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宗教神話及其世俗翻版看來是不可避免的沒落，導致了我們的第一個困境，隨之而來的，是道德規範的喪失，關於人類處境更深的孤立無助之感，以及向自我的收縮和急功近利等等，第一個困境的理性的解決，可以通過對人類天性更深刻更勇敢的考察而達到，而這就必須把生物學的種種發現與各門社會科學相結合、將來會更嚴格地證明，精神是大腦神經無機制的附生現象，這一機製本身又是遺傳進化的產物；自然選擇在上百萬年的時間內作用於古代環境中的人類群體，導致了這種遺傳進化，神經生物學、個體生態學以及社會生物學方法和思想的適當延伸，將為社會科學奠定一個較為理想的基礎，而至今仍然分隔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裂痕，最終將會消失。
如果對第—個困境的這一解答即使部分是正確的話，第二個困境就將立即隨之產生，那就是必須在我們先天的各種精神傾向之間進行的種種有意識的選擇，人類天性的要素是各種學習規則、情感強化系統以及激素反饋迴路，它們把社會行為的發展引向某些確定的渠道，而不是另一些渠道。人類天性並非僅僅是現存社會的一系列產物，它也是未來社會按照理智的設計而可能實現的一系列潛在的東西，對幾百種動物中各種現存社會系統的考察，以及從這些系統演化過程中推導山來的各種原理，使我們確信，人類的所有選擇，只代表了理論上可能的眾多選擇中一個很小的集合，而且，人類天性又是對一個已基本消失了的壞境的特殊遺傳適應的混雜產物，這個環境就是冰河時期的狩獵－採集者的世界，因此，我們眼前如此豐富如此迅變的現代社會生活，就仍然不過是古代行為適應的各方面在文化上過度膨脹的拼合，在第二個困境的核心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循環，指導幫助我們在人類天性的要素之間作出選擇的各種價值系統，都是由人類天性的要素在一個早已消逝了的進化時期內創造的。
幸運的是，人類困境的這一循環，並沒有達到不能被意志的行動所衝決的程度，人類生物學的首要任務，是要確定和測量影響倫理學家和其他人的各種決定的種種限制，通過人類精神的神經生理學和種族發生學的重建來推測這些限制的意義，這一事業是對文化進化研究的不懈努力的必要補充，它將改變社會科學的基礎，卻不會損害它的豐富性和重要性，在此過程中將形成一門倫理生物學，使我們有可能去選擇更深刻、更有生命力的道德價值準則。
新的倫理學家首先將希望對人類基因延續的最基本的價值作出沉思，世代相傳的公共基因庫是這種延續的形式，很少有人認識到有性生殖中的分裂模式以及同樣“不重要的”世系“譜線”的真正含義。一個人的DNA差不多平均包含著任一給定時代中所有祖先所貢獻的成分，這個人的DNA又將大致平均地分配給未來任一給定時代所有的後代，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有兩百多個生活在1700年的祖先，其中每一個祖先都向今天活著的後代提供了不到一個的染色體，同時，我們每個人都有百萬以上在1066年生活過的祖先（考慮到當時族外婚的數量）。享利·安德姆斯曾針對那些諾曼－英吉利人的後代，就此作過出色的表述，他指出，如果“回到我們的2億5萬祖先所生活的11世紀，我們就會發現自己同時干著許多令人吃驚的事情。在許多事情中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可能耕作於康登庭和卡佛多斯的田野之上，躋身於諾曼底教區教堂裡聽彌撒的人群之中，在這一地區每個富於宗教精神的或世俗的貴族手下服役，參與修建蒙特－聖－米歇爾的阿比大教堂的修建等等。”再倒退幾千年－進化長河中短暫的一瞬，當代英國人從中誕生而來的基因庫在當時已復蓋了歐洲，並向北非、中東以及其他地區擴展，個體不過是淹沒在這個基因庫中的轉瞬即逝的基因給合，其遺傳物質很快就會重新溶解在基因的大池塘中，由於自然選擇總是作用於那些使自己和直系親屬獲利的個體的行為，因而人類天性總使得我們傾向於服從利己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律令。但是，一種著眼於長期進化過程的更為超然的眼光，能讓我們超越自然選擇的盲目的實現過程，並從整個人類的背景上，洞察我們自身基因的歷史和未來，一個早已被運用的詞彙直觀地體現著這一超然的眼光，那就是：崇高，如果恐龍掌握了這個概念，它們或許也會贏得生存，它們或許就是我們。
