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一個下雨的星期一，麗貝卡·霍夫曼被秘密警察召了去。
這個早晨開始得平平常常。麗貝卡的丈夫漢斯開著他那輛棕色的特拉貝特500送她去上班。柏林中心城區優雅的街道仍然留有戰時轟炸造成的裂紋，街道邊新建的混凝土樓房像無法嚴絲合縫的假牙，高高低低地矗立著。漢斯一邊開車一邊想著自己的工作。 “法庭為法官、律師、警察和政府服務——卻單單忘了罪惡的受害者，”他說，“這一般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法庭當然更應該為所有人服務。我的同事們似乎沒意識到這一點。”漢斯在司法部上班。
“我們結婚差不多快一年了，認識你也有兩年了，但我還沒見過你的任何一位同事。”麗貝卡說。
“他們會讓你生厭的，”漢斯飛快地回答，“他們都是律師。”
“有女同事嗎？”
“沒有，至少我們部門沒有。”漢斯在司法部做管理工作——指派法官，排定審判日程，管理法院大樓。
“可我還是想見見他們。”
漢斯是個意志堅強的人，很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麗貝卡發現丈夫眼中閃過了熟悉的怒火。他努力克制住了。 “我會安排的，”他說，“也許可以找個晚上一起去酒吧。”
漢斯是麗貝卡遇見的第一個能和父親相提並論的男人。他自信又威嚴，但總是願意傾聽她的話。他的工作不錯——東德有車的人非常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大多數人都是堅定的共產黨員，但是漢斯不同，他出人意料地和麗貝卡持有同樣的政治懷疑論。和她的父親一樣，漢斯高大英俊，穿著體面。他就是她一直在等的那個男人。
戀愛時麗貝卡只是短暫地懷疑過漢斯一次。他們遭遇了一起輕微的撞車事故。撞上他們那輛車的司機斜著從側面的街道沖出來，應該負事故的全責。這種事每天都在發生，漢斯卻暴怒了。儘管兩輛車損失都不大，可他卻叫來了警察，出示司法部的工作證使對方的司機因危險駕駛的罪名鋃鐺入獄。
事後他為自己的失控對麗貝卡道了歉。她被他的眥睚必報嚇壞了，幾乎要結束兩人之間的戀愛關係。但漢斯卻解釋說這是工作壓力大的緣故，自己平時不是這樣。麗貝卡相信了他。她的信任沒錯——漢斯之後再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當他們約會一年，每逢週末同居了半年的時候，麗貝卡納悶為什麼漢斯遲遲沒有對她求婚。他們早已經成人：她二十八歲，他三十三歲。麗貝卡只好開口問漢斯願不願意和她結婚。漢斯有些吃驚，但也同意了。
漢斯把車停在她的學校外。學校設在一幢設施良好的現代化大樓內——共產黨人對教育非常重視。大樓外面，五六個少年正在樹下吸煙。麗貝卡無視他們的注視，親了親漢斯的嘴唇，下了車。
男孩們禮貌地和她打了招呼。但在趟過校園裡的水塘時，麗貝卡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向她軀體投來的熱切目光。
麗貝卡來自一個政治世家。希特勒當政以前，她的外祖父是德國國民議會的社會民主黨黨員。在東德戰後的短暫民主期間，她媽媽曾是柏林的社會民主黨市議員。但在東德實行共產黨專政的當下，麗貝卡看不到參政有什麼前途。於是她把理想放在了教育上面，希望下一代少一點教條主義，多一點慈悲和聰慧。
在教職工辦公室，麗貝卡看了眼告示板上的非常時期課程表。今天她的課大多是兩班大課，兩組學生擠在一間教室裡上課。麗貝卡教的是俄語，但她也必須要教一節英語課。麗貝卡不說英語，但從年已七十卻依然矍鑠的英國外祖母茉黛那裡，她略略學了一點。
