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日本婦女在性問題上也有著某種自由，出身越是低微，自由就越大。她們一生多數時間必須遵從各種禁忌，但並不忌諱男女性事。在滿足男人性慾時，她們是淫蕩的；同樣，在滿足男人性要求時，她們又能克制性慾。女人到了成熟年齡，就會拋開禁忌。如果她的出身低微，其淫蕩毫不遜色於男子。日本人對婦女行止端正的要求根據年齡和場合而有所不同，不要求婦女的性格一成不變，不會像西方人一樣把婦女簡單地分成“貞女”和“淫婦”。
男人們也同樣既有恣意放縱的時候，又有謹慎克制的時候，這些都視場合的不同而定。男人最大的樂趣是跟男人一起喝酒，如果有藝伎侍奉在側就更加愜意。日本人樂於醉酒，兩三杯下肚，就會放開平時的嚴肅拘謹，喜歡相互倚躺，親密無間。醉酒者除了極少數“難以相處的人”會發生吵鬧之外，很少能看見粗暴行為或者打架。除了喝酒這種“自由領域”，日本男人決不能幹別人討厭的事。如果一個人在生活的重要領域被人指責為討厭，那就是僅次於日本最常用的罵人話“馬鹿”（混蛋）。
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觀具有兩面性，每一面都不應忽視。他們在幼儿期過著嬌縱的特權生活，此後在接受各類訓練的過程中，他們始終留存著“不知恥”的年代的快樂記憶。他們無需為未來描繪天堂，他們過去就曾有過天堂。他們描繪童年時代所用的是他們的特殊術語，他們說人性本善，說眾神慈悲以及做一個日本人無上光榮。這使他們很容易地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種極端觀念上，認為人人身上都有“佛種”，死後都能成神。這種觀念使他們固執、自信，這是他們不顧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夠就去幹任何事情的思想基礎，是使他們敢於堅持己見，甚至反對政府、以死證明自己正確的思想基礎。有時，這種盲目自信會使他們陷入集體性的狂熱。
六七歲以後，“謹言慎行”、“知恥”這類責任逐漸帶著強大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這種壓力雖然不是普魯士式的紀律，卻無法逃避。在具有特權的幼兒時代，有兩件事情為必須履行的義務奠定了基礎：一是父母固執地訓練其便溺的習慣和糾正各種姿式，二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嚇唬說要遺棄他。這些經驗使孩子們有所準備，能夠接受嚴格的約束，以免被“世人”恥笑、遺棄。他要抑制幼兒時期的無拘無束的衝動———那些衝動並不是不好，只是已不合時宜了。他逐漸進入嚴肅的生活，隨著幼年特權被逐漸否定，他被允許享受成人的享樂，但幼年時代的經驗決不會真正消失。他們的人生哲學隨時從童年吸取經驗。他承認“人情”，這是幼年時代的經驗；在成年生活的“自由領域”內，他又重新體驗幼年時代的感覺。
日本兒童生活有一個顯著的連續性貫穿著兒童時代：取得夥伴的承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正是這一點，而非絕對的道德準則，深深紮根在了兒童的心靈之中。在兒童時代的前期，孩子大到會向母親撒嬌的時候，母親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覺。他會計較自己和兄弟姐妹們所得點心的多少，以此判斷自己在母親心目中的地位。他能敏感地察覺遭到冷遇，甚至會問姐姐：“你是不是最疼愛我？”在童年的後期，他要漸漸放棄個人滿足，以得到“世人”的讚許和接納，否則會遭到“世人”的譏笑。大多數文化教育兒童都會施加類似壓力，但在日本，這種壓力特別沉重。被“世人”拋棄，這在孩子心裡類似母親嘲弄威脅要丟棄他。因此，在他一生中，被夥伴排斥比挨打更可怕。他對嘲笑和排斥的威脅異常敏感。事實上，由於日本社會不容易保持私密，“世人”對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幾乎盡知，如果不贊成其言行，確實可能把他排斥掉。這絕不是主觀想像。日本的房屋結構，薄薄的板壁不能隔音，白天又敞開著，沒有能力修築圍牆和庭院的人家，私生活是完全暴露的。
而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徵，有助於了解因兒童教養的不連續性造成的兩面性格。幼年時代建立的一面是“不知恥的自我”。這使他們成年後不免常對鏡自照，以窺測自己還保存多少兒時的天真。他們說，鏡子“反映永恆的純潔”，既不會培養虛榮心，也不會反映“妨我”，而是反映靈魂的深處。人會從中看到自己“不知恥的自我”。在鏡子裡，他把自己的眼睛看作是靈魂之“窗”，這有助於使他作為一個“不知恥的自我”而生活。他能在鏡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據說大有為此鏡子不離身的人在。甚至有人在佛壇上放一面特別的鏡子，以靜觀自身，反省自己的靈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這雖然很不尋常，但並不費事。所有家庭的神龕上都放有鏡子作為神器。戰爭期間，日本的廣播電台曾特意播送過一首歌，讚揚幾位女學生掏錢買了一面鏡子放在教室裡。人們完全不會認為這是虛榮心的表現，而認為這是她們心靈深處重新煥發出為沈毅的目標而獻身的精神。對鏡自照是一種審視精神靈魂的高尚行為。
在孩子心中培植“觀我”觀念之前，日本人就已經對鏡子發生了感情。他們照鏡子時並沒有看見所謂的“觀我”，但鏡中所反映的自我就像他們的童年時代一樣是善良的，是無需用“恥”來開導的。他們賦予鏡子的這種象徵意義也成為自我修養以求“圓熟”的基礎。在這種自我修養中，他們堅持不懈地消除“觀我”，以求復歸兒時的直率和純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