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

六點左右。隨著暮色降臨，室內的空氣變沉重了，我正在用一種結結巴巴的聲音給我管教的對象讀契訶夫的幽默小說，可幾乎連字行都辨不清；但我又不敢開燈：這哥兒倆有一種孩子不應有的奇怪的節省癖，一種可憎的持家本能；不管是香腸，黃油，電，還是各種款式的汽車，他們都知道確準的價格。我高聲朗讀《低音提琴羅曼司》，一方面枉費心機地想娛悅他們，一方面又為自己，也為可憐的作者感到恥辱，這時候，我知道他們意識到了我與模糊萬象的暮色的鬥爭，並且在冷冷地等著看我會不會堅持到街對面房子裡的第一盞燈亮起來樹立榜樣。我成功了，燈光就是給我的獎賞。 我正要給自己的聲音增加一些生色（眼看故事到最熱鬧的段落了），門廳裡的電話突然響了。整套房子就我們仨，哥兒倆忽地跳起來，爭先恐後朝那個丁零零的鈴聲跑。我坐著沒有動，書攤開在腿上，衝著沒有讀完的那一行字淡淡地笑。原來是我的電話。我在一把咯吱作響的藤椅上坐下，把聽筒貼到耳朵上。我的學生站在旁邊，一左一右，不動聲色地瞅著我。

“我正在過來的路上呢。”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你會在家吧，我希望？” “您的希望不會被辜負的。”我樂呵呵兒地說，“可您是哪位呀？” “你聽不出我是誰？這更好——到時候給你一個驚喜。”那聲音說。 “可我倒想知道說話的是誰呀。”我不依不饒地笑著說。 （後來我回想起自己那種頑皮到家的語氣只覺得恐怖與羞愧。） “到時候就知道了。”那聲音乾脆地說。 這會兒我還真就撒起了歡兒。 “可為什麼呀？為什麼呀？”我問。 “真有意思……”我意識到自己是衝著一片真空說話，便聳了聳肩，把電話掛了。 我們又回到了起居室。我說：“餵，我們剛才讀到哪兒了？”隨後，找著了地方，接著往下讀。 然而，我有種惴惴不安的奇怪感覺。我機械地高聲朗讀，心裡直納悶兒這位來客會是誰呢。一個剛剛從俄國來的什麼人？我把熟知的面孔和聲音一一過了一遍——哎呀，真還沒有多少——不知什麼原因，過到一個名叫烏沙科夫的大學生時，我停下了。我回想起在俄國僅上過的那一年大學，我在那裡孤獨難耐，這段記憶把這個烏沙科夫像一件寶貝一樣珍藏著。在談話中間，我若露出一臉心照不宣的夢悠悠的表情，提起《那就讓我們快快樂樂》這支喜氣洋洋的歌和莽撞的學生時代，那就意味著我想起了烏沙科夫，儘管，天知道，我跟他只閒聊過兩三次（談的是政治還是別的什麼雞毛蒜皮的事情，我忘記了）。不過，他在電話上顯得那麼神秘莫測，也不大可能啊。我猜得入神，時而想是一名共產黨特務，時而又想是一位需要個秘書的性格乖僻的百萬富翁。

門鈴響了。哥兒倆又橫衝直撞地衝進了門廳。我放下書，慢騰騰地跟在後邊。他們興高采烈、熟練靈巧地拽著小鐵門栓，撥弄了兩下某個附加的小機關，門便開了。 一番奇怪的回憶……就算現在，即便很多情形已經變了，但每當我喚起那段奇怪的回憶時，我的心就一沉，就像個從牢房裡出來的危險的罪犯。就在那會兒，我的一堵生命的牆全部坍塌了，悄然無聲，就像默片上那樣。我明白大禍就要臨頭了，但無疑我還是滿臉堆笑，如果我沒有說錯，那是一臉的諂笑；而我的手伸出去，遇到的注定是一場空，雖然早已料到那樣的一場空，但還是努力把姿態完成（在我心裡勾起了“起碼的禮貌”那種說法的餘響）。 “手放下。”客人劈頭就是這麼一句，眼睛瞅著我主動伸出的手掌——但它已經開始沉向了一個深淵。

