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德米卡和娜塔亞乘陽光直射進房間的時候粉刷了公寓。他們常在粉刷的時候停下來做愛，因此多耗了些時間。娜塔亞把金發紮成一束，包在頭巾裡，身上穿著件德米卡磨破領子的舊襯衫。但下身卻穿著條緊繃的短褲。每次看到娜塔亞踏上梯子的時候，德米卡總要情不自禁去吻她。德米卡經常拉下娜塔亞的短褲，過了沒多久，娜塔亞就乾脆只穿著件襯衫了。他們又做了更多次。
在娜塔亞的離婚手續還沒辦好之前，他們還無法結婚。為了體面，娜塔亞在德米卡的房子附近找了間小公寓，但事實上他們已經在德米卡的公寓裡展開了新生活。兩人按照娜塔亞的喜好調整了家具，買了張新沙發。他們漸漸養成了一些習慣：德米卡燒早飯，娜塔亞燒晚飯；德米卡幫娜塔亞擦鞋，娜塔亞幫德米卡熨襯衣；德米卡買肉，娜塔亞買魚。
他們再沒見過尼克，但娜塔亞和尼娜之間卻建立起了一種不遠不近的關係。此時，尼娜已經是普什諾伊元帥公開的情人，大多數週末，她在元帥的鄉間別墅舉辦宴會招待他的密友們，而他們大多數也帶著各自的情婦。德米卡不知道普什諾伊元帥是如何擺平公眾場合常出現在他左右的那位表情和藹的原配的。尼娜去鄉間別墅的時候，德米卡和娜塔亞就負責照看格里沙。起初沒有自己孩子的娜塔亞很緊張——尼克不喜歡孩子。但她很快就喜歡上了和德米卡有點相像的格里沙。這並不奇怪，娜塔亞也有大多數女人都有的母性本能。
德米卡和娜塔亞的私生活很快樂，但工作卻不是很順心。克里姆林宮的死硬派雖然暫時接受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的和解，但在柯西金和德米卡從布拉格回來之後，這些保守派卻開始破壞協定，施壓要粉碎杜布切克之改革的入侵。炎熱的莫斯科，在共產黨要員避暑的黑海別墅裡，兩派人馬的爭吵持續了整個六月和七月。
對德米卡來說，這不僅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也是關係到格里沙和他將來生活在怎樣一個世界的問題。十五年後，格里沙要上大學，再過二十年他要參加工作，再過二十五年他也許就會有自己的孩子。蘇聯會不會建立起如同杜布切克那樣更具人性化的共產主義社會體系？還是會繼續堅持目前這種共產黨權威不可挑戰、民眾被克格勃殘酷壓制的暴政統治呢？
令人氣憤的是，蘇聯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卻是個隨風倒的騎牆派。德米卡很瞧不起勃列日涅夫。因為害怕站在失敗者一方，勃列日涅夫從不在確認哪方的意見會佔上風之前隨意做決定。他沒有遠見，沒有勇氣，沒有讓蘇聯變得更好的整體方案。勃列日涅夫算不上是個真正的領袖。
衝突在8月15日，星期四開始的政治局會議上達到了最高潮。和以往一樣，正式會議只是大員們聊聊天握握手，真正的鬥爭發生在政治局委員助理們的準備會上。
在陽光下，德米卡和葉夫根尼·菲利波夫在漆成黃白兩色的政治局大樓外面停著的車輛之間相遇了。 “看看克格勃從布拉格發來的報告，”菲利波夫說，“反革命學生集會！公開談論反共的俱樂部！秘密的武器儲備！”
“這些事我一概不信，”德米卡說，“沒錯，的確有些改革的議論，但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的危險被那些因失敗而退居二線的前領導人誇大了。”事實上，這些敏感的報告是採取強硬路線的克格勃頭子安德羅波夫為了迎合克里姆林宮的保守派一手炮製的。只是德米卡不傻，不會把真相大聲說出來。
德米卡有可靠的情報來源：他的雙胞胎妹妹坦尼婭就在布拉格。到了布拉格以後，坦尼婭除了發些立場含糊的文章給塔斯社之外，主要給德米卡和柯西金發送一些反映捷克斯洛伐克社會現狀的報告。她在報告中說，除了一些守舊的共產黨人以外，杜布切克是所有捷克斯洛伐克人眼中的大英雄。
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人們很難探知外部社會的真相。蘇聯領導人扯了數不清的謊。在蘇聯，幾乎所有文件都信不得：農產品產量、對外政策的評估、警方對嫌疑犯的審問記錄，以及經濟上的預測分析。人們常私下里說，報紙上唯一真實的版面是對電台和電視台節目的預報。
“我不知道形勢會怎樣發展。”週四夜裡，娜塔亞對德米卡說。娜塔亞仍然在為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工作。 “來自華盛頓的信號表明，如果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約翰遜總統什麼都不會做。他有太多國內的麻煩需要處理——黑人發起的騷亂，對政治人物的暗殺，越南戰爭的進退，已經接踵而至的總統選舉。”