這是校方第二次安排麗貝卡上英語課，她開始琢磨課文了。前一次上英語課的時候，她用了美軍士兵的傳單，那份傳單向美國兵講解了和德國人打交道的技巧：學生們覺得傳單的內容相當好笑，但從中學到了很多。今天她也許會在黑板上抄一首學生們耳熟能詳的英語歌——比如美軍電台常放的《扭腰舞》——讓學生們將其譯成德語。這算不上是常規的英語課，可她也只能做到這樣了。
因為半數教師移民去了月薪比東德高三百馬克、人民自由的西德，學校裡的教師特別短缺。這樣做的不只是老師。移居西德的醫生，收入能夠翻一倍。麗貝卡的媽媽卡拉是東柏林一家大醫院的護士長，她正因為醫生和護士的短缺而焦頭爛額。工人，甚至士兵也一樣，缺人是一個全國性的危機。
麗貝卡在筆記本上潦草地寫下《扭腰舞》的歌詞，試著記住“我的小妹妹”這一段。這時，副校長走進了教師辦公室。伯納德·赫爾德大概是麗貝卡除了自己家人以外最好的朋友。他身材瘦長，是個年過四十的黑髮男子，額頭上有道青色的疤痕，是他在戰爭最後時刻堅守施勞弗高地時留下的。他教物理，但和麗貝卡一樣對蘇聯文學有興趣，兩人每週總有幾次一起在午餐時吃三明治。 “大家聽好了，”他說，“我帶來了一條壞消息，安塞姆離開了。”
教師們小聲交流起來，表情都很驚訝。安塞姆·韋伯是學校的教導主任，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這是成為教導主任的必要條件。但在西德的繁榮和自由面前，韋伯的原則似乎土崩瓦解了。
伯納德繼續說：“在任命新的教導主任前，我將代理這一職務。”麗貝卡和學校其他所有教師都覺得伯納德應該得到這個職位，如果做教導主任是完全憑個人能力的話。但因為不願加入統一社會黨——實際的共產黨，伯納德被排除在外。
因為同樣的原因，麗貝卡也永遠當不上教導主任。安塞姆曾經懇求她入黨，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麗貝卡看來，加入統一社會黨幾乎和住進瘋人院一樣，假裝周圍的人都沒有瘋。
當伯納德詳述非常時期課程安排的時候，麗貝卡琢磨著新的教導主任何時會來。一年之後嗎？這場危機會持續多久？沒人知道。
在上第一節課前她看了看自己的信箱，裡面空空如也，那封信還沒有送到。也許郵遞員也去西德了吧。
足以改變人生的那封信仍在路上。
她的第一節課是和一群十七八歲的孩子討論俄國著名作家普希金的敘事詩《青銅騎士》。當上教師以後，麗貝卡每年都會教這首詩。和以往一樣，她引導學生們使用蘇聯的傳統分析法，告訴他們普希金站在民眾的立場上，有效地解決了個人利益和社會責任的衝突。
午飯時，麗貝卡把三明治帶到教導主任的辦公室，和伯納德隔著一張龐大的辦公桌相對而坐。她看著架子上放的馬克思、列寧及東德共產黨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的廉價陶像。伯納德發現她在看那些陶像時忍不住笑了起來。 “安塞姆太狡猾了，”他說，“這些年來他一直假裝是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者，現在卻一走了之。”
“你沒想過離開這裡嗎？”麗貝卡問伯納德，“你離婚了，又沒有孩子，毫無束縛。”
伯納德四處看了看，似乎想知道有沒有人在偷聽他們的對話：然後他聳了聳肩。 “我想過這件事——誰又沒想過呢？”他說，“你呢？你爸爸反正也在西德上班，不是嗎？”
“是的。他在西柏林有個生產電視機的工廠。但我媽媽堅持要留在這邊。她說與其躲避問題，不如解決問題。”
“我見過她，她是個鬥士。”
“沒錯。另外，馮·烏爾里希家已經在這幢房子裡住了好幾代了。”
