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8世紀和19世紀的哲學家們正坐在書房裡推想精神現象時，一些醫生和物理學家們卻選擇了一條殊然不同的道路，以達到掌握心理學知識這同一個目的。一些雄心勃勃的科學家，如哈維、牛頓和普里斯特利等，都親自動手，並藉助儀器收集信息，特別是有關神經和精神過程的物理起因。這些物理主義心理學的開路先鋒，都成了今日神經生理學者的開山鼻祖；他們的世界觀導致瞭如今對構成精神現象的基本元件神經元的分子學轉換研究。
可是，有些物理主義者最多只能算是準科學家，還有一些只是偽科學家。可是，哪怕是後者，也得算作我們的研究對象，因為他們針對某些精神現象的理論儘管被後世所否定，但當時卻引導其他人尋找並發現了對這些現像有效的解釋。
弗蘭茨·安東·梅斯梅爾醫生（1734-1815）就屬於這種情況。在18世紀7O年代，當德國先天論者和英國聯想主義者們還在依靠沉思默想了解心理學的時候，作為醫生的梅斯梅爾卻已經在使用磁石治病，其理論依據為，如果人體的磁力場得到較正，心靈和身體上的疾病就可以被醫好。
這種理論是純粹的胡言亂語，可在當時，依靠這種理論形成的治療辦法卻產生了戲劇性的療效，有一陣子，梅斯梅爾醫生在維也納紅極一時，接著又在大革命前的巴黎出盡風頭。我們今天就來看看他當時在巴黎的情形。這是1778年，在凡多姆宮的一個大廳裡，燈光昏暗、明鏡高懸，滿屋子巴洛克怪誕氣息。十來位衣飾簇新、著裝優雅的女士和先生們圍坐在一個橡木大桶邊上，每人都手握一根從木桶裡伸出來的鐵棒，木桶裡面裝滿磁鐵屑和一些化學品。隔壁房間里傳來玻璃敲打樂器送出來的陣陣低婉的嗚嗚聲，不一會兒，樂聲緩緩消失，房門開大了一些，走出來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他步履沉重而莊嚴，一身紫袍隨風輕飄，手握一根權杖一樣的鐵棒。這就是創造奇蹟的梅斯梅爾醫生。
梅斯梅爾一臉嚴峻，陰森可怖，他生著一張下頜寬大的臉，很長的大嘴巴，還有高挑突出的眉毛。他一出現，病人們立刻呆若木雞，渾身震顫。梅斯梅爾醫生緊盯住其中一位男士，然後一聲令下：“入睡！”這男士的眼睛就閉上了，他的頭也無力地垂在胸前，其他的病人都直端粗氣。現在，梅斯梅爾醫生緊盯住一位婦女，用鐵棒緩緩地指著她，她渾身發抖，大叫起來，因為一股麻刺感通遍了她的全身。隨著梅斯梅爾沿著圓圈繼續往前進行下去，病人的反應也越來越激烈。最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會尖叫起來，雙臂扑騰，然後暈厥。助手們會把他們帶到急症室加以處理，使其平靜，直到恢復。這之後，許多到場的病人，他們所患的病各色各樣，從憂鬱到癱瘓不等，都感覺到病症全消，甚至當場醫好。難怪梅斯梅爾儘管收費不菲，可求醫者依然趨之若鶩，車馬喧闐。
雖然在今天看來，梅斯梅爾的行醫好像是在瞎胡鬧，是騙人的把戲，他自己最後也未得善報，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梅斯梅爾當時的確是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和其中的道理的，他是用這個道理來說明醫療結果的。梅斯梅爾出生在康斯坦茨的一個貧窮家庭——他父親是位擴林員，母親是位鎖匠的女兒——可是，他通過巴伐利亞和奧地利的教育系統闖出了自己的一條路。他原指望當牧師的，後來改想當律師，最終還是覺得做醫生好。 32歲的時候，他在維也納拿到了醫學學位，所幸的是，他的教授們不知道他的博士論文《論行星的影響》，是從牛頓的一位同事的作品中抄襲而來的。儘管論文題目是這樣的，可內容卻不是有關占星學的。論文提出，牛頓的“萬有引力”與人體身心之間存在某種聯繫。在這篇論文屬於梅斯梅爾本人的一部分中，他把這種理論按照牛頓隨口說過的一句話而推進一步，提出人體內部存在一種不可見的體液，這種體液能夠根據行星引力而發生對應行為。不管是健康還是疾病，梅斯梅爾說，都取決於身體的“動物引力”與行星引力是否處於和諧狀態。
得到博士學位兩年後，梅斯梅爾娶了一位年齡比他大許多的、富有的維也納寡婦，因而獲得了進入維也納社會的入場券。因為不再需要全天行醫，他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科學的發展上。當本傑明·福蘭克林發明玻璃敲打樂器的時候，梅斯梅爾作為一位相當有天賦的業餘音樂師購買了一台，而且很快成為行家里手，演奏如飛。他和妻子都是熱切的音樂愛好者，經常看見里奧波德·莫扎特及其家人，而12歲的沃爾夫岡的第一部歌劇《巴斯蒂安夫婦》就是在梅斯梅爾家的花園裡演出第一場的。