難怪剛才我沒有聽出他的聲音來。電話上傳出來的將一種熟悉的音色扭曲的某種生硬的特質，其實是一種一反常態的盛怒，一種我頭一回在人的聲音裡聽到的粗響。那一幕像一個造型一樣滯留在我的記憶中：燈火輝煌的門廳；我不知道怎麼處置自己那隻被拒絕了的手；哥兒倆一左一右，四隻眼睛盯的不是來客，而是我；來客自己則穿著一件帶時髦肩章的橄欖綠雨衣，臉色蒼白得彷彿被攝影師的閃光燈照癱瘓了似的——眼睛突出，鼻孔張大，修剪整齊的小鬍子像個黑色的等邊三角形，下面的一片嘴唇充滿了毒液。然後是一種幾乎覺察不到的動作：雙唇分開時吧唧一聲，手中黑色的粗手杖隨之輕輕抽動了一下；我的眼睛再也離不開那根手杖了。 “怎麼啦？”我問，“咋回事兒？準是有誤會……肯定，有誤會……”就在這當口，我替我那隻仍無著落、仍有所想望的手找到了一個叫人既難堪又難受的地方，我恍惚著要維護自己的尊嚴，便把手搭在一個學生的肩頭上；這孩子便乜斜了它一眼。

“嘿，我的好兄弟，”來客脫口說道，“讓開一點。我不會傷害他們的，你用不著保護他們。我需要一點地兒，因為我要好好修理一下你。” “這不是你的家。”我說，“你沒有權利胡鬧，我弄不懂你要我幹什麼……” 他打我。他照准我的肩頭啪的一下，打得又響又重，吃了這一下，我向旁邊打了個趔趄，碰得藤椅像個活物似的躥開了。他齜牙咧嘴，擺出再來一下的架勢。這一杖正好落在我舉起的胳膊上。打到此間，我只好撤退，躲到起居室裡去。他緊追不捨。還有一個奇怪的細節：我聲嘶力竭地喊，直呼他的本名和父名，大聲問他我到底怎麼得罪他了。他又追上了我，我試圖用跑的時候順手抓起的一個墊子保護自己，但被他從我手中打掉了。 “這真丟人，”我喊道，“我赤手空拳。我遭人誹謗。你要為此付出代價的……”我躲到一張桌子後面，像先前一樣，一時間，一切凝固成了一個靜態造型。他在那兒張牙舞爪，舉著手杖，他身後，門兩邊各站著一個男孩：也許在這一點上我的記憶有點兒程式化，但老天作證，我確實相信，一個雙臂交叉靠牆站著，另一個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哥兒倆都不動聲色瞅著我慘遭懲罰。很快，一切又動起來，我們四個全跑進了隔壁的房間；他擊打的部位惡毒地下移了，我的雙手合成一片鄙陋的無花果樹葉，接著，他劈頭駭人的一杖，抽在我的臉上，打得我眼前發黑。好生奇怪，我怎麼從來不會自己動手打人，不管人家把我得罪得多麼厲害，可現在，被他沉重的手杖打了個一塌糊塗，我非但不能回擊（沒精通這孔武的本事），甚至在忍痛蒙羞的時刻也無法想像自己會抬起手來抵抗一個同類，尤其在那個同類顯得憤怒強悍的時候；我也沒有設法往自己的屋子裡逃，儘管那裡的一個抽屜裡放著一把左輪手槍——唉，弄來只不過是嚇鬼罷了。

我的兩個學生若有所思的不作為，他們在這間或那間屋子頂端各自凝結得像壁畫一樣的姿勢，我一退到黑暗的餐廳他們就立即開燈的那種善解人意的態度——凡此種種，肯定是一種認知上的幻覺——將我已經賦予了意義與永久的印象肢解，而且隨意得像政客被相機定格下的抬起的膝蓋，他不是在跳快步舞，僅僅是跨過一個水坑罷了。 其實，在我遭受處罰的過程中，他們好像始終不在現場；在某一刻，由於擔心爹媽的家具，他們按理兒開始打電話報警（這一嚐試被那人的一聲雷吼打斷了），然而我不知道該把這一刻定在什麼時段——在一開始，還是在痛苦、恐怖的頂點，也就是最後我軟塌塌地摔倒在地板上，躬得圓圓的脊背暴露著任他腳踢拳打，我啞著嗓子反复哀求：“行啦，行啦，我心臟不好……行啦，我心臟不好……”我的心臟，讓我插一句，功能一直挺好。

