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時代的舉動，亦是時代改造人的措施。對時代而言，人其實只分為四類——推動它的、順應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棄的。推動它的不僅有普羅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們是時代巨乘的兩排輪子，時代從來不是獨軌列車。
結束舊時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時代的是瘋子，置身於二者之間的是理想主義者。時代派生出英雄和瘋子的數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義者的數量從不曾超過前兩者的總和。
理想主義者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讚美玫瑰卻道“倘無刺多好！”理想主義者是任何時代都曾有過的僅供欣賞的副產品。
被時代所甩棄的常常是將自己完全典當給了昨天，並且徹底喪失了贖回自己願望的人。時代甩棄他們如同旅者毫不猶豫地丟掉穿爛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甩棄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們是些極其貪婪的人。牛尾甩得再頻繁也驅趕不盡企圖叮住它噬血的牛蠅。
改革不是集體春遊或觀光，其過程中樂趣必然少於浮躁。
於動物界，未來將在許多方面與過去相同。千年前的蜂巢與今天的蜂巢構築得同樣完美，千年後的蜜蜂也許還要構築同樣的六邊形。而於人類，未來將在許多方面與過去不同。儘管人的壽命比蜜蜂的壽命要長久許多倍，但人絕不甘心連續三代構築同樣的東西。所以人有歷史，而蜜蜂只有傳統。
在時代和時代之間，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被轉折的驟力夾扁了的身軀。
願未來的人們研究這樣的“標本”時，發現可歸類於我的同代人的，比我今天預測的要少。
鯨的巨大身軀直豎於海面，然後猛烈地拍擊下去，這一壯觀的情形酷似時代的轉折，於是某些吸附生物無著無落，甚至肢殘甲碎。
之後鯨泅向更廣闊的海域。
故此篇是為你作，是為他作，是為她作，是為己作，是為我們大家作的一次反省。
人：給我公平！
時代：那是什麼？
人：和別人一樣的一切！
時代：你曾和哪些“別人”一樣？
寒冷。
疏星凍在天。梟鳥僵於樹。前無村，後無店。公路兩旁的原野，屏息斂氣地寂靜著。嚴寒酷冷在寂靜中企圖將從天到地之間的一切凍脆。那些樹的禿枝像世界被剝了皮的裸露的神經，並且是被凍死了印在夜的凜冽的底片上。那隻梟鳥彷彿已在樹上僵棲一萬年了，一萬年裡不曾舒過腳爪，也不曾發過一聲梟叫，一萬年裡綠眼圓睜。
“吳振海，老子捅了你！”
“別亂來！別……”
“你他媽的放開我！我今天非捅了他不可！……”
人的激吼聲充滿絕望。
貓頭鷹俯瞰，綠眼閃爍著幸災樂禍。
西北風嘯過，彷彿有一隊士兵整齊地吹了一陣口哨。
樹皮凍裂之響可聞。
世界的神經瑟抖不止。
北方冬季最寒冷的那一夜並不曾使多少人感受到，也不曾使多少人留下特殊的記憶，那一時刻你、我、他、她都在擁被酣睡。嚴寒在夜裡僅對極少數人和動物構成威脅。
那一年是1998年。哈雙（哈爾濱—雙鴨山）公路上，兩輛超期服役並且分明超載的卡車，趴窩在公路邊上。車廂內裝的是煤。這是一次“倒煤”行動。也是一次“倒霉”行動。一路行行複停停，停停復行行，不斷受到盤查、罰款、敲竹槓。
因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中的一個，高，瘦，長臉缺乏立體感，臉上的線條似速描般的隨意，沒有任何特點，因而彷彿便有了某種特點。唯一能給人留下較深印象的是那雙眼睛，因它們的細小而使那張臉顯得五官疏散。尋常它們總是閃爍著熱情的、自信的、有時甚至是令人懷疑的自負的目光，當它們靜望著你的時候，彷彿在對你請求——快告訴我一些新鮮的事情吧！告訴我和我一樣年齡的別人們都在怎麼活？指給我一條發財的途徑，或者成名之路吧！我不會忘記你的指點之恩的……
而當時它們——那一個因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的眼裡——充滿了沮喪和焦急，還有從心底燃燒上來的一股無名火。你如果想像得出一頭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後的樣子，便不難想像他當時是什麼樣子。當然是熊，不是猴子、豹或者獅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後，比人臉所能作出的表情還要豐富並且誇張，而猛獸在同樣的情況之下無疑將會暴跳和咆哮；只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剛剛舔了芥末還是蜂蜜，熊在最快感的時候和在最狼狽的時候，所作出的外在表現都不過不停歇地在原地繞圈子。
他已經不知圍著兩輛卡車繞了多少圈了——問題出在兩個小小的部件上，大概相當於自行車氣門芯那一類的部件。此時，由於嚴寒，卡車根本發動不起來了。
兩名司機是他僱的，而車是他另租的。倆司機不停地罵罵咧咧，其中一名司機高高在上瞪著他來氣，推開車門對他吼：
“你他媽的瞎繞晃什麼呀？！”
他望望對方，什麼都沒說，掏了煙敬給對方，並且替對方劃火柴。
他明白，現在他連圍著卡車繞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儘管繞也白繞，但不繞他更想罵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幾分乞憐，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麼一種目光望著馴獸師。
這個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只要他認為是必須忍的，那麼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尷尬、一切的苦辣酸麻，兩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碼當年他是這樣的。
他心裡瀰漫著悲哀。春節前的這一天，他特別想念兒子，他總想活出個樣來給他的兒子看。而兒子被白血病奪去生命的時候，是他比現在更落魄的時候……
終於天漸亮了。終於有朝哈爾濱方向開去的車輛——第一輛，沒攔住；第二輛，沒攔；第三輛，還沒攔住，給錢也沒用。從雙鴨山朝哈爾濱開去的車，只要是輛車，沒有還能再擠下一個人的。他已經凍得半死，兩名司機不忍再袖手旁觀，和他一起攔住了一輛從哈爾濱開向雙鴨山的卡車，卡車上載的是凍肉。他塞給對方20元錢，對方正欲發作的表情平復了下來——“上車吧。”
“師傅，多謝！”
“甭謝。後邊去！前邊路上還等著個熟人吶！”
凍得半活半死的他，被兩名司機又托又舉弄上了別人的卡車，縮在滿車凍肉的縫隙間。
在雙鴨山，他憑一張站台票混上了火車。到哈爾濱，他馬不停蹄四處奔波買兩個小小的汽車部件。買到後沒回家喝一口水，又憑一張站台票混上了返往雙鴨山的火車。下了火車又付出20元，坐在另一輛卡車的車廂裡。所不同的是，這一輛卡車也是“倒煤”的，不過不像他那麼“倒霉”罷了。西北風捲著雪，捲著煤屑，一陣陣掃蕩著他的臉。
