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1879—1880）是世界文學中的一部名著。它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於19世紀40年代中期登上俄國文壇，他的早期作品大都取材於小人物並以心理分析見長，如成名作《窮人》（1846）和中篇小說《同貌人》（1846）。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和在集會上宣讀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而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被判四年苦役、四年兵役。 5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西伯利亞回到彼得堡。 60年代初俄國農奴制改革前後，他積極參與了當時的社會思想鬥爭並恢復了文學創作活動。這時，他已公開摒棄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但仍然執著地探索著俄國前途、人類命運等問題。作家的這種探索充滿矛盾並在作品中有鮮明的體現。 60年代以及後來的主要作品《死屋手記》（1860—1862）、《地下室手記》（1864），長篇哲理小說（1866）、《白痴》（1868）、（1871—1872）、《少年》（1876）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壓卷之作，充分體現了作家創作的思想和藝術的特點，在俄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具有巨大影響。

描寫的是俄國外省的一個貴族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來打算以阿廖沙·卡拉馬佐夫為主人公寫兩部小說。第一部寫“他青春時代的一剎那”，是“十三年前發生的事”；第二部才寫“我們的時代，即我們目前的活動”，是主要部分。作家於1880年11月寫完第一部小說，即後不久便與世長辭了。雖然這只是作家構思中的二部曲中的一部，但仍然不失為一部完整的藝術作品。 卡拉馬佐夫一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之為“偶合家庭”的典型。在俄國農奴制轉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貴族家庭原來的優雅的外觀逐漸喪失，聯結家庭的道德紐帶已不復存在。家庭成員之間互相不理解；各自追逐自己的目標，勾心鬥角。這是處於瓦解過程中的貴族家庭。在描寫這類題材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他的同時代人謝德林不同。謝德林在長篇小說《戈洛夫廖夫老爺們》（1880）中，寫出了一個貴族家庭衰亡的全過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貴族地主的貪婪、自私、道德墮落、寄生腐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著力刻畫的是這個家庭成員各自的生活立場、他們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和思考，通過他們之間的思想碰撞，探討各種思想立場對個人命運的影響，進而探討俄國的命運和人類的前途。這樣，思想就成了這部小說主要的藝術描繪對象。

貫穿在這部小說中的一個主要思想便是“上帝存在，靈魂永生”。在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的思想形象時，巴赫金指出：“這些思想是他在現實生活當中發現的、聽到的，有時是猜到的，也就是說，這是已經存在或進入生活的富於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種天賦的才能，可以聽到自己時代的對話，或者說得確切些，是聽到作為一種偉大對話的時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不是無中生有，從來'不是杜撰'”，甚至可以指出這些思想在現實中的“原型”。