他們結束了白天的粉刷，正坐在地板上一起喝啤酒。娜塔亞的前額有塊黃色的漆印，不知為何，德米卡產生了想馬上和她做愛的衝動。他不確定是現在就乾，還是等兩人洗完澡上床、娜塔亞說到“在我們結婚之前……”時再乾。
德米卡不想把話題引到結婚上。 “你怎麼不說話了？”他問說完美國形勢的娜塔亞。
“我們應該談談孩子的問題。”
“我們應該在一整個夏天沒日沒夜地干之前就考慮這個問題。”他們從來沒進行過避孕。
“是的，但你已經有個孩子了。”
“是我們有個孩子，格里沙是我們的孩子，你是他的繼母。”
“我很喜歡他，喜歡這個如此像你的孩子非常容易。可如果再多幾個孩子你會怎麼樣？”
德米卡知道，不知為何，娜塔亞正在為孩子的事情擔心。他要讓娜塔亞安下心。他放下啤酒，抱住娜塔亞。 “我愛你，”他說，“我想和你一起生孩子。”
“感謝上帝，”娜塔亞說，“我已經懷孕了。”
坦尼婭發現，在布拉格很難買到報紙。這是杜布切克取消新聞審查的諷刺結果。過去，很少有人閱讀國有報紙上平淡又不真實的新聞報導。報紙開始說出真相以後，印出來的報紙又遠遠滿足不了群眾的需要。坦尼婭必須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在報攤售空前搶到一份。
電視也開禁了。在現在的電視節目中，工人和學生可以質疑甚至批評政府部長。釋放的政治犯可以向當初把他們投入監獄的秘密警察當眾提問。所有賓館大堂的電視機旁幾乎都圍著如飢似渴看著電視上激辯的民眾。
同樣的場景發生在所有的咖啡館、工人餐廳和市政廳裡。被壓抑了二十多年的民眾突然間可以吐露心聲，暢所欲言了。
對自由的嚮往是很容易傳染的。坦尼婭開始相信過去的日子已經結束，不會再擔驚受怕了。她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捷克斯洛伐克是個還存在著秘密警察和實施酷刑的地下室的共產主義國家。
她隨身帶著瓦西里第一部小說的打印稿。
和第一次收到的短篇小說一樣，這部小說是在她離開莫斯科前不久一個不願透露來歷的陌生人在塔斯社辦公樓外的街上交給她的。和前一次相同，瓦西里的字又小又密——無疑是為了節省紙張。這篇小說有個諷刺性的標題：《自由人》。
坦尼婭把小說打印在航空信紙上。她做好了自己的行李被人打開的心理準備。儘管坦尼婭是塔斯社的一名資深記者，但所住的旅館房間依然有被人翻個底朝天的可能，布拉格老城區分配給她的公寓也可能被搜查。但她自認找的隱藏處還不錯。儘管如此，她還是非常害怕。藏著的小說就像是只燙手的山芋。坦尼婭希望盡快把小說交出去。
她和英國一份報紙駐布拉格的記者交上了朋友，時機成熟以後她對那位記者說：“我在倫敦認識一位擅長東歐小說翻譯的圖書編輯。她是羅利出版社的安娜·默里。我想就捷克文學對她進行採訪。你能幫我給她帶個話嗎？”
這條線索可以追查到坦尼婭和安娜的關係，所以十分危險。但坦尼婭必須冒些險，在她看來，這是可以承受的風險。
兩週後英國記者對坦尼婭說：“安娜·默里下週二來布拉格。我沒有你的電話號碼，所以不能讓她打電話給你，不過她會住在皇宮酒店。”
週二那天，坦尼婭給皇宮酒店去了個電話，留了個口信給安娜：“四點在揚·胡斯的紀念碑前和雅各布見面。”揚·胡斯是中世紀一位因堅持彌撒用本國語言而被教皇火刑燒死的哲學家。時至今日，他依然是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外國統治的象徵。他的紀念碑坐落於老城區的中心廣場。
各個賓館的秘密警察對西方來客特別感興趣，坦尼婭假定留在賓館的口信秘密警察都會檢查一遍，這意味著他們會到紀念碑監視，看看和安娜會面的是什麼人。因此坦尼婭不會出現在會面地點。坦尼婭會在安娜前往紀念碑的必經之路上攔住安娜，遞給她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老城區一家餐館的名字，以及“晚上八點鐘在雅各布預定的那桌見面”。
從賓館到餐館的路上，安娜仍然有被跟踪的可能。不過這種可能性不大：秘密警察沒有足夠的人手跟著所有的外國人東奔西跑。但坦尼婭還是採取了預防措施。儘管天氣已經熱了，但她還是穿著件皮外套早早地來到了餐館。她沒有坐在預定的餐桌上，而是換了張桌子。安娜走進餐館以後，她馬上低下頭，偷看著安娜走到預定的餐桌邊直至最終坐下。
安娜明顯是個外國人。東歐沒有任何一個人的衣著有她那麼講究。安娜穿著一身與豐滿體型非常相配的深紅色套裝，另外還配了條顯然是從巴黎弄來的彩色圍巾。安娜長著很可能繼承自雅利安-猶太人混血母親的黑色頭髮和黑色眼睛。坦尼婭估計她應該快三十歲了，雖然青春不再，但安娜越來越漂亮了。
沒有人跟在安娜身後。坦尼婭等待了十五分鐘，觀察著新來的客人。安娜坐下以後叫了瓶匈牙利白葡萄酒，喝下了一小杯。在此期間有四個人走進餐館，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和一對正在約會的年輕人：看上去不會是警察。確定沒有危險以後，坦尼婭走到預定的那桌，把外套脫下放在椅背上，然後和安娜坐在一起。