梅斯梅爾一邊欣賞著這些賞心悅目之事，一邊也成了一位醫學和心理學開路人。 1773年，一位27歲的少婦來拜訪他，因為她患了一種病，其他的醫生都治不好。梅斯梅爾也治不好她的病，不過，他突然想起以前與一位名叫馬克斯米連·黑爾的耶穌會士的談話，這位牧師對他說，用磁石有可能會影響到人體。梅斯梅爾買了一套磁石，這位婦人第二次來的時候，他小心翼翼地擺弄起磁石來，一塊接一塊地往她向上不同的部位貼。她開始發抖，不一會兒就渾身痙攣起來——梅斯梅爾認為這就是“危象”——等她醒過來時，她說症狀輕鬆了許多。進一步進行了一系列的治療後，她的病症全部消失了。 （今天，她的病將被診斷為歇斯底里神經症，她康復的原因是暗示的結果。）
梅斯梅爾現在看到磁力與他自己的動物引力之間的聯繫了。他認為，人體裡面滿是這種磁力，而不是引力體液，而且他認為，最終形成的力場可能會錯位，致使疾病發生，通過治療進行重新對位可能會恢復健康。他以前稱作“動物引力”的東西，現在改稱“動物磁力”。病人的危象，他解釋為是一種障礙對人體磁液流動的突破，以及接下來的“和諧”恢復。
梅斯梅爾開始治療其他病人了，他告訴他們要做好思想準備以面對一些反應，包括這種危象本身。他們都不由自主地作出了反應，與所預期的一樣。很快，維也納報紙登滿了梅斯梅爾醫生的醫療事蹟。有一陣子，馬克斯米連·黑爾公開宣稱這個療法是他的，而不是梅斯梅爾的，因而爆發了一場惡辯。梅斯梅爾大膽地宣稱，他在幾年以前的博士論文中早就提出了這個理論（對真理的歪曲），因而贏了這場爭執，並確立了自己作為這種現象的發現人的身份。
梅斯梅爾為了廣播聲名，在好多城市舉辦了聽眾甚多的演講和表演。但是，在維也納，他公開炫耀其療法的張揚舉動激怒了城裡的一些名醫。這些醫生的名聲於1777年又因為梅斯梅爾宣稱治好了某位名叫瑪麗婭·特里莎·馮帕拉迪斯的病人而蒙詬。瑪麗婭是位盲人鋼琴家，莫扎特為她創作了K． 456降B調鋼琴協奏曲。她3歲那年即失明，18歲那年來看梅斯梅爾。他宣稱，在他的治療下，她重新獲得了部分視力，但只有他在場時才有視力，別的證人都不行。也許，她的失明是心理影響所致，而他也的確能夠對她產生影響，可是，1778年，她的父母終止了治療，維也納醫生們稱梅斯梅爾為江湖醫生。梅斯梅爾突然間棄家出走，什麼都不要了，包括他上了年歲的妻子，一氣逃竄到了巴黎。
在這座起伏不定、時尚如潮的都市裡，梅斯梅爾憑藉自我提拔的天才很快獲取了巨大的聲名，不久又弄得聲敗名裂。開始，他為單個病人看病，可是，隨著業務增大，他發現集體處理病人更容易賺錢。他使用的方法就是他自己發明的木桶法，即橡木桶，裡面有用鐵棒配好的磁液。由於他還可以通過碰觸、手勢，或者長時間緊盯住病人的辦法影響病人，他開始想到，磁鐵和鐵屑都不是最基本的東西，他自己的身體一定就是一塊不同尋常的大磁鐵，具有直接傳遞看不見的磁液的能量。
這種辦法很快被稱作“梅斯梅爾療法”，它成了最後的療救希望。人們蜂擁而至，來到梅斯梅爾的診所裡，助手們在他的指導下研究學習，其弟子們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寫作了至少兩百多篇小冊子和著作，專門介紹這種療法。可是，巴黎大學的醫學教授和其它正規醫療機構的人都認為他是一個江湖騙子，而且公開發表看法。可是，如果梅斯梅爾明白自己是個騙子，他就不會像當時那樣奮力反駁。 1784年，他通過與官場的關係，誘導國王指定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傑出的醫生和學者們組成，包括化學家拉瓦謝和美國大使本傑明·福蘭克林，委員會專門調查他的療法是否屬實。
委員會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包括一項在當代心理學中很常見的實驗。他們告訴一些受試者說，他們將通過一扇關閉的門進行磁療，可是，實際上不給他們上磁。這些受哄騙的受試者像真正受到磁療時一樣準確地報告說自己感到了磁療。對這些證據進行分析後，委員會正確地報告說，梅斯梅爾的磁液根本不存在，但他們也錯誤地報告說，磁力治療的效果僅只是“想像”而已。自此以後，梅斯梅爾氏療法的名聲江河日下，這場醫療運動也分裂成了彼此爭辯不休的幾個宗派。梅斯梅爾最後離開了名望盡失的傷心地，他生命的最後30年是在瑞士度過的，處於相對的隱居之中。