我相信，進化論的正確運用，也有利於基因多樣化這一最基本的價值，如果像一些證據所表明的那樣，遺傳以適中的程度影響著精神與肉體能力的變異，那麼。我們就能期望確有特殊能力的個體意外地出現於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的家庭之中，不過這些個體卻不能把他們的素質遺傳給自己的子女。生物學家喬治·威廉姆斯描寫過動植物中這種“西西弗斯基因型”的產物。他的思路建立在基礎遺傳學的下述論證之上：幾乎所有的能力都是由染色體上分佈的許多基因組合所決定的，確屬例外的個體，無論強弱，按定義都能在統計曲線的頂點處找到。而在形成新的性細胞以及各種性細胞相互合併產生新機體的過程中，決定個體特性的遺傳基質從無序狀態產生稀有的給合，由於有性生殖的個體都擁有一套特殊的基因，因而即使在同一家庭中，極為例外的基因結合也不大可能出現兩次，因此，如果天才不管在什麼程度上是先天性的，它在基因庫中就是難於測量和預見的閃爍不定的現象，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頂，只是為了讓它又往下滾，同樣，人類的基因庫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先天性天才，只是為了讓他們又分解在下一代中，按照西西弗斯方式結合的基因或許遍布人類群體。僅僅由於這一理由，我們就理應把全部基因庫的保存，視為第二個基本價值，除非將來某種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有力的人類遺傳知識，許諾給我們廣泛的人工優生前景。
普遍人權，也許可以視為第三個基本價值，普遍人權的思想並不普遍，它主要是近代歐美文確的產物，我認為，我們強調這一思想的重要性並非因為它是神聖意志（國王們常常依靠神聖權利進行統治）。並非因為循著這一思想就能從未知的意外源泉中找到某種抽象原則，而只是因為我們是哺乳動物，我們的社會建立於哺乳動物的綱領之上：個體首先為自己能夠成功地傳種接代而奮鬥，其次為直系親屬，再次是一種主動性較小的協議式合作－個體參與這種合作是為了從中得到好處，一隻有理性的螞蟻（讓我們暫時設想螞蟻和其他社會性昆蟲成功地發展出了高級的理性）將會認為，這種安排在生物學上是膚淺的，而個體自由的概念在本質上是有害的，但是，我們贊成普遍權利，是因為在技術發達的社會中權力過於變幻不定，使我們無法逃避這個哺乳動物的法則；不平等帶來的長遠後果，對於暫時的受益者總是表現為可見的危險，我認為，這是普遍權利運動的真正理由，而對這一運動根本的生物學原因的理解，與文化強化和委婉頌揚所勉強形成的理性化相比，最終將更有說服力。
那麼，對於價值的探索，將發展到對遺傳適應性的功利主義考慮的範圍之外，儘管自然選擇是第一推動者，它的作用是通過以第二性的各種價值為基礎的大量決定表現出來的，這些第二性的價值在歷史上表現為幫助實現成功的生存和繁殖的機制，這些價值的範圍大體上包括了我們一些最強烈的情感，探索的熱情和敏感，發現的激動、戰鬥和體育競賽勝利後的喜悅，恰到好處的利他主義行動帶來的寧靜滿足，種族和民族自豪感的躁動，從家庭紐帶獲取的力量，以及從與動物和欣欣向榮的植物的接近中所得到的生之快感。