“謝謝你能來。”坦尼婭說。
“不必謝，這是我的榮幸。”
“這一路很遠吧。”
“你給了我《凍傷》，為了你，走十倍的路也願意。”
“他又寫了本小說。”
安娜靠在椅子上，滿意地嘆了口氣。 “我就希望你說這個來著，”她往坦尼婭的杯子裡倒白葡萄酒，“稿子在哪兒？”
“我藏起來了，離開餐館之前再交給你。”
“好吧，”安娜很疑惑，因為四處沒有任何能放打印稿的地方，但她接受了坦尼婭的說法，“能見到你我很高興！”
“我早就知道《凍傷》是部傑出的作品，”坦尼婭話鋒一轉，“但沒料到會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為沒找到作者是誰，克里姆林宮內部為這事而惱羞成怒。”
“我想告訴你，他能拿到很大的一筆版權費。”
坦尼婭搖搖頭說：“如果收到海外彙來的錢，那他的身份就曝光了。”
“也許將來有一天這筆錢會匯給他的。我已經讓倫敦最大的作家代理公司為他做代理。”
“什麼是作家代理？”
“尋找合適的作家，代表作家和出版社敲定合同，確保出版社按時付酬。”
“我從來沒聽說還有這種機構。”
“這家作家代理公司為他用伊万·庫茲涅佐夫的名字開了個銀行賬戶。你應該好好想想是不是要用這筆錢來進行投資。”
“這筆錢有多少？”
“一百多萬英鎊。”
坦尼婭非常吃驚。這筆錢能夠到手的話，瓦西里將成為全蘇聯最富有的人。
他們點了晚餐。近幾個月，布拉格的餐館改進了很多，但供應的仍然是匈牙利的傳統飯食。很快，她們點的牛排和塗了奶油和一調羹紅莓果醬的切片方糕就上來了。
安娜問：“布拉格的局勢怎麼樣了？”
“杜布切克是個正直的共產黨人，希望把捷克斯洛伐克留在華沙條約組織內部，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對莫斯科構不成真正的威脅。但克里姆林宮的大佬們卻並不這樣看問題。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你有孩子嗎？”
坦尼婭笑了。 “問得好。也許我們這代人可以忍受目前蘇聯的這種體系，平安地把生活過下去。但我們是否有權讓下一代繼續承受這種悲慘和壓迫呢？告訴你，我沒有孩子。但我有一個很喜歡的侄子格里沙，格里沙是我雙胞胎哥哥的兒子。今天早晨我收到哥哥的一封信，信中說即將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人懷孕了，因此我又會有個侄子或侄女。為了他們，我希望杜布切克能成功，其他共產主義國家能仿效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功實例。但蘇聯主導的這個體系非常保守，比資本主義更不知變通。從長遠看，這會給共產主義社會帶來最為致命的打擊。”
吃完晚飯以後，安娜問坦尼婭：“如果無法給作家支付報酬的話，你能幫我們轉送禮物給他嗎？你知道西方有什麼東西是他需要的嗎？”
瓦西里最需要的是台打字機，但會暴露他的作家身份。 “要件毛衣，”她說，“一件真正厚實的毛衣。他總是覺得冷。還要些內衣，那些長袖長褲管的內衣。”
安娜似乎對伊万·庫茲涅佐夫的生活如此艱辛感到非常吃驚。 “我明天去維也納，給他買質地最好的毛衣和內衣。”
坦尼婭高興地點了點頭。 “星期五還是在這裡見面，可以嗎？”
“當然可以。”
坦尼婭站起身。 “我們最好分別離開。”
安娜的臉上出現了驚慌的神色。 “你說的打印稿在哪兒？”
“穿上我的外套。”坦尼婭說。安娜比坦尼婭壯，外套對她來說略小了一點，不過還是可以穿上。 “到了維也納以後，拆開襯裡。”她握著安娜的手說，“別弄丟了，我沒留備份。”
後半夜，坦尼婭被床的震動驚醒。她驚恐地坐起來，以為秘密警察來抓她了。開燈以後，她發現房裡沒有別人，但並不是她在做夢。床頭櫃上放著格里沙照片的相框也震個不停。梳妝台玻璃檯面上的化妝品瓶也不斷發出“叮噹、叮噹”的撞擊聲。
她跳下床，走到打開的窗前。天空已經出現了微光。附近的大街上傳來轟轟隆隆的聲音，但坦尼婭不知道聲音的來源。她依稀感到一陣害怕。
她想把皮外套穿上，但馬上想起已經把它給了安娜。她飛快地套上藍色牛仔褲和毛衣，穿上鞋，匆匆地離開了賓館房間。儘管時間很早，但街上已經聚集起人群。她行色匆匆地往聲音傳來的方向走。
到了主幹道以後，坦尼婭馬上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噪音來自於轟隆行進的坦克。坦克在街上緩慢卻不可阻擋地前進，履帶發出難聽的喧鬧聲。駕駛坦克的是穿著蘇軍制服的年輕士兵，有的甚至還只是孩子。坦尼婭在黎明的微光下放眼望去，看見前前後後有幾十輛或上百輛坦克一直延伸到了查爾斯橋，以及更遠處。人行道上捷克人三三兩兩地站著，許多人還穿著睡衣，他們失望和迷茫地目睹著自己的城市被蘇聯人踐踏。