10年後他對我說，在別人的煤車上他曾失聲痛哭，像一個被父母拋棄的孤兒……
他是我的中學同學，名字叫吳振海。
他和我的經歷截然不同。 1968年，我作為學校的第二批志願者下鄉了；他因是長子，父親去世，照顧留城，所以他和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大多數“分道揚鑣”了。他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條“漏網之魚”。這是一種僥倖，但於他談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層市民的兒子，他是在大雜院里長大的孩子，無紅煙護其左，無紫光罩其右。城市並不因他僥倖留在它身邊了，便怎樣的青睞於他。城市恩賜給他一份工作——每月18元，從學徒工幹起。 3年後他每月可以掙到32元，以後他將照例被城市歸入工人階級的行列。這意味著當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許可以掙到每月八十幾元錢。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資——八級工的工資，相當於當乾部的人當到了科長級，前提是他如果被認為是一名好工人的話。他顯然不打算以過來的人們為榜樣，便不可能被認為是一名好工人。結果是到了1981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隊伍中的一員，用我們當年常說的話是——沒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國話。在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中國人，即使頭腦再聰明，身體再健壯，也彷彿不能作為一個資格完備的最起碼的人。幾乎沒有一對中國父母，心甘情願同意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們擇偶的條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據說被他們戲稱為“半殘廢”。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於是一個半殘廢的男人，豈止是半殘廢而已！
“這個人沒有正式工作”——此話包含了許多意會勝過言傳的內容。沒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沒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於和沒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沒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給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沒有正式工作如同沒有“紅色”的成分。沒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會坐標系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壞人”。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人，無論男女，希望被公認為是一個好人，如同一隻鴨子希望被欣賞。而正式工作=國營企事業單位≈大集體企事業單位。這一點猶如社會約定俗成的“上等”和“中等”公民徽章，佩戴上了這一徽章，才有資格享受社會的種種“優越”——房子、勞動保障、公費醫療等等。
當年中國在歸類學方面的經驗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們的先人曾說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同胞發現自己並非面對那麼多種可選擇的職業，甚至縮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還綽綽有餘。小學教師無一例外地在課堂上講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種誇張的比喻……”而與此同時，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發達國家，現代人卻面臨著職業分工越來越細密、越來越豐富的選擇猶豫和困惑，一個外國人在其一生中可能變更數種職業。而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你若面對著一個調動過工作的人，則不禁地會對他刮目相視。因為那意味著他“很有門路”並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個“等閒之輩”。
中國之傳統經濟體制，以它的理論的概念化、教條化、與全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亦即世界市場化的背逆性，以它的實踐的簡單化、意志化，令富有理解力的當代經濟學家撓頂困惑。
這一種情形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的最末一年和80年代的最初一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哈爾濱，在中國許多大城市，東西南北中，我們看到了一幕幕具有悲愴意味兒的都市話劇演出，埋下了“黑色幽默”式的伏筆——工作！工作！ ！工作！ ！ ！國營！國營！ ！國營！ ！ ！正式！正式！ ！正式！ ！ ！
共和國的長子、長女們，終於結束了長達10年之久的“洗禮”——“接受再教育”。他們一個個疲憊不堪，一無所有地回到了城市。當年在每一座城市裡，你都會從他們臉上那種特殊的表情和那種特殊的背影上，將他們從人群之中一眼分辨出來。
怎麼？出生以後挨餓，上學的時候“革命”，該工作的時候下鄉，如今三十大幾了，姑娘不算姑娘，媳婦不是媳婦，說年輕，早已沒了小伙子的朝氣；說老了，連有個家是哪一種體會都不知道。現如今連個工作都不給嗎？當然要國營的！當然要正式的！不是國營的那還算是正式的嗎？ ！
他們恓惶。城市也恓惶。它慌亂地安頓他們，但是沒那麼多國營的，沒那麼多正式的，足以容納下他們。還有幾批沒考上大學的呢！手心手背，難道不都是城市“母親”的兒女嗎？城市，你要一碗水端平！
怎麼？ ——你們年紀輕輕，發揚點兒風格不成嗎？
怎麼？ ——你們當年“造反”有功，倒成了資本啦？
為了工作，城市的這一批兒女和那一批兒女互相嫌惡，彷彿都認為對方是多餘的，彷彿都被對方嚴重地侵犯了最根本的利益。
吳振海當年冷眼旁觀這一幕幕話劇——他有過正式工作，卻主動放棄了。
工作，這一件大事對每一個人來說，大到“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地步。沒有誰教導這一點，現實生活使人明白了。
