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笑話天道

我在一個搞收藏的朋友家裡，見過明朝正德年間（1506-1521年）的聖旨真品。一卷明黃色的絲織物，平滑精美厚實，上面寫著極漂亮的楷書。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那下面的文字，當然都是傳達天意了。 “奉天承運”這個意思，在聖旨出宮的儀式中得到戲劇性的體現。明朝的製度規定，頒布詔書時，要將詔書裝在盒子裡，用繩子吊著，從承天門上緩緩放下去，就好像聖旨從天而降，下邊則有人跪接。明朝的歷史學家餘繼登在《典故紀聞》卷十四里還講了一個故事，說成化四年（1468年）秋天，負責辦這件事的人不認真，降旨的時候繩子斷了，裝著詔書的盒子摔壞了，於是有御史參劾，要求將此人治罪，皇上竟饒了他。當時的人們都感嘆皇上寬大。

我猜想，既然有這種儀式，承天門上一定還會有某種往下放繩子的溝槽，而且位置一定在承天門的正中央。承天門就是今天的天安門，名字是清朝建立後改的，但模樣並沒有改。如今天安門卻作了很多修整，更高了也更大了，正中央早已改換成了扶手，溝槽肯定是尋不著了。 奉天承運，粗略地意譯為現代用語，大概就是遵循歷史規律、體現或代表了歷史規律的意思。當然這麼翻譯顯然有點勉強，“奉天”所奉的天道，乃是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共同遵行的規律，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但是現代人不像古人那樣講“天人合一”，除了“歷史規律”之外，我在現代觀念體系中找不到結構上同位、功能上對應的更恰當的概念，只得硬譯一句。就好像歷史規律運行一樣，天道運行也是有階段性的，國運昌或國運衰，三階段或五階段，初級階段或高級階段等等，運行的每個階段上都有要承當的特定歷史任務，這是命中註定，早已由某大師算好，等閒人更改不得的。

“奉天承運”這四個字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親自改定的。吳□先生在《朱元璋傳》裡說，在元朝，詔書開頭的套語是蒙古語的音譯：“長生天氣力裡，大福蔭護助裡”，文言譯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為這口氣不夠謙卑，改為“奉天承運”。 仔細品一品，朱元璋這話確實謙卑了許多。 “上天眷命”，很容易給人自作多情的感覺——天憑什麼單單眷戀你？而朱元璋就不自作多情，他尊奉天道，代理天道，體現天道，如此恭敬行事，天還會找別的什麼人當代表麼？ “代理天道”云云，並非我憑空瞎說，朱元璋的自我感覺正是如此。在廢除宰相制度之後，朱元璋感覺忙不過來，便指示秘書班子幫助他嚴格把關，朱元璋指示的第一句就是：“朕代天理物”。朱元璋死後，他的後代給他上的尊諡長達21個字，開頭兩個詞便是“開天行道”。此後的明朝皇帝，除了半截被人奪了權的建文帝、景帝和崇禎帝之外，每位名字之前的17個字的尊諡裡，最前邊的兩個詞必定是談天說道的。譬如定陵地下宮殿埋的那位很貪財的萬曆皇帝，其尊諡就是“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17個字，前兩個詞就讚揚他合乎天道的規範。

總而言之，皇上是真命天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天道是神聖至尊的東西，一個人代表了天道，他的神聖至尊自然也就毫無疑問了。 正德皇上朱厚照，就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那卷聖旨的發出者，鬧出過許多笑話。 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德皇上南巡到了揚州，兵部左侍郎（國防部副部長）王憲，抄發了皇上的一個命令通告天下。通告說，養豬殺豬本是尋常事，但是今年正是我的本命年，而且豬與朱姓同音，再說吃豬肉也容易長瘡生病，很不妥當。因此通告各地，不許餵養豬、買賣豬和屠宰豬。如果故意違抗，本犯及一家老小，發配最遠的邊疆充軍，永遠不許回來。 命令一下，各地的老百姓紛紛殺豬，肉多了一時吃不了，便紛紛醃製貯存起來。這條命令顯然執行得不錯，到了第二年春天，孔廟的祭祖典禮要用豬的時候，果然找不出一隻豬，只好以羊代替。