上帝是否存在，靈魂能否永生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無意為之苦惱了一輩子的問題”。 在小說中作家沒有直接描寫這一思想產生的淵源，雖然讀者在作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產生這種思想的現實氛圍。這便是俄國農奴制改革後資本主義在各方面的滲透，金錢作用增長、道德淪喪、社會分化、人民貧困等。小說中的許多場面都反映了這樣的氛圍，例如：老卡拉馬佐夫從事各種經營，積累起十萬盧布的資產；德米特里向商人薩姆索諾夫、富農“獵狗”借錢（一個貴族向商人告貸在農奴制時代是不可思議的！）；霍赫拉科娃勸德米特里去找金礦，成為企業家；旅店老闆特里豐·鮑里瑟奇殘酷剝削農民；斯涅吉廖夫一家生活在貧困之中；兒童遭受著種種苦難等等。總之，正像作家在手稿中指出的那樣：“……不能不意識到俄羅斯糟透了……”“世界走上了邪道……”但所有這一切現像都化為了主人公的行為、經歷、感受，與思想共存在同一平面上，而這一思想卻朝著橫向拓展。一個有無上帝和靈魂能否永生的問題，竟然與人能否愛人、是否相信人的自由個性，會不會無視道德原則為所欲為；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有什麼關係；與對俄國的未來、甚至人類的未來構想有何影響等倫理道德、社會政治、哲學等問題聯繫了起來，幾乎囊括了19世紀俄國六七十年代的主要問題。作者在談到這部小說與現實的聯繫時，曾明確指出：“您把四個人物（指卡拉馬佐夫一家父子四人——筆者註）綜合起來，就會看到對俄國現實、對我們俄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描繪，雖然已經縮小了一千倍。”

在中，作為藝術描繪對象的思想並不是以個別思想或以無人稱真理形式出現，而是與思想載體——人物結合。思想是他世界觀的核心，是他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原則，與他最隱秘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支配著他的個性。只有在思想中並通過思想看到人物，也只有在人物身上並通過人物看到思想。一個思想意味著一個人完整的觀點和立場，也可以說表現出了整個人。的主人公便是這種“思想的人”，無論是伊凡、德米特里，還是阿廖沙、佐西馬，甚至老卡拉馬佐夫，都生活在自己的思想領域，都有“偉大的卻沒有解決的思想”。但他們都不囿於自身，而是竭力向別人講述自己的思想，希望被人理解，聽到不同聲音，從其他立場的回答。一個“思想的人”的存在也就是對話，是不同意識之間的對話交流，思想就是在不同意識對話中上演的事件，只有在對話中才能迫使“思想的人”講出自己最隱秘的思想。對於作家來說，描繪思想也就是描繪處於對話中的思想的人和他們的事件。因此讀者在小說中看到的是主人公們懷著沒有解決的思想問題在緊張地進行一場沒有終結的對話以及他們的種種事件。在小說中卡拉馬佐夫一家的成員圍繞著有無上帝和靈魂永生的問題，各自道出了自己心靈深處的奧秘，表現出自己的生活立場，顯露出“人身上的人”。

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出身貴族，年輕時是一個寄人籬下的食客，常常扮演小丑的角色，後來依靠妻子的嫁妝起家，成了富有的地主和高利貸者。這三者的結合，再加上不信上帝，形成了他醜惡畸形的靈魂。他身上幾乎集中了一切卑劣的慾望：好色、自私、專橫、冷酷、厚顏無恥。他生活糜爛，好嘲弄、褻瀆神聖高尚的一切，向周圍的人發洩年輕時所受到的侮辱。他曾兩次結婚，都是出於謀求財產、地位或滿足自己的私慾；妻子死後，全然不顧教養孩子的義務，任憑他們由命運擺佈；他侵占長子的財產，與他爭奪格魯申卡；甚至姦污一個瘋女麗薩維塔，但他也不無矛盾。他自知作孽太多，害怕墜入地獄，因此他也思索有無上帝和靈魂永生的問題，他對阿廖沙說：“我無論怎樣愚蠢，對這類問題，總還是思索的，自然是偶然一想，不是永遠想。”他真誠地愛阿廖沙，因為阿廖沙是“世上唯一不責備”他的人。他有能力欣賞美，對自己的惡行也可以自我譴責。他生命力旺盛，拼命攢錢，指望女人在他年老時能自願投入他的懷抱。他基本的生活信條是“盡量在世上多活幾天”，“我願意過這種齷齪生活，一直到死”，至於上帝和來世生活，他是不相信的。他的所作所為引起兒子們的極端蔑視和憎恨。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卡拉馬佐夫氣質”，正如高爾基指出的那樣：“這無疑是俄羅斯的靈魂，無定形的，光怪陸離的，既怯懦又大膽的，但主要是病態而又惡毒的靈魂……”

