漩渦讓他完全說不出話了。
列夫說：“沃洛佳，你沒了我這個父親，但失去的並不是很多。”他抓住兒子的手，上下打量起來：沃洛佳穿著鋥亮的軍靴、紅軍的將軍服，身上戴著一排軍功章。他有一頭灰白的頭髮和一雙能看透人心的眼睛。 “但是我想我失去了很多。”列夫說。
離開外祖父的公寓以後，坦尼婭陷入了思索。她考慮著布爾什維主義在哪兒出了錯，格雷戈里外祖父投入全部精力和理想的無產階級專政怎麼會演變為暴政。她走向公共汽車站，準備和瓦西里碰頭。在車上，坦尼婭回想起革命的最初年月，她很想知道列寧廢止布爾什維克報刊以外的一切報紙雜誌是不是蘇聯犯下的最關鍵的錯誤。這意味著此後所有的不同意見都得不到傳播，固有的一些觀念得不到挑戰。戈爾巴喬夫被允許在斯塔夫羅波爾做一些改革的嘗試，但這只是絕無僅有的例外。戈爾巴喬夫這類人很少能得到施展才幹的機會。坦尼婭是個記者，覺得自己可能過分“以自我為中心”地強調了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但她又覺得，批評報導的缺乏的確是各種形式的壓迫越發猖獗的一個重要原因。
瓦西里已經回來四年了。在這段時間裡他精明地恢復了以往的生活。他在農業部策劃了一個場景設置在集體農場的廣播教育系列劇。廣播劇除了描寫不忠的妻子和不聽話的孩子外，劇裡的角色還討論一些農業的生產技術問題。系列劇裡描寫了不聽莫斯科建議的懶散農民，敢於挑戰黨的權威、考試不及格被朋友們拋棄的歧途少年。這個廣播系列劇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瓦西里藉此回到了莫斯科電台，住上了政府分給認可作家的一套大房子。
兩人的會面是私下的，不過坦尼婭經常在工會會議和朋友聚會中碰到瓦西里。他早已不是1972年回來時的那個活死人了。他增加了不少體重，氣色好了許多。四十五六歲的他雖然不可能恢復電影明星般的英俊，但臉上的皺紋卻為他平添了幾分誘惑力。他的魅力依然和被捕前一樣大。每次坦尼婭見他的時候，他總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她們不是瓦西里三十來歲時圍著他轉的十來歲無知女孩，但這些三十來歲的女人也許就是之前的那些少女：她們穿著高跟鞋、長筒襪和時髦的衣服，用蘇聯很難弄到的指甲油、染髮膏化妝，個個都非常漂亮。
坦尼婭私下里每月見他一次。
每次他都會把正在寫的小說的最新部分交給她，用的依然是在西伯利亞為了節省紙張練成的工整小字體。坦尼婭會把文章打出來，並在打字過程中改掉拼寫和標點的錯誤。下一次見面時，坦尼婭會把打印稿交給瓦西里進行核對和討論。
世界上好幾百萬人買瓦西里的書，但這些讀者瓦西里一個都沒見過。他甚至連西方報紙用外文印的書評都看不到。這樣一來，坦尼婭就成了唯一能跟他交流作品心得的人，他如飢似渴地聆聽著坦尼婭說的每一句話。她成了他的編輯。
每年三月，坦尼婭都要去萊比錫參加書展，每次都能在那兒碰上安娜·默里。她總會從萊比錫書展帶回安娜給瓦西里的禮物——有時是台電動打字機，有時是件羊絨大衣——據說，瓦西里倫敦的銀行賬戶上正積累著越來越多的錢，他可能永遠用不上這些錢了。
去見瓦西里時，坦尼婭依然採取謹慎的提防措施。這天，她在距離會面地點還有一英里時就跳下了公共汽車，確定沒人跟踪以後才走向一家名為“約瑟夫”的咖啡館。瓦西里已經到了，坐在一張放著杯伏特加的餐桌前。瓦西里旁邊的椅子上放著一隻大號的淺黃色信封。坦尼婭像是偶然遇到位熟人一樣，隨意地對瓦西里揮了揮手。她在吧台裡拿了瓶啤酒，然後坐在瓦西里對面。