這則逸事見於明朝人沈德符寫的《萬曆野獲編》卷一。為了追根溯源，沈德符同時講了兩個這樣的故事。另外一個故事是關於殺狗的。 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年-1106年），諫官範致虛向皇帝提了一條建議，說陛下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宋徽宗接受了這個建議，嚴令禁止屠狗。沈德符說，這已經成了古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沒想到本朝又出現了。 我想，如果不提皇上代表天道的說法，可笑的不過是二位皇上。如果聯繫到天道，可笑的就是天道或者“皇上代表天道”這種說法了。皇上代表天道的說法恐怕屬於特大號的胡說八道。如果不這樣解釋，我們就只好承認，天道在二位聖上當政的時候變成了豬道或者狗道，這未免又有褻瀆天道之嫌。當天道的解釋權和代表權固定在某個具體的人的身上的時候，天道的笑話是經常發生的。三五百年的時間抵擋不住我們深厚悠久的傳統。

明末張獻忠造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權，年號大順。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形容這位也宣稱順應天道的造反者。用“殺人如麻”這四個字形容張獻忠，顯然力度不夠。張獻忠創造了許多殺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將軍們四面出擊，“分屠各州縣”，名曰“草殺”。上朝的時候，百官在下邊跪著，他招呼數十隻狗下殿，狗聞誰就把誰拉出去斬了，這叫“天殺”。他想殺讀書人，就宣布開科取士，將數千四川學子騙來殺光。 我讀到《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上的這些描寫的時候，曾經懷疑寫史的人蓄意污衊農民起義的領袖。這也是我們接受的歷史教育提醒我們警惕的東西。後來，偶然看到一些四川縣誌上的戶口記載，得到佐證，才不得不懷疑我自己的懷疑了。民國《溫江縣志》卷一上說，溫江縣由於張獻忠的屠剿，“人類幾滅”。張獻忠死去十三年後（1659年）清查戶口，全縣僅存32戶，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闢”。民國《簡陽縣志》卷十九：“簡州賦役，原額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為厲，概成曠野，僅存土著14戶。”這些都是政府為徵稅而做的統計，後邊有實際利益督著，數字有誤差也不至於差得太遠。

張獻忠憑什麼理由進行這等規模的大屠殺呢？在成都紹成公園的亭子裡，有張獻忠立的七殺碑，上邊刻著他的理由：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原來，大屠殺也是以天道為根據的，而且仔細想想，張獻忠的推理並未違反邏輯。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邏輯地打扮成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在代表天道的問題上，曾有“民”從中插過一槓子，企圖削弱皇上的代理權，惹得皇上很不高興。這個拿民惹怒了皇上的代表，就是儒家的亞聖孟老先生。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當了三年皇上，脾氣漸漸大了。皇上“審查”孟子的著作，發現其中有許多對君主不夠尊重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遂下令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將孟子逐出孔廟。後來有人替孟子求情，說他講的道理基本上還是對皇帝有好處的，才恩准孟子回到孔廟。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特命老儒劉三吾編孟子節文，刪掉了《孟子》中85條皇上不喜歡的內容。下邊我摘錄一些被刪除的內容，看看究竟什麼東西惹怒了皇上。 1．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篇）孟子說民比皇上貴重，皇上不高興是可以理解的。 2．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梁惠王）孟子在這裡把皇上用人和殺人的權力削弱了，需要獲得大夫和國人的認可，朱元璋顯然有理由不贊成。