他的大兒子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是一個退伍軍官，性格暴躁，生活放蕩。他的內心充滿了信仰和無信仰的矛盾，是一個集崇高與卑鄙於一身的人物。他在向阿廖沙袒露心跡時說：“魔鬼和上帝在進行鬥爭，而鬥爭的戰場就是人心。”這也是對他自己內心世界中矛盾鬥爭的真實寫照。他曾企圖利用金錢佔有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他為了財產和格魯申卡與父親發生激烈衝突，甚至揚言要殺死父親；他粗暴地凌辱了斯涅吉廖夫上尉；另一方面，他內心卻是高尚的，他自己說：“儘管我下賤卑劣……然而上帝啊，我到底也是你的兒子……”因而他那墮落的靈魂時而迸發出善良的火花。與他原來的意圖相反，他慷慨地幫助了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使她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和家庭的名譽（因此他成為她的未婚夫）；他真誠地愛格魯申卡，同情她的遭遇；他為自己對斯涅吉廖夫的行為感到羞恥；他在狂怒中克制了自己，沒有對父親行凶。他所考慮的不只是肉慾生活，他內心在追求美和高尚，思索著人間的苦難。他對弟弟阿廖沙說：“今天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所遭受的苦難太多了！你不要以為我是披著軍官制服的禽獸，終日飲酒作樂，我差不多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想著受屈辱的人。”父親被害後，他被誤認為凶手，因此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審判前他夢見由焚毀的農舍、乾瘦黝黑的母親、嗷嗷待哺的嬰兒所構成的淒涼貧困的圖景。由於他身上具有“聖母瑪利亞的理想”，相信上帝，這個像徵著人間苦難的夢使他意識到人間的殘忍和自己的卑劣，因此他雖然沒有弒父，卻甘願承受刑罰，他將在“苦難中洗淨自己”，淨化自己的靈魂，懺悔自己的“罪行”。從此他開始了精神上的“復活”。但“復活”並沒有最後完成。判刑以後，他還沒有“背負十字架”的充分準備。他打算在押解途中逃往美國，雖然他知道逃離西伯利亞並不是去尋找快樂，而是去服另一種苦役。

伊凡是卡拉馬佐夫家的第二個兒子。他完成了大學學業，是個評論家。在小說中，以老卡拉馬佐夫與德米特里之間的調停人的身份出現，是小說的主要人物之一。 伊凡和他哥哥德米特里不同，他崇尚理智，研究自然科學，善於分析、思考，力求理解生活的意義；他不相信靈魂永生，否定上帝，是個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者。作為無神論者他不承認上帝創造的世界，認為這個世界不合理，浸透了“血和淚”；他特別不能容忍兒童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在“叛逆”一章裡，伊凡激動地向阿廖沙描述了異族入侵者虐殺兒童、地主用獵狗將農奴的孩子撕成碎片、父母虐待自己孩子的種種暴行之後問道：“假如大家都應該受苦，以便用痛苦去換取和諧，那麼小孩子跟這有什麼相干呢？……我完全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用痛苦去換取和諧呢？……”他表示不能接受上帝創造的世界，哪怕以後真的出現和諧。伊凡的聲明被阿廖沙稱為“叛逆”。