對這些生理反應需要作一種神經生理學的解釋，它們的進化史則需要重建，一種能量守恆原理在這些生理反應之間發揮作用，以至即使強調其中一種反應，全部潛在力量的總和也仍然保持不變。詩人出色地指出了這一點，就像瑪麗·巴納德的莎孚式詩行中平靜的讚美所表現的一樣：
有人說是騎兵隊
有人說是步兵，又有人
堅持說我們艦隊那飛搖的
槳是大地上
最好的景象，但是我說
最好的是你所愛的。
今天還沒有測量這些能量的手段，但是我想心理學家或許會同意，可以對這些能量的方向作出實質性的改變而不損失其強度，或許他們會同意，精神會努力保持一定的秩序水平，努力要求一定的情感報償，最近的證據指出，在睡眠中，當興奮沿著腦干大纖維叢向上穿過大腦，刺激大腦皮質使它產生活動時，夢就發生了，如果沒有來自外部的一般感覺信息，大腦皮質就從記憶存儲中喚醒意象，編織精采的故事，精神用類似的方式不斷創造發展道德、宗教、神話，並賦予它們情感的力量，一些盲目的意識形態和宗教信念被拋棄了，另一些馬上被製造出來，填補了它們留下的空白，如果大腦皮質受到批評和分析技術的嚴格訓練並記錄下了經過檢驗的信息。它就會把這些信息以道德、宗教、神話的形式重新排列，如果精神受到的指導使它的超理性活動不能與理性活動相和諧，它就將把自己一分為二，使兩種活動都能同時並行地發展下去。
如果我們最終承認，就一種崇高的意義而言，科學唯物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神話，那麼，產生神話的上述內驅力就可以被我們用於學習和人類進步的理性探索，因此，讓我再來解釋為什麼我認為科學精神優於宗教：首先，它可以不斷地取得解釋和控制物理世界的勝利，其次，它的自我校正性質為一切可能的設計和實驗操作敞開了大門；第三，它堅持對一切神聖和世俗之物進行考察，最後，它現在給出了按進化論生物學機制解釋傳統宗教的可能，最後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宗教（包括教條主義的世俗意識形態）能被系統地分析和解釋為大腦進化的產物，那麼，它作為外部道德源泉的力量就永遠消失了，而這就迫使我們著手尋求第二個困境的解決。
科學唯物主義的核心是進化的史詩，讓我來重申它最基本的主張：（1）物理科學的規律與生物科學和社會科學規律是一致的，可以用因果解釋加以連結，（2）生命和精神有著物理基礎，（3）我們現有的世界從較早的世界發展而來，而且遵循著同樣的規律；（4）今天可見的宇宙無處不是科學唯物主義解釋的對象，進化史詩可以沿著上述路線不斷得到補充和加強，但它的一些最徹底的論斷不可能看作是定論。
最後我要指出的是，進化史詩或許是我們將擁有的最動人的神話，我們可以對它作出某種調整，使進化史詩盡可能接近真理，達到人類精神對真理所能作出的最切近的判斷，果真如此的話，精神對神話的需要就必然會讓科學唯物主義來滿足，以便使我們的非凡動力能重新找到用武之地，以誠實的方式完成這樣的轉移而又不陷入教條主義，是有路可循的，其中一條道路就是更積極地發展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關係，英國著名生物學家哈登這樣談到科學和文學；“我絕對相信，比起文學經典來，科學遠遠更刺激人的想像，不過
這些刺激者的產物通常不容易問世，這是因為科學家缺少文學性的認識方式。 ”確實，宇宙學家和物理學家關於150億年前的大爆炸是宇宙起源的推測，遠比《創世紀》第一章或吉爾格嚜什的《尼尼微史詩》更令人敬畏，當物理學家運用數學模型追溯大爆炸的物理過程時，他們也就是在談論一切－的的確確是一切，當轉而討論脈衝星、超新星以及黑洞的碰撞時，他們就是在運用過去時代所沒有的想像探索距離和神秘，讓我們回想上帝是怎樣用意在壓倒人類精神的想法來鞭策約伯的：
是誰竟用無知的言詞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要像男子漢挺胸站起，
我將提問，你要回答……
你可曾下列海眼
或在深不可測的水里行走？
地獄之門曾為你開啟？
可曾看到冥冥中的門吏？
你是否理解世界的廣袤？