一分鐘後，一切都過去了。他點起一支香煙，嘴裡呼哧呼哧喘著粗氣，手把火柴盒撥弄得嘎啦嘎啦直響；他踅來踅去了一會兒，估摸事態，然後說了幾句關於“一點兒教訓”之類的話，把帽子戴正，急匆匆地走了。我立馬從地板上爬起來，直奔自己的房間。哥兒倆跟在我後面跑。一個還試圖搶進門。我用胳膊肘子一搗，把他撂開，我知道這挺疼的。我鎖上門，把臉沖洗了沖洗，一碰到水，傷就被蝕得生疼，我差點兒哭喊起來，然後我就把衣箱從床底下拖出來，開始打點行李。這事兒挺難辦——我的脊背疼，左手做起事來也不聽話。 我穿著外套，提著沉甸甸的衣箱，進門廳時，哥兒倆又露面了。我甚至都沒有瞥他們一眼。下樓梯時，我感到他們探出身子趴在欄杆上在上面瞅著我。剛往下走了一點，我就碰上了他們的音樂老師；星期二恰好是她上課的一天。她是個靦腆的俄國女孩，一副眼鏡，兩條羅圈腿。我沒有跟她打招呼，卻把自己的一張腫臉轉向一邊，被她驚訝的死寂一刺激，便衝上了大街。

自殺之前，我想寫幾封傳統信件，而且至少安安全全坐五分鐘。因此我叫了一輛出租，去了原來的住處。幸好我那間熟悉的屋子空著，房東小老太太立馬給我鋪床——白費力氣。我很不耐煩地等著她離開，可她張羅了好半天，把罐子灌滿，把瓶子灌滿，把簾子拉上，把一根卡住的繩子還是什麼猛拽了一把，同時抬頭一望，張著黑洞洞的嘴巴。最後，喃喃地說了一句“再見”，總算走了。 一個可憐兮兮、哆哆嗦嗦、俗不可耐的矮個子男人戴著一頂圓頂帽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怎麼回事，一個勁兒地搓著雙手。那是我在鏡子裡瞥見的自己。然後我趕快打開手提箱，把信紙信封拿出來，在自己的衣袋裡摸出一截可憐巴巴的鉛筆頭，坐到桌子旁邊。可結果發現，我沒有一個寫信的對象。我認識的人寥寥無幾，熱愛的人乾脆沒有。這樣，寫信的念頭就打消了，別的也就隨之放棄；我有過一些模糊的想法，那就是我必須理一理東西，穿上乾淨的襯衣襯褲，把所有的錢——二十馬克——裝在信封裡，留張條子說明誰應當接收它。現在我意識到這一切不是今天才決定的，而是在很久以前的不同時段，也就是在我漫不經心地想像人們怎樣著手開槍自殺的時候決定的。所以，城裡的一個老住戶意外接到一位農村朋友的邀請，先弄一個扁平的小酒瓶和一雙結實的靴子，並不是因為真正需要這些東西，而是無意識的，是某種以前未經驗證的考慮的結果：總以為農村都要穿林翻山地走長路。可到了農村，那裡既無樹林又無高山，有的只是平展展的農田，而且誰也不想大熱天在公路上奔走。就像人們看見了一片真的蕪菁田，而不是明信片上的幽谷和林間空地一樣，我現在才看明白自己先前關於自殺前活動的想法是多麼迂腐；一個已經決定自戕的人已經遠離了俗務，而坐下來寫遺囑就會像在那個時候給自己上表一樣荒唐，因為世界已與此人俱滅；那封絕筆頓時也化為塵埃，所有的郵差也隨它而去；贈與一個不存在的後代的遺產也就像輕煙一樣消逝。

