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前，與身材高大的人在一起無疑有進化上的優勢，因為他們的體型在採集食物和對付敵人時都非常有利。雖然身高如今早已沒有了任何體型上的優勢，但進化過程中形成的思想在我們的腦海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會把個頭高的人跟成功聯繫在一起；這種觀念雖然是錯誤的，但卻很有說服力，而且其影響力波及到很多方面。
心理學家萊斯利·馬特爾和亨利·比勒曾讓大學生針對不同身高的人評估他們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諸多特質。他們在《身高與污名》一書中闡述了實驗的結果。無論男人還是女人，大家普遍覺得身高不足五英尺五的男人比較不正面，不夠安全，不夠陽剛，不太可能取得太大的成績，而且能力也相對有限。就連我們使用的語言也反映出了身高的價值所在。我們會將自己特別看重的人稱為"大人物"，還會說我們很"景仰"他們。當我們沒錢的時候，就會說現金"短缺"了。
即便是在愛情和婚姻的世界裡，身高也是至關重要的。利物浦大學的演化心理學家敦巴和他的同事們分析了4000多名健康波蘭男子的數據，這些人在1983～1989年期間都接受了強制健康檢查。他們發現，至今沒有孩子的男性身高要比至少有一個孩子的男性矮3厘米左右。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在20世紀30年代出生的男性。敦巴相信這是因為他們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進入婚姻市場的，當時的單身男性相對較少，所以女性並沒有太多的選擇。
婚配與身高之間的這種關係似乎是全世界範圍內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 20世紀60年代，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的人類學家托馬斯·格萊格到巴西中部的熱帶雨林裡跟當地的梅希納庫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即便是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身高也顯得非常重要。在梅希納庫族群裡，高個子被認為很有吸引力，而且被尊稱為"wekepei"。身材矮小的人會被人看不起，被蔑稱為"peritsi"，這個詞與表示陰莖的"itsi"是押韻的。相對而言，佔有身高優勢的Wekepei更有可能比較富有，掌握權力，參與重要的儀式，也有更多繁衍後代的機會。格萊格發現，身材較高的男性更有可能接觸到較多的女性，在梅希納庫族群裡，個子最高的三個男人交往過的女性數量竟然和個子最矮的七個男人完全相同。
那麼，身高對於職業也同樣重要嗎？看起來應該如此。 20世紀40年代，心理學家發現高個兒銷售員的業績要好於海拔相對較低的同事；1980年展開的一項調查也發現，美國《財富》500強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中有超過一半的人身高不低於六英尺。
《應用心理學期刊》最近的調查也顯示，在職場上，每一英寸身高都是至關重要的。蓋恩斯維爾城佛羅里達大學的管理學教授蒂莫西·賈奇和他的同事丹尼爾·凱博分析了來自四項研究的數據，這些研究對調研對象的成長歷程進行了長期追踪，並詳細記錄了他們的個性、身高、智力和收入。賈奇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了身高和收入的關係上，結果發現身高比平均水平每多出一英寸，就相當於每年的收入多出了789美元。假設有兩名同事能力相當，但第一個人的身高為6英尺，第二個人的身高僅為5英尺6英寸，那麼前者每年就將比後者多賺4734美元。假設兩者的職業生涯都延續30年，高個子就要比自己的矮個子同事多賺數十萬美元。
研究人員也對身高在政界的作用給予了關注。在43位美國總統中，只有五位的身高低於平均水平，而且上次選出身高低於平均水平的總統已經是一百年前的事了（1896年，身高僅為5英尺7英寸的威廉·麥金利當選為美國總統，被媒體戲稱為"小男孩"）。多數總統的身高都要比平均水平多出幾英寸。羅納德·裡根身高6英1英寸，老喬治·布什和比爾·克林頓的身高則都為6英尺2英寸。也有證據顯示，有些候選人認識到了身高對於選民的重要性，所以巧妙地採取措施以充分利用身高上的優勢。在1988年的總統大選辯論上，老喬治·布什握著邁克爾·杜卡克斯的手錶示歡迎時刻意停留了很長時間，這顯然是布什選舉團隊的經理精心策劃的結果，目的就是讓選民看清楚布什要比杜卡克斯高出不少。