“你丈夫呢？”
“他對現在的工作很盡心。”
“所以我不用擔心失去你了。很好。”
“伯納德——”麗貝卡欲言又止。
“說吧。”
“能問你一個私人問題嗎？”
“當然可以。”
“你是因為妻子有外遇而和她分手的嗎？”
伯納德語塞了，不過他回答了：“是的。”
“你怎麼發現的？”
伯納德後退了一下，露出痛苦的表情。
“你介意我問這個問題嗎？”麗貝卡不安地問，“是不是太私人了？”
“我不介意告訴你。”他說，“我找她對質，她承認了。”
“但是什麼讓你起疑心的呢？”
“許多不起眼的小事——”
麗貝卡打斷他的話說：“電話鈴響了，你拿起電話，沉默了幾秒鐘以後，對方把電話掛掉了。”
他點點頭。
她接著說：“你的配偶把撕成碎片的紙衝入馬桶，週末時常被叫去參加臨時召集的會議，晚上還經常花兩個小時寫些不能讓你看的東西。”
“親愛的，”伯納德傷感地說，“你不會是在說漢斯吧。”
“他是不是有了個情人？”麗貝卡放下手裡的三明治，她沒了食慾。 “老實說你怎麼想。”
“我為你感到難過。”
四個月前，在秋季學期的最後一天，伯納德吻過她一次。他們說了再見，互道聖誕快樂，他輕輕地抓住她的胳膊，低下頭吻了她的嘴唇。麗貝卡讓伯納德再也不要這樣做了，她說她仍願意做他的朋友。一月回到學校以後，兩人都裝作這件事從未發生過。幾個星期後，伯納德甚至告訴她，他已經和一個與他年紀相當的寡婦在約會了。
麗貝卡不想讓他抱有無望的幻想，但伯納德是除了家人以外她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而麗貝卡還不想讓家人因為這件事擔心，至少現在不想。 “我曾如此確信漢斯愛著我。”說到這，她的眼淚奪眶而出。 “我也愛著他。”
“也許他真的愛你，有些男人只是經不起誘惑罷了。”
麗貝卡不知道漢斯對兩人的性生活是否滿意。他從未對此有過抱怨，但兩人每週僅僅做一次愛，她覺得這對新婚夫婦來說未免太少了一點。 “我只想像媽媽那樣，有個自己的家庭。家人之間互相扶持，互相愛護。”她說，“我以為我能和漢斯一起擁有這些。”
“也許你仍舊可以，”伯納德說，“外遇不一定會導致離婚。”
“結婚第一年就有外遇呢？”
“我同意。這的確很糟。”
“我該怎麼辦？”
“你必須好好問他。他也許會承認，也許會否認，但他會知道，你已經知道了。”
“然後呢？”
“你想怎麼辦？你會和他離婚嗎？”
麗貝卡搖了搖頭。 “我永遠不會離婚。婚姻是一種承諾。不能因為於己無利就不遵守。即便有違自己的心意，也得遵守。這才是它的意義所在。”
“我正做了相反的事。你一定很看不起我。”
“我不會用我的道德標準去評判你或者其他人。我只是在談論我自己。我愛我的丈夫，希望他忠於我。”
伯納德帶著欽佩和遺憾笑了笑。 “希望能如你所願。”
“你是個很好的朋友。”
下午第一節課的鈴聲響了。麗貝卡站起身，把三明治放回包裝紙。她不會再去吃它了，但和大部分經歷過戰爭之苦的人一樣，麗貝卡對於把食物扔掉有種恐懼感。她用手帕擦了擦濕濕的眼睛。 “謝謝你的傾聽。”她說。
“我沒能安慰你。”
“不，你做到了。”說完麗貝卡便離開了教導主任的辦公室。
去上英語課的時候，麗貝卡才意識到自己沒有記完《扭腰舞》的歌詞。但長年的教學經驗使她能夠隨機應變。 “誰聽過一首名叫'扭腰舞'的歌曲？”一進教室她便大聲問。
學生們都聽過。
麗貝卡走到黑板前，拿起一個粉筆頭。 “歌詞是什麼？”
學生們同聲高喊起了歌詞。
麗貝卡在黑板上寫道：“來吧，寶貝，讓我們一起來扭腰。”然後她問：“這句話用德語該怎麼說？”
這時她完全忘卻了心中的憂愁。
下午課間休息時，麗貝卡在她的收信箱裡找到了那封信。她把它帶到了教師辦公室，拆信前，給自己衝了杯速溶咖啡。看信的時候，她的手一鬆，杯子掉在地上。