有一件事情我早有懷疑——世界是荒謬的——這對於我已經變得一目了然了。我突然感到難以置信的自由，自由本身就是那種荒謬的表現。我拿出那張二十馬克的鈔票，把它撕得粉碎。我把手錶抹下來在地板上亂磕，一直磕到它停下才罷手。我突然想起，要是願意，就在此刻，我能跑到街上，滿嘴髒話，挑個女人往懷裡一抱；要么見人就給他一槍，或者砸爛一家商店的櫥窗……這幾乎就是我能想到的一切：無法無天的想像也有個限度。 小心翼翼，笨手笨腳，我給左輪裝上子彈，然後把燈關掉。死的念頭一度叫我魂飛魄散，現在卻成了一件親切簡單的事兒。我害怕，特別害怕子彈會給我造成巨大的疼痛；然而，難道害怕黑甜鄉和勻淨的黑暗比一生形形色色的失眠更容易接受，容易理解不成？胡扯——人怎麼能害怕那個呢？站在黑屋子的中央，我把襯衣釦子解開，撅起屁股，在肋骨中間探尋心臟，摸到了它的位置。它悸動著，就像你要抱到安全地方去的一個小動物，一隻雛鳥或田鼠，你無法給它解釋沒有什麼可怕的，相反，你是在為它做好事。可它確實活蹦亂跳，我的心啊；把槍管緊緊地頂到薄薄的皮膚上，它下面有個袖珍世界彈性十足地收縮悸動，我發現不知怎麼就令人反感，因此，我把彎得彆扭的胳膊拉開了一點，好讓這鐵傢伙不要碰到我裸露的胸膛。然後我鉚足勁兒開了槍。猛地一顛，我身後響起一聲令人欣喜的顫音；那種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顫動。它立即被水的顫音取代，一種帶著喉音的咯咯湧動聲。我吸了一下氣，給流體嗆了；我身體內外的一切又是流又是動的。我發現自己跪在地上；我伸出手想穩住自己，但它陷進了地板，就像沉入無底的水中一般。

過了一段時間，如果一個人還能在這裡談論時間的話，有一點總算弄明白了，那就是死了以後，人的思想依靠慣性繼續活了下去。我被緊緊地裹在什麼東西里面——是一塊裹屍布？僅僅是繃緊的黑暗？我什麼都記得——我的名字，世上的生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想到現在沒有什麼犯愁的了，便感到異常的欣慰。按照頑皮而又滿不在乎的邏輯，我從緊扎繃帶的不可理解的感覺推進到一家醫院的概念，而且好像心想事就成似的，一間幽靈似的醫院病房立馬在我周圍顯形了，我有鄰居，像我一樣的木乃伊，兩邊各三個。人的思想是件多麼偉大的東西啊，它竟然還能超越死亡！天知道在我死亡的大腦早就無用了以後思想還會律動並創造形像多久。一顆蛀空的牙上熟悉的坑兒還在我這兒，自相矛盾的是，這倒給人喜劇性的寬慰。我有點兒好奇，他們是怎樣埋我的，唱沒唱安魂曲，前來送葬的都是誰。