從心理學上看，地位與身高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我們不僅會認為個頭兒高的人更有能耐，而且還會覺得有能耐的人個頭兒也會更高一些。如果發現好萊塢明星的身高竟然低於平均水平，很多人都會感到非常驚訝，而這就是原因所在。比如說，達斯汀·霍夫曼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麥當娜的身高也僅僅為5英尺4英寸。網站www.celebheights.com（副標題："在好萊塢矮人國里，使用內增高鞋墊的矮子稱王"）致力於揭示名人的真實身高，所以經常會派一些已知身高的人去跟名人合影，以此準確地知曉名人的身高數據。作家拉爾夫·凱耶斯在《你的人生高度》一書中對很多演員體形不夠高大的原因進行了推測。凱耶斯認為，比較矮小的人需要向別人展現自己強壯的一面，所以培養出了非常強烈的個性，希望能藉此克服身高上的劣勢。身高與地位之間的這種關係帶來了一種非常有趣的現象——如果一個人外在的地位改變了，人們對其身高的感知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昆士蘭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威爾遜是第一個通過科學實驗探討這一奇特現象的科學家。威爾遜分別向幾組學生介紹了一名學者，並請大家評估他的身高。在學生不知情的前提下，威爾遜每次都會改變介紹的方式。他對一個班級的學生說這個人也是他們的同學，到了第二個班級時他說這個人是一名講師。再後來這個人就變成了副教授，最後一次介紹的時候他就變成了教授。學生們對這個人身高的感知也隨著他身份的改變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當他們把這個人看作學生時，他們覺得他的身高大約是5英尺8英寸。然而，僅僅把他說成是講師就讓他的身高增加了1英寸左右。把他提升為副教授後，這個人的身高在學生們的眼中就又增加了1英寸。在他迅速被提升為教授後，學生們竟然覺得他差不多有6英尺高。
1960年，加州大學的哈羅德·卡薩揚拜訪了3000名選民，問他們在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中會支持誰，肯尼迪還是尼克松？此外，他們認為兩名候選人誰更高一些？事實上，肯尼迪要比尼克松高1英寸，然而，他們的選民們可不這麼看。尼克鬆的支持者中有42%的人表示尼克鬆比較高，但肯尼迪的支持者中僅有23%的人認為尼克松更高一些。 20世紀90年代初期，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菲利普·海格姆和威廉·卡門特又做了另外一項更深入的研究。海格姆和卡門特請選民分別在大選前和大選後評估加拿大三大政黨領袖（布萊恩·莫隆尼、約翰·特納和埃德·布羅德本特）的身高。結果莫隆尼贏得了大選，他的身高在選民心目中也隨之增加了半英寸。大選失利的特納和布羅德本特的身高則分別下降了半英寸和1英寸半。
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利用這種效應在選舉前衡量選民對政治人物地位的感知。 2001年，我和《每日電訊報》的科學編輯羅傑·海菲德做了一次不尋常的政治觀點民意調查。我們請1000名具有代表性的選民評估英國兩大政黨領袖的身高。依據兩大政黨總部提供的信息，當時的工黨領袖托尼·布萊爾和保守黨領袖威廉·海格的身高都是6英尺。但是選民們的看法卻並非如此。
我們得出的結果跟哈羅德·卡薩揚在1960年得出的調查結果是相符的。我們發現，人們在評估他們支持的政黨領袖和反對的政黨領袖時是有偏差的。更多的工黨選民認為布萊爾的身高應該不低於5英尺9英寸，同樣的道理，更多的保守黨選民則認為海格的身高不低於5英尺9英寸。簡而言之，人們會覺得自己支持的政黨候選人在身高上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我們的政治地位感知民調能夠預測大選的結果嗎？高達64%的選民覺得威廉·海格的身高要低於男性的平均身高5.9英尺，但只有35%的選民對托尼·布萊爾的身高持相同的看法。因此，選民認為布萊爾要更高一些，而海格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小個子。
那麼，2001年大選的結果又如何呢？
托尼·布萊爾領導的工黨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