伊凡的“叛逆”否定了上帝及其創造的世界，表達了他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抗議，但他並沒有信心去改造這個世界；他渴望生活，卻缺乏生活的信念。在他看來，人類美好的理想早已被埋葬了，而且它從來也沒有實現過，他在歷史上看到的只有暴力和奴役。他對人類前途的悲觀看法充分體現在他杜撰的故事《宗教大法官》裡：16世紀西班牙有個宗教大法官。他認為人是“軟弱和低賤的”，他們沒有道德，叛逆成性，永遠不會合理分配“自由”和“麵包”。他們一旦獲得自由，便會無所適從，善惡不分，互相爭鬥，引起紛擾和痛苦，而“巴比倫高塔”則永遠也不會建成。最後會把“自由”放到強者腳下，乞求他們施捨麵包，心甘情願受他們統治。強者則用“愷撒的劍”，或換一種說法，以“奇蹟、神秘和權威”這三種力量去統治他們，維持安定和保障他們的麵包和幸福。宗教大法官還認為，這種統治必須以基督的名義進行，以便蒙蔽人們，為此不得不撒謊，雖然這樣做內心不無痛苦，但他深信，一度嚮往的自由、基督的愛等崇高理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因此，當基督再度降臨人間時，宗教大法官請他不要妨礙他的事業，把他攆走了。伊凡杜撰的宗教大法官是暴力和奴役的象徵，他完全抹殺人的自由的個性，認為人不可能自由地選擇善惡和信仰，承受不了“自由選擇”的沉重負擔，只能接受強權統治，對偶像頂禮膜拜。實質上他把人分成了兩類，芸芸眾生只配受奴役，而強者可以為所欲為。伊凡的思想與宗教大法官完全一致。但正如作家指出的那樣：“伊凡·費奧多羅維奇是深刻的，這不是當代的無神論者，他們的無信仰只說明世界觀的狹隘和才智的平庸呆板。”伊凡不信上帝，但又懷疑自己的結論，嚮往獲得信仰。總之，在信仰問題上，伊凡的內心已經分裂。他從同情人類苦難的人道主義立場出發，走上了無視任何道德準則的極端個人主義的道路，陷於矛盾的泥淖而非常痛苦，這是他的悲劇。因此，一方面，他從“一切都可以做”這一原則出發，對父兄之間的矛盾聽之任之，甚至希望“一條毒蛇咬死另一條毒蛇”；他明知斯梅爾佳科夫有行凶打算而不加阻止；他不信上帝，傲慢、虛榮，愛過舒適的生活，在氣質上最像老卡拉馬佐夫……另一方面，當他了解了斯梅爾佳科夫根據他的思想殺害了他的父親後，他感到震驚，認為自己是思想上的兇手，這表明他的言行並不完全一致，並非要堅決地實行自己信奉的原則。他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是兇手也不等於他認罪悔悟，徹底拋棄了原來的思想。伊凡在法庭上的供認頗多戲謔調侃，充滿了對人的蔑視和仇恨。他的供認和精神失常只是表明他個人主義思想的破產，並不意味著他思想的最後轉變。正如阿廖沙所說，他面臨著兩種可能性：“他不是在真理的光照下站起來，就是為自己曾獻身於使自己失掉信仰的東西而對人對己進行報復，最終在仇恨中毀滅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德米特里和伊凡都從人類的苦難出發，考慮世界性的問題，前者獲得了精神上的複活，後者在精神上完全墮落，主要原因是德米特里心中有個上帝，而伊凡是個無神論者，必然投入“魔鬼”的懷抱。這兩人不同的結局反映了作家的思想及其局限。 佐西馬長老與伊凡相對立。他出身貴族，年輕時是一名軍官，過著放蕩的生活。終於有一天他突然領悟到自己生活在污泥之中，意識到每個人應該為大家承擔罪過。從此以後他的生活發生了轉折：他主動向被他毆打過的勤務兵懺悔，不顧社會輿論與決鬥的對手和解，辭去軍職，進修道院當了教士。他出現在小說中時，已經是一座著名修道院的長老。豐富的閱歷、堅定的信念、過人的智慧甚至使他蒙上了先知的光環。他雖年老體衰，仍然虔誠地履行長老的職責。他為眾人祈禱、祝福，接受信徒的懺悔，與受苦受難的人談話，以愛去撫慰他們的心靈，時時刻刻在宣揚基督的思想。他讚美上帝和他的一切造物，認為“生命就是天堂”，深信地上的天堂將會實現，人們最終還會選擇對上帝的信仰》他要求人們用愛去改造自己的精神，“以完整的世界性的愛來愛整個世界”；他勸人們相信人的思想感情與“上天的崇高世界”有神秘的聯繫；他勸說人們主動承受苦難，在苦難中戒除多餘的需要，遏制驕傲情緒，分清善惡；他聲稱每個人都應該為別人的罪過承擔責任，因為如果你是正義的，別人也許就不犯罪了；每個人也要盡量“做大家的僕人”，在精神上人人平等，這樣才能出現“人類的偉大團結”。他特別強調只有“人民能夠拯救俄羅斯”，因為人民心中有上帝，只要人保持著信仰和謙恭，沒有奴性，他的精神力量就會使無神論者產生信仰。因此，如果拋棄人民和上帝去爭取“合理的生活”，“必將血流遍地，因為血可以召來血，動劍的人必將被劍砍傷”。