如果知道，告訴我一切。
是的，我們知道，我們確實知道而且已講出了這一切。我們接受了耶和華的挑戰，科學家們努力揭示和解答更大的難題。生命的物理學基礎已經被了解，我們已大致理解生命何時以及怎樣在地球上開始。新物種在實驗室中被創造出來，進化已被追溯到分子的層次。基因可以從一種有機體拼接入另一種有機體，分子生物學家已掌握了創造基本生命形式的大部分知識。我們的機器在火星上著陸，把廣袤的景觀和土壤化學分析結果發回地球，《舊約》的作者曾經有過這樣的想像嗎？我們偉大的科學發現進程呈現出越來越強大的勢頭。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西方文明的上層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與自然科學相脫離的，在美國，知識分子實際上僅僅被看成是那些按照盛行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學模式進行工作的人。他們對化學和生物學毫無所知，就好像人類某種意義上還是物理現實的超然的觀眾。在《紐約書評》，《評論》、《新共和》、《代達羅斯》、《美國評論》、《星期六評論》以及其他人文雜誌的篇頁中所充斥的文章，讀起來就好像大多數基礎科學在19世紀就已經停止發展，這些雜誌的內容大多是歷史逸聞，最新的語言考證，人類行為的描述性理論、根據個人的思想意識對時事所作的評判－都用令人愉快而又令人沮喪的熱烈宣揚來迎合人們的口味。現代科學仍然被認為是一種解難題的活動，一大套可觀的技術，人們用與科學無關的精神範式去評價科學的重要性，當然，許多”人文主義的”科學家已經超出了科學唯物主義的範圍，參與到文化之中，時而作為專業見證人，時而作為雄心勃勃的作家，但他們幾乎一點也沒有填補這兩個理論世界之間的鴻溝。除極少數外，他們至多不過是些平庸的科學家，象徵性地代表著必然被他們是東道主視為粗俗文化的東西，而這種文化仍然為有教養的語言所不齒，他們過於輕易地接受了“通俗作家”這一標籤，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影響和改變了人類精神的較深層次的偉大作家們。也極少用科學的語言去闡述真正的科學，他們是否真正理解這場挑戰的性質？
今天應該比較容易發生人們所關注和希望的轉移了，因為人類精神隸同於一個因果解釋網，每首史詩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人類精神可以當之無愧，甚至習慣於思考上百億星系和幾乎無窮距離的天文學家也必然同意，人類大腦是我們所知的最複雜的結構，是各門主要自然科學研究的交叉點，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以及神學家最終必然承認，通過對精神過程自身的重新定義，科學自然主義注定要改變他們的系統研究基礎。
我在本書開始時指出了科學進步常有的辯證性質，學科與對手學科相接，對手學科通過把學科還原為更基本的規律而成功地重新組合排列了學科的現象，但是，隨著相互作用的增長，學科中所生的新的綜合又深刻地改變著對手學科。我認為，生物學，特別是神經生物學和社會生物學，將作為社會科學的對手學科而存在，我現在進一步認為，生物學中內在的科學唯物主義，將通過對心理和社會行為基礎的重新考察，成為人文學科的對手學科，沒有什麼孔德式的實證主義革命會發生，也沒有什麼基本科學文化的突然創造。轉化是逐漸進行的，為了強調包括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在內的人文學科的中心問題，科學自身必須變得更加成熟，在某些方面要有特別熟練的技巧，以處理人類生物學中的特殊問題。