我的思想多麼鍥而不捨地，不過又是多麼徹底地——彷彿它一直在懷念它原來的活動似的——忙著創造一座醫院的表象，一些在床中間走動的白衣人形的表象，一張床上還出現人呻吟的表象。我好心好意地屈從於這些幻覺，激發它們，刺激它們，直到我設法創造出一個完整的、自然的畫面，一粒不夠精準的子彈徹底穿過鋸肌造成的輕傷這麼一個簡單病例；此間一位醫生（我創造出來的）出現了，趕忙證實了我滿不在乎的猜想。然後，正當我笑著發誓說我正笨手笨腳地給左輪手槍退子彈時，我那位小老太出現了，她戴著一頂用櫻桃裝飾的黑草帽。她在我床邊坐下，問我感覺怎麼樣，並且狡獪地向我搖了搖手指，提到被子彈打碎的一隻罐子……啊，我的思想多麼狡猾，而且用多麼簡單的日常用語解釋那伴我進入空無的脆響和汩汩聲。 我估計死後我的思想的慣性很快會失效，但顯而易見，我生前的想像如此豐富，所以剩下的足以持續很長時間。它繼續演繹康復的主題，很快就讓我出院了。對一條柏林街道的複原看上去是個極大的成功——當我在人行道上滑動，如履薄冰試驗我那雙仍然疲軟、實際上與身體脫離了的腳時，我想到了日常事務：我得把表送去修一修，還得買幾盒香煙；可我身上沒有錢。自己糾纏在這些思想中——而且也不是非常令人惶恐的思想——那張上了赤褐色明暗的肉色二十馬克鈔票歷歷如在眼前，我自殺前把它撕成了碎片，還有我當時對自由和免懲的感受。現在，我的行為獲得了某種報復意義，我感到高興，我把自己限制在一種憂鬱的奇思異想中，沒有在街上撒起歡兒。因為我知道人死後，從肉體上解放出來的思想繼續在一切一如既往相互關聯的領域里活動，而且有相應的感知度，因為我還知道一個罪人在陰世受的折磨正好就在於：他頑強的心智在設法弄清他魯莽的陽世行動的複雜後果之前找不到安寧。 我沿著記憶中的街道走去；一切絕像真的，然而卻沒有任何東西證明我沒有死，證明帕紹爾大街不是一個陰世的幻象。我從外部看見了我自己，可以說踟躕不前，既感動，又害怕，就像一個沒有經驗的鬼魂瞅著一個人的存在。此人的里子，內心的黑夜，嘴巴，嘴裡的滋味，他知道得像那人的外形一樣清楚。 我飄浮的機械運動把我帶到魏因施托克書店。即刻印出來迎合我心意的俄文書馬上就出現在櫥窗裡。一霎間工夫，有些書名似乎仍然霧濛濛的；我定睛逼視，霧就廓清了。我進去時，書店空無一人，一個鑄鐵爐子在角落裡燒著，冒起中世紀地獄裡的昏暗的火苗。我聽見魏因施托克在櫃檯後面的什麼地方喘息。 “它滾到下面去了，”他用一種生硬的聲音咕噥著，“它滾到下面去了。”說罷就站起身來，這會兒我發現我的想像（的確，它迫不得已在飛快地運作）不太準確：魏因施托克本來留著小鬍子，可現在嘴上卻沒有。我的想像沒有來得及把他展現完，理當存在小鬍子的那片蒼白的空間只有一種淡藍的點畫。 “你的臉色難看得要命，”他說，權當打了個招呼，“不像樣子，不像樣子。你這是怎麼啦？病啦？”我回答說確實病了。 “流感盛行，”魏因施托克說，“有好久了，”他接著說，“告訴我，你找到工作了嗎？” 我回答說當過一陣子家庭教師，但現在這工作丟了，還說我煙癮犯了。 來了一名顧客，要買一本俄西字典。 “我想這兒有一本，”魏因施托克說著就轉向書架，手指頭從好幾本小胖書的書脊上劃過去，“啊，這兒有一本俄葡字典——其實是一回事兒。” “我就買了吧。”顧客說罷就拿著買下的廢物走了。 與此同時，書店後部傳來一聲深沉的嘆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人被書遮掩著，腳步拖沓地走了過去，嘴裡用俄語念叨著“哦唏——哦唏——哦唏”。 “你雇了個伙計？”我問魏因施托克。 “我很快就要把他炒掉，”他低聲說，“他是個一無所用的老頭子。我需要個小伙子。” “那黑手黨怎麼樣，維肯季·勒沃維奇？” “如果你不是這麼個居心叵測的懷疑主義者，”維肯季·勒沃維奇·魏因施托克神態威嚴又不以為然地說，“我可以給你講很多有趣的事情。”他有點兒傷心，這種情況不對勁兒：我這鬼兮兮、窮酸酸、輕飄飄的狀況必須設法了結，可我的幻想反而生出了淡而無味的閒言碎語。 “別，別，維肯季·勒沃維奇，你幹嗎管我叫懷疑主義者呢？恰恰相反——難道你不記得了——這種事讓我賠過老鼻子的錢。” 