佐西馬的思想同樣也充滿了矛盾。他企圖消除人間的苦難，追求一個合理的社會、一個人間的天堂，但又否定變革社會的道路，只寄希望於基督的愛、與另一世界的神秘聯繫和對上帝的信念，這與宗教大法官所提出的“奇蹟、神秘和權威”並沒有實質上的差別，依靠他的思想要達到“人類偉大的團結”，建成“地上的天堂”也無非是一種空想，是與社會發展背道而馳的，因此引起當時進步思想界的嚴厲抨擊；但佐西馬的思想中又有許多地方與正統教會和宗教大法官相對立。他與宗教大法官不同，他相信人有能力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在善惡之間作出抉擇；人和人之間能達到精神上的平等，人類發展最終會達到和諧的境界，生命就是歡樂，地上的天堂能夠實現，而唯一可依靠的力量是人民。這些體現人道主義精神的思想也引起正統衛道士的猛烈批評。列昂季耶夫（1831—1891）根據正統的教義指出：“在這部長篇小說中真正神秘的感情表現得很弱，而一個教士所表達的人道主義理想卻非常強烈和十分詳細。”“《聖經·新約》確實為了拯救個人來世的靈魂而提倡博愛和仁慈，但《聖經》中沒有一處說過，人們通過這種仁慈能夠獲得和平和幸福，基督沒有向我們承諾過……”“……佐西馬的教義是錯誤的，他談話的風格是虛偽的。”

佐西馬的思想自然是作家同意的，類似的思想和觀點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尤其是他的政論中曾反復出現過。在小說中佐西馬是作為一個人物與其他人物進行平等的對話，雖然作家有意在眾多的意識和聲音中把他作為一個最崇高、最有權威、被眾人仰慕和嚮往的形象來描繪，但卻顯得抽象，他的理想缺乏現實基礎，難以使人信服。就現實性和邏輯力量而言，佐西馬的說教根本無法與“叛逆”和“宗教大法官”相比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談到小說的這兩章時，稱它們為全書的“高潮”，曾不無自豪地說：“在歐洲，無神論表現出這樣的力量是沒有的，也未曾有過。”也許正因為這種明顯的矛盾，這部小說才引起當時思想界左右兩方面的批評，但都無法否認其中的人道主義思想。 卡拉馬佐夫家的小兒子阿廖沙是作家構思中的最主要的主人公。作者根據聖徒傳的模式來描繪他的經歷。他的基本特點是信仰上帝、純潔、謙恭、羞怯。對個人利益持淡漠態度。由於一般人對他不理解，他常被人家當做一個“怪人”。他仰慕長老佐西馬，為了擺脫“世俗仇恨”和追求愛的理想進修道院當了見習修士，但他的思想尚未定型，他的血管裡流的畢竟是卡拉馬佐夫家族的血。他要侍奉上帝還必須經受一系列的考驗。當佐西馬長老逝世後沒有出現“奇蹟”，屍體反而腐爛發臭時，阿廖沙的信仰發生了危機，雖然他沒有放棄對上帝的信仰，但他抱怨上帝不公正，讓長老的遺體發臭，損害了長老的形象，以致長老受到比他低下得多的人的指責；他聽了伊凡的談話後，“某種模糊、痛苦而邪惡的印像在他心底蠕動”。他懷著模糊不清的意圖到了格魯申卡家裡……但作家很快使阿廖沙恢復了內心的平靜。格魯申卡的坦誠與善良使他深受感動，驅散了他內心的懷疑；他在跪拜長老靈柩後走到院子裡，撲倒在地，擁抱大地，突然有了領悟。 “他倒地時是軟弱的少年，站起來時卻成了終生威武不屈的戰士。”似乎阿廖沙這個人物的發展已經完成。這樣的變化實在過於迅速，也違背了作家自己的塑造人物的原則——“確認主人公的獨立性，內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論定性。” 在小說中阿廖沙並不處於矛盾中心，甚至可以說游離於基本情節之外，但條條線索都匯總到他這裡，幾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向他吐露真情，把他當做檢驗自己立場的一種尺度，他沒有積極的行動，似乎只是事件的旁觀者，並不左右事態的發展，但他被大家信任和喜愛，對伊凡也有很大吸引力。他曾向阿廖沙表白要用他來“治療自己”。但有信仰的阿廖沙卻提不出有力的論據來反駁伊凡對上帝和世界的看法，根本不可能治愈伊凡的“病症”。 阿廖沙在小說中唯一的行動是與孩子們交朋友，和他們一起幫助伊柳沙一家。伊柳沙一家的苦難自然說明社會的不合理，但作者還有另一層寓意。作家力圖通過對伊柳沙和他一家的苦難，以及阿廖沙和孩子們對他們真摯的同情和幫助表明：人間苦難並非如伊凡所說的那樣是一種荒謬，毫無意義。人在苦難中將更為深刻地認清善與惡，意識到自己對別人的苦難負有責任，從而激發起偉大的感情——同情和愛，只有這樣的感情才能把人們聯繫起來。阿廖沙和十二個孩子便由這種感情聯結在一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阿廖沙和孩子們（包括伊柳沙在內）的關係是建立人類未來幸福大廈的基石。