單頁紙上印著信頭：國家安全部。這是秘密警察的官方稱謂，私下里叫斯塔西。信是由一個叫舒爾茨隊長的人寫來的，這封信命令她到他位於總部的辦公室接受質詢。
麗貝卡擦乾淨她灑在地上的飲料，裝作沒事人一樣向同事們道了歉。然後她走進女廁所，把自己關在小隔間裡。她想在向人吐露這件事之前好好想想。
東德的所有居民都知道這些人人害怕收到的信。這意味著她做錯了什麼事——或許只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被暗探注意到了。她從旁人的描述中得知，堅持自己無辜毫無用處。秘密警察的態度，是認定了她在某件事上有錯，不然為什麼要質詢她呢。暗示秘密警察犯錯相當於質疑他們的能力，這等於犯下了另一宗罪。
她又看了一遍，發現約定的時間是今天下午五點。
她到底做了什麼？毫無疑問，她的家庭背景深受懷疑。她的父親，沃納，是個開工廠的資本家，他的工廠位於西柏林，東德政府無法觸及。麗貝卡的母親卡拉是個家喻戶曉的社會民主黨人。外婆茉黛，則是一名英國伯爵的妹妹。不過當局已經好幾年沒騷擾過他們家了。麗貝卡本以為，嫁給司法部的官員也許使他們家贏得了當局的認同。情況顯然不是如此。
她犯了什麼罪嗎？她有本喬治·奧威爾的反共寓言，這是禁書。她十五歲的弟弟，瓦利，愛彈吉他，還唱一些諸如《這是你的故土》之類的美國歌曲。麗貝卡有時也去西柏林參觀抽像畫展。而共產黨人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校監一樣對藝術很保守。
洗手時，麗貝卡看了看鏡子裡的自己。她看上去不是很害怕。她鼻樑高翹，下巴筆挺，還有雙堅定的棕色眼眸。她亂蓬蓬的黑色頭髮一絲不苟地捋到後面。她身材高大，端莊挺拔，有些人覺得她很有壓迫感。她可以面對一群十八九歲的孩子，用一句話讓他們安靜下來。
但其實她真的很害怕。讓她害怕的是，她知道斯塔西什麼都做得出來。沒有什麼可以束縛他們：對他們的抱怨本身就是一項罪名。這讓麗貝卡想起了戰爭結束時候的蘇聯紅軍。那時，蘇聯士兵可以劫掠、強姦、殺害德國民眾，並用這種自由肆意施虐。
這天的最後一節課是教授俄語中的被動語態，簡直是一團糟。這節課輕而易舉地成為了她當上一名合格的老師以後，上過最糟糕的一堂課。好在學生們能發現並寬容她所犯的錯，甚至在她找不到合適的詞彙時給她提示。他們的寬容總算使她挺了過去。放學以後，伯納德和幾個來自教育部的官員聚在教導主任的辦公室，多半是討論如何在半數教師離開的情況下讓教學繼續下去。麗貝卡不想默不作聲地去斯塔西總部，以防他們決定把她扣留在那裡。所以她給伯納德留了一張紙條，告訴他自己被傳召了。
隨後麗貝卡搭了輛公共汽車，穿過濕漉漉的街道，前往市郊利希滕貝格區的諾爾曼人大街。
斯塔西總部是幢新建的醜陋辦公大樓。它還沒完工，停車場上停著推土機，一邊的腳手架也沒拆。大樓在雨中顯得很猙獰，估計在陽光下也好不到哪裡去。
進門以後麗貝卡在想，自己還能否從這道門裡走出來。
麗貝卡走過開闊的中庭，向前台出示了自己收到的信，然後被護送進電梯上了樓。隨著電梯的升高，她感到越來越恐懼。出電梯以後，她踏入了一條牆壁被塗成可怖芥黃色的走廊。然後她被帶進一間只有張塑料檯面桌子和兩把金屬椅子的小房間。它充斥著刺激性的油漆味。把她帶進房間以後，陪同的人就離開了。
麗貝卡顫抖著獨自坐了五分鐘。要是抽根煙再來就好了，煙也許能使她鎮定下來。她強忍著沒哭。
舒爾茨隊長進來了。他比麗貝卡年輕一些——她猜他二十五歲左右。舒爾茨隊長手中拿著薄薄的一份文件。他坐下來，清了清嗓子，打開文件，然後皺起了眉頭。麗貝卡覺得他似乎想讓自己顯得很重要，心想這會不會是他的第一次訊問。