工作！工作！ ！工作！ ！ ！
國營！國營！ ！國營！ ！ ！
好的或較好的工作，任何一個年代總是有的。
於是，一代人的價值觀念又被引導向傳統的“隧道”，為了一份“國”字號的工作，為了這樣一個單位的工作證，為了這樣一個單位的一身工作服，那些遭它拒棄的我的同代人，究竟如何煞費苦心，究竟如何百折不撓，如何夢寐以求，又是如何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不達目的死不罷休、死不瞑目，也就只有自己知曉了，個中酸楚豈堪言。
吳振海當年冷眼旁觀這一幕幕話劇——他們的企圖，他曾有過；他們的手段，他曾用過；他們夢寐以求的，他曾得到過；他們達到了目的之後那一種由衷的欣喜和彷彿從此可以終生從容不迫的泰然無慮的安定感，他也曾體會過，也曾真的自我吮咂過那一種慰藉，如同嬰孩津津有味地吮咂自己的手指頭一樣。
但是他卻毅然放棄了。
西方任重而道遠的傳教士到非洲去佈道，說：“相信上帝吧，他將指引你們去天堂的路。”
黑人說：“不，我們連人間的路還沒找到呢。”
而當他們相信了上帝以後，教廷卻拿不出那麼多錢為他們蓋教堂，並且，以其上帝全權代理人的身份向他們宣布——上帝也是分成白色的和黑色的……
一代人中不能穿上國營某單位的工作服者——當年他們為數不少——感到又被戲耍了似的，正如相信了上帝的黑人不能心理平衡地接受他們只配吻非“正式”的十字架一樣。
而穿上了的，在此後兩三年內便穿膩了。他們開始煞費苦心地要脫下，其願望之急迫和強烈一點兒也不亞於他們當初要穿上。他們開始關注本單位、本系統哪些辦公室裡又有誰退休了或即將退休，調走了或即將調走，病故了或即將病故，增添了或即將要增添一個人……
當有幸終於穿上工作服時，他們前面的人生道路已變得十分明確，也十分狹隘——副科長、科長、副處長、處長、副局長……
人一旦邁上這一條路，便彷彿認為世界上原本只有這麼一條路。
除了農民，儘管每幾百個中國人裡只有一兩個在中國式價值觀念的導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認為成功地走完了他們的一生，但是誰也不能夠反駁，幾乎90％以上的中國人，望著一位局長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車時，會認為那是最好的人生。
結果是目前我們的共和國已有3400萬行政人員，每年僅行政開支即高達1400億元人民幣……
如果玩具對於兒童，僅是一樣東西，那麼兒童的最經常、最活躍的衝動，只能是佔有那一樣東西的衝動。如果在兒童中號召起類似“革命”的大行動，那麼他們首先認定的“革命”對象當然只能是佔有著那一樣東西的同伴。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現實利益佔有權之間架設橋樑，有如在教堂和國會之間鋪展紅地毯。人的價值觀念取向的單一，無論精神的抑或物質的，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存在。
倘當年促成吳振海和同代人之間的一次對話，結果只有一個——雙方都認為對方是傻瓜。
1982年，也就是在吳振海那次倒霉的“倒煤”行動之後，他出現在北京，出現在我面前。還有他的妻子，比我低一屆的校友。他們要到北京來找有關部委恩准他們挂靠成立一個什麼公司。那是自1968年我下鄉後第一次見到他。他風塵僕僕，面容疲憊，正發著39℃的高燒。他找不到地方住，也許還為了省錢，當晚就住在我的單身宿舍，和他的妻子擠在我的單人床上。即使他一個人睡在上面也會使那張床顯得太小。第二天我請他們夫妻在北影食堂吃了一頓早飯，無非饅頭、鹹菜、米粥。記得在他走前，我鄭重地、語重心長地勸過他。
“振海，求求人情，走走後門，重新回到一個國營工廠去吧！”
“那又怎樣？”
“一切從頭開始，30多歲，尚為時不晚，好好乾……”
“那又怎樣？”
“只要你真的好好乾，領導眼睛不瞎的話，是會看到的……”
“我總在想——那又怎樣？我想了十幾年了。”
“你……”
我望著他，像望著一個不肯回頭是岸的大齡“失足青年”，一個根本對不起母親的兒子，一個根本不將“丈夫”和“父親”的責任當成一回事兒的傢伙。
我暗想——這個吳振海，不可救藥，完了。
倘大氣環境是不變的，天空與拼塊地板何異？
倘時代是不變的，司馬遷所作與織布女何異？
倘社會是不變的，度日與經年何異？
倘命運是不變的，人與螻蟻何異？
無論任何人，當其作為人具有典型性的時候，歸根結底，意味其“竊取”了時代的典型特徵。乞乞科夫是沙俄時代農奴制產生的怪種，愛迪生是美國資本主義科技童年時代的兒子，雅科卡則是當代西方市場經濟激烈競爭中的驕子。所以雅科卡才會說：“都是這個國家給了我這樣的機會！”而伊索的不幸恰恰在於，時代不曾給予他渴望的自由。
10年之後，我第二次見到吳振海時，他已是哈克森公司的董事長，是引進哈爾濱市第一筆外資的人。當我寫此文時，哈克森已是一家綜合開發的合資公司，在世界多個國家擁有10個子公司。
10年中我只回過哈爾濱幾次，每次行止匆匆，這是我每次不曾見到他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或者坦率地說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時我對中國第一代創辦公司的人們，一向持一種極輕蔑的態度。愛默生曾說過：“那些咒罵商業的人將會看到，並且不得不承認，正是商業的規律改變了美國，摧毀了它的封建制，建立起一個美國。”非常慚愧，幾年前，我仍屬於“咒罵商業的人”中的一個。在我的那一本自白性的小冊子《從復旦到北影》中，讀者不難發現我振振有詞而又偏激的言論。其中還談到我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報告”。那之後有位女性讀者給我寫過一封信，論述了與我上面所引的愛默生的話大致相同的思想，友好地“批駁”了我對商業的敵意。這使我甚為惱怒，复函乏善，言辭咄咄，還用了幾串“國罵”。斯年1985年或1986年。倒並非是我狂妄自大到一點兒也經不起“批駁”的地步。何況於對方而言，根本談不上什麼“批駁”，不過是互相探討而已。我之惱怒在於——當年我並沒有看到公平的商業原則。老百姓自謀生路的願望，當年仍被體制的玻璃隔在商業時代的外面，有如飢漢被拒在餐館的門外。商業的原則如果是不平等的，除了使人憎惡，不可能獲得別的態度。
基於以上對現實的看法——不管這一看法是否仍屬偏激，它當年的確是我對現實的看法——我對大多數公司之類持很不屑的態度；對大多數老闆，打定主意“老死不相往來”，不管是中學同學也罷，兵團戰友也罷，昔日之友也罷。
是中學同學的一次全班性的聚會，促成了我和吳振海的見面。聚會需要場所，需要錢，於是大家想到了吳振海，我也想到了吳振海。在需要物質方面的支持和協助，尤其在需要錢的時候，我們會想起許多似乎早已遺忘了的人。承認這一點固然使我們很尷尬，但事實往往如此。
