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詩人、演說家和武士都用這種訓練以求達到“無我”。他們學到的是對有限美的明晰、不受干擾的感受；他們學會調整手段和目標，用適當的努力，剛好達到目的。
完全未經訓練的人也有一種“無我”體驗。欣賞音樂歌舞的人陶醉於劇情而忘我，也可以說是失去了“觀我”。他手掌出汗，這是“無我之汗”。轟炸機飛行員在接近目標投彈之前，也會滲出“無我之汗”，“他並沒意識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識中沒有旁觀的自我。當
高射砲手全神貫注偵察敵機時，周圍的世界似乎全消失了，他同樣出的是“無我之汗”，同樣失去了“觀我”。凡是身處這類場合，達到這種狀態的人，都進入了最高境界。這就是日本人的觀念。
上述概念雄辯地證明，日本人把自我監視和自我監督看成了嚴重壓力。這種牽制一旦消失，他們就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國人把所謂“觀我”與內心的理性原則看作是一回事，從而以臨危不懼、“保持機智”而自豪。日本人卻要靠昇華到靈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監視的束縛才能解脫。日本文化反復向心靈深處灌輸謹小慎微，並對此力圖辯解，斷言只有去掉心理負擔，才能讓人的意識進入更有效率的境界。
日本人體現這種信條的最極端的方式，就是他們高度讚賞“就當已經死去一樣活著”的人。他們把這句話用於日常勉勵。鼓勵為中學畢業考試而苦惱的少年時，他們會說：“就當你已經死了，這樣就容易通過。”鼓勵進行大樁商業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會說：“就當是死掉了，幹下去。”當一個人陷入嚴重困境，看不到一絲希望時，也常常以“就當已死”的決心去生活。戰敗後被選為貴族院議員的基督教領袖賀川（豐彥）在其自傳小說中說：“就像被魔鬼纏身的人一樣，他每天躲在自己房間裡哭鬧。他那爆發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苦痛持續了一個半月，但生命終於獲勝……我此身將要帶著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當成已經死了，再投入戰鬥之中……他決心要當一個基督徒。”戰爭期間，日本軍人喜歡說：“我決心就當已死，以報答皇恩。”這句話包含著一系列實際的行為，比如在出征前為自己舉行葬禮，發誓把自己的身體“變成硫黃島上的一抔土”，決心自己“與緬甸的鮮花一起凋落”，等等。
以“無我”為根基的哲學潛藏著“就當已死般活著”的態度。這樣等於消除了一切自我監視，一切恐懼和戒心。死人無需再為行為是否恰當而顧慮。死人不用再報“恩”，他自由了。 “就當已死般活著”，意味著擺脫了一切矛盾和衝突，意味著：“現在，我可以為所欲為了。”
按照西方人的說法，日本人在“無我”和“就當已死”中剝離了意識。所謂的“觀我”、“妨我”是判斷個人行為的監督者。這生動地點明了東西方的心理差異。我們說到一個沒有良心的美國人，是指他幹壞事卻沒有罪惡感。而日本人在使用類似詞彙，卻是指此人不再緊張，不再受妨礙。同一類詞，美國是指壞人，日本卻是指好人，指有修養，能最大限度發揮能力，能完成最困難的工作，行為無私的人。罪惡感是引導美國人行善的強大力量，如果一個人良心麻木，就失去罪惡感變成反社會的人。日本人的哲學卻認為，人的心靈深處存在著善，內心衝動直接表現為行動時，會很自然地實踐德行。於是，人們努力修行，以求“圓熟”，來消除“羞恥”。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不會有第六感的障礙，這才能徹底擺脫自我意識和矛盾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