“你在弗里德里希·恩格爾中等職業技術學校任教，是嗎？”他問。
“是的。”
“你住在哪兒？”
她回答了他的問題，但覺得迷惑。秘密警察難道不知道她的住址嗎？這也許能解釋信為什麼寄到她的學校而不是家裡吧。
麗貝卡不得不說出了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和年齡。 “你在對我撒謊！”舒爾茨得勝似的說，“你說你二十九歲，你母親三十九歲，你母親怎麼可能十歲就生下你呢？”
“我是被收養的。”麗貝卡為能給出合理的解釋而大鬆了一口氣，“我的生父生母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被炸死了，一顆炸彈直接擊中了我們家的房子。”那時她十三歲。紅軍的炸彈落在柏林，整個城市一片廢墟。失去了父母的麗貝卡獨自一人，又害怕又徬徨。身為一個豐滿的青少年，她差點被一群蘇聯士兵挑出來強姦。幸虧卡拉自願獻身，挽救了她。但這段可怕的經歷卻使她對性事感到猶豫而緊張。如果漢斯沒能得到滿足的話，麗貝卡覺得必定是自己的錯。
她渾身一震，想把這段記憶從頭腦裡驅走。 “卡拉·弗蘭克從蘇聯人那裡……”麗貝卡及時終止了自己的陳述。即便東德的女人都知道發生在1945年的可怕事實，共產黨人就是不承認蘇聯紅軍士兵犯過強奸的罪行。 “卡拉救了我。”麗貝卡略過了容易引發爭論的細節，“之後，她和沃納合法收養了我。”
舒爾茨隊長把每句話都記了下來。文件上沒有太多的東西，麗貝卡心想，但肯定寫著些情況。如果舒爾茨對麗貝卡的家人知之甚少的話，讓他感興趣的又會是什麼事呢？
“你是個英語教師嗎？”舒爾茨隊長問。
“不是，我教的是俄語。”
“你又撒謊了。”
“我沒撒謊，之前我也沒撒謊。”麗貝卡乾脆地說。她吃驚地發現自己正在以挑戰的語氣跟一個秘密警察的隊長說話。她已經沒有剛才那般害怕了。也許這是種有勇無謀的表現。舒爾茨隊長也許年輕又沒經驗，她告訴自己，可他依然有能力毀了麗貝卡的生活。 “我的專業是蘇聯語言文學。”麗貝卡一邊說，一邊試著對舒爾茨隊長友善地笑了笑，“我在學校裡是俄語教研組組長。但我們學校有一半教師去了西邊。所以在課程安排上必須做一些改變。上一周，我上了兩節英語課。”
“看，我沒說錯吧！而你在課上用美國人的宣傳毒害了孩子們的思想。”
“老天，”麗貝卡呻吟道，“你是說給美軍士兵的建議嗎？”
舒爾茨隊長拿著一張寫了幾段話的紙讀了起來。 “上面寫著：'記住，在東德沒有言論自由可言。'這難道不是美國人的口號嗎？”
“我向學生們解釋過了，美國人對前馬克思時期的自由的理解非常膚淺，”她說，“我想你的線人肯定沒提到這點。”麗貝卡想知道這個告密者是誰。應該是個學生，或者是某個聽說了授課內容的家長。斯塔西的探子比納粹的還要多。
“建議中還有這樣一條：'在東德，不要找警察問路。和美國的警察不同，他們不會幫你的。'對這你怎麼說？”
“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麗貝卡問，“還沒成年的時候，你敢找Vopo詢問去最近的地鐵站怎麼走嗎？”Vopo是Volkspolizei的縮寫，也就是東德的警察。
“難道你找不到更適合於教孩子的教材了嗎？”
“你怎麼不自己來我們學校上節英語課試試？”
“我不會說英語！”
“我也不會！”麗貝卡喊道。她馬上為自己提高嗓音後悔了。但舒爾茨並沒有動怒。事實上他似乎有點被嚇住了，他確實沒什麼經驗。但麗貝卡不該大意的。 “我也不會。”她的聲音輕了一些。 “於是我只能就地取材，把任何能拿到的英語材料當教材用。”這時候一定要表現得很謙恭，她想。 “我顯然犯下了一個錯誤。隊長，我感到非常抱歉。”
“你看上去像是個聰明女人。”他說。