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梅斯梅爾療法仍然保持為一種準魔術和完全被誤解的現象，一些純粹的江湖騙子如阿拉桑德羅·迪卡格里奧斯特羅（一個名叫吉約塞普·巴爾薩莫的江湖騙子的化名）、雜耍表演人和一些冒險的外行及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非正規醫生都試著玩過這一把戲。大部分梅斯梅爾氏療法的實踐者都慢慢拋棄了磁石的使用——梅斯梅爾本人也曾朝這個方向努力過——他們說，可以通過儀式和召喚、眼部接觸和其它一些步驟實現磁液的傳遞。事實上，這些方法的確也能引起神情恍惚的現象和“危象”，並可以減輕某些症狀。
在19世紀40年代的英國，梅斯梅爾氏療法也得到了一些尊敬，因為一位醫生約翰·艾略斯登用它來治療神經病，外科醫生W·S·瓦德也通過梅斯梅爾氏療法使病人進入了催眠狀態，並在這種狀態下鋸掉了他的大腿。詹姆斯·布雷德是位蘇格蘭醫生，他用梅斯梅爾療法進行了一些實驗後說，它主要的效果不是因為磁力的流動而產生的，而是病人的易受情緒感染所致，事實上，他認為這種療法是一種心理過程。布雷德稱它作“神經催眠法”（抽出希臘語neuron代表“神經”，hypnos代表“睡眠”），這個詞不久就在日常使用中變成了“hypmosis（催眠法）”，以後至今就一直這麼用了。
在中世紀的法國，有位名叫聖奧古斯特·里埃波特的鄉村醫生拋棄了催眠法中所有近乎魔術和神秘儀式的裝飾。他讓病人看著自己的眼睛，他一邊不斷地暗示說，病人馬上就要睡著了。當病人進人恍惚狀態時，這位醫生就告訴他說，他的症狀將會消失，而在許多情況下，這些症狀果真就消失了。到19世紀60年代，里埃波特的名聲已經遠走高飛，超出他的家鄉法蘭西了，他寫了一本書，專門講解他的催眠法及其結果。催眠法雖然當時還受人懷疑甚至是激烈爭辯的議題，可從那以後，它就成了醫療的一部分了。
這種催眠法最著名的實踐者，是這個世紀晚些時候的讓·馬丁·夏爾科，他是巴黎一家名叫薩爾貝特里埃的醫院的院長。他被稱為“治療神經病的拿破倫”，相信催眠現象與歇斯底里狀態有許多共同之處，而且，的確，只有歇斯底里患者才有可能被摧眠。他在學生面前給許多歇斯底里病人催眠，以演示歇斯底里症狀，但並沒有考慮到催眠的醫療價值，也沒有利用它來進行治療。
夏爾科還錯誤地認為，恍惚狀態只有在病人經過了兩個先期的階段，即慵倦和強直性昏厥以後才可能進入，每一個階段都具有特定的症狀，並涉及到主要的神經系統功能變化。他的觀點被里埃波特後來的弟子們所駁倒，因為里埃波特證明，恍惚狀態可以直接誘發，而且非歇斯底里病人也可以進入催眠狀態。還有，因為夏爾科的地位和他誘導病人進人恍惚狀態的技巧，1882年，法國科學院接受了催眠法，認為它是一種與磁力無關的神經生理學現象。
夏爾科的好幾名高足，其中包括阿爾弗雷德·比奈、彼埃爾·讓內和西格蒙·弗洛伊德，他們都繼續尋找對催眠現象的心理學而不是神經生理學上的解釋，並且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利用了催眠法。可是，直到相對很近的一些年裡，它才作為動機心理學的術語被予以足夠的重視；即是說，在聽從催眠師要他們進入一種被更改過的意識狀態時的暗示，並接受後催眠暗示時，一些受試者的意願和其它一些人的能力缺失，包括症狀的消失在內。梅斯梅爾醫生，假如他知道這一切的話，一定會因為自己的理論被完全排斥而大為憤怒，也可能會興高采烈，因為他的治療方案證明是完全有效的。
其他的一些物理主義者採取了完全不同的一些措施，他們觸摸並測量頭顱，因為他們相信，頭骨分佈的細節與一個人的性格特徵及精神能量是直接相關的。
外部生理特徵與心理特徵有相互聯繫這個想法淵遠流長。相面術，即對面部特徵和精神能量的解釋，也就是對面部長相的形狀和大小的分析，自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存在了。在18世紀晚期，通過瑞士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喬安·卡斯帕·拉瓦特爾的作品，這種相面術變得極為流行。拉瓦特爾的4卷本《論利用相面術促進對人的認識和人類之愛》目的是要宣傳“相面科學”，它在1775年至1810年間共出版了55版。達爾文後來說，他差點就錯過了他在畢哥號上歷史性的旅程，因為船長就是拉瓦特爾的弟子，他懷疑：“一個長有像我這種鼻子的人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完成這次航行。”
相面術對心理學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可是，它為一種相關的理論，即顱相學，鋪平了道路，而顱相學對心理學的確是產生過影響的。顱相學認為，頭骨的輪廓是由大腦特定區域的發育所決定的，因此可以指示人的性格及精神力量。
