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5.英雄與群眾

但是，勒龐的槍口並不是只對著讓他感到驚恐的群體的。與弗洛伊德在傾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中所言不同，勒龐並非只把眼光停留在群體行為上，“沒有估計到領袖在集體。動理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清楚，缺了英雄的群體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能算是一些朝生暮死的“群氓”。 當然，能夠讓群體煥發出改天換地的巨大能量的英雄，絕對不會是那些江湖草寇式的人物。和群眾經常表現出極高的道德境界相一致，英雄之成為英雄，也必是因為他具備能夠迎合信眾的為事業而獻身的勇氣、不懈的鬥志和高尚的利他主義，勒龐通過對“劇院觀眾”的情緒化表現的分析告訴我們，群體本能地希望英雄表現出他們所不具備的高尚品格。這些品格作為日常生活中很不多見的稀缺商品，英雄如果能讓人們覺得他可以大量提供，這當然會讓他廣受愛戴。於此我們不妨說，卡萊爾斷定群眾有英雄崇拜的本能，也不是沒有經濟學上根據的。

剛才我說，弗洛伊德批評過勒龐在研究領袖上有不周全之處，也不是沒有他的道理，因為在分析群體心理時，勒龐的確沒有得出弗洛伊德那樣的見識，把編造領袖神話視為個人解除心理壓抑的有效手段。但他卻沒著另一個歷史更為悠久的西方政治學傳統，為我們分析了領袖與群眾的互動關係，字裡行間透著一股十足的馬基雅維里風格。他認為，在使群體形成意見並取得一致方面，領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志是群體……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組織的第一要素，他為他們組成派別鋪平了道路。”而群體則像是溫順的羊群，“沒了頭羊就會不知所措”。這就是為何“當波拿巴壓制了～切自由，讓每個人都對他的鐵腕有切膚之感時，向他發出歡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驁不馴的雅各賓黨人”。

群體的輕信、極端與情緒化反應等等弱點，顯然既為領袖的品質劃定了上限，也給他動員自己的信眾提供了許多可乘之機。首先，領袖本身可以智力高強，但是鑑於群體的素質低下，他為了獲得信眾的支持，也不能有太多的懷疑精神，這對他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說明事情有多麼複雜，同意做出解釋和促進理解，他的智力就會使他變得寬宏大量，這會大大削弱使徒們所必需的信念的強度與粗暴。在所有的時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時期，偉大的民眾領袖頭腦之狹隘令人膛目；但影響力最大的，肯定也是頭腦最偏狹的人。”這裡所蘊含的潛台詞是，群體的心理過程中並沒有多少的邏輯成分，在超出自己熟悉的生活範圍之外，他也不具備多少經驗和合理的批評能力，而這正是一些別有所圖的個人或集團贏得群眾信任一個的要件。他們也許只是些野動家，也許是這樣或那樣的理想主義者。

他們在鼓吹什麼大概並不重要，關鍵是如果政治中的人性真如勒龐描述的那樣，則領袖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夠改變甚至製造人民的意志的。用熊彼特的話說，“這種人工製造的東西常常在現實中與古典理論中的普遍意志相一致。只要這種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便不會是政治過程的動力，而只能是它的產物。”但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面對政治過程時，雖然我們遇到的可能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但是他們往往並不如是想，他們真誠地相信那不是領袖及其追隨者製造出來的產物，而是真正發自他們的內心。這個過程是現代宣傳術進步的一大成果，在此勒龐也應當享有一席之地。 他為我們概括出領袖煽動信眾的三個最為重要的手法。當這些領袖們打算用各種社會學說影響群體的頭腦時，他們需要藉助“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他說，“群體因為誇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會被極端感情所打動。希望感動群體的演說家，必須出言不遜，信誓旦旦”。根據勒龐的觀察，誇大其辭、言之鑿鑿。不斷重複、絕對不以說理的方式證明任何事情，是說服群眾的不二法門。因此，大凡能夠成就大業的領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質不是博學多識，而是必須具備強大而持久的意志力，這是一種“極為罕見、極為強大的品質，它足以征服一切。……沒有任何事情能阻擋住它，無論自然、上帝還是人，都不能。”由於有這種強大持久的意志，他所堅持的觀念或追求的目標，最初受到群眾的讚成也許是因為其正確，但即使在已經鑄成大錯，思想的荒謬已經暴露無遺時，也未必能夠動搖他的信念，因為任何理性思維對他已不起任何作用：“他們對別人的輕藐和保留態度無動於衷，或者這只會讓他損約興奮、他們犧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犧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護的本能在他們身上消失得無影無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孜孜以求的惟一回報就是以身殉職。”

在弗洛姆例《自由的恐懼》一書中，我讀到了希特勒的一段話，它對於了解有著心理弱點的群體和偏執的領袖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關係，一定是大有幫助的。 希特勒是否讀過勒龐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除了有“堅強的意志和信念”之外，顯然也十分了解他必須進行動員的群眾。他說，群眾“就像女人……寧願屈從堅強的男人，而不願統治懦弱的男人；群眾愛戴的是統治者，而不是懇求者，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對手的學說折服，而不大容易滿足於慷慨大方的高貴自由，他們對用這種高貴自由能做些什麼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遺棄了。他們既不會意識到對他們施以精神恐嚇的冒失無禮，也不會意識到他們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剝奪，因為他們決不會弄清這種學說的真實意義。”這些幾乎是逐字逐句重複勒龐的話，如果他地下有知，也許會為自己犯下這種馬基雅維里主義式的錯誤而懊悔不已。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勒龐在分析群體心理時得出的結論，的確是同對世紀以來人類的政治命運息息相關的。當漢娜·阿倫特告訴我們“凡是有群眾的地方，就可能產生極權主義運動”時，她這裡說的“群眾”顯然就是指希特勒的群眾，當然也格勒龐描述的群眾。自法國大革命以降，由領袖、意識形態和勒龐意義上的群體所組成的這種新的三位一體，便取代了宗教與皇權，成為一切民主憲政架構之外政治合法性運動的要件，尤其在勒龐之後的一百年裡，這種新的三位一體更是上演了一幕幕規模宏大而慘烈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