她眯縫起眼睛。這會是個陷阱嗎？ “謝謝你的讚揚。”她不卑不亢地說。
“我們需要聰明人，尤其是女人。”
麗貝卡被他說得摸不著頭腦。 “你指什麼？”
“睜大眼睛，看看周圍發生了什麼，讓我們知道這個國家都發生了些什麼事。”
麗貝卡大吃一驚。過了一會兒，她懷疑地問：“你是要我做斯塔西的線人嗎？”
“這是項於國有益的重要工作，”他說，“在青少年形成世界觀的學校裡，這項工作尤為重要。”
“我明白。”麗貝卡明白的是眼前這個年輕的秘密警察犯了個錯誤。他調查了她的工作情況，但對她那個臭名昭著的家庭完全一無所知。如果知道麗貝卡家庭背景的話，舒爾茨絕不會想和她有半點瓜葛了。
不難想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霍夫曼”是個非常常見的姓氏，“麗貝卡”這個名字也普普通通。菜鳥警察很可能調查了另一個麗貝卡·霍夫曼的背景資料。
舒爾茨又說：“做這項工作的人必須完完全全地誠實盡忠。”
這番自相矛盾的言論差點讓麗貝卡發笑。 “誠實盡忠？”她重複了一遍，“監視朋友算是誠實盡忠嗎？”
“當然，”舒爾茨似乎沒意識到其中的諷刺，“給我們當線人還有不少好處，”他壓低聲音說，“你會成為我們中的一員的。”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你無須現在決定。回家好好想想，但別和任何人討論。這事顯然必須保密。”
“這是自然。”麗貝卡開始感到有些釋然。舒爾茨很快會發現麗貝卡不適合承擔線人的工作，收回這項提議。但那時他就很難以資產階級鼓吹者的罪名控告麗貝卡了。她也許可以毫髮無損地逃過這一劫。
舒爾茨站起身，麗貝卡跟在後面。斯塔西總部之行就這樣順利結束了嗎？真是難以置信了。
他禮貌地為她敞開門，陪著她走進芥黃色的走廊。五六個秘密警察站在電梯門邊，起勁地談論著什麼。其中一個身影看上去非常熟稔：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略微有些駝背，身上穿著件麗貝卡再熟悉不過的淺灰色法蘭絨西裝。她一邊走向電梯，一邊難以理解地盯著那個身影。
是她的丈夫漢斯。
漢斯為什麼會在這裡？她先是害怕地以為漢斯也是來接受審訊的。但從他們站著的姿態來看，她馬上意識到漢斯不可能是送到這裡的嫌疑犯。
那他是什麼人呢？她的心害怕得“扑騰、扑騰”直跳，可她在怕些什麼呢？
也許司法部的工作需要他時不時地上這來一趟，她心裡想。這時她聽見有個人對漢斯說：“中尉，恕我直言……”她沒有聽清那人又說了些什麼。中尉？公務員可不會有什麼軍銜——除非他們在警察部門……
這時漢斯看見了麗貝卡。
麗貝卡看透了他的表情，男人很容易看穿。首先他困惑地皺起了眉，像是在不相應的地方遇見了熟人一樣，比如在圖書館裡看見一顆蘿蔔。證實了的確是麗貝卡以後，他震驚地瞪大了眼睛，嘴巴也微微地張開了一條縫。然而最讓麗貝卡最受打擊的卻是漢斯接下來的表情：他彷彿蒙受了恥辱似的臉頰通紅，眼神帶著明顯的罪惡感從她身上挪開。
麗貝卡沉默了很長時間，想弄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她在困惑中試探著招呼了一聲，“下午好，霍夫曼中尉。”
舒爾茨的表情又驚訝又恐懼。 “你認識中尉嗎？”
“我和他相當熟悉，”她產生了一個可怕的疑問，但盡力維持著鎮靜，“我開始想，他是不是監視我有一段時間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不是嗎？
“真的嗎？”舒爾茨蠢蠢地問。