這樣，作家便陷入了矛盾的怪圈：一方面要消除人間苦難，另一方面又肯定所謂苦難的積極意義。 在這部小說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寫了阿廖沙“青春時代的一剎那”。在第二部中將描寫他離開修道院以後的生活經歷，經過種種磨難後獲得堅定信仰的全過程。因此他雖然是善的象徵，但在中還是一個“捉摸不透，並不明確的活動家”。 斯梅爾佳科夫是瘋女麗薩維塔被老卡拉馬佐夫姦污後生的孩子，由卡拉馬佐夫家的僕人格里戈里·庫圖佐夫撫養長大，後來成為卡拉馬佐夫家的廚子。這是一個骯髒卑鄙的靈魂，惡的象徵。他褻瀆聖物，仇恨一切俄國的東西，公然聲稱為了個人利益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他不僅怯懦，而且狠毒、貪婪；無論從社會地位或心理素質來看，他都是一個奴才。在小說的形象體系中他與阿廖沙相對立，卻是伊凡的“同貌人”。他實踐了“為所欲為”的原則——為了取得錢財，殺害了老卡拉馬佐夫並嫁禍於德米特里，在審理這一案子的前夜他向伊凡講述了他謀殺的經過以後就自殺了。 小說情節的主線是弒父、錯判和查明真正的兇手。從偵查和刑事方面來說，這類情節與偵探、驚險小說的情節相似，但的情節與它們又有本質的差別，它的發展不是以查出兇手為最終目標，而是找出兇殺的真正動因，結果情節的深入發展與一系列倫理道德、社會政治、哲學等問題聯繫了起來，深化了情節的思想內涵。 小說情節發展迅速。敘述人描述了悲劇發生前三天和後三天裡的事情，包括尾聲中的一天，前前後後總共不過一周，時間的跨度也不大，從八月底到十一月（包括悲劇發生後有一大段的間歇）。在情節的時空處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原則是將眾多的事件或各條線索集中在同一時間內，在同一層面上平行展開，使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情勢下用不同的聲音唱著同一種調子，形成多聲部或複調。在小說中，卡拉馬佐夫一家在修道院聚會之後，情節的幾條主要線索同時平行展開，有些事件在時間上是重疊的，（如斯梅爾佳科夫殺害老卡拉馬佐夫的時候，德米特里正去找費妮婭打聽格魯申卡的下落，然後再到佩爾霍金那兒贖回手槍，準備去莫克羅耶見到格魯申卡之後自殺；伊凡在去莫斯科的路上；阿廖沙從格魯申卡家裡回到修道院，解決了自己的信仰危機。）在內容上互相呼應，即通常所說的“對立”（如德米特里的“熱心的懺悔”，伊凡的“叛逆”“宗教大法官”，阿廖沙編寫的長老傳略和他的談話）。在情節展開的過程中，主要人物直接或間接地環繞有無上帝和靈魂永生的問題進行對話。這些對話是哲理性的，似乎游離於情節之外，實際上卻決定著人物的行動，特別是說明發生兇殺的思想動因。 的主要人物，無論是伊凡，或是德米特里，都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他們反對對他們“背後議論”，作出確定的評語，同時他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從內部改變，而且只要還活著，他們還沒有完成自己的發展，還沒有說出自己的最終見解。他們不是作者的傳聲筒，在對話中可以直抒己見，將自己的思想發揮到極致。如伊凡在“叛逆”和“宗教大法官”這兩章中，他的聲音似乎壓倒了作者的聲音，甚至連保守的自由主義批評家戈洛溫也指出：“……'宗教大法官'這一神話使讀者困惑不解，作者到底認為誰更正確——是代表塵世利益、不信仰宗教的人，還是創立了宗教的基督呢？……無論救世主的形象引發的愛是如何溫暖，讀者總是擺脫不了這樣的想法：施捨非塵世仁愛的救世主終究是不對的，因此贖罪的事業失敗了。只要敘述在繼續，兩隻秤盤處於絕對平衡狀態，您將不會獲得基督的仁愛完全勝利的寬慰印象。”這是因為作家對主人公採取了一種全新的立場，讓他們具有充分自由和獨立的個性，與他們平等地對話。當然，主人公的聲音強化到與作家的聲音相當，具有同等價值，也只能在相對的意義上接受。事實上，主人公的“獨立性”始終受到作者的製約，正如巴赫金所說：“我們確認主人公的自由，是藝術構思範圍內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自由如同客體性的主人公的不自由一樣，也是被創造出來的。但是創造並不意味杜撰。”