我希望，隨著這種匯流的進行，一種真正的好奇心將重新進入變寬闊了的文化，我們需要更清楚地闡明未知的事物，自然科學家通過技術片斷所譜寫的史詩。還有著巨大的缺陷和引人注目的未知領域，而其中最大的莫過於精神的物理基礎的問題，正如一個已被部分探明的世界，它在地圖上的近似邊界是可以確定的，但內部的量值都只能粗略地估計，科學家和人文學者能比過去更進一步努力明確各種偉大的目標，使有教養的人們能朝著這些目標展開發現的航程。未知和驚人的事物在前面等待，這些事物像在那些充滿了早期奇蹟的日子裡一樣可以想像，在那些日子裡，最初的歐洲探險者來去於那些新大陸之間，第一批顯微學家觀察細菌在小水滴中游動，隨著知識的增長，科學必然日益強烈地刺激著想像。
無可懷疑，這一觀點將被一些人作為自然科學至上主義而加以反對，這些人認為經濟和社會問題在任何場合都是最重要的，這種反對意見中有著幾分真理，確實，還有什麼東西象撒哈拉和印度的飢荒以及阿根廷和蘇聯監獄的死亡那麼重要呢？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問一問：我們想不想更深刻更全面地知道，為什麼要關心那些事情？什麼時候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決？解決以後又怎麼樣？任何一個政府明確的任務，是使人在某種高於動物存在的意義上的自我完善，在幾乎一切社會革命中，除了革命的獻身精神以外，最高的目標就是教育、科學和技術——三者的結合不可避免地把我們引回第一和第二困境。
前述的觀點還將遭到另一些人甚至更為堅定的拒絕，這些人注情感需要是從傳統的組織宗教得到滿足的，他們將堅持，上帝和教會不可能僅僅由於科學神話的競爭就趨於消失，他們是對的，作為原始推動者的上帝仍然是一個可行的假設，雖然這一概念是多麼不確定和不可檢驗，宗教儀式，特別是入教儀式以及國家宗教的神聖化，都深深地植根於現存文化的一些最重要的原素之中，並與之相互結合，在找到它們的根源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們還將繼續存在下去，單是死亡的痛苦就足以保證它們的存在，硬要認為對人格化的、道德化的上帝的信仰將會消失，那是十分武斷的，就正如因為科學唯物主義將把神話的力量用於各種目的，就粗率地試圖對未來儀式的形式作出預言一樣。
我也不認為科學的概括能夠取代藝術，或者成為一種給人以陶冶的藝術共生體，藝術家，包括有創造性的作家，把最有個人特徵的經驗和想像用一種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使觀眾在情感上接近他們所表達的知覺內容，科學可望解釋藝術家、藝術天才，甚至藝術本身，它將越來越多地利用藝術研究人類行為，但其目的不是在個人水平上表達經驗，也不是從它按定義最為關心的規律和原理中再現豐富的經驗。
最後，我並不認為科學自然主義會演變成為另一種形式，以代替有組織的正式宗教。我的思路直接繼承了赫胥黎、沃丁頓、莫諾、鮑利、多布贊斯基、卡塔爾以及其他人的人本主義路線，這些人曾冒著危險去探尋蛇發女怪戈爾更的面容，但是，由於下述兩個理由之一，他們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們或者否定萬物有靈論式的宗教信仰，或者提倡把它幽禁在精神中某個溫和的儲藏所，在那裡，它可以在理性努力的主流之外，作為一種文化交係而存在，對於知識的力量和超越人類精神的進化過程的思想，人本主義者表現了感人的忠誠。我認為，應該修正科學人本主義，這就要求承認，宗教信念——個人和團體身分的神聖化、對偉大領袖的專注、神話創造等等——的精神過程代表了一些有步驟的傾向，這些傾向的自足的成立，通過成千上萬代遺傳進化，在大腦的神經組織裡面結合起來，它們本來就是那麼有力而不可消除，並且位於人類社會存在的中心，而它們的結構是大多數哲學家過去所沒有估計到的，我進一步認為，科學唯物主義必須在兩個層次上順應它們：（1）把它們看作極為複雜而有意義的科學難題；（2）把它們看作動力，隨著科學唯物主義本身被確認為更加有力的神話時，它們將不斷轉向新的方向。
這種轉化的速度將不斷增長，如果有知識的社會文化確實優於知識貧乏的社會文化，那麼僅僅因為這一點，人類的使命就是去了解，盧德派和反文化主義者沒有掌握熱力學不等式或生化療法，他們老於茅舍，死於未央，如果文化有著統一的目標，它的學習速度就將比相反情況的學習速度迅速得多，它的學習將以自動催化的方式增長，因為科學唯物主義是唯一的神話，它讓我們從對純粹知識的頑強追求中樹立偉大的目標。
我相信，由此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將是對歷史的日益精確的描述，維科、馬克思、斯賓塞、斯彭格納，蒂高特、湯因比以及其他最有創造力的社會理論家的偉大夢想之一，一直是要找到能預言人類未來的歷史規律，他們的藍圖和努力成效不大，因為他們對人性的理解缺乏科學的基礎。用科學家樂於採用的方式可以這樣說，他們的理解停留在極不精確的數量級，看不見的手仍然看不見，對芸芸眾生的理解是那麼可憐，更無法考慮他們行動的總和，今天已有理由支持這樣的觀點，每一社會的文化都沿著進化路線集合中的某一條發展，而人類天性中的遺傳規律，卻制約著這一集合的整體路線分佈，這一分佈僅僅代表了在沒有遺傳規律制約的情況下所有可能路線的一個小小的子集，但就這樣我們也已從人類中心說向外作了很大的擴展。
我們關於人類無性的知識在不斷增長，我們將開始在一個更客觀的基礎上去選擇價值系統，我們的精神和大腦最終將融為一體，而隨著這一切，進化路線的集合將進一步收縮，我們已經知道，就拿兩個極端並且對立的例子來說，絕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威廉·格雷厄姆·薩姆勒的世界和無政府主義者米海爾·巴枯寧的世界在生物學上都是不可能的，隨著社會科學成員為具有預見性的學科，可能的進化路線的集合不僅在數量上將要減小，而且我們的後代將能沿著這些路線看得更遠。
這樣，人類就將面臨著第三個或許也是最終的精神困境，今天人類遺傳學與所有其他科學分支一道迅速成長，大量有關社會行為遺傳基礎的知識將很快積累起來，依靠分子工程並通過無性生殖的迅速選擇去改變基困複雜性的技術將會實現，最低限度，通過常規的優生學，緩慢的進化變化是可能的，人將可以改變自己的天性，那麼它將選擇什麼？是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已過時了的冰河期適應所倉促形成的基礎上步履艱難，還是憑藉不管發展或退化了的情感反應能力致力於更高的智慧和創造？新的社會性將點點滴滴地積累起來，從遺傳上模仿白臂猿近乎完善的核心家庭或蜜蜂和諧的姐妹關係是可能的，但是我們這裡談論的正是人性的本質，或許某種東西已經存在於我們的天性之中，將使我們無法作出那樣的轉變，不管怎樣，而且幸運的是，這第三個困境屬於未來時代的人們。
在進化史詩豐滿的精神中，現代作家常常呼喚經典的神話英雄來說明他們對人類困境的見解：存在主義的西西弗斯，用對他來說是唯一可能的手段實現著自己的命運，踟躕的阿林拉，在公正的土地上懷著良心置身於戰爭，災難的潘朵拉帶給人類種種俗世的疾患，而永無抱怨的阿塔拉斯，肩撐著有限的大地，在這個時代普羅米修斯已不再是一個流行的英雄形象，他讓位於資源限制和有分寸的謹慎，然而我們不應失卻對他的忠誠，讓我們一起來回顧埃斯庫羅斯筆下的本真的普羅米修斯：
齊唱：或許你走得比你所說的更遠？
普羅米修斯：由於我，芸芸眾生不再關心自己的命運。
齊唱：你讓他們怎樣去戰勝這種弱點？
普羅米修斯：我把含蓄的希望放進他們心中。
自然科學真正的普羅米修斯精神意味著，知識和對物理環境的探索會帶來人的解放。但是在另一個層次，在新的時代，它也會構造科學唯物主義的神話，這一神話遵循正確的科學方法，強調精確性和對人類天性最深需要的深思熟慮與誠摯的依賴，並用含蓄的希望鼓舞自己：腳下新的旅程，將把我們引向遙遠和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