那一天，我和另外三名中學時代與他非常要好的同學去拜訪他。他誠心誠意地、出手闊綽地請我們吃了一頓昂貴的晚餐。不但爽快答應包攬同學聚會的一切費用，而且高高興興地請我們到他家中敘談。一談我們竟沒完沒了，談到凌晨3點鐘！畢竟，當年同是貧家子，少小飢時分糠饃。他向我們講述了10年來的經歷。成功者的高級皮鞋，包裝的乃是一雙被坎坷之途所磨礪得傷痕累累的腳。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與國營單位毅然辭別的人——十幾年前那無異於精神病者的毅然；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加入過“倒爺”行列的人，十幾年前那需要有堅韌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抵禦來自社會各方面的歧視、輕蔑和種種心理壓迫；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辦公司的人，辦起來了，垮了，又辦，又垮，還辦——十幾年前那是需要破釜沉舟、開弓沒有回頭箭的勇氣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組建施工隊的人，十幾年前那是需要具有江湖老大的本領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搞房地產開發的人，在哈爾濱市乃至黑龍江省，他當然應被列為最早的“先驅者”之一。
躋身同代人中的“第一批”的行列，在經歷了10年的類乎無名小子闖江湖的不服氣、不認輸、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也不回頭，彷彿非要把南牆撞個大窟窿的倔而堅的踉蹌奮進之後，他成功了。是在第5個回合才成功的。貸款，蓋樓，預售，以預售資金補充周轉，再蓋再售。這是當年霍英東在香港開發房地產業的謀略，也是10年前深圳、海南的第一批房地產開發者們的襲用經驗。吳振海當然地應被視為第一批學深圳、學海南的哈爾濱人。這不啻一場人和時代所進行的賭博。他押上的是後半生和家庭的存亡。如果在這一回合他也輸了，他將極可能是我的同代人中命運和下場都很悲慘的一個。也許可以這樣說，是時代終於給了他一次做贏家的機會。否則，他不但不可能主辦哈爾濱市第二十九中學三年級九班全體同學的聚會，也許連我們通知他參加，都不知該到哪兒去找他。
成功了的吳振海如是說：“是時代給了我這樣的機會！”
誠哉斯言！儘管他還算不得是雅科卡式的傳奇人物，但我的確感到，他和雅科卡一樣，對時代滿懷由衷的感激之情。
蘇軾在《代侯公說項羽辭》中有言：“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
10年裡吳振海是一個時時刻刻伺機而動的人；10年來他活著的態勢時時刻刻猶如箭在弦上；10年來他活得比許許多多同代人都累；10年來許許多多同代人在似有似無中尋找悠閒，而這一個吳振海在一無所有中尋找著冒險。
我們對時代稍加研究，便會發現時代原來具有這樣的禀性：它一向只欣賞兩類人——甘願按照它的要求去活的人和違逆它的願望並且最終成為勝利的挑戰者的人。它因欣賞前者而獎賞他們，為的是使他們更符合它的要求，對它的權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對後者照例是不予獎賞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懲劍懸其頭頂。它欣賞他們大抵只在它確感需要他們的時候，亦即我們叫作“轉折”的時候。這種時候他們的叛逆和挑戰的勇氣及其精神，是促它嬗變的催化劑和促它轉折的推動力。正如蛇有時需將身體夾在樹杈之間完成蛻皮一樣。沒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挑戰者，一個時代是不能從它舊的軀殼之中擺脫出來獲得新生的，為此它才慷慨地獎賞他們。這種獎賞往往是一次性的，是無比豐厚的。其後它不再賜惠於他們，因為它已經獎賞了他們至關重要的千載難逢的時機，而且一併加上了明天。事實也正如此，那些在時代的轉折關頭把握住了時機，並且由此獲得了成功的人，他們的成功將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續性，因為他們乃是和一個新時代同時誕生的，而一個新時代的壽數，通常是按世紀來計算的。新時代需要它的推動者陪伴同行。至於那些曾被它欣賞過、青睞過甚至恩寵過的人們，或者被它留在舊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轉折的時候，分擔它的痛苦並和它一起嬗變。它最不欣賞的也許是那樣一些人們——既不曾在昨天被它當作典範而重視，今天又對它的轉折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不暗示給他們任何機會，它也不在明天留給他們什麼。它對他們無轍亦無奈，正如他們對它也是那樣。匪今斯今，亙古如茲！
我聽著吳振海的講述，望著他那張20多年後並未改變多少的我所熟悉的臉，頭腦中飄飛著紛亂的思想絮片。我在心裡對自己說：梁曉聲你必須重新認識你這個中學同學。他身上生長著和你截然不同的鱗，你如果搞不明白這是為什麼，又如何能認識現實？
我問：“你當年究竟怎麼想的？”
他反問：“哪一時期的當年？”淡淡一笑，又說，“今天以前對於我都是當年。”
我說：“1982年，你到北京，我勸你'改邪歸正'的當年。”
他說：“那也太便宜了吧？”
我又問：“什麼意思？”
他說：“如果我當年聽了你的規勸，現在又能怎樣？一個中國人，如果從20歲起便將自己永久地、完全地交付給一個單位，到他退休，不過從單位那裡得到十幾萬人民幣，合兩萬多美金。我們的父兄輩不都是這麼活過來的嗎？可一個人最好的40年生命，難道真的就值兩萬多美金嗎？換一種活法的可能性真的就沒有嗎？我們中國人都說活得很累，其實最累的是國家。精疲力竭的國家，終於不得不換一種存在方式了。所以不管是誰，不管情願不情願，都必須換一種活法了。”
我問：“你從什麼時候開始這麼想的？”
他說：“從我父親病退那一年。乾了一輩子，領著退休金病退了。其中70％的退休金還是出於對他的特殊照顧。可靠那每月40多塊錢，我們一家六口怎么生活？我父親那天一到家裡就哭。我躲出家門，躲到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也哭了。我對自己發誓——將來我如果不能走一條和父親不同的路，我根本就不活到退休那一年。”
他的林肯車將我送回家，我徹夜難眠。
閉上眼睛，我仍能憶起當年他家的情形：六口人窘居在兩間小屋，里外間合起來不足20平方米。外間是廚房，搭了窄鋪睡人，似乎便是他睡。他是長子，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一妹。幸而他的母親是個很善於持家的女人，緩解了窮困對這樣一個家庭的壓迫。我清楚地記得當年他家廚房在哪個位置擺放碗櫥，碗櫥上放著怎樣的一個糖罐。在他家學習的我，隔會兒便藉口出去一次，為的是從那糖罐裡摳一勺砂糖吃。學校組織春遊，他帶的餅被我一路吃掉了一半……
他是班裡最早的團員之一，還是我的入團發展人。從初一到初三，他始終是班幹部，也是班裡最具凝聚力和號召力的同學之一。對弱小男女生，慣以“保護人”自居。當年我們之間很要好。