顯然，主人公的獨立性以及他聲音的獨立價值都是相對的，無非是強調在藝術構思範圍內作家必鬚根據人物本身的邏輯發展進行創造，而不是杜撰，而作家作為創作主體，不管在小說中以何種形式出現，總是通過各種手段，表達自己的聲音，起著制約作用，就以“叛逆”和“宗教大法官”兩章為例，作家也是通過種種藝術手段竭力否定伊凡的說法，或暗示他的敘述是魔鬼的誘惑。 的主要人物都具有兩重性。作家總是將對立的兩極集於人物一身，使之互相映襯，在復雜、微妙的境遇中，在緊張的對話中發生碰撞、顯露，出現交替和更新。不僅伊凡，德米特里、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格魯申卡也都是這樣。卡捷琳娜大膽果敢，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為了挽救父親的聲譽，她不惜冒險去見德米特里。她對德米特里的“幫助”既感激，又意識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和傷害。因此她甘願做他的未婚妻，用加倍的補償，在精神上進行報復。對所愛的人伊凡百般折磨（也是自我折磨），強迫自己扮演一個忠實的未婚妻的角色。她對德米特里和伊凡的愛與恨是混合在一起的。在法庭上以及審判以後明顯地表現出她對德米特里和伊凡在感情上的變化和愛與恨的交替。格魯申卡原來是個善良、熱情的少女，被一名波蘭軍官欺騙和遺棄，後又為家庭所不容，幾乎流落街頭，最後被富商薩姆索諾夫收留，成了他的情婦。不幸的遭遇和難以彌合的創傷在她心底滋生了一種要向社會報復的情緒，因此她那善良的本性又滲透著仇恨的心理，這種矛盾的性格常常左右著她的言行——她時而羞怯、溫順、善良，時而大膽、凶狠、惡毒。她出於報復心理，挑逗、耍弄卡拉馬佐夫父子，但當悲劇發生後，她立刻承認自己是禍根，為自己過去的行為而真誠地懺悔，德米特里真誠的愛終於使她發生很大的變化，主要是她的內心矛盾趨於平復，她的善良本性得到了充分的顯露。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複雜的兩重性格都有與其相對應的“同貌人”。中的伊凡便有幾個“同貌人”。他們是拉基京、斯梅爾佳科夫、魔鬼，甚至老卡拉馬佐夫；這些同貌人是伊凡思想可能發展的幾個階段，但作家不是把它們放在時間的流程中，而是放在橫向的平面上加以描繪。使伊凡和他的“同貌人”互相映襯，更為深刻地揭示出伊凡的兩重性格。 與作家的前幾部小說相類似，的心理分析仍然是以刻畫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個性在特殊事件或在事件的漩渦中、在與其他思想意識的交往和對話中的種種複雜而又痛苦的內心感受，特別是以兩重人格的心理為主。但在表現手段上，在這最後一部小說中作家主要運用人物的對話或場面的描繪來表現人物的心理，而作家的直接敘述或分析，甚至對內心獨白的描述都使用得比較少。如因父親受到凌辱而感到痛苦、不平、憤怒又無法雪恨的伊柳沙的心理是通過他父親斯涅吉廖夫在與阿廖沙談話時轉述父子倆的對話以及伊柳沙如何抱住他痛哭的場面來表現的；斯涅吉廖夫遭到的深重的傷害，及因自己的貧困而難以維護的自尊心在他將阿廖沙送給他的二百盧布扔在地上，用腳去踩踏並大聲叫喊“你們的錢……”的這一場面中獲得了極為強烈的反映；德米特里與老卡拉馬佐夫和卡捷琳娜的矛盾，由此而引起的他內心的折磨和難以忍受的痛苦，以及他的兩種理想的激烈鬥爭，都是他向阿廖沙袒露心跡時直接敘述出來的；卡捷琳娜對德米特里和伊凡的感情，她過去所受到的精神創傷，對德米特里的長期積怨在法庭上以證詞的形式作了盡情的宣洩。在上述的場合作家並沒有對人物心理作詳細說明，完全是人物通過對話或自己的敘述來展現自己“心靈深處的奧秘”的。小說中對人物下意識的描繪尤為精彩，獨具匠心。描繪下意識的心理活動雖然離不開作者的說明，但仍以對話為主，在小說第二部第二卷第六、七章“暫時還不清楚的一章”和“'跟聰明人談談也是有趣的'”中，斯梅爾佳科夫在談話中已經暗示他將利用老卡拉馬佐夫和德米特里的矛盾假象殺害老卡拉馬佐夫，勸伊凡早日離開，而伊凡對這種暗示不置可否，只是告訴斯梅爾佳科夫他明天將去莫斯科。這次談話已經使伊凡感覺到父親可能被害，但尚未明確意識到或不敢明確。第二天在去莫斯科的火車上，他心中“突然籠罩上一片陰影，一種有生以來從未感到過的哀傷在心中滋生”。他承認自己是“下賤的人”。當時，伊凡並不完全理解產生這種情緒的原因，因為支配著他的是潛伏在下意識中的思想——一切都可以做，弒父也行，只要我不直接捲入。