坦尼婭意識到，克里姆林宮的保守派贏了。捷克斯洛伐克被蘇聯入侵。希望隨著改革的轉瞬即逝而破滅了。
坦尼婭看了站在身邊的中年婦女一眼，這個女人戴著媽媽安雅每晚都會戴的老式發網。她的臉上已經掛滿了淚水。
這時，坦尼婭才感覺到自己的面頰也濕了。她已淚流滿面。
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的一周之後，喬治·傑克斯穿著內衣坐在自己家的沙發上，看著電視裡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現場直播。
午飯時他加熱了一罐番茄湯，就著鍋草草地喝下。喝完湯以後，他把殘留著黏稠湯汁的鍋順手放在了桌上。
他知道該去做什麼。他應該套上件西裝，找新工作，新女友，展開全新的生活。
但不知為何，他就是定不下心。
他知道什麼是沮喪，他知道自己現在的心情萬分沮喪。
他被電視畫面上芝加哥警察的橫衝直撞稍微分了下心。幾百名示威者平靜地坐在會議中心外的路邊。警察揮舞著警棍，殘暴地擊打著他們中的每一個人，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直播的電視鏡頭中犯罪——或者說，雖然知道，但根本無所謂。
有人命令放警犬咬示威者，這個人很可能是戴利市長。
喬治大略估計了一下政治局勢。非暴力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已經走到了盡頭，馬丁·路德·金和鮑比·肯尼迪的死說明這種策略完全錯了。黑豹黨才是對的。戴利市長、羅納德·裡根州長、總統候選人喬治·華萊士和他們手下推崇種族主義的警察頭子會用暴力來打擊一切不符合他們口味的人。黑人和美國社會一切要挑戰恃強凌弱社會現象的人只有用槍來保護自己。現在，芝加哥警察正在用以往對待黑人的方式對待中產階級的白人青年。鬥爭策略的確不改不行了。
門鈴響了。喬治皺起眉，不知這個時候誰會來。這個時候他不想和任何人說話，不希望家裡會來客人。他沒理睬門鈴聲，希望來人會自行離開。門鈴又響了。我也許不在家，他琢磨著，來人怎麼會知道他在家呢？門鈴固執地響了第三次，喬治意識到來人不見到他是不會走了。
他開了門。來的是他母親。杰姬帶來了一鍋蓋著蓋子的燉雜燴。
杰姬上下打量了他一遍。 “我就知道會這樣。”她直接走進了喬治的房間。
杰姬把鍋放在喬治的爐子上，打開火，開始燉。 “去洗個澡，”她告訴兒子，“刮乾淨臉上的鬍子，穿上體面的衣服。”
喬治想爭辯，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爭辯的力氣。照著杰姬的話做應該更容易一點。
杰姬開始收拾屋子。她把湯鍋放進水槽，疊好隨處亂扔的報紙，最後打開了窗戶。
喬治回到自己的房間。他脫掉內衣，洗了個澡，然後又刮了鬍子。但明天起床以後，他多半還會保持剛才那副樣子。
喬治穿上卡其褲和鈕扣領的藍襯衫回到客廳。燉肉確實很香。杰姬擺好飯桌。 “快坐下，”她說，“晚餐準備好了。”
杰姬用番茄醬、青椒和乳酪塊燉了雞。喬治無法抵擋食物的誘惑，吃下去兩大勺。杰姬洗好餐具以後，喬治負責擦乾。
他們一起坐在沙發上收看大會的實況轉播。亞伯拉罕·雷比科夫參議員正在發言，在最後一刻提名喬治·麥克格文作為各方都能接受的候選人。他的話掀起了一陣波瀾：“如果喬治·麥克格文能當上美國總統，那芝加哥的警察就不能像蓋世太保那樣在街上胡作非為了。”
杰姬說：“老天，他當眾對芝加哥的警察提出了控訴。”
會議廳一下子安靜下來。這時導演把鏡頭切給戴利市長。他臉色通紅，脖子上青筋直露，兩隻眼睛像青蛙一樣凸出。一時間他和手下的警察一樣忘了自己在電視上，憤怒地對雷比科夫狂吼。
麥克風沒能錄到他說的話。 “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喬治自言自語地說。
“我能告訴你。”杰姬說，“我會讀唇語。”
“我從來不知道。”
“九歲的時候，我生病耳聾了。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出病因，通過手術治療，我的聽力恢復了。但我一直記得讀唇的技巧。”
“媽媽，證明一下，告訴我，戴利市長對亞伯拉罕·雷比科夫說了什麼。”
“他說：'去你媽的，你這個猶太人生的狗雜種。'”
瓦利和杜杜住在芝加哥希爾頓酒店十五樓，尤因·麥卡錫競選總部就在這一層。大會最後一天，週四午夜回房時他們又累又沮喪。他們失敗了——約翰遜的副手赫伯特·漢弗萊最終被提名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競選將在兩位支持越南戰爭的政客之間展開。