3．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離婁）孟子這話的意思也很可疑：究竟這天下是天給的，還是民給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天子代天理民——代表歷史規律領導人民前進。 4．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萬章）孟子竟然把天的耳目安裝到民的身上，如此說，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該往哪裡擺？ 5．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這分明是宣揚造反有理了。 總之，我看朱元璋與孟子的核心分歧，就是領導與群眾的關係問題。至於天道究竟是什麼，應該由誰來代表，無非是這個問題的哲學性表述，就好像“兩個凡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著名爭論一樣。用“講政治”的方法來講這個問題，一切就顯得很明白：究竟是人民聽天子的，還是天子聽人民的？

我感覺自己講政治講出了一點毛病，再往回找一句：孟子並不是民主主義者，那不是中國聖賢的發明。中國聖賢發明的叫“新民主主義”，孟子不懂這個。但孟子很明白“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天下之通義”（滕文公）。孟子無非是想強調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亂治，不能任性胡來，要守一定的規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險。奈何皇上“無法無天”慣了，不喜歡“規矩”之類的東西。 朱元璋粉碎孟子進攻數年之後，撒手西歸，他的兒子朱棣又在天道與民心的問題上犯了一回糊塗。當時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即位，開始削藩，燕王朱棣感覺到了威脅。道衍和尚姚廣孝密勸朱棣舉兵造反，和尚與真命天子之間有一番對話。

朱棣問：民心向彼，奈何？ 和尚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 姚廣孝後來推薦了兩個算卦的見朱棣。如此這般地推演一番，鬧明白了天意讚許的東西，於是朱棣下了反叛的決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當了皇帝。 由此可見，真命天子一時急糊塗了，竟忘了天道與民心並不是一回事。有了天道，民心大可不論。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從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憑藉卜筮手段領會和理解天道的辦法。請注意，這裡憑藉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調查。這是一套遇事查書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這套書本和指示的作者，竟連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開口出來的自然是天音，表達的自然是天意。 說了這麼多，我努力想證明的其實就兩句話：第一，天道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叫法，譬如天命天意或者歷史規律，但在深層結構上這兩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者歷史規律與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現衝突，這時必定要遭遇究竟誰服從誰的問題，皇上們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從天道，因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無論如何，天道畢竟不會自己說話，一定要有個什麼代表。既然皇上和起義領袖都未必稱職，天道的代表權到底應該歸誰呢？ 在這個問題上，西方人也有過爭論。他們的問題是誰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稱教會代表了上帝，準確點說，是壟斷了人類與上帝溝通的渠道。憑藉這種壟斷，那些組織嚴密的人類先進分子就乾出了許多貪污受賄的事情，把他們的追隨者激怒了，結果就產生了直接與上帝交流的觀點，說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裡，每個人都可以直接面對上帝，用不著那些出賣靈魂的傢伙當代理。這就是新教從天主教分裂出來的歷史故事。 後來，在政治領域發生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議會誕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議會中得到代表，替他們立法。這個代表們攪在一起立出來的法，作為各方利益合縱連橫出來的結果，大概就好比試驗室中模擬出來的天道了。當然，誰也不敢保證模擬得絲毫不差，可是現在似乎還沒有發明比這種模擬更高明的尋求大道的辦法。我們可以拿這種辦法與皇帝代表大道的信念比較一下優劣。像正德皇上那樣的人，滿肚子山珍海味，滿腦袋歌兒舞女，讓那些雄性激素和別的什麼激素模擬工農商學兵和各族同胞，難道真能攪出一個天道來，而且比議會裡攪出的東西更高明？這真是奇怪之極的幻想。 皇上可以代表大道的高論，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民國號稱是人民的國，偏偏不肯讓人民當家作主，說要經過“軍政”和“訓政”這兩個歷史階段之後，才能“還政於民”，實行憲政。這套說法的理論根據是三民主義。主義云云，聽起來很像是天道的變種。中國共產黨人揭穿了這套說法的真實面目，說它的本質是為一黨獨裁和蔣家王朝的專制打掩護。當然，這種揭露是很深刻的，但我覺得，宣稱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而且是臨時代理人，總比宣稱自己是天道的代表進了一步。畢竟他失去了可以永遠領導老百姓的藉口，失去了永遠也不還政於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