這種理論最主要的倡導者是弗蘭茨·約瑟夫·加爾（1758 -1828），他出生在德國並在維也納接受過培訓，並於1785年在這裡得到醫學學位，是位醫生和神經生理學家。加爾生得鼠頭鼠腦，一臉的五官低低地掛在臉上，很難取悅於人——他許多有聲望的患者顯然不相信相面學。加爾是位習慣性的叛逆者，與權威不相投，爭辯起來言辭激烈，沉醉於亂搞女人，而且還非常貪婪，他進行科學演示的時候還要收入場費，這是有悖於常規的。
儘管如此，他仍然是一流的大腦解剖學家，通過他自己的解剖方法，他第一次向人們顯示出，大腦的兩個半球是一些白色物質組成的莖（腦連）連通起來的；脊椎的纖維在與下腦連接時是交叉相連的（結果，身體一側的感覺會到達另一側的腦部）；一個物種所具有的皮層——大腦表層的灰色物質——越多，其智力水平就越高。
加爾作出的這些貢獻是對神經科學的巨大貢獻，到今天仍然如此，可是，這些發現使教會的權威人士和弗朗西斯一世大為不快，因為這些發現使更高的智力過程歸結到了更加發達的大腦，而不是非物質的靈魂或者意識上面。 1802年，皇帝禁止加爾進行進一步的講演，理由是，這些講演會導致物質主義、不道德和無神論。他數度請求皇帝取消禁令，但反複申請後無效，因此，1807年，他放棄了維也納來到巴黎，在這裡，雖然拿破倫想要限制他的影響，而且他的思想也受到法國學院的排斥，但他還是堅持下去了，而且終生不渝。
加爾對有關大腦結構及其與智力的關係的知識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原本應該使他在心理學的歷史上佔據令人尊敬的一個席位的，可是，他最出名的還是因為被他自己稱作“顱骨相學”的理論，通常評判他這個人的時候，也是根據這個後來作為顱相學而著名的理論來進行的。
當加爾第一次意識到人類的智力超過動物的智力，是因為人類皮層發育得更多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人類在智力和性格上面的一些可測量的差別，也可能是因為個人之間皮質層發育不齊所至。這就可以解釋困擾了他許多年的一些東西。還是一個小學生，後來當大學生的時候，他一直感到很苦惱，因為他的一些同學雖然沒有他聰明，但卻得到更好的成績，因為他們更善於記憶——而且，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們都長有很大的頭，眼睛都鼓了出來。加爾現在猜想，這一定意味著，正好在眼睛後面的皮質層區是大腦記憶力的基礎，而在一些擁有很好記憶力的人們中間，這個區域的發育非常特別，因而就傾向於把眼睛擠了出來。
果真如此，每一種較高級的能量為什麼不可能也就取決於大腦皮層的某個特定區域或者“器官”呢？比如說，為什麼不可能存在某個專門生成“好戰性”，另一個專門生成“仁慈”等等的器官呢？加爾很熟悉蘇格蘭聯想主義者托馬斯·雷德提出來的好幾十個“大腦功能區”，也許每一種功能都位於某個特定的皮質層區，而這些通常具有超常發育的某種功能的人有可能就在這方面發育非常特別。
他很難打開人的頭顱以檢測他的理論，而X射線當時還沒有發現，可是，加爾慢慢想出了一個很方便的假想。正如那些記憶力很好的人，他們的眼睛通常都突出來一樣，任何發育非常特別的區域附近的頭顱也許會突出來。而且，說來奇怪，當他開始尋找證據的時候，他發現到處都是證據。這裡有一段說明，可以看看他是如何找到“貪多求全器官”的：
以前，我在家裡召了很多的役童和這類的僕從，他們經常彼此責難，說對方偷了某某東西。其中一些人特別厭惡偷竊，寧可餓死也不接受朋友偷來的麵包或者水果，而那些偷竅者卻嘲笑這種行為，並認為他們很傻。檢查他們的頭顱的時候，我很驚訝地發現，大部分積習已深的小偷都有很長的顱骨突起，從狡猾區幾乎一直延伸到了眼瞼的根上（也就是耳朵上方和前方），而這個區域很平的人都很討厭偷竊。
加爾及其同事，即一位名叫喬安·克里斯托弗·斯伯茨海姆的年輕醫生，他們一起檢查了好幾百位病人、朋友、犯人、精神病院病人和其它一些人的頭，並給頭部畫了一張有27個區域的顱骨圖（後來被斯伯茨海姆擴大為37個區域），每個區域都代表一個支撐它的器官或者皮質層，某種特別的功能就位於這些地方，在那些某種特徵很突出的人當中，那個部位的功能就會提高。 （加爾有一幅畫像，畫上，他雙手伸開，摸著一個模型人頭，手指在靈巧地摸著一些包塊。）加爾和斯伯茨海姆認定了好色區（就在腦勺下方）、仁慈區（前額上方正中間）、好鬥區（每隻耳朵後面）、威嚴區（頭頂前方）、愉快區（前額中間靠兩邊的地方）等等。