他們連抽大麻的興致都沒。因為害怕被新聞界逮到攻擊麥卡錫的把柄，他們已經有段時間沒有吸大麻了。他們看了會電視，上了床，傷心得沒有做愛。
杜杜說：“該死，還有兩個星期我就要回學校上學了。我實在沒心思去上學。”
“我想我會錄盤唱片，”瓦利說，“我又創作了幾首新歌。”
杜杜感到狐疑。 “你覺得能和戴夫恢復以前的關係嗎？”
“我想和他恢復朋友關係，但他不太會肯。打電話告訴我探訪柏林家里人的時候，他的語氣很冷淡，不過他真是為我做了件大好事。”
“上帝啊，我們真的傷到了他。”杜杜的語氣悲傷。
“他的事業倒發展得不錯，出了個人專輯，還製作了自己的電視談話類節目。”
“那你怎麼錄唱片？”
“我去倫敦錄。劉會為我擊鼓，布茲會彈貝斯：他們都對戴夫拆散樂隊而懷恨在心。我會和他們把曲子大體錄一遍，然後加上我自己的歌聲，之後再花點時間增加一些吉他聲和和音，也許還會增添一些撥弦和號角聲。”
“喔，看來你真的用過心了。”
“會花上些時間，我已經有半年沒進過錄音棚了。”
門口突然傳來“砰”的一聲，從玄關照進來一束強光，瓦利吃驚和害怕地意識到有人破門而入。他把床單扔在一旁跳下床，高聲對來人喊：“該死，到底怎麼回事？”
房間燈亮了，兩個穿著制服的警察穿過被擊碎的門走到他們面前。瓦利問警察：“究竟怎麼回事？”
警察沒有回答，其中一個警察拿起警棍，對他進行擊打。
瓦利試圖閃躲，警棍雖然沒落在他的頭上，但還是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痛苦地叫了起來，杜杜則尖聲大喊。
瓦利抓著受傷的肩膀退到床邊。警察再次舉起警棍。瓦利往後一躍，跳上床，警棍砸在了他的腳上。瓦利疼得不能自製，痛苦地發出嗚咽。
兩個警察齊齊地舉起警棍。瓦利翻過身，用身體護住杜杜。一根警棍打向了他的背，另一根警棍打向他的大腿。杜杜告訴喊：“請你們快停下，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別再打他了。”
瓦利又遭到兩次重擊，覺得自己就要昏過去了。突然，擊打停止了，警察踏著沉重的靴子穿過房間，離開了。
瓦利從杜杜身上翻下來。 “該死的，還真疼啊。”他說。
杜杜跪在地上，試著查看瓦利身上的傷勢。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幹？”杜杜問。
瓦利聽到房間外面傳來更多門被砸破的砰砰聲，以及更多人被拖下床遭受毆打而發出的尖叫聲。 “芝加哥警察可以任意妄為，”他說，“這裡比東柏林的情況還要糟糕。”
十月，在一架飛往納什維爾的飛機上，戴夫·威廉姆斯坐在一個尼克松支持者身旁。
戴夫去納什維爾錄張唱片。位於納帕河谷的黛西莊園裡，他自己的錄音棚還在裝修。其次，一些著名音樂家住在納什維爾。戴夫覺得，搖滾樂變得太循規蹈矩了——混合迷幻樂和二十分鐘吉他獨奏，他要製作一張專輯，採用經典的兩分鐘流行歌曲，類似《我最好朋友的女友》《我在葡萄樹間聆聽》和《越野越強》。另外，他知道瓦利正在倫敦錄製個人專輯，他不想落在後面。
他去納什維爾還有另一個理由。搖滾樂全球巨星巡演中和他調情的露露·斯莫這時正在納什維爾當伴唱。他需要有人幫他忘掉杜杜。
戴夫手里報紙上的頭版照片來自正在墨西哥城舉辦的奧運會，照片拍攝的是兩百米短跑的頒獎儀式，金牌獲得者是打破兩百米世界紀錄的美國黑人托米·史密斯。銀牌獲得者是澳大利亞白人選手，另一個美國黑人獲得了銅牌。三個人都在自己的奧林匹克選手服上戴上了人權徽章。奏響《星條旗進行曲》的時候，兩人低下頭，舉起拳頭做出了象徵黑人權利的致敬禮。報上登的就是他們敬禮時的照片。
“真丟臉。”頭等艙裡坐在戴夫旁邊的人說。
那人大約四十來歲，穿著西裝、白襯衫，打著根領帶。他從一個文件包裡拿出一沓厚厚的打印文件，正用一支圓珠筆在上面作標註。
在飛機上，戴夫一般不和陌生人說話。只要一談話，對話總會往當個流行巨星感受怎樣的方向轉，戴夫不喜歡談論這個話題。但身邊的這個陌生人顯然不知道戴夫是誰。戴夫不知道這種人整天都在想些什麼。
鄰座又說：“我希望國際奧委會的主席把他們扔出奧運會，這些人真他媽該死！”
“國際奧委會主席名叫艾弗里·布倫戴奇，”戴夫說，“報紙上說，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他就抵製過德國人行納粹禮。”
“我也反對行納粹禮，”這位商人說，“奧運會比賽應該與政治無關。我們的運動員是作為美國人在參賽。”
“贏得比賽和參軍的時候他們是美國人，”戴夫說，“但當他們想買你家隔壁房子的時候，他們卻又是黑人了。”
“事實上我贊成種族平等，但循序漸進肯定好過快速切換。”
“也許在美國社會做好完全平等的準備之前，我們在越南應該有一支全都是白人的軍隊。”
“我也反對戰爭，”商人說，“如果越南人犯傻想加入共產黨，那就隨他們去。我們應該擔心的是美國的共產黨人。”
