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一直在武漢，沒有走進那個“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張宏江
張宏江的“起跑線”有些特殊，是個知識分子的“流放地”。
30年前宏江還是個小男孩兒，舉家離開武漢，來到河南葉縣的黃瑩坡，這地方是中國古代寓言“葉公好龍”中葉公居住的地方，那時候是一個2000多人的小鎮，也是一個專供知識分子和乾部勞動改造的“流放地”。
老家是中南地區最大最繁華的城市，而新家卻是貧窮閉塞的地方，所以這趟遷居是這個家庭生活道路上的轉折。這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父親是電子部下屬一個工廠的技術工人，母親也是一個工人，既非知識分子也不是乾部，更與牛鬼蛇神不搭邊，但組織上一聲令下，除了服從別無他法。
但是，宏江在後來的歲月中，始終把這次遷徙看作他走向未來的起點。 “如果我一直在武漢，沒有走進那個'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他這樣說。
他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在“文革”中度過，從年齡上看，他與開復、亞勤和向洋更接近，但是從經歷上看，他卻總是把自己劃進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這是因為，當他懂事的時候，“文革”開始了。他想去上學，但學校裡已經鬧得天翻地覆，課不上了，桌椅被砸爛了，老師被五花大綁推到台上，承認犯了“師道尊嚴”的罪行，還“與學生為敵”，學生們振臂高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然後走上街頭，用繩索把老師們拴成一串示眾，又一哄而散回家去，不再讀書，不再上課，不再做作業，不再考試。這一切宏江都經歷過。
至少在整個“大動亂”的歲月裡，宏江和他的同齡人沒有什麼兩樣。 “我在武漢的一個職工大院裡度過童年。”他這樣回憶。一般西方人不會理解，這句話中意味無窮。共產黨在40年代末期從農村走進城市，在建立自己政權的同時也建立起一座座大院。大院有圍牆環繞，門口設置傳達室和警衛，裡面則是政府、軍隊、企業或者學校。一座城市通常由若干大院子構成其精華部分，也叫“單位”。人們上班工作在一起，因為是同事，下班回家還在一起，因為是鄰居。 “大院”成為那時候大多數城里人的典型生活方式，也囊括了宏江的全部生活。他每天進進出出，看到的永遠是那個大門，永遠是那個警衛，永遠是爸爸媽媽的那些同事，還有他們的孩子，談論的永遠是同一個話題。
一個城市的精粹往往不是它的物華天寶，而是人。葉縣雖說是個小城，距離省城鄭州還有100多公里，但它現在成了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的“流放地”。人們從全國各地來到這裡，宏江也被這股潮流帶了進來。他立刻感到換了一個新天地，這裡沒有“大院”，沒有高牆，沒有警衛，眼前都是新鮮面孔，耳邊都是不同方言，接觸的人多了，眼界和空間大了很多。張宏江成年之後並不總能處處爭先，但他始終擁有一種開闊的眼界，先是抱定走出國門的信念，接著認定丹麥太小，然後又說新加坡也是一座“小廟”，根本無法容納他的想像力和激情，所以才放棄優越的物質生活去了美國。他就這樣讓自己在歐洲，亞洲和美洲轉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國。別人聽到他的經歷，都說他的世界眼光是在周遊世界的經歷中建立起來的，其實，這與他的這段童年經歷不無關聯。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學生”的起跑線上，那就確立第五個觀念：你的一生能走多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童年的天地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