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頑抗到底的日軍俘虜，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歸根於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聖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天皇而獻身”。然而，反對這次戰爭的人，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歸之於天皇；稱天皇為“愛好和平的陛下”，“始終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是被東條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陛下表態反對軍部。”“戰爭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沒有批准的情況下發動的。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讓國民捲入戰爭。天皇並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樣的虐待。”這些證詞和德國戰俘完全不同。德國戰俘，包括那些對
背叛希特勒的將軍錶示不滿的戰俘，都認為戰爭責任必須由最高的戰爭唆使者———希特勒來承擔。而日本人相信，皇室與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是兩回事。
天皇與國家政策可以分開，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 “日本沒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能受譴責。顯然，日本一致認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而美國習慣於認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懷疑和批判。如果不了解事實，就會認為那些俘虜在胡扯;事實上，一些審訊戰俘的老手，也根本未能在每份審訊筆記上寫下“拒絕反對天皇”的字樣，———全體俘虜都拒絕反對；即使那些與美國合作的俘虜同樣拒絕；對天皇最激烈的言辭不過是“這位天皇即位可能是個錯誤”，還有“他是個性格軟弱的人”，或者“也許皇室遜位可以使日本婦女得到自由，如同美國婦女享受的那種自由”。
因此，日本軍部充分利用了全體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他們把“天皇恩賜”的香煙分賞給部下；在天長節時，率領部下遙向東方三拜，高呼“萬歲”；在“部隊日夜受到轟炸時”，和部下一起共誦天皇的“軍人敕諭”，“奉誦聲在森林中迴盪”。他們號召所屬官兵要“免除聖慮”，要“以崇敬之心報陛下的仁慈”，要“為天皇而獻身！”但是，這種對天皇意志的遵從卻又是一把雙刃劍，正如許多日本戰俘所說，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縱然只有一桿竹槍，也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戰鬥。同樣，只要是天皇下令，也會立即停止戰鬥”。結果，讓軍部措手不及的是，日本天皇真的下令了。
對天皇的無限忠誠，對其他所有人和機構則加以批評———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的報刊雜誌或戰俘的供詞中，有不少對政府和軍隊指揮官的指責。對他們直屬的指揮官，尤其是那些不能與部下一起共命運的人，戰俘們破口大罵；對坐飛機逃跑，撇下士兵讓他們頑抗到底的行為非常痛恨。並非大眾缺乏辨別善惡的能力，日本戰時的報紙、雜誌曾經指責政府沒有做到位，甚至抨擊政府限制言論自由。 1944年7月，東京一家報紙刊登的一篇有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日本極右政黨參加的座談記錄，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發言者說：“我以為振奮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言論自由。近幾年來，日本國民不敢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心裡想說的話。他們害怕說出來會受到責怪。他們滿腹狐疑，卻還表面應付，變得膽小如鼠。這樣，絕不可能談什麼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位發言者對此更進而加以發揮道：“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選區的選民座談到深夜，就各種事情徵求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卻唯唯諾諾不肯開口。言論自由完全被否定了。這對激發人們鬥志沒有一點兒好處。在所謂戰時特別刑法和治安維持法下，國民怯懦無能，簡直像封建時代的老百姓一樣。因而能夠發揮的戰力，現在卻仍沒有發揮出來。”
瞧，在戰時日本人對政府，對大本營，以及對他們的直接上司都能作出評判，並沒有無條件地按等級制行事。然而，惟獨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無上在近代才得以確立，為什麼會如此受到尊重？這個問題我們會在稍後的篇章中予以解答。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在戰爭中暴露出來，就是日本獨特的對戰爭中人員損失的態度。當美國把海軍勳章授給台灣海峽機動部隊指揮官喬治·愛斯·麥肯因將軍時，日本的無線電報對此表現極大的驚訝，態度十分耐人尋味。內容如下：
向司令官約翰·愛斯·麥肯因（原文如此———譯者註）授勳的官方理由並不是他擊退了日軍。尼米茲的公報已宣稱他擊退了日軍，但麥肯因受勳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了兩艘損壞的美國軍艦並把它們安全地護送到基地。這件小報導的重要性在於它並非虛構而是實際發生的事，希望你們了解這一奇特事實：在美國，救了兩艘軍艦就能授勳。
一切救援行為，對倒霉蛋的一切幫助都能深深地感動美國人。比救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人了。日本人的勇敢則排斥這類救援。甚至我們在B29轟炸機和戰鬥機上配備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為“膽小鬼”。他們的報紙、廣播反復談論這個話題，只有視死如歸的冒險才是高尚的，小心謹慎則屁用不頂。這一態度在對待病員及瘧疾患者的時候表達得十分明顯。這些士兵在他們看來是廢物。醫療服務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戰鬥力。日本人對物質主義的蔑視在這裡起了重大作用。軍官教導士兵，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而我們這樣對病患者的照顧，好比轟炸機上的安全設備一樣。反而成了對英雄主義的干擾。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國人那樣慣於光顧內外科醫生。在美國，對傷病患者的憐憫要遠遠地勝過對其他福利設施的關心，這一點幾乎連那些來美國旅遊的歐洲人也經常談論。而日本確實無動於衷。戰爭中日本軍隊中沒有一個受過訓練、能夠在戰火中搬運傷員的救護班，我們用前線救護所、後方野戰醫院，以及遠離前線的康復醫院組成的醫療系統，在日本軍隊中並不普及。對醫療品補給就更加令人慨嘆了。在緊急情況下，傷病員乾脆被殺掉。尤其是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日本人常常不得不從有醫院的地點撤退，他們根本沒有在被圍前預先轉移傷病員的習慣。結果，負責的軍醫往往在臨走時先將傷病員全部槍殺，或是傷病員自己用手榴彈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