戴夫覺得和他的想法相差太遠。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為電台拉廣告。”他向戴夫伸出手，“我叫容·瓊斯。”
“我叫戴夫·威廉姆斯。我是做音樂的。如果不介意的話，我想問十一月你準備投誰的票？”
“尼克松。”瓊斯毫不猶豫地說。
“你反對戰爭，又同意循序漸進地實現種族平等，這應該是漢弗萊的主張啊！”
“我才不管什麼政治主張呢！我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要養，還有汽車貸款和房屋貸款，這才是我關心的頭等大事。我努力奮鬥當上了地區銷售經理，希望在幾年後當上全國銷售經理。我為這個目標竭盡心力，不想被任何人擋道：引發騷亂的黑人別想擋我的道，嗑藥的嬉皮士別想擋我的道，為莫斯科工作的共產黨人別想擋我的道，赫伯特·漢弗萊這個沒種的自由主義者更別想擋我的道。我不在乎你對尼克鬆有何看法，我只想告訴你，他代表著像我這樣的很多人。”
戴夫感覺厄運將至，尼克鬆的取勝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喬治·傑克斯穿上白襯衫和西裝，戴上領帶，幾個月來第一次前往賽馬俱樂部和瑪麗亞·薩默斯吃午飯。午餐的邀約是瑪麗亞提的。
他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瑪麗亞和杰姬談過。杰姬告訴瑪麗亞喬治整天在家裡無所事事。瑪麗亞肯定會讓他振作起精神。
他一點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人生已經被毀了。鮑比死後，總統將在漢弗萊和尼克松中產生。沒有任何辦法能製止戰爭、實現種族平等，新總統甚至無力阻止警察肆意毆打他們討厭的人。
不過他還是答應了瑪麗亞的邀約。他們已經好長時間沒見面了。
成熟的瑪麗亞越髮美麗。她穿著黑裙子，深色短外套，頸間戴著一串珠寶，表現出了司法部中級官員應該有的自信和權威。她沒要雞尾酒，而是直接點了餐。
侍者走後，瑪麗亞對喬治說：“這次是你沒扛過去。”
喬治知道瑪麗亞是在拿他對鮑比遇刺的悲痛和她失去肯尼迪總統的痛苦作對比。
“心裡破開了個口子以後，就再也彌補不了了。”瑪麗亞說。
喬治點點頭。瑪麗亞說得很對，這種悲痛很難忘卻。
“工作是最好的解藥，”瑪麗亞說，“還有時間。”
喬治意識到，瑪麗亞已經從失去總統的悲痛中恢復過來了。瑪麗亞顯然比他更痛苦，肯尼迪總統不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情人。
“你幫了我，”瑪麗亞說，“你幫我在司法部找了份工作。司法部的新環境和新挑戰成了我的救贖。”
“你沒有新男友嗎？”
“沒有。”
“你仍然一個人住嗎？”
“我有兩隻貓，朱利葉斯和露比。”
喬治點點頭。獨身狀態有助於瑪麗亞在司法部立足。司法部上層不願提升可能懷孕和離職的已婚婦女，願意保持獨身的老姑娘能獲得更多的機會。
菜上來了，他們安靜地吃了幾分鐘菜。過了一會兒，瑪麗亞放下刀叉。 “喬治，我想要你重回職場。”
喬治被她的關切所打動，對她重建人生的決心深感欽佩，但卻一點勁頭都提不起來。他無助地聳了聳肩：“鮑比死了，麥卡錫沒取得提名，我還能為誰工作呢？”
瑪麗亞說出了一個令他感到驚訝的名字：“福塞特·倫肖律師事務所。”
“給那家沒良心的律師事務所打工嗎？”喬治從哈佛畢業時就拿到過福塞特·倫肖律師事務所的錄取資格，後來因為參加自由之行取消了。
“你可以做他們的民權律師。”瑪麗亞說。
喬治對這種諷刺的對比感到很興奮。七年前，他因為參加民權運動而被取消了在福塞特·倫肖律師事務所工作的資格，現在他卻有望當上這個律所的民權律師。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感覺開始好了一些。
“你在司法部和國會山都工作過，你的資源對他們來說是無價之寶，”她說，“另外，現在對華盛頓的律師事務所來說，有個黑人律師是件非常時髦的事情。”
“你怎麼知道福塞特·倫肖律師事務所需要律師呢？”喬治問。
“我們的工作和他們有很多交集，經常需要敦促他們的客戶遵守政府法令。”
“我可不想代表那種違犯民權法令的公司。”
“就把這當作一種學習體驗吧。你可以學到有關平等的法規是如何實施的。如果哪天你重返政壇，這會對你大有裨益。同時，你還會賺到很大一筆錢。”
喬治不知道自己是否會重返政壇。
他抬起頭，看見父親穿過餐館向他走來。格雷格說：“我剛吃了午飯——能和你們一起喝杯咖啡嗎？”
喬治覺得這個巧合很可能是瑪麗亞安排好的。他記得福塞特·倫肖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老倫肖是格雷格兒時的玩伴。