麗貝卡死死地盯著漢斯，想知道他對她的猜測有何反應，希望他付之一笑，說出一個她可以接受的解釋。漢斯的嘴巴張著，似乎想說些什麼，但麗貝卡能看得出他並沒打算說真話。她看到的是一個絕望地圓謊，卻什麼都說不出來的男人。
舒爾茨快哭了。 “我可什麼都不知道啊！”
麗貝卡的目光一直沒離開漢斯，她說：“我是漢斯的妻子。”
漢斯的表情又變了，當罪惡感轉化為怒火以後，他一臉狂怒的神情。他終於開口說話了，但不是對麗貝卡說的。 “給我閉嘴，舒爾茨。”他說。
麗貝卡知道，自己的世界在轉瞬之間坍塌了。
舒爾茨非常吃驚。他沒理會漢斯的警告，而是開口問麗貝卡，“你真的是那位霍夫曼夫人嗎？”
漢斯火氣越來越大地跑到舒爾茨面前，滿是肌肉的右拳擊中了舒爾茨的面部。年輕人踉蹌著往後退，嘴唇流血了。 “你這個該死的王八蛋，”漢斯說，“你毀了我整整兩年艱辛的臥底工作。”
麗貝卡輕聲地自言自語著：“莫名其妙的電話，突然的緊急會議，撕碎的紙條……”漢斯沒有什麼情人。
但比有情人更糟。
麗貝卡精神恍惚，但她知道這是個機會，她可以趁其他人都不明所以，還來不及說謊編故事前查出真相。她努力維持專注，冷冷地問：“漢斯，你娶我就是為了監視我嗎？”
他盯著她，並不回答。
舒爾茨轉過身，踉踉蹌蹌地沿著走廊往前走。漢斯說：“抓住他。”電梯來了，麗貝卡在漢斯喊出下一句話前走進電梯：“逮捕那個傻瓜，把他扔進號子。”他轉身想對她說話，但電梯門關上了，她按下了前往底層的按鈕。
麗貝卡穿過天井，因為淚水而視線模糊。沒人上來跟她說話：痛哭不止的人在這顯然太常見了。她穿過大雨滂沱的停車場，找到了去公共汽車站的路。
麗貝卡的婚姻是場騙局。這讓她無法接受。她愛他，和他睡覺，嫁給他，而他卻一直都在欺騙她。不忠也許會被認為是一時的犯錯，但漢斯卻從認識她的那刻起就一直在對她撒謊。他一定是為了監視她才開始同她約會的。
漢斯無疑根本沒想過要娶她。原本他只是想以調情為手段登堂入室，但這場騙局過於順利了。當麗貝卡向他求婚的時候，他肯定非常震驚。也許他被迫做過選擇：在拒絕麗貝卡並放棄監視，和娶她並繼續監視之間。他的上司也許命令他要娶她為妻。她怎麼會被欺騙得如此徹底呢？
一輛公共汽車停在麗貝卡面前，她上了車，目光投向低處，坐到了後排，然後用雙手摀住臉。
麗貝卡回想起他們約會時候的事情。當她提起阻斷她之前戀情的話題時——她的女權主義思想，她的反共思想，和卡拉的親近——漢斯都給出了恰如其分的回复。這讓她覺得兩人奇蹟般地志趣相投。麗貝卡從來沒想到過，漢斯只是在她眼前演了一場戲。
公共汽車在廢墟和新建的樓之間穿梭，朝米特區的中心地帶駛去。麗貝卡試著思考未來，但腦子裡翻來覆去的都是過去的事情。她想起他們婚禮那天，蜜月以及婚後的第一個年頭，現在想來都是漢斯做的戲而已。他偷走了麗貝卡生命中整整兩個年頭。想到這裡，麗貝卡非常生氣，不禁停止了哭泣。
她回憶起自己向漢斯求婚的那個晚上。那時，他們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區的人民公園裡閒逛，在童話噴泉前的石雕烏龜前停住腳步。麗貝卡穿著一條海軍藍的裙子，最適合她的顏色。漢斯穿著一件新的花呢外套：儘管東德是片時尚的荒漠，他還是設法搞到了一件像樣的服裝。在漢斯的懷抱裡，麗貝卡覺得安全而且被珍視。她想要一個能夠共度一生的男人，漢斯就是這個人。 “漢斯，我們結婚吧。”麗貝卡笑著說。漢斯吻了吻她，回答說：“這主意非常棒！”
我是個傻瓜，她惱火地想，一個愚蠢的傻瓜。
有件事得到了解釋。漢斯從未想過要個孩子。他說他首先想晉升一級，有個自己的家。婚禮前漢斯從未提到過這點，考慮到兩人二十九和三十四歲的年紀，麗貝卡覺得非常吃驚。現在她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了。