加爾在1810年和1819年間出版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著作，用以描述他的發現。斯伯茨海姆參與了前兩卷的寫作，但後來就忙他自己的事了。他長得很帥，有乾勁而且很迷人，在歐洲和美國成了一位極成功的講演人和顱相學的倡導者。通過加爾的的著作和自我推銷，以及斯伯茨海姆的公關活動，顱相學立即火了起來，而且在幾乎一個世紀的時間內長盛不衰。有一陣子，光是在英國一地就成立了29所顱相學協會和好幾本顱相學會刊。在紐約市，顱相學“診所”在百老匯一帶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顱相學大師在美國各地巡迴摸診。在顱相學的巔峰時代，它成了尋常百姓的日常談資，他們在顱相中尋找人生兩難境地的答案。更令人吃驚的是，許多傑出人士和嚴肅的學者也都相信它：黑格爾、馬克思、巴爾扎克、勃朗特姐妹、喬治·艾略特、瓦爾特·惠特曼和其他一些人都是這樣的。
可是，顱相學從一開始就遭遇到了科學界的堅決反擊，而且不無道理。加爾雖然收集並提供了大量證據，但都是為了符合他的理論而取的一些證據；他應該隨機抽取樣品，並顯示這些包塊與所談及的特徵之過度發育之間存在一種聯繫，而與正常或者其特徵不那麼過度發育的人頭上的包塊不存在這種互動關係。另一個原因是，當一個有顱骨突出現象的人沒有所預測的特徵時，加爾就用其它使該問題出現偏差的大腦部件的“平衡動作”這個術語來辯解。加爾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可以界定，因此他能“證明”他選擇的無論什麼功能，當然，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他的這些證明是毫無價值的。
可是，對顱相學確切的否定是從實驗室得出來的。彼埃爾·弗樓倫（1794 -1867）是位非常聰明的法國生理學家，他對加爾粗製濫造的方法論極為驚駭，因而決定以實驗方法來證明，某種特別的生理學功能是不是位於某處特定的大腦區域內。他是位技術高明的外科大夫，在鳥類、兔子和狗的頭顱上做手術，切掉一些小的區域，然後小心地把這些動物養好，恢復它們的健康，再看看它們的行為是否因為缺少這些區域而受影響。
當然，他不能夠測驗像文字記憶等的人類功能，可是，他可以測試位於加爾本人說可與人腦中的那些部分相似的部件裡面的功能。在這樣的一些功能中，有一項就是“好色器官”，這個功能理應位於小腦（大腦最原始的部分，即頭顱靠後的基座部分。）弗樓倫在一系列的手術中切除了狗腦裡越來越多的小腦後，狗慢慢失去了有順序的移動能力，直到它本想向右轉的時候卻轉向了左邊，向前走的時候卻開始後退起來等等。小腦的功能，很清楚，是有目的的移動，而不是好色與否。
同理，弗樓倫發現，不斷地切除動物的皮質會減少它們對感覺刺激的反應和啟動行動的能力。小小的損傷不會造成特別的後果，而顱相學的理論如果是正確的話，這裡卻是應該產生惡果的，可是，它只是減低了動物對視覺刺激總體的反應能力和它總體的活動水平。皮質層切除得越多，動物就顯得更呆滯，直到所有的反應能力和自我啟動能力都沒有了；一隻完全去除了皮質層的小鳥不再飛翔，除非把它拋入空中。弗樓倫的結論是，感覺、判斷、意願和記憶都分佈在大腦皮質層裡。儘管他在大腦裡面發現了大量功能——皮質和小腦的確還是各有不同用途的——各部分具體的功能也並非均勻分佈於各個部分的。
加爾的偽科學理論因而就導致了大腦功能分區的實驗研究。另外，他的理論儘管在所有的細節上都是錯誤的，可還是躲過了弗樓倫的攻擊，因為後來的神經生理學家都按照弗樓倫的做法繼續實驗。他們辨別出了大腦的一些特別區域，認為這些區域對視覺感知、聽覺感知和運動控制有控製作用。弗樓倫說記憶和思維分佈在整個皮質層上是正確的，可是，有一些較低的精神活動，甚至是一些較高級的精神活動，都的確是分佈在不同區域的。
較高級的功能是在大腦的某些局部執行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語言。 1861年，巴黎比塞精神病院一位51歲的病人勒波涅轉到了外科室，因為他的右腿出現壞疽。外科醫生是一位名叫保羅·布洛克的年輕人，詢問病人的病情，可是，這位病人除了喃喃地發出一個毫無意義的聲音“tan”以外，什麼也說不出來。他只能通過手勢和“tan，tan”來交流，如果弄不清他的手勢，人們除了對天大喊外一點辦法也沒有。布洛克終於弄清楚了，Tan是他在醫院的名字，他於21年前來到這家精神病院，當時，他已經失去了語言能力。他在智力上仍然是正常的，可是，幾年之後，他的右腿和右臂就開始癱瘓了。