他最大的“毛病”，便是他極其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和自我證明意識，以及他那一種凡事都積極到根本不顧別人對他會有何看法、有何想法的參與意識。他是我從中學時代到兵團、到大學、到社會所認識接觸過的一切人中，自我表現和自我證明意識最突出的一個。尤其在我的同代人中，迄今為止，我沒遇到過在以上方面像他那麼願望強烈的人。某些時代，某些活動，無論班級的抑或年級的、全校的，一開始可能並未將他列入“中心人物”的名單，不知怎麼一來，他竟成了“中心人物”之一。他似乎總在以他的行為昭示別人——這件事怎麼能少了我呢？那件事我不參與怎麼行呢？彷彿別人行的，他都行；別人不行的，他也行。這難免會使他遭到非議、抨擊。可他一向不在乎，一往無前。至於別人怎麼想、怎麼說、怎麼看，他彷彿認為那是別人的自由，隨別人的便好了。冬季裡，剛上了幾次滑冰課，他便開始學健將級運動員馳騁冰場的姿態，戴一頂滑冰帽，不顧惜耳朵和臉腮凍得通紅，倒背雙手，神氣活現，屢屢摔倒卻無窘色，亦無怯色。他愛打籃球，沒進入校隊，但極渴望代表學校參加正規比賽的機會。機會一經獲得，橫衝直撞地來“三步上籃”。犯規就犯規，被罰下場就罰下場，反正他體驗了參加正規比賽那一種刺激。在我的同代人中，這一個吳振海，當年就是一個不合格的“標本”。我想當年的時代瞪著他，好比一隻母雞瞪著一隻雛火雞或者雛鴕鳥吧？
而我們傳統的社會的綜合教育，幾乎可說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現、自我證明意識為己任的。溯望遠久的中國歷史鏈，可發現這一點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 《老子》中就一再地說些“自見者不明”之類的話，意謂誰自我表現了，就不可敬也不聰明了。 《禮記·中庸》中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意謂在最細小的事情方面，在獨處無人的時候，也要行為規範不踰矩。做到怎樣才算典範呢？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脊。”意謂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個楷模人物站著不敢不彎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個希望獲得別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緩行。而老子則乾脆沾沾自喜地說“吾有三寶”：“三日不敢為天下先。”
於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們這一代人唯一普遍獲准的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現自己、證明自己的一次機會。其表現方式是演習“革命”，其證明內容是“無限忠於”，其理論基礎是“造反有理”。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釋放大宣洩，它耗掉了作為每一個單獨的人來說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進行儲備的那一種自我表現的激情，同時嚴重挫傷了整整一代人將這一種激情化為自我實現的衝動，此後他們只能聽憑時代的擺佈。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現的種種努力，實質上體現為一種低級的本能，一種自我異化，一種自我安撫的虛幻的追求。所以，被這一代人的群體客觀上遺棄在城市裡的吳振海，20多年中卻不被城市的簡單而粗暴的“價值秩序”所降服，甩頭晃角地始終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現、自我證明和實現自我的強烈慾望始終野心勃勃地保持著中學時代的原生態，使我不能不覺得簡直是奇蹟，使我無法不對此讚歎和讚賞。對於我的同代人，他具有極其特殊的鑑定價值和研究意義。起碼證明了這樣一點——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應該產生許許多多吳振海的。可是於今放眼看去，浮出於社會水面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員。而社會終於不得不承認，前一個時代在這方面的“生育”是不夠節制的。它不但使自己尷尬，而且使一代人尷尬。難道不是嗎？政府部門要轉變職能，機關單位要縮編，於是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迭地撲通撲通“下海”，但是已比吳振海們晚了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於人生而言，有時晚了10年其實意味著晚了一輩子。
西方的有識之士總是警告時代：讓我們想方設法再減少一位官員吧！讓我們的社會再多幾位成功的商人吧！讓我們鼓勵更多的人成為納稅者吧！
難怪西方人總是驕傲地說——我是一個誠實的納稅者！
這樣的話聽來很像是在強調——我是國家的主人之一！
我的同代人中，本來應該有很多人到了40多歲的時候，成為一個納稅者的，可是實際上大概每出100名官員，或者1000名、幾千名官員，才能出不到一個納稅者。
在某大學，一位西方很有權威的社會學家兼經濟學家曾問我：“你對你們這一代人究竟持何評價？”
我毫不遲疑地回答：“他們是中國當代社會的中堅。”
對方又問：“何以見得？”
“他們的存在，保持了時代的穩定。”
“那麼也就是中國目前的樣子？”
我不禁一怔，繼而告訴他，同代人中多少多少當上了處長、局長等級別的干部。
他反問：“中國真的需要那麼多大小官員嗎？”
我反駁道：“我們中的大多數在做國家的主人！是共和國新一代的工人階級！”
他笑了。
他歸國後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一個國家，尤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若想在經濟上迅速發展起來，社會成員的職業分工應是這樣的——每1000人中，最多有10個官員就夠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專家又是官員的人；應有200名左右國家重點企業的工人；應有300名左右非國家性質的中小企業的工人；應有400名左右依靠個體職業能夠豐衣足食的人；其他屬於醫生、律師、教育工作者，等等。”
他說，這是他這位對中國懷有友好感情的外國人給中國“獻”的“策”云云。
我在地鐵站見一個人隨地吐痰被罰款，且被教育：“怎麼一點兒主人公意識也沒有？這地鐵也是屬於你的！”
那人佯裝驚訝：“是嗎？我從不知道我還有筆錢投在這兒。請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把我那一股抽走？我們單位分房子還要預付6000元呢，我正好等錢用。”
我不禁回頭看他，覺得好笑又笑不起來。原來事實上我們對這個國家從來不曾擁有過真正屬於自己的股份。每一個人同它的關係，似乎更是一種抽象的詩意的精神關係，而非一種具體的物質的製約關係。顯然，當農民感到，他流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汗水於他是值得的時候；當工人感到，從車間運往市場的產品，每一批、每一類都隱印著自己的姓名的時候；當商店職員感到，所站守的那一櫃檯前生意興隆或買賣冷清，不僅是盡職與否的問題而且是利益大小的問題的時候——只有在這樣的時候，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農民才能從一片土地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工人才能從一個工廠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商店職員才能從一家商店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才能從衣食相關的現實中感受到是國家的主人。
1992年我回過哈爾濱數次。
許多同代人總是問我：“中國今後還會怎樣？……”這句話的註腳是——今後我們哪些福利仍有保障？今後我們還將失去什麼福利？
回望我們這一代走過的路，心中不免愴然。
吳振海及其公司的人們也總是問我：“中國今後還會怎樣？……”這句話的註腳是——今後我們還將擁有什麼樣的時機？
回想當年他在哈雙公路上“倒煤”而且“倒霉”的情形，心中不禁肅然。
不少哈爾濱人的嫉妒屬於一種恐懼，和那種想維護我們對某物的佔有的慾望相一致。嫉妒使我們去考察疑惑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面，並把它們作為焦慮的最不得了的根據。
不少同代人問：這公平嗎？
我曾替吳振海回答：這很公平。安於現狀的人不必憂患冒險者將承擔的風險降臨在自己頭上，但是也永遠沒有資格獲得冒險者才能理直氣壯地獲得的一切。如果非說不公平，那和昨天時代太褒獎我們、太歧棄吳振海們是一樣的。時代僅能在一點上體現它的公平，那就是給人以普遍的機會。
有了一個哈克森，便有200多個哈爾濱人解決了就業問題，包括大學生和研究生，他們的福利待遇比國家單位的還要高。有人說——進哈克森那要憑關係！言外之意，彷彿是它的一條罪狀。但是如果哈爾濱有100家、1000家這樣的公司，在福利、待遇方面與哈克森競爭並且勝利了，進哈克森還要憑關係嗎？
有了一個哈克森，只要它運作著，又將有何止千百人有了乾活掙錢的機會？長久地沒有這種機會社會將會怎樣？
有了一個哈克森，至今已有近千戶哈爾濱居民住上了樓房，如果一概等待政府解決，又將等待多久呢？
有了一個哈克森，去年春節前夕，十幾名台商，包括一位台灣“立法委員”，才應邀來哈考察投資項目。
有了一個哈克森，一幢四星級飯店正在籌劃興建之中。北方的第二大城市連一幢四星級飯店都沒有的話，是不能適應改革開放、大批吸引外商的新形勢的。
今天的中國人恢復了尋找時機的本能，但時機注定不屬於以下兩種人：
一種人企望著某一天早晨醒來，時代像寵愛自己的阿姨一樣，將自己輕輕抱起來，讓自己騎在時代的頸上招搖過市；
一種人企望著某一天早晨醒來，以聽來正當的什麼名義，將原先和自己一樣，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樣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願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種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第二種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南方和北方都有一種草叫“節股草”。生命力極強，一節一節地生，一節一節地死，哪怕還有一節不死，它便活著，並且會一節一節地再生。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我們就是那“節股草”似的一代啊！如果說我們已失去了很多，那麼我們所獲得的，則是一種頑強的複蘇能力和再生能力。一切附著於我們的浪漫色彩、傳奇色彩、自甘的苦難和無奈的磨難，早已是往事。在我們40歲的這一年齡，我們除了依賴於自己的複蘇能力和再生能力，還能依賴什麼呢？讓我們彼此呼喚起、鼓勵起、策動起我們的這一種能力吧！
看哦，時代的巨鯨已將它沉思的頭潛入世紀的“海”面，它那龐大身軀已然漸漸豎起，紀元的旭日正從明天的時空冉冉升起，照耀著那藍灰色的龐大身軀，照耀著它豎起、豎起……
陣痛只不過是傾斜，是失重，並非那猛烈的拍擊造成的真正的陣痛迫臨。我們怵然，我們肅然。我的同代人哦，我的兄弟姐妹，讓我們吸入足夠的一口空氣和一口勇氣，準備做第二次人生拼搏吧！
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與流氓、歹徒、殺人犯、強姦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態度的。而對於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污、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
如果我不作如下說明，則就對讀者、對社會，尤其對我家鄉哈爾濱市的公檢法部門，當然也包括對我自己的文字太不負責任了。
事實是主人公吳振海後來受到通緝逃亡國外，不知所去。
對於我這一位中學同學目前的結局，我此刻寫下“逃亡”二字的心情是很不好受的。然而“逃亡”二字又是最正確的，唯一正確的。
那一天上午，他打來電話要到我家見我。
我問他，在哪兒？
他說，已在北京。
問，何時來？
說，立刻來。
問，什麼事？
說，非常嚴重的事。
但他上午沒來。
中午，他的司機從哈爾濱打來電話，問我見到他沒有。
我說還沒見，說他是要到我家來的，但不知為什麼還沒來。
司機說：“公司出事了，被查封了。”
我詫異地問，為什麼？因為前兩天，黑龍江電視台還播了他與眾多外商簽署開發項目協議書的新聞，並有一位領導人物到場祝賀。而電視裡的吳振海神采奕奕，侃侃而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躊躇滿志。
司機說：“老闆見了你，會親口告訴你的。”
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我想了想，並沒太往心裡去。估計是經濟糾紛。近年，在形形色色的經濟糾紛中，某公司被起訴、某公司被查封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而且，當時往往被傳得驚天動地，不久又風平浪靜了。
下午三點多，另一位中學同學給我打電話，進一步證實了司機的話，囑我千萬不要再見他了。對方是為我好，知道我的性格弱點——於“情義”二字上，往往掰扯不清。
我說：“不是我見不見他的問題，是他要到我家裡來呀。他一沒殺人，二沒放火，三沒投毒，四沒強姦婦女，不是恐怖分子，我也沒見到什麼通緝令，他若站在家門外了，我能不給他開門嗎？能不許他進嗎？”
那同學語重心長地說：“曉聲啊，反正你可要心裡有數。”
我又認真想了想，仍覺事情的性質不會太嚴重。我首先排除了他販毒、販軍火或出賣國家機密、被收買為特務的可能，在此前提之下，我決定他來了我還是要見他的。
大約一年前，我曾陳書哈爾濱市的領導，指列吳振海優點、缺點各數條。缺點中諸如：好大喜功，強烈的表現欲，習慣於誇大其詞，為了獲得成功可能不擇手段等等。
這些缺點，在這個世界上，似乎只有我來批評、指出他才不生氣。我陳書之目的，正在於使市領導對他有更透徹的了解，更好地駕馭他和他的公司，能使他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更不至於犯法。同時為我們共同的家鄉哈爾濱市做更多貢獻。