瑪麗亞對格雷格說：“我們正談到讓喬治重返職場的事呢！福塞特·倫肖律師事務所要他過去。”
“倫肖跟我提了。你對他們很有用，你在司法部和國會山的關係是他們夢寐以求的。”
“尼克松看來會當上總統，”喬治有些顧慮，“我的大多數線人都是民主黨人。”
“他們仍然會對你有用。尼克鬆在總統的位置上應該坐不長。他終將會身敗名裂的。”
喬治驚奇地揚起眉毛。格雷格是自由派的共和黨人，希望尼爾森·洛克菲勒這種人出任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儘管如此，喬治還是對父親的背離感到吃驚。 “你覺得呼籲和平的運動會摧毀尼克松嗎？”喬治問。
“做夢去吧。但他會以另一種方式毀滅。尼克松不是林登·約翰遜，尼克松熟知外交政策——興許比華盛頓大多數人都懂。別被他有關共產黨人的愚蠢演講矇騙，那隻是說給住活動住房的支持者們聽的。”格雷格對政治相當內行，“尼克松會把美國帶出越南戰爭的泥沼，他會說我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和平運動影響了我們的軍事實力。”
“那為什麼尼克松還會身敗名裂呢？”
“迪克·尼克松愛撒謊，”格雷格說，“尼克松只要一張開他那張該死的嘴，就沒有一句真話。1952年共和黨入主白宮以後，尼克松宣稱在政府裡發現了幾千名奸細。”
“你們找到了多少？”
“一個都沒找到。作為年輕的共和黨眾議員，我對當時的事情一清二楚。他告訴媒體，我們在卸任的民主黨政府文件裡發現了一份讓美國走向共產主義的計劃書。記者們要求查看這份計劃書。”
“他根本拿不出這份計劃書。”
“是的。他還說他還找到了一份美國共產黨的秘密備忘錄，備忘錄中詳細記載了滲透民主黨的計劃方案。這份備忘錄同樣沒人見過。我猜迪克的媽媽從來沒告訴過他撒謊是項大罪。”
“政治上的欺騙太多了。”喬治說。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充滿了欺騙。但很少有人像尼克松那樣不知廉恥地整天撒謊。他根本就是個騙子，壞到骨子裡了。目前為止，尼克松還沒有因為欺騙而受過懲罰。普通人可以撒謊，但總統不一樣。記者們知道他們在越南戰爭的問題上受了騙，因此他們會越來越認真地審視政府之後的一言一行。迪克很快會被他們抓到現行而倒台。告訴你，就算到那時他也不會悔改，他會說記者和他完全一樣。”
“希望你是對的。”
“喬治，投入工作吧，”格雷格請求道，“有很多地方可以讓你發揮。”
喬治點點頭。 “好吧，我會考慮。”
克勞斯·克勞恩長著一頭紅發。他的頭髮是深紅色的，但身體其他部分的體毛卻是薑黃色的。麗貝卡特別喜歡克勞斯腹股溝到肚臍那塊三角形的體毛。進行兩人喜歡的口交時，麗貝卡常看著那裡。
她躺在克勞恩的肚子上，把指尖插入他的頭髮。這是個週一的晚上，他們一起待在克勞恩的公寓裡。麗貝卡不用在周一晚上開會，但她假裝有會，伯納德會配合著假裝相信她。
在兩處輪流住很好安排，心裡卻很難適應。麗貝卡無法把克勞恩和伯納德分隔在心房的不同兩處，最後她只能放棄。她為自己對伯納德的不忠感到有罪。但這種罪惡卻換來了一個喜歡她的男人熱情而令人舒適的性愛。伯納德也默許了。麗貝卡一次次告訴自己，這種安排是行得通的。
這年頭人人都在偷情。人們像飛蛾撲火一樣地渴求愛。麗貝卡不是嬉皮士——她是個教師，還是個受人尊敬的市議員——但如同無意中會吸些大麻一樣，麗貝卡同樣也被濫交的大環境所影響。有何不可呢？她常這樣自問。反正造不成什麼傷害。
回首迄今為止的三十七年人生，麗貝卡只對幾件自己沒有做的事感到後悔：她沒能看清壞透了的第一任丈夫；沒有在可能的時候為伯納德生個孩子；沒有早幾年逃脫東德的暴政。
至少今後回首往事的時候，麗貝卡不會為沒和克勞斯窮盡魚水之歡再悵然若失了。
克勞斯問：“你快樂嗎？”
是的，她心想，當短暫忘了伯納德的時候我很快樂。 “當然，”她說，“不然我就不會擺弄你的陰毛了。”
“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時間，但時間實在太短了。”
“我知道。我也想有第二種人生，能整天和你在一起。”
“如果週末能在一起我就滿足了。”
想改變話題已經太遲了，麗貝卡知道這個問題早晚會被提及。她一時忘卻了呼吸。
麗貝卡一直擔心將要面臨的這一刻。週一晚上對他們來說已經遠遠不夠了。克勞斯或許對這種一周一次的安排從來沒滿足過。 “真希望你沒這麼說。”麗貝卡對克勞斯說。
“你可以找個護士照顧伯納德。”
“我知道。”
“我們可以開車去沒人認識我們的丹麥，住在一家不大的海邊旅館。沿著漫無邊際的海灘，呼吸瀰漫海水鹹味的空氣。”
“我也想這樣，”麗貝卡站起身，她心煩意亂地尋找著自己的內衣，“問題是什麼時候會比較合適。”
“不必著急，我沒強迫你。”
“我知道，你很為我著想。”
“如果你不想整個週末都離開家，我們就不特別安排。”
