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文在全球範圍內所做的丟雜誌、丟鋼筆和丟信封實驗顯示，人口密度和生活節奏並不是唯一影響助人為樂程度的因素。你關心別人嗎，還是只顧自己?有些心理學家認為人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研究人員發現，有些社區和國家信奉“個人主義”價值觀。這些社會特別強調個人的需求和權利，而不太重視有益於群體的回饋活動。與此相反的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人們會把自己當成更大群體(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某個組織或整個社會)的一分子，所以傾向於為大局著想。萊文的研究結果中有確鑿的證據顯示，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比如美國、英國和瑞士)遠沒有集體主義社會(比如印度尼西亞、敘利亞和中國)那麼樂於助人。其他一些研究表明，這種效應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當研究人員讓四歲的孩子為自己的玩具娃娃編故事時，印度尼西亞的小朋友編的故事中會有更多友善的角色，但美國、德國和瑞典的孩子編的故事並非如此。
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所做的戲劇性研究最能夠證明關愛型社會帶給人們的影響。和斯坦利·米爾格蘭姆(做過服從權威、小世界、丟信封和電視暴力實驗)一樣，津巴多也做過一系列早已經受過時間考驗的實驗，其中最為著名的或許就是現在已臭名昭著的“監獄”實驗。在實驗中，津巴多讓隨機分組的大學生分別扮演模擬監獄的看守和犯人，並讓看守以極其殘暴的方式對待犯人。進行此類備受關注的實驗並不是津巴多和米爾格蘭姆唯一的共同之處。他們在小時候都就讀於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的詹姆士·門羅高中，甚至有幾堂課還坐過同桌。和米爾格蘭姆一樣，津巴多也對研究助人為樂的心理很感興趣。
他對該領域最大的貢獻就是探索了社區對反社會行為的影響。津巴多把一輛二手車的發動機蓋打開，並在未鎖車門的情況下把它停在了紐約大學對面的大街上，然後躲到一邊偷偷地用攝像機記錄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一切。僅僅10分鐘後，一輛剛巧經過的汽車停了下來，一家人從車上走了下來。母親飛快地拿走了車內所有值錢的東西，父親則用鋼鋸把散熱器拆了下來，與此同時，他們的孩子正在翻騰汽車的後備箱。大約15分鐘後，又有兩個人用千斤頂把汽車支起來，然後拆走了所有的輪胎。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又有很多人停下來洗劫了這輛破車，直到最後只剩下一堆廢銅爛鐵為止。要知道，這些反社會的行為可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兩天之內，津巴多就偷偷拍下了20多起破壞事件(大部分都是中產階段白人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乾的)，車子被洗掠的程度可謂慘不忍睹，最後津巴多不得不叫了兩輛卡車才把那堆廢銅爛鐵從街上拉走。
隨後，津巴多又把一輛類似的汽車(發動機蓋也是打開的)停在了位於加州帕洛阿爾託的史坦福大學對面的一條街上，據說住在該區域的人具有很強的社區意識。結果證明，這裡發生的情況和紐約市截然不同。在長達一周的時間裡，這輛車沒有受到任何人的破壞。在下雨的時候，還有一名路人好心地把汽車的發動機蓋給蓋好了，以便可以保護裡面的發動機。當津巴多最終去把車子開走時，竟然還有三個人報警說有人偷了一輛被遺棄的汽車。
那麼，一個人如何才能樹立社會責任感呢?你如何才能讓人們不再僅僅關注自己的需求，不再只考慮自己，而是轉而把自己當成更大社區的一分子呢?史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喬納森·弗里德曼和斯科特。弗雷澤給我們帶來的一個好消息，他們的研究工作顯示，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並不需要大費周折。
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一名研究人員裝扮成了志願者。他們到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居民區進行挨家挨戶的拜訪，詢問人們是不是介意在自家的花園裡放一個提倡限制車速的告示牌。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那就是這個標識牌實在是太大了，如果放在花園裡，那整所房子和整個花園的美感就全部給破壞了。為了讓人們清楚直觀地了解這一點，研究人員會給人們看一張照片，在某個人的花園裡立著一塊巨大而醜陋的告示牌，上面寫著“小心駕駛”。告示牌在照片上看起來非常顯眼，不僅遮住了大半個房子，而且還擋住了門前出入的通道。結果可想而知了，並沒有多少人願意幫這個忙，當然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
在實驗的第二階段，研究人員去了另外一個社區，而且提出了幾乎完全相同的問題。不過，這一次出現的告示牌要比上一次小多了。事實上，告示牌的面積僅為3平方英寸，上面的文字也改成了“做一名安全的駕駛員”。看起來這只是一個很小的請求，所以幾乎每個人都答應說可以幫忙。兩個星期後，研究人員又回來了，這一次，他希望能把告示牌換成大個兒的。結果顯示，76％的人竟然也同意了把那麼醜陋的告示牌擺在自家的花園裡。
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呢?弗里德曼和弗雷澤認為，同意接受第一個小告示牌已經對居民看待自己的態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突然之間，他們就變成了樂於伸出援手的人。他們是良好的公民，是樂意為了顧全大局而犧牲小我的人。因此，當面對一個巨大而醜陋的告示牌時，他們最終很可能會做出接受的決定。這是一個教導人們如何成功合作的典型案例。先從小處著手，就能夠更容易地說服人們別為大事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