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州立大學的羅伯特·萊文曾對米爾格蘭姆的丟信封技巧進行了輕微的改動，並藉助新的技巧評估全球各地的好心程度。
萊文最初的研究是探索美國36個主要城市的人是不是樂於助人。他和自己的研究團隊並沒有在大街上丟信封，而是把實驗地點選在了停車場，把貼有郵票、寫好地址的信封放到了隨機選出的汽車擋風玻璃上，並在旁邊放了一張手寫的小卡片，卡片的文字是“我在你車子的旁邊看到了這封信”。他們想看看從每一個地區能夠收到多少封信。其他一些實驗也為這個關於好心程度的測試做了有益的補充。他們在隨機選擇的人面前走過，刻意把鋼筆掉在地上，然後計算有多少人會把鋼筆撿起來並交還給他們。一名非常健康的實驗者故意綁上假腿支架，然後假裝費勁兒地去撿剛掉在地上的一摞雜誌，而另一位隱藏的實驗者會觀察公眾對此情景的反應。同一位研究人員還曾帶上墨鏡，手拿一根白色的拐杖，看有多少路人會主動攙扶自己穿過交通繁忙的街道。
為了讓這些測試盡可能地科學，萊文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比如說，在掉鋼筆的實驗中，研究人員會持續以標準的步行速度(每秒鐘1．5步)走向對面過來的人，事先不斷練習很自然地伸手到口袋裡，並在看起來沒有註意到的情況下，讓鋼筆掉在地上。在裝扮成盲人的時候，研究人員選擇的站立位置是“有斑馬線和交通信號燈，而且行人流動的頻率和數量都比較適中”的街角。在綠燈亮的時候實驗者會走到街角站好，然後私下計算多久以後才會有人來攙扶他們穿越馬路。
整體而言，生活在東南部小城鎮的居民最樂於助人，而住在東北部大城市的居民最沒有可能向別人伸出援手。最樂於助人的城鎮是紐約州的羅徹斯特市；以微弱劣勢屈居亞軍的是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市；第三名是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市；第四名是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市。美國最不友善的城市是新澤西州的帕特森市；排名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分別是紐約市和洛杉磯市。
事實證明，丟信件的實驗結果非常有趣。在紐約，有些寄回的信件上寫有發洩憤怒和不滿的辱罵性文字。萊文在《時間地圖》一書中對這個實驗做瞭如下描述：
我只從紐約收到了一個被完全拆開的信封。在信封的背面，那位幫忙寄信的人用西班牙語寫道“Hi Jo de puta iresposable”，如果翻譯過來，這就是一句相當難聽的罵娘的話。在這句話的下面，則是直接用英語寫的,Fuck You'(去你的)。
在羅徹斯特，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一位匿名的好心人在幫忙寄出丟失的信封時隨附了一段措辭和善的話，最後還說這讓他想到了米爾格蘭姆的“小世界”實驗。他在信封上問了萊文一個問題：“你和新澤西州或者長島的萊文家族有親戚關係嗎?”
全國性研究的成功讓萊文和他的同事們決定衝出國門，走向世界。嘲他們造訪了23個國家的首都，丟了400多支鋼筆，戴了500多次假腿支架，並丟了大約800個信封。丟信封技巧被證明在各種文化中都會是一場噩夢。在特拉維夫，放在地上或汽車擋風玻璃上的包裹和信封往往會被當成炸彈，因此所有人都會遠離這些東西。在薩爾瓦多，這些信封會引起人們的懷疑，因為它們跟一種著名的詐騙伎倆有關。如果有人撿起了信封，就會發現自己身邊站著一個人，後者會說信封是他的，而且信封裡放著一些現金。但現在信封裡的錢卻不見了，所以他們要求撿信封的人把他們辛苦掙來的錢還給他們。有些國家根本就沒有郵筒，或者就像阿爾巴尼亞一樣，沒有可以信賴的郵政系統。不過，儘管面臨重重困難，研究人員還是堅持下來了，並最終繪出了國際助人為樂排行榜。
研究結果對於拉丁美洲人來說的確是個好消息，里約熱內盧(巴西)和聖何塞(哥斯達黎加)排在了最樂於助人城市的前兩位。位居第三的是非洲的利隆圭(馬拉維)。排在倒數前三名的分別是新加坡(新加坡)、紐約(美國)和吉隆坡(馬來西亞)。不同地區在助人為樂上的差異程度還不是一星半點。在里約熱內盧和利隆圭，大街上的每一個“盲人”實驗者都得到了幫助，然而，他們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成功得到幫助的比例竟然只有50％。在聖何塞，95％的人都會幫裝有假腿支架的實驗者撿起掉在地上的雜誌，但在紐約卻只有28％的人願意伸出援手。
對美國城市裡助人為樂的情況做了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後，萊文和他的同事們發現，人口的密集程度是預測助人為樂程度的最佳指標。人口密度越大，助人為樂的程度就越低，這又是為什麼呢?依據米爾格蘭姆的理論，在人口眾多的城市裡，人們會更有更多的“感覺超負荷”經歷。來自他人、手機、交通和廣告的各種信息一直在對人們狂轟亂炸。結果他們就只能和所有需要處理大量信息的系統一樣工作，那就是給所有的信息排列優先順序，花最少的時間應付各種分散其註意力的瑣事。米爾格蘭姆認為，正因如此，人們才會從需要幫助的人身邊徑直走過去，從而把幫助這些人的責任推到了別人身上。所有這一切導致了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某一個空間裡的人越多，人們的孤獨和孤立感就會越強烈。
然而，萊文感興趣的還不僅僅是城市規模和市民助人為樂程度之間的關係。他還想知道幫助他人的意願是不是還會受到城市生活節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