市領導在我的陳書上批語：難得一片諍言，讀來令人感動。請吳振海同志閱後自己保留，依言謹慎自戒。
於是信轉到了他手裡。他果然並不生氣，還請我和另兩名中學時代非常要好的同學吃了一頓飯。
記得他當時說：“錢財身外事，人生尚有二三知己，值得欣慰了。”
我又聯想到，大約半年前，我代中學班主任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暫借一套房子給老師住。老師年紀大了，居室無廁所，十分不便。
他顯出為難的樣子，說他雖然是開發住宅的，但在圖紙階段都已定價售出了。
我說：“那我不管。師恩不可忘。何況並非要，只不過是藉。老師的家址，總歸是要動遷的。我擔保，以後還你就是。”
礙於我的情面，他答應了，但答應得很是勉強。此後一拖再拖，並不兌現承諾，也使我不再好意思督促他。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氣。哈爾濱市作協主席林予，當年廣受好評的《雁飛塞北》一書的作者，20世紀60年代北大荒文學的創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學師長，也是我忘年交。哈爾濱市作協定級低，林予主席是正處級幹部。按市裡規定，處級以上乾部才可以公款安裝電話。一位市作協主席，家裡沒有電話成何體統？但林予老師受迫害多年，牢獄生活早已損害了他的健康。 “文革”後其實沒再發表多少文章，無稿費收入，經濟狀況拮据。若自費5000多元安裝電話，對他是一筆大支出，一時是湊不足的。我讓他放心安裝，之後去找吳振海請求資助。為此我當面向吳振海提過二三次，並寫過一封長信給他，向他指出，這樣的善事義舉，一家經濟實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議他，每年從利潤中拿出五萬，設一項慈善基金，命秘書平時看報，一旦發現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時寄些錢去。少則幾百，多則幾千，濟世扶貧，何樂而不為呢？
他卻只是笑笑。
後來我知道，連林予老師的電話安裝費，他都沒給報。答复人家說:財會有製度，沒名目下賬。
我撥長途電話將他罵了一通，因為他每每請人吃一頓飯就幾千元的啊！而且常動員我這個最不願做陪客的人為他做陪客！
在那之後我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不理他，見了面也很冷淡。
後來林予老師病重，我分兩次請人捎回哈爾濱5000元錢。第二次的3000元捎回哈市時，林予老師恰在前一天去世。
……
獲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時，我對他的氣還沒完全消呢。
半夜12點左右，電話驟響——是他打來的。見後知道是用手機打的。
問他在哪兒？
說在我單位的門口。
讓他到我家裡來。
他說太晚了，到家裡不方便。
我只好穿上衣服去見他。正是冬季，夜裡很冷。他在一輛出租車裡。我剛一坐入，他即命司機開車。我彷佛被劫持到了他住的賓館。究竟哪一家賓館，到現在我也想不起來。
我問他：“你究竟犯了什麼罪？”
他大叫冤枉，說何罪之有！
又問他：“把我帶到這兒來幹什麼？”
他說，請我幫他寫申訴材料。
我正希望細聽端詳，於是他說我記。他是信誓旦旦，我是半信半疑。
我說：“吳振海，我不信對你採取的行動完全是打擊報復。”
他說：“等真相大白了你就信了。”
天亮後，他倉皇離開賓館，說要避一避。
我說：“既然你自恃清白，又避什麼呢？大搖大擺回哈爾濱去，法庭上見分曉嘛！”
他說：“好漢不吃眼前虧。”
我也得打的才能回家啊，可身上連一分錢都沒有。
他掏出了一沓錢塞給我。
我板起臉說：“振海你這是乾什麼？”
他大窘，連道：“沒別的意思，沒別的意思……”
我從沒見他那麼失魂落魄過。
我從那沓錢中抽出一張，眼望著他坐的出租車從視野裡消失。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我大約也是他在北京見到的最後一人。
當時我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從此逃亡國外。我以為，起碼他對家人和親人會承擔起主要責任的。
後來他家被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姐姐、姐夫、女兒、女婿紛紛被傳訊、拘審。
此後兩年內，流言種種，他的案子也在流言中忽輕忽重。一個時期有人說，他的家人、親人就要全釋放了，吳振海也可以從國外回來了；一個時期又有人說，案子更大了，已通過國際刑警在緝拿他。
總之，兩年內，他的家人和親人中，幾乎只有他老母親是自由之身。
兩年內我沒回過哈爾濱市，但逢年過節，一定囑別的同學們，千萬代我去看看那老人家。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與那些流氓、歹徒、殺人犯、強姦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態度的。而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污、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我一直推想吳振海犯的肯定不是這方面的罪，推想他大概也不至於貪污、受賄和勒索。因為此前我一直以為，哈克森公司是屬於他和他弟弟的“家族公司”，進而認為，他可能只犯兩種罪——走私和行賄。
後來走私似乎也被排除了。
那麼只剩下了行賄。
我又深知他的小氣和摳門兒，心想他為了達到什麼目的而行賄，數目也一定是很小的。
然而最近的事實是——他的弟弟已被判死緩，他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被通緝，親人作鳥獸散。
他整日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老母親，已經70多歲了。
我常常憶起，在他的公司遷往新落成的雄偉的哈克森大廈那一天，場面何其宏大，泱泱千人之眾。後來甚至連馬路上的許多過客，都混進去大快朵頤，白吃白喝。
那一天，他的老母親，在他妹妹的攙扶之下，到處找我。找到了我，就和我避開熱鬧，蹲在走廊的一角兒，一人手裡端一隻小盤兒，只不過一邊吃著幾片瓜果，一邊兒聊從前往事。
如今我才明白，哈克森集團公司並非像人們以前所說是“吳氏兄弟的家族公司”，它在原始法權上仍姓“公”，因而也仍姓“共”。
如果這一點確鑿，那麼吳氏兄弟的罪名，當然也就不止“行賄”一條了。
對他弟弟的宣判，主要根據的是“貪污”和“受賄”的數目。
在吳振海和哈爾濱市的公檢法之間，我似乎很難相信他本人的完全無辜和冤枉了。
但是我又真的常常惦念他的老母親。
畢竟，那一直是一位好老人家啊！
大約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個月，吳振海的女兒突然出現在我家。她說來北京看病，向我借錢。
我問她需藉多少？
她說出的數目使我大愕。