“週末不行。”麗貝卡找到內褲穿上了，又去拿胸罩。
“那你為何現在就穿上衣服呢？我們至少還有半小時啊！”
“一開始，我就對自己發誓，要在不可收拾前懸崖勒馬。”
“不！抱歉我有了和你共度週末的想法。我保證不再提了。”
“不是這個問題。”
“問題在哪兒？”
“在我身上。我很想和你去丹麥過週末，甚至比你還想。”
克勞斯表情疑惑。 “那為什麼……”
“所以要我作出選擇的時候到了。我無法同時去愛你們兩個。”麗貝卡拉上裙子的拉鍊，穿上鞋。
“選我吧，”他乞求道，“你已經陪了他六年了。這難道還不夠嗎？他怎麼會感到不滿足呢？”
“我對他發過誓。”
“那就違背好了。”
“違背諾言的人在人格上很渺小，就像身體上缺了一塊似的。這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比真正殘疾還要糟糕。視發誓為兒戲的人在靈魂上殘缺了一塊。”
他的表情很羞愧：“你說得對。”
“克勞斯，謝謝你愛我。我會永遠記住週一晚上的每分每秒。”
“我不相信我竟然失去了你。”克勞斯背過臉去。
麗貝卡想再吻他一次，但決定還是算了。
“再見。”說完，她就離開了。
選舉終於迫近了。
九月時，卡梅隆確信理查德·尼克鬆就要贏了，他感到欣喜若狂。尼克鬆在民意調查中遙遙領先。芝加哥民主黨大會期間警察引起的騷亂時時迴盪在電視觀眾的腦海中，嚴重敗壞了尼克鬆對手赫伯特·漢弗萊的形象。但到了十月，卡梅隆才發現選民是健忘的，漢弗萊在逐漸縮小和尼克鬆的差距。選舉前的星期五，哈里斯民意調查表明，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比百分之三十七領先三個百分點。週一，蓋洛普民意調查表明，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二比百分之四十領先兩個百分點。選舉日當天的哈里斯民意調查說，漢弗萊稍稍領先了一個“身位”。
選舉日的晚上，尼克松住進了紐約的華道夫賓館。卡梅隆和一些主要志願者集中在配備有電視、冰箱裡裝滿啤酒的很不錯的房間裡。卡梅隆看著身邊的眾人，興奮地揣測著尼克松如果獲勝的話，這些人有多少可以進入白宮。
在競選的過程中，卡梅隆結識了一個長相普通、做事認真的女孩，名叫斯蒂芬妮·馬普爾。無論是為了慶祝勝利，還是失敗後相互安慰，卡梅隆都想尋求和她上床的機會。
十一點半時，他們在電視上看見長期以來一直擔任尼克松新聞助理的赫伯·克萊因正在七層樓之下的新聞發布廳發表講話。 “我們仍然以三百到五百萬張選票的優勢領先，我想現在是三百萬張。”卡梅隆和斯蒂芬妮對視了一眼，會意地揚起了眉毛。他們知道赫伯根本就是在胡說八道。到午夜為止，漢弗萊在已經統計的選票中領先了六十萬張。午夜過後，傳來了更令卡梅隆感到失望的消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說漢弗萊贏得了紐約州——不是一丁點兒，而是整整五十萬張選票。
這時，人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比東部晚三個小時截止計票的加利福尼亞州身上。好在尼克松贏得了加利福尼亞。接下來就看伊利諾斯的了。
沒人可以預測得準伊利諾斯州的選舉結果。伊利諾斯州民主黨大佬、芝加哥市市長戴利經常明目張膽地說謊。戴利的權威會被電視直播中警察欺凌孩子的畫面削弱嗎？他對漢弗萊的支持可靠嗎？漢弗萊曾經含沙射影地批評過戴利，他說：“去年八月的芝加哥充滿了痛苦。”恃強凌弱的人容易被激怒，據說戴利一直對漢弗萊的批評耿耿於懷，他的支持並不是那麼地真心實意。
無論是何種原因，最終戴利並沒把伊利諾斯交給漢弗萊。
當電視裡宣布說尼克松以十四萬張選票的優勢獲勝時，尼克鬆的志願者們爆發出海嘯般的歡呼聲。競選結束，尼克松贏了。
相互慶祝了一會兒以後，志願者們各自回房，他們要在明早尼克鬆發表勝利演講之前小睡幾個小時，卡梅隆小聲對斯蒂芬妮說：“再喝一杯吧！我的房裡放了一瓶酒。”
“不喝了，謝謝你，”斯蒂芬妮說，“我已經很累了。”
卡梅隆隱藏著自己的失望。 “改天吧。”
“好的。”
回房間的路上，卡梅隆遇見了約翰·埃利希曼。 “先生，祝賀您。”
“卡梅隆，我也祝賀你。”
“謝謝。”
“你什麼時候畢業？”
“六月。”
“畢業後來找我，我也許可以給你找份活兒乾。”
這正應了卡梅隆的希望。 “謝謝你！”
儘管被斯蒂芬妮拒絕，但回房時卡梅隆依然情緒高漲。他設了鬧鐘，倒在床上，筋疲力竭但精神亢奮。尼克松贏得了選舉。自由主義橫行的六十年代終於過去了，從現在開始人們想得到什麼必須要工作，而不是通過遊行去爭取。美國將再次成為一個強大、保守、富有的法治社會。華盛頓將成立一個全新的政府。
卡梅隆將是其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