下車的時候，她感到非常憤怒。她飛快地在風雨中行走，很快便到達了自己所住的高大的連棟房屋。從玄關打開的門往前廳看，母親正和戰後曾經同為社會民主黨市議員的海因里希·馮·凱塞爾熱烈地談論著什麼。麗貝卡沒有說話，飛快地從他們身邊走了過去。十二歲的妹妹莉莉正在餐桌旁做作業。客廳里傳來鋼琴的聲音：弟弟瓦利正在彈一首藍調樂曲。麗貝卡上了樓，徑直走向她和漢斯使用的兩個房間。
走進房間以後，麗貝卡首先看到的是漢斯搭建的模型。漢斯用整整一年的時間用火柴和膠水搭了一座等比例的勃蘭登堡門。所有漢斯認識的人都省下了自己的供給火柴。模型快要完工了，放在房間中央的小桌上。他已經搭好了中間的圓拱和兩側的基柱，正致力於雕琢城門頂端的四馬二輪戰車，這是整個搭建中最難的一部分。
漢斯肯定早已生厭了，麗貝卡苦澀地想。搭建這扇城門無疑是為了奉命和他不愛的女人共度夜晚的消遣。他們的婚姻和這個模型一樣，是對真實事物的拙劣模仿。
她走到窗前，看著雨中的景物。不一會兒，一輛棕色的特拉班500停在路旁，漢斯從車上走了下來。
他怎麼敢現在來這呢？
麗貝卡不顧被風刮進來的雨水，打開窗戶大喊：“快給我滾開！”
漢斯在濕漉漉的人行道上停住腳步，抬頭向上仰望。
麗貝卡注意到身邊的地板上放著一雙漢斯的鞋。這雙鞋是漢斯找的一個老鞋匠手工製作的。她拿起只鞋，把鞋扔向漢斯。儘管他躲了，鞋還是擊中了他的頭頂。
“你這個瘋婆娘！”漢斯喊道。
瓦利和莉莉走進房間。他們站在門邊，盯著成年的姐姐，就好像她變成了一個和以前完全不一樣的人。很可能，她是變了。
“你是因為斯塔西的命令才和我結婚的，”麗貝卡朝窗外大喊，“你說誰才是瘋子？”她扔下另一隻鞋子，但沒有砸中。
莉莉吃驚地問：“你們在幹什麼啊？”
瓦利偷笑著說：“這可真是瘋狂！”
兩位過路人停下腳步，看著這場鬧劇。有個鄰居出現在自己家的門口，饒有興致地看著這一切。漢斯狠狠地瞪著這些人。他是個自負的人，在眾人面前遭到戲弄讓他很惱火。
麗貝卡看著周圍，在找一件可以扔他的東西。她的視線落在用火柴搭建的勃蘭登堡門模型上。
模型粘在一塊夾板上。麗貝卡拿起模型。模型非常重，不過她能把它舉起來。
瓦利驚呼一聲：“哇！”
麗貝卡把模型拿到窗前。
漢斯大喊：“那是我的東西，你怎麼敢這樣！”
麗貝卡把夾板底座放在窗框上。 “你這個斯塔西走狗，你毀了我的人生！”她朝著漢斯大喊。
一個旁觀的女人在劈裡啪啦的雨聲中發出奚落的笑聲。漢斯憤怒地滿臉通紅，他看著四周，想知道誰在笑他，但他沒找到奚落他的那個女人。對漢斯來說，沒有比遭人嘲弄更糟的事情了。
他咆哮道：“臭娘們，把那個放回去，我用了整整一年才搭成那樣的。”
“我對我們的婚姻也盡心盡力了整整一年。”麗貝卡一邊說一邊舉起模型。
漢斯狂叫道：“我命令你，把我的模型放下來！”
麗貝卡把模型捧到窗外，放開了手。
模型在空中翻轉，夾板轉到上面，四馬二輪戰車落在了下方。麗貝卡覺得，模型的落地似乎用了很長時間，時空像是在這一刻停滯了一樣。過了好一會兒，模型才伴著紙被揉碎一樣的聲音落在地上。它炸裂開了，火柴四處飛濺，有的落在濕滑的馬路上，有的卡在了石頭縫裡。夾板平躺在地，夾板上的一切瞬間消失於無形之中。
漢斯久久地瞪著路面上的破碎模型，嘴巴震驚地大張著。
他鎮定下來，用手指指著麗貝卡。 “你給我聽好了，”那冰冷的聲音讓麗貝卡突然覺得非常害怕，“我告訴你，你會為此而後悔的。”他說，“我發了誓，一定要讓你和你的家人們餘生都為此而後悔。”
接著，他跳上車，開走了。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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