看到瓦西里氣色不錯，坦尼婭非常開心。他的面容裡有了十五年前沒有的那種尊嚴。他仍然有著一雙淺棕色的眼睛，但現在這雙眼睛不時頑皮地閃爍著，表現出敏銳的洞察力。坦尼婭意識到除了家人之外，她最了解的就是眼前這個人。她知道瓦西里的優點：出眾的想像力、非凡的智慧、讓人難以抗拒的魅力，以及使他在西伯利亞生存了十幾年並堅持寫作的強大毅力。她同樣知道瓦西里的缺點，他最大的缺點就是老想招惹女人。
“謝謝有關斯塔夫羅波爾的消息，”坦尼婭說，“我寫了篇很棒的報導。”
“很好，我們只希望試驗不要被人為破壞。”
坦尼婭把打印好的最新章節遞給瓦西里，然後看了看椅子上的大信封。 “又寫好一章了嗎？”
“最後一章。”他把信封交給坦尼婭。
“安娜·默里肯定會很開心。”瓦西里新寫的小說名叫《第一夫人》。小說中美國的第一夫人——或許指的就是帕特·尼克松——在莫斯科失踪了二十四小時。坦尼婭對瓦西里的創造力感到十分驚訝。小說從一個好心美國保守人士的角度看待蘇聯的芸芸眾生，對蘇聯的社會現實進行了鞭撻，手法十分有趣。坦尼婭隨手把信封塞進了手提包。
瓦西里問：“你什麼時候能把整部小說拿給出版商？”
“能去國外出差就給他們，最遲是明年三月的萊比錫。”
“要三月嗎？”瓦西里顯得十分失望，“還有三個月呢！”他用非難的語調說。
“我會試著尋找到國外出差的機會替你送過去。”
“要盡快哦。”
坦尼婭非常生氣。 “瓦西里，我冒著生命危險為你傳遞文稿，你竟還這樣說。如果可以的話，你可以找別人去幹，或者你自己去。該死，我才不在乎呢！”
“你說得一點沒錯，”瓦西里馬上表現出悔悟，“對不起，我只是投入太多——整整三年下班後不眠不休地寫這部小說。可我無權對你這麼急躁。”他把手伸過桌子，壓在她手上，“你一直是我的救星，不止一次地救了我。”
坦尼婭點點頭。瓦西里說的是大實話。
但在挎著放有小說結尾段落的手提包離開咖啡館的時候，坦尼婭還是感到有些生氣。她在氣什麼呢？一定是那些穿著高跟鞋的女人們。她覺得瓦西里應該早點跨過那個階段。劈腿是年輕人幹的事情。每次文學圈聚會換一個女人只能貶低他的身份。瓦西里應當找個身份地位相當的女人早點安定下來。這個女人或許可以年輕一些，但要欣賞他的作品，和他差不多聰明，甚至要為他的寫作出謀劃策。他需要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侶，而不是現在這些戰利品一樣的女人。
她回到塔斯社的辦公室。沒到辦公桌前，她便被兼任本部門政治督導的主編彼得·奧普特金攔住了。和平時一樣，奧普特金的嘴上叼著根煙。 “我接到農業部打來的電話，對方說你那篇斯塔夫羅波爾的報導不能發。”他說。
“什麼？為什麼不能發？分紅制是農業部同意的，而且確實行之有效。”
“你錯了，”奧普特金很喜歡指出別人的錯，“分紅制已經被廢除了。現在那裡採用最新的伊帕托沃法，把聯合收割機送到州里的所有地方。”
“中央控制又取代了個體責任。”
“是的，”他從嘴上拿掉煙，“你得寫篇描述伊帕托沃法的報導。”
“那裡的第一書記怎麼說？”
“你說的是小同志戈爾巴喬夫吧？他正在實施農業部下達的新法子呢！”
戈爾巴喬夫自然會這麼做，坦尼婭心想。他是個聰明人。他知道該閉嘴，照上面的安排去做。不然怎麼當得上第一書記！
“好吧，”坦尼婭克制住憤怒說，“我會另外寫一篇報導。”
奧普特金點點頭，然後便走開了。
坦尼婭心想，分紅制的確非常好，但也太超前了：這是個全新的理念，農場工人根據產量進行分紅，客觀上提高了產量，完全排除了莫斯科的插手。老實說，分紅制能實施上幾年就已經是個奇蹟了。從長遠看，分紅制不可能繼續進行下去。
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