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持久不變的目標是名譽，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條件。至於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使用的手段則根據情況而決定取捨。是堅決投入還是躲避爭鬥要看具體情況，這算不上道德問題。而我們熱衷於“主義”，熱衷於意識形態上的信念。既使失敗，我們的信念也不變。戰敗的歐洲人到處都在組織地下活動。而日本人則除少數極端頑固分子外，不需要組織反對美國占領軍的運動。他們沒感到在道義上有堅持舊路線的需要。佔領後不到幾個月，美國人即使單身乘坐擁擠不堪的火車前往日本的窮鄉僻壤，也不必為安全擔心，並且受到曾經是
國家主義者官員的有禮貌的接待，未發生過多少報復行為。我們的吉普車通過村子時，孩子們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見），嬰兒自己不會招手，母親就抱著他的小手向美國兵揮動。
戰敗後日本人這種180度的轉變，美國人怎麼都難相信是真的。這是我們無法做到的。對於我們來說，甚至比俘虜營中日本俘虜的態度變化還要難以理解。因為俘虜們自認對於日本來說，他們已經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們就猜不出他們會幹些什麼。在了解日本的西歐人士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會預測到，日本俘虜的巨變也會出現在戰後的日本公眾之中。大部分學者對那種可怕的不投降主義有深刻印象，相信日本“只知道勝利或失敗”；而且在日本人眼裡，失敗就是侮辱，一定會拼死報復。某些人進一步說，日本的民族性使他們不可能接受任何苟和條款。這些日本研究者們不懂得“情義”。他們在眾多為保持名譽的各種抉擇中，只挑出複仇與侵犯這種顯著的傳統程式。他們沒有考慮到日本人還有採取另一種方針的習慣。他們把日本人關於侵犯的倫理與歐洲人的公式混為一談。在歐洲公式中，任何個人或民族，如果進行戰鬥，首先必須確認其戰爭目的的永恆正義性，其力量則來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義憤。
日本人的戰爭理由是，他們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贏得尊敬。他們看到大國是靠軍事實力贏得尊敬的，於是力求與這些國家並立。由於資源缺乏，技術落後，他們不能不採用比殘暴的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還是失敗了，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侵略到底不是贏得名譽之路。而“情義”則常有雙重同等的含義，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互相尊敬。在戰敗之際，日本人從前者轉向後者，而且顯然不覺得心理上對自己有任何壓力。目標仍然是維護名譽。
在歷史上其他場合，日本也曾有同樣的舉動，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 1862年，長期的鎖國帷幕剛剛拉開，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國人在橫濱的生麥遭殺害，薩摩藩是攘夷運動的策源地，薩摩武士的傲慢、好戰在日本聞名，英國派了遠征軍進行懲罰，炮轟薩摩藩重要港口鹿兒島。日本人在整個德川時代一直在製造武器，但都是仿造舊式的葡萄牙槍砲。鹿兒島當然不是英國軍艦的對手。但這次砲擊卻帶來了驚人的意外後果，薩摩藩並沒有要誓死報復，反而向英國尋求友誼。他們親眼看到敵人的強大，就要求向敵人請教。他們與英國建立了通商關係，並於次年在薩摩建立了學校。據當時一位日本人描述，這所學校“教授西方的技術……因生麥事件而產生的友好關係日益發展”。
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例。與薩摩藩同樣以好戰和激烈排外著稱的另一個藩是長州藩。這兩個藩都是培育“王政復古”領導者的溫床。朝廷曾發布一道敕令，限以1863年（陰曆）5月11日為期，命令將軍把一切夷狄趕出日本國土。幕府沒有理睬這道命令，而長州藩則反之。它從要塞向通過下關海峽的西方商船開砲。日本的火砲和彈藥實在低劣，外國船隻並未受損害。為了懲罰長州藩，西歐各國聯合艦隊迅速擊毀了要塞，並索取300萬美元的賠償，然而這次砲擊卻帶來了與薩摩藩同樣奇妙的後果。諾曼論述薩摩事件和長州事件時寫道：“這些曾經是攘夷急先鋒的藩發生了巨變，不管其背後的動機多麼複雜，這種行動卻證明了他們的現實主義和冷靜態度，人們對此只能表示敬意。”
這種善於適應情況的現實主義是日本人“份內的情義” 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樣，“情義”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是使日本把《美國限制移民法》和《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看作是對日本民族的極大侮辱，並驅使它進行了這場不幸的戰爭計劃。它的光明面則是，使日本能夠以善意的態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後果。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評論家試圖把“情義”介紹給西方讀者，稱之為崇拜“武士道”，或曰“武士之道”。有理由說，這種介紹引起了誤解。武士道這個正式名稱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於情義”、“完全出於情義”、“為情義而竭盡全力”等格言那樣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羅“情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它是評論家出於靈感的創作。而且，由於武士道曾經是國家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口號，隨著這些領導人的信譽掃地，武士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懷疑。這絕不意味著日本人今後不再“懂情義”。恰恰相反，現在正是西方人應當理解“情義”在日本的含義的更加重要的時期。把武士道等同武士階級也是誤解。 “情義”是所有階級共同的道德。與日本其他一切義務及紀律一樣，身份越高，“情義”的責任“就越重”。日本並不是只有武士階層，其高度的組織性決定了這是個性格統一的國家。就其全民而言，無論是戰爭還是和平，都是被“份所當為的情義”所迫，是為自身的名譽而盡的義務。日本不會把自己的國民分成好戰者和躲開競爭者兩部分，只有“不懂情義者”，才是真正受到藐視和厭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