Tan進入手術室的6天后去世了。布洛克進行屍檢，發現大腦左側中間偏前一塊雞蛋大小的區域已經受損，受損部位的中心幾乎沒有任何組織了，在它的邊緣上，一些剩餘組織已經萎縮。根據勒波涅的病歷，布洛克下結論說，操作最早發生在現在稱作中心的地方，當這個創傷範圍還不大的時候，它就已經完全破壞了勒波涅的語言能力；只到後來，它才擴散起來，直至造成癱瘓。很明顯，大腦左半球這個很小的前瑞環狀區就是語言的基座。自此以後，這個區域就叫做布洛克區了。
約十餘年後，一位德國醫生名卡爾·維尼克的，他以類似的方式發現，有些講話非常流暢，但使用一些很怪的字眼，而且不理解人們對他所說的話的病人，他們在布洛克區後面幾英尺遠的左半球另一小區內有損傷。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布洛克區主管語法（語言的結構），而第二個現稱為維尼克區的區域主管語義（詞語的意義）。這兩個區域在正常語言交流中都是必需的；布洛克的損傷會損害把詞語說出來的能力，但不影響理解，維尼克區的損傷會使病人能夠流暢地說話，但都是一些無意義的話，而且對語言的理解也成問題。
再以後，兩位德國生理學家，即居士塔夫·弗里奇和埃杜阿·希基格認出了皮質層的一個特別區域：即運動控制點，它是從左中腦伸向右中腦上面的一個長條形組織。其他一些調查者分別查出了負責視覺、觸覺和聽力的區域。到該世紀末，弗樓倫認為不存在功能的分區化的看法證明是錯誤的，而加爾的觀點卻相當正確，不過在細節上是完全錯誤的。可是，在20世紀，進一步的研究將顯示，兩種理論都是正確的。許多功能位於人腦某些特定的區域，可是，學習、智力、記憶、推理、決策和其它一些高級精神活動都發生在大腦前葉上。
弗樓倫本人曾總結了每種科學追求真理的反复否定過程：“La sciencen'est pas elle devient．”（科學不是原來就有的，它是慢慢變成的。）
心理學之所以慢慢變成如今這個樣子，有一部分是因為加爾。他所發現的大腦的結構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他的顱相學荒唐理論導致了大腦功能分區化中的實驗研究，他對皮質層作為智力基礎的強調，都使心理學邁出了更大的進步，遠遠超出了形而上學，也比以前任何時候更接近實驗科學了。人們應該記住他，而不光是想他曾經斗膽闖入了假科學。
用生理學的方法解釋心理現象，這是一場新的、更大範圍的運動，給大腦繪圖分區只是這個運動中的一部分。德謨克利特，必定還有其它一些人，都曾冒險提出過一些猜測，認為有一些生理現象支持著感覺和思想，可是，好幾百年以來，大部分生理-心理學家都曾用可見的高級思維過程，比如聯想、理智和意願論述過精神現象。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有關神經系統和大腦的生理學，因而忽視了這些過程是否由生理現象構成這個問題。
可是，如我們所見的，隨著物理學和化學在17世紀的出現，一些大膽的原型心理學家們開始提出一些對精神過程的機械解釋。他們缺乏實際的觀察數據，因而只能推想空洞的神經裡流動著“動物精神”（笛卡兒），這些神經裡面流動著原子（霍布斯），神經與“震子”一起震動（哈特利）。一位法國哲學家朱利安·德拉·梅特西甚至還有一本專著，書名就叫做《作為機器的人》（1748）。
可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生理學家在神經系統方面有了好幾項發現，這引導他們以可以在神經中實際觀察到的物理和化學現象，來解釋一些低層次的心理學過程，如感覺、反射和有意志控制的運動。使這種新的生理心理學成為可能的一些發現計有：
——1730年左右，英國植物學家和化學家斯蒂芬·黑爾斯砍掉了一隻青蛙的頭，然後捏青蛙；青蛙腿彈了幾下。他把青蛙的脊椎砍斷，這次，青蛙腿不動彈了。黑爾斯因此確立了反射與有意識行動之間的差別，並且把反射的中心確定在脊椎而不是大腦上。
——1791年，意大利生理學家魯伊格·伽伐尼用一隻銅鉤鉤住青蛙的腿，使一部分脊椎仍然掛在上面；當他用雷登蓄電池向裡面放電時，青蛙腿踢了幾下。伽伐尼作出結論說，在肌肉和大腦裡面生成的“動物電流”是通過神經傳導的，而且負責運動。
——直到19世紀早期，生理學家們才提出，神經系統就像一張連續不斷的網絡。可是，在這個世紀的早些年，當植物組織由細胞構成這個觀點已經確立後，德國生理學家西奧多·施萬把這個想法推進了一步。他說，動物組織也是由細胞構成的。他區分出了一種神經細胞，很快，其它一些人也演示，大腦細胞同細胞核和長長的分支組成，它們伸出並與其它大腦細胞的分支相連接。
