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2.研究的兩個起點

勒龐對“群體心理”的研究在後世享有持久的影響，說來不難理解，因為他在提出自己的見解時所針對的社會背景，至今不但沒有消失，而且已經成為我們這個世紀人類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現象。勒龐雖然從學術角度講經常表現得十分“外行”，卻對這種現象具有一種出自直覺的深刻感受力。 首先，他認為有兩個互為表裡的基本因素，是引發傳統社會進入現代轉型的主要原因，即傳統的宗教、政治及社會信仰的毀滅，和技術發明給工業生產帶來的巨變。這一變化反映在西方各民族政治生活的層面，則是群眾作為一種民主力量的崛起，而且在西方文明的發展過程中，這種“群眾的崛起”有著“命運”一般無可逃避的特點。他斷定，未來的社會不管根據什麼加以組織，都必須考慮到一股新的、“至高無上的”力量，即“群體的力量”：“當我們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時，當古老的社會柱石～根又一根傾倒之時，群體的勢力便成為惟一無可匹敵的力量，而且它的聲勢還會不斷壯大”。正是基於這一認識，勒龐認為，“我們就要進入的時代，千真萬確將是一個群體的時代。”在勒龐看來，這個“群體的時代”

表現在觀念變遷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民主和社會主義觀念的廣泛普及，它讓持有保守主義和精英主義立場的勒龐深感恐懼，這一點我們下面還會談到。 勒龐討論群體心理的另一個出發點，說起來也許為今人所不齒，卻是激發他在這個主題上不斷著書立說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我們也不能輕言它已完全成為過去。他強調，遺傳賦予每個種族(Rac一中的每個人以某些共同特徵，這些特徵加在一起，便構成了這個種族的禀賦。勒龐對這種“種族特性”的強調，在一百多年前不但是西歐精神生活中的流行語，而且波及許多處在現代化過程邊緣的地區，這在魯迅先生對“國民性”(這正與勒龐喜歡用的“gedusofe”一詞含義相同)的反省，以及我們至今餘韻猶存的“民族生存”意識中，都有很明確的反映。這種源自19世紀“科學人類學”大發展的種族主義，其最極端的表現之一，當屬勒龐的同胞戈賓諾(Josde Arthr deGobineau)所發展出來的“靈肉統一論”，它力求在人種的生理解剖學特徵與其精神現象之間找到某些一致性，繼而把它擴展到用來解釋不同民族的文化藝術和政治社會制度等各個方面的差異。勒龐身處當時的思想氛圍，自然不會不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他在一定程度上從戈賓諾等人的這種種族人類學的思想中，接受了決定著各民族命運的神秘主義種族概念，認為“遺傳賦予每個種族中的每個人以某些共同特徵，這些特徵加在一起，便構成了這個種族的氣質”。因此一些學者據此把他作為一個種族主義者看待，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不過平心而論，勒龐用來建立群體心理學理論的種族觀念，卻沒有很多“科學人類學”中的生物學色彩。他更多地把種族看作一個“歷史的”和“文化的” 概念。墨頓在給《烏合之眾》寫的長篇序言中認為，勒龐在歷史科學性問題上的虛無主義態度，是他的一個幸運的自相矛盾之處，因為他在實踐中並沒有否定史實的作用。但是讀過勒龐的書後，我們也許會傾向於認為，更堪當此論的應是勒龐有著種族主義傾向的文化立場，因為正是它有力地刺激了勒龐對群體心理學的研究。 1894年他出版第一本社會心理學著作(各民族進化的心理學規律嚴，便花費大量篇幅，探討在不同種族之間無法做到“觀念移植不走樣”的原因一譬如英法兩個“種族”，因其“國民性”使然，對“民主”、“自由”之類的相同觀念，便會有非常不同甚至對立的解釋。正是因為對群體特徵差異造成的民族命運——尤其是他自己所屬的法蘭西民族的命運——有著一份強烈的關切，才促使他進而提出了自己帶有“通論”性質的群體心理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