的確，頭一次遇見魏因施托克時，我立即發現他有一個家傳的特點，那就是容易為強迫觀念左右。他相信一些人經常盯他的梢，他說到他們時，總用一種神秘兮兮的簡潔說法：“特務”。他暗示有個“黑名單”，估計上面有他的名字。我老是逗他，但心裡還是瑟瑟地抖。一天，我感到蹊蹺，因為又撞上了當天早晨在電車上碰巧注意到的那個人，一個令人不快的金發漢子，眼睛賊溜溜的——這會兒他就站在我這條街道的拐角兒上，假裝在看報吶。於是我開始有種惴惴不安的感覺。我常常責怪自己，打心眼兒裡耍笑魏因施托克，但我對自己的想像卻無可奈何。晚上，我會幻想有人正往窗戶裡面爬。最後我買了一把左輪，才算心裡踏實了。我提到的正是這筆開銷（既然我的持槍許可被吊銷了，就更加顯得可笑）。 “武器對你起什麼作用？”他反唇相譏，“他們狡猾得像魔鬼。提防他們只有一種可能——動腦筋。我的組織……”他冷不丁地向我投來一瞥懷疑的目光，彷彿他說得太多了似的。到這裡我便下定決心，竭力擺出一副打趣的樣子解釋，說情況特殊——無處借錢，可我還得活命，抽煙啊；我嘴上說這番話的時候，心裡總想著一個油嘴滑舌的陌生人，他掉了一顆門牙，曾經找過我學生的媽媽，而且用的正是這種打趣的口吻，說晚上他得去一趟威斯巴登，正好缺九十芬尼。 “好啦，”她心平氣和地說，“你可以儘管講你那威斯巴登的故事，不過當然啦，我可以給你二十芬尼。再多不行，這純粹是個原則問題。” 可是現在，當我樂此不疲地做這種並列陳述時，我一點兒也不感到丟人。自從那一槍——我認為是致命的那一槍——之後，我一直懷著好奇而不是同情觀察自己，而我痛苦的過去——在那一槍之前——現在我已覺得事不關己。跟魏因施托克的這番交談，對我而言是一種新生的開端。至於自己嘛，我是一個旁觀者。我相信存在的虛幻性質，這使我感受到了某種樂趣。 尋找一種基本規律是件傻事，甚至比找到它更傻。某個精神猥瑣的小人認定人的一生可以用冥冥中旋轉的黃道十二宮來解釋，或者可以解釋成空腹與飽肚之間的鬥爭；他雇了個依葫蘆畫瓢的庸才演克利俄的文秘的角色，並且開始做起了批發時代與民眾的買賣；可後來倒霉就倒霉在個人的元氣上，由於他的兩個元子兒太軟，只好在經濟事業的蓬勃發展中絕望地呼天搶地。幸好並不存在這樣的規律：一次牙疼會輸掉一場戰役，一場細雨會取消一次起義。一切是流動的，事事取決於機遇，那個穿維多利亞時代格子佈褲子的刻薄的資產階級分子，也就是《資本論》這失眠和偏頭疼的成果的作者所作的努力，純屬徒勞。回顧過去並捫心自問，“那又怎麼樣，要是……”，用一樁偶發事件取代另一樁，觀察從人的一生中的一個灰色、貧瘠、單調的瞬間怎樣發生在現實中開不了花的神奇而美好的事件，其中自有一番癢抓抓的樂趣。一件神秘莫測的東西，這種枝節橫生的人生結構：一個人在過去的每一個瞬間都會感覺到一個岔路口，有“此路”，也有“他途”，在過去黑暗的背景上，雙叉和三叉的曲裡拐彎的路數不勝數，眼花繚亂。 這些關於人生無常特性的簡單想法總會湧上心頭，只要我想到下面這些情況是多麼容易發生：我也許從來不會碰巧在孔雀街五號的那幢住宅里租一間屋，從來不會碰上萬尼亞和她姐姐，或者羅曼·波戈丹諾維奇，或者其他很多我突然發現如此出人意料、如此非同尋常地一下子活在我周圍的人。還有，如果我的幽魂出院以後換一個房子住下，也許一種難以想像的快樂會跟我相熟，互動起來……誰知道呢，誰知道呢…… 我上面，頂樓上，住著一戶俄國人家。我是通過魏因施托克見著他們的，他們從他那裡拿書——就幻想而言，又一個指導人生的迷人手段。在真正相識之前，我們在樓梯上常常見面，彼此心存防範地撩對方幾眼，國外的俄國人都是這副德性。我立即註意到了萬尼亞，並且立即心旌搖曳起來；就像在夢裡，你走進一座安夢房，並且在那裡，在夢的擺佈下，發現了為夢所困的獵物。她有個姐姐已經結婚，名叫葉甫蓋妮亞，是個長著漂亮的方臉的少婦，那張臉使你想到和善又頗俊俏的牛頭犬。還有葉甫蓋妮亞魁梧壯實的丈夫。有一回，在樓下的門廳裡，我碰巧為他扶了一下門，他那發音不准的德語“謝謝你”（danke）與俄語中“銀行”一詞完全同韻——對了，他正好就在那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