——按照笛卡兒的動物精神理論，衝動可以在任何方向上在神經裡面流動。而按照神經活動的電流模式，電流卻只能順著一個方向流動。 1811年到1822年之間，為了支持後者的思想，英國解剖學家查爾斯·貝爾和法國生理學家弗蘭索瓦·馬讓迪各自切斷了不同的動物神經，以觀察哪些功能會受到影響。兩人都能夠顯示，神經系統由感覺神經構成，電流會向裡面傳導，向脊椎和大腦的方向流動；神經系統還由運動神經構成，電流從裡向外流動，即從大腦和脊椎向肌肉和器官方向流動。
這些發現，以及其它的一些發現與我們今天已經掌握的、有關光和色彩的物理學原理結合起來，產生了19世紀在感覺器官和感知生理學研究方面的大爆炸。這種新的心理學與貝克萊的神學幻想和休謨的懷疑主義在對思維如何感知周圍世界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上完全不同。而且，儘管在一開始的時候，它還只能解釋低層次的心理學過程，可是，大部分新心理學家們都希望，最終，較高層次的心理過程會以類似的方法解釋清楚。德國生理學家艾米爾·杜·波瓦雷蒙1842年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他和一位同事已經莊嚴宣誓，要演示下列教條中的真理所在：
除了活躍在有機體中的一些常見的物理及化學力量之外，並不存在別的任何力量。如出現此時不能以這些力量解釋的一些情形，人們必須要么通過物理和數學方式尋找具體的辦法或者採取他們自己的行動方式，要么就假設存在新的力量，這種力量與物質當中天生具有的化學-物理力量同樣尊嚴，還能根據吸引和排斥的力量還原回去。
儘管“新心理學”出現在好幾個國家，可發展最快的還是在德國，按照著名的英國心理學史學家萊斯理·斯賓塞·赫恩肖的說法，在德國的大學，“科學心理學誕生了”。
他說，這算不得奇怪。直到1870年，德國是由許多小王國、公國和自治城市構成的聯合體，這裡已經建立了超過歐洲任何國家的大學。另外，19世紀早期進行過好多教育及社會改革之後，德國大學可以為科學家和學者們提供非常精良的實驗室裝備，供進行物理、化學、生理學和其它科學研究之用。
在這種氛圍之中，甚至康德傳統中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們也拋棄了康德說心理學不可能成為一門實驗科學的斷言。其他一些人慢慢相信，甚至不可見的、高級水平上的精神功能，儘管只能通過受試者對刺激的反應觀察到，也是可以通過實驗很生動地調查清楚的。
可首先，我們先看看這些機械主義者——或者不如說，因為他們為數眾多，我們先看看一些其作品非常重要，也能夠代表這個運動的一些機械論者。
喬安·穆勒（1801-1858）是從哲學傳統中出道的，可後來半路殺出，成了第一位偉大的現代生理學家，然後又回到哲學中去，以期回答有關游離於他的生理學之外的一些問題。可是，哲學心理學的時代已然過去，他的生量學作品對心理學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他的哲學著作卻隨風而散了。
穆勒出生於科爾布倫茨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極富天才，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生就一幅拜倫式的面孔——一頭亂發，敏感的嘴巴和一雙有穿透力的眼睛。 21歲在柏林拿到醫學學位後，他把年輕人對謝林準神秘自然哲學的狂熱擱置一邊，轉而在生理學和解剖學方面做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情，使得波恩大學在24歲時就授予他自助教授的頭銜，29歲時又授予他全日制教授職位。
穆勒二十出頭時狂熱地迷戀於活體解剖和動物實驗，到25歲時，他已經完成了兩大本視覺生理學方面的著作。可是，他已經受到狂鬱病傾向的折磨了，26歲他成為教授並娶了戀愛許久的情人後不久，他患了嚴重的憂鬱症，有5個月的時間既不能工作也無法進行研究。 39歲時，其它的人在生理學研究中又衝到他前面去了，他又一次受到憂鬱症的打擊；47歲時，他與1848年的大革命理想政見不合，又受到第三次病魔打擊；1858年57歲時，第四次打擊使他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穆勒在生理心理學方面的幾乎所有的重要成就都是在他早年取得的；32歲時，他轉入柏林大學，這時候，他已經無意於再乾那些被他自己稱作“切割快樂”的動物實驗術，轉而研究起動物學和比較解剖學了。他不再相信實驗術可以解決生命的終極問題了，他里程牌式的著作《生理學手冊》儘管滿是他自己和其它人的實驗發現，但裡面卻已經包含了許多有關靈魂的哲學討論，而這個話題是應該在一個世紀以前談論的。在這部著作中，他瞎扯了一些話，說什麼靈魂就是行動中的大腦和神經系統，或者是臨時寄存於人體的某種“生命活力”。