只是在案發以後伊凡回憶和分析當時的情景、通過與斯梅爾佳科夫的三次談話（見第四部第二卷第六、七、八章）才明確他當時的言行所含有的真實思想，即默許了斯梅爾佳科夫的圖謀。這裡的對話在揭示伊凡下意識活動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尤為典型的是伊凡的內心矛盾和思想衝突化為了兩種聲音，以兩個人的對話形式表現出來，這便是伊凡和魔鬼的對話（見第四部第二卷第九章）。在對話中魔鬼將伊凡某一方面的思想和感情——用伊凡的話來說，“最卑劣、最愚蠢的一個方面”，即他的無信仰、否定一切、犬儒主義、人就是“人神”、可以為所欲為，以及他的猶豫不決、良心上的磨難，等等表現得淋漓盡致。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60年代初就嚮往19世紀能出現一部“藝術巨著”，它不僅體現“基督的思想”，即“恢復……墮落的人的本來面目”，“為社會上被侮辱和唾棄的毫無權利的人辯護”，而且“將充分而永久地表達自己時代的追求和特徵”。 19世紀60年代末托爾斯泰的發表後，更引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現代史詩性小說的想法。他所理解的現代史詩性小說面向俄國的現在和將來，主人公不是傳統的貴族，而是歷盡生活磨難，最後獲得信仰的現代俄國人。為了實現這一想法他在70年代初構思了《無神論者》、《大罪人傳》，但都沒有實現。這些構思的部分內容分別寫入了、《少年》和。前兩部作品基本上還沒有突破傳統長篇小說的框架，只是在最後一部作品中作家才實現了創作現代史詩性長篇小說的願望。在這裡作家將一個家庭的歷史和當代重大的政治、社會、宗教、倫理、哲學問題相結合，將種種難以相容的場面匯合在一起：家庭的爭吵，愛情和財產的糾葛，卑劣的情慾和崇高的追求，哲理的對話和神話，教士的生平和說教，心靈的煎熬與懺悔，朱門的狂歡豪飲與窮人的悲慘生活，謀殺與偵破，法庭上的起訴與申辯等等，引入了史詩、悲劇、宗教神秘劇、哲理、驚險小說等因素。因此就小說體裁特點而言，有的評論家稱是“綜合性的長篇小說”。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充分體現了作家創作的思想、藝術特點。在這部小說中作家力圖證明，在俄國從農奴制轉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傳統道德觀念已經瓦解，人民遭受著深重的苦難，處於畸形人際關係中的人們難免一個悲劇性的命運。 “卡拉馬佐夫氣質”便是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的產物，在這樣的環境下必然會產生否定上帝、否定現存社會制度、要求變革的種種思潮，可是無神論、“社會主義”（實際上作家指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又會帶來新的禍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答案中又暴露出企圖從苦難中求得新生，以寬恕、愛、信仰上帝來建立互相團結、和諧幸福的人間天堂，反對革命暴力的空想。但是作家在小說中提出的人生意義、無神論和社會主義、宗教信仰和倫理道德，社會主義和個性、人性中的善與惡、個人命運和俄國前途等問題以及對資產階級道德的批判卻表明了這部作品內容的深度。 在俄國和世界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其是他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影響了許多作家，不難從他們的作品中發現與他的淵源關係，如扎米亞京（1884—1937）的反烏托邦小說（1920—1921）中的救世主就會使人想起中的宗教大法官；托馬斯·曼自己承認，他在創作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1947）的過程中曾一再閱讀伊凡·卡拉馬佐夫與魔鬼談話的篇章；像羅曼·羅蘭那樣的著名作家，談到俄國文學的影響時會提到。弗洛伊德稱：“是迄今為止最壯麗的長篇小說。小說里關於宗教大法官的描寫是世界文學中的高峰之一，其價值之高是難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