我怔了良久，才低聲說：“女兒啊，叔叔非是大款，非是什麼老闆，非是當年的你父親。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的工資條上只700多，在哈爾濱的弟弟妹妹都下崗，生活都需周濟。而我除了工資，額外的收入僅僅稿費罷了。我雖勤奮，但不善經營自己，屬於多年低價的作家。你要藉的數目把我嚇著了！”
我給了她所要“借”的數目的五分之一。
面對以前有自己的跑車，有自己的住房，不需要工作而又奢侈慣了的這一個年紀輕輕的晚輩，我不禁又說：“女兒啊，從現在起，你必須學會節儉度日。叔叔給你的錢，是叔叔爬格子所得的心血錢。這錢來得可不像你父親過去的錢來得那般容易。你不要嫌少。今後到了急需錢的地步，還可以來找叔叔。叔叔不忌諱你是通緝犯的女兒。但是你得明白——你接到手裡的這筆錢，能救助多少上不起學的窮孩子啊！叔叔此刻心裡就是這樣想的。如果叔叔知道你不節儉著花，叔叔今後不會再幫你渡難關了！”
我相信我和吳振海此生還會再見面的。但在什麼情況之下見面，則很難想像的了。有一點幾乎是肯定的，在他的老母親活著的時候，他大約不可能再見到她了。我想，我今年夏季若回哈市，主要的事之一，當是代他這個兒子去看望看望那位很好的老人家。
吳振海是我所熟悉的同代人中，更進一步說，是當年全班54名中學同學中，獲得過最巨大的成功的人，也是和我曾有過親密關係的人中第一個被通緝的人。雄偉的哈克森大廈已經易主。逃亡之前，他有次從國外回來，送給我妻子一條金項鍊，送給我兒子一個計算器。那是他第一次到我家。計算器還在，項鍊卻已被我妻子丟了。我曾給他買過一套木刻八仙，價值比一條金項鍊還略貴些，它們還在他豪華氣派的辦公室的櫃上擺著。八仙們並沒能保佑他一帆風順。我常想回哈市時將八仙們帶回北京。我的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叫劉振興，就是由吳振海的名字演化來的。吳振海當然沒有劉振興那麼好，劉振興身上寄託著我對某些平民兒子們的理想和希望，那理想和希望也是最初我從吳振海身上似乎看到過的。吳振海一度實現了它，也最終破滅了它。他令我感到的遺憾也是相當巨大的。
我和吳振海的關係大至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學時期。呈現在我記憶底片上的色調永遠是友好溫馨的，儘管中學時代的他，絕非是每個同學都喜歡的。事實上有些同學極不喜歡他，有的同學甚至很反感他，而我在班裡是一個無人反感的同學。我和普通的男同學友好，和他之間的友情也就不奇怪。
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他已是大老闆，我已是小說家。他似乎格外尊敬我，但我知道他內心裡其實是不大瞧得起小說家的。我想，可能任何一個人，無論揚揚得意到什麼程度，總歸還是希望這世界上有某一個人能多多少少地對自己擁有些批評資格的。這也許屬於一種心理需要，會從另一側面備感自己的社會存在的的確確是重要的。他的弟弟、姐姐、姐夫以及老母親，對他來說，似乎都不能承擔起如此特殊的角色。於是他選擇了我這個他可以接受並且不至於使他感到羞辱的人扮演這種需要的角色。而我曾一度很願意扮演這一角色，不覺得有什麼不好，同時自己也獲得一種滿足。不是每個大公司的老闆都隨隨便便地給予別人可以諍言批評和告誡自己的權力。也許我常替他扼腕嘆息，恰因他曾給過我這種權力？
有幾次他當著客人們介紹我時，竟摟著我的肩說：“大作家！我中學最好的同學！全國著名！全世界也有名氣！”
往往搞得我瞠目結舌，恨不得當眾推開他，狠狠扇他一大嘴巴子，使他從此變成結巴，不再能那麼順口就胡說八道。
然而那時又是他較可愛的時候。
他可愛的時候往往是他真誠地表達與一個人友情深厚的時候。那時對他而言，誇大其詞的程度恰恰和真誠的程度成正比。
他每次見面都必向我討書。討了去就擺入書架。永遠也不會翻一下，但會指給別人看。
而另一些時候，往往是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他又常對我說：“曉聲，拉倒吧！別當作家了！整天寫什麼呀？給我當位副經理來吧！我保證你下半輩子生活幸福不就得了嘛！”
那時他這位大老闆顯出對一位作家的生活狀態的極大的憐憫。
而這常常惹我暗自惱火。
我則反唇相譏：“你弟弟振慶是經理，讓我看振慶的眼色辦事？”
他就會紅了臉，接著自語：“唉，振慶……振慶……你要是我弟弟就好了。你他媽怎麼就不是我弟弟呢？”幸虧我不是他弟弟。果而是，我今天的下場不堪想像。
第三個階段就是從他逃亡國外至今了。那些日子似乎將我們的關係一刀斬斷了，斬斷為“法”和“情”兩半。我不可以不受法的製約而一味兒地重情義。我必須對法保持一個公民應有的敬畏。但我又沒法兒對他在國內的親人們的命運完全漠視，使“情義”二字在我這兒變得一錢不值。
他使我處於兩難之境。
那些日子也彷彿將吳振海這個人剁為三截了。一截是他的中學時期，留給了我，留給了當年我們初三九班的54名同學，留給了我們的老師以及母校；一截記載著他從創業到發達、到逃亡的履歷，留給了中國的商業時代，以及某些曾和他發生過極具金錢色彩的利益關係的人的回憶；第三截留給了我的家鄉的公檢法，畢竟因他的逃亡案子還沒畫上最後的句號，它總歸是要畫上一個句號的。
而我常想，留給我的那一截，是否被我過分濃重地溫情化了呢？也許只不過就是一些誰都經歷過的片片斷斷的彷彿小貓小狗間的友愛，被我這個小說家太理想化、太詩化了。然而我又是那麼的不願輕論留給我的這一截。因為我總感覺到我必須為自己保存某些哪怕是被自己理想化了、詩化了的東西。現實已不怎麼可能向我提供這些東西，我只能從過去找到，並倍加看重。我沒法兒不以仁義對待之。然而我又非常清楚，這仁義萬不可延伸入第三個階段；否則，我自己也將走向反面了。那麼所謂仁義也就該站在被告席上而同時走向它的反面了。
如果某一天我真的見了他的面，不管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其實最想對他說的是：比起你不能盡一個兒子對高堂老母的義務這一事實，雄偉的哈克森大廈不過意味著一個靠高標號的水泥和金錢凝固在那兒的冷冰冰的夢罷了。那原本華麗的夢倒也是可以做得較長久的，是他自己在“夜遊”的狀態下撞了，撞到頭破血流，不復再能將夢做下去。
由吳振海我想到了另一個人，他對我的人生起過大的作用和影響，在我是知青時給過我兄長般的呵護和關懷。他當年曾是那麼真摯地勉勵我成為作家，正如我曾企圖以“商的至高境界即仁善”這種純粹迂腐的理想主義的觀點對吳振海施加作用和影響一樣。區別在於那個人對我的影響在我身上體現著，而我企圖施加於吳振海的影響，一絲一毫也沒在他身上體現過。
關於這個人，我已在《十月》1997年第1期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又是中秋》，等於為他的人生歷程立了一個簡傳，等於替我自己整理了一份“為了忘卻的紀念”。
他是商業時代從我的親情“領地”擄去的第二人。
他現仍關押在哈爾濱市。
我不知他能被判幾年。
我密切關注著他的命運。
我並非沒什麼可寫的了，才以我和他的關係做素材炮製一部小說賺稿費。恰恰相反，我的創作計劃是早已排定了的，為按部就班地完成這一計劃，我惜時如金。但是他的案子發生以後，我常感到我的身體又多了一種病似的。他這個人幾乎每天都會浮現在我腦際，使我根本沒法兒不去想他，而寫另外的我虛構出來的人和故事。患病就得求醫，或自療。我的病非是醫生所能診斷明白或開出有效藥方的。自療的方法就是靠了筆和稿紙，將如塊壘般堵塞胸間的情緒、情結導引和瀉泄於字裡行間，一吐為快，以舒氣息，以暢襟懷。彷彿不這樣，便不能回