在穆勒有關神經系統的大量發現中，許多都極有利於生理心理學的確立，其中有一項還產生了特別的影響。早期的生理心理學家認為，任何感覺神經都可以傳導任何種類的感覺數據到大腦裡面，正如一根管子可以傳送任何泵入裡面的物質一樣，可是，他們無法解釋，比如說，為什麼光學神經只傳遞視覺圖像到大腦裡面，而聽覺神經也只傳導聲音。穆勒提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論。每種感覺系統的神經只傳遞一種數據，或者，如他所言，“一種特別能量或者品質”：光學神經總是，而且也只傳遞光線感覺，聽覺神經總是，也只傳遞聲音感覺，其它的感覺神經總是，也只傳遞各自的感覺。
穆勒是在對動物進行了一系列的解剖學研究後作出這個結論的——甚至還包括在他自己身上做的一些很小但能起決定作用的實驗。當他按壓自己緊閉的雙眼時，壓力不會引起聲音、味覺或者口感，但會閃出光線來。他是這麼表達自己的理論的：
聲音的感覺是聽覺神經的特別“能量”或者“特質”；光線或色彩的感覺是光神經的能量；其它各神經亦是如此。每種感覺的神經好像都只能夠產生某種決定性的感覺，而不能產生符合其它感覺器官的感覺。根據生理學的許多經過檢驗的事實來說，沒有哪一種可以支持這樣一個想法，即一種感覺神經可以承擔起另一種感覺神經的功能。對盲人觸覺的誇張在今天不能夠被稱作用手指觀察；手指和腹部產生視覺能力只能是個寓言，而舉出的一些例子說的確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那不過是些騙人的把戲。
換了威廉·詹姆斯，八成會說得更刺耳：“若把視神經的外端末梢接到耳朵上，再把聽神經接到眼睛上，我們就該能聽到閃電，看見雷聲了。”
穆勒雖說口頭上十分肯定這一點，可他捫心自問，感覺神經具有的這種專業性是每套神經獨特的品質所致呢，還是這些神經所經過的大腦某個區域所為？視覺脈衝傳遞到大腦某個區域時可能是以視覺形式翻譯它們的，而聽覺神經有可能是作為聲音傳遞過去的。 “現在尚不清楚，”他在《手冊》裡說，“每根感覺神經的獨特'能量'基本的起因，倒底是位於神經本身呢，抑或是在它與之連接的大腦或者脊椎的某些部件裡？”可是，弗樓倫認為大腦各處一致的觀點仍然主宰著生理學思想，而穆勒卻選擇了“特定神經能量”的理論。
然而，他自己的學生當中，有些人在本世紀末繼續抱住他產生的懷疑思想，因為他本人也曾誠實地承認了自己的不確定性，並顯示，所有的神經傳遞都具有同樣的特徵，而且，是大腦末梢的位置決定著由傳遞創造的經驗類型。
不過，穆勒的生理學開始為長期以來一直深感困惑的生理學家和原型心理學家們提供答案了：我們周圍世界裡的現實是如何成為我們意識中的感覺的？感覺如何工作的詳細圖景開始顯露出來了。這個過程從眼球的光學特性或者耳朵的聽覺機制開始（在這兩個方面，穆勒曾進行過詳細的研究），繼而研究傳遞來自感覺器官的刺激的那些神經，最後研究接受並解釋這些神經脈衝的大腦區。古代人認為，任何感知到的東西的最小複製品都會通過空氣和神經傳遞到大腦裡面去，而穆勒顯示，傳遞到大腦裡面去的東西都是神經脈衝；我們的感覺不是我們周圍一些事物的複製品，而是與它們相類似或者同形的東西。如他所言：
感官感覺的直接對像只不過是由神經誘導出來的特殊狀態，我們感覺到它們是一些感受，要么是由神經本身產生的，要么是由與感覺有關的大腦某些部件引起的。神經通過外部原因在它們自身產生的一些變化，如外體條件的改變，而讓大腦感知到它們自己的存在。
可是，我們如何知道，大腦對傳遞進來的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就一定對應於現實呢？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就折磨著哲學家和生理學家們，可對於穆勒來說就是易如破竹，迎刃而解了。我們的神經狀態以合適和規則的方式對應於物體，比如，虹膜上的圖像理所當然就是對外部世界那些東西的忠實反映，而這就是視覺神經傳遞到大腦中去的刺激。其它感覺器官和它們所傳遞的信息也是如此。這樣，穆勒就解開了由貝克萊和休謨提出來的認識論之迷，並將不可檢測的康德認定的範圍轉變成了可檢測和可觀察的現實。雖然他的理論在細節上有錯誤，可是，他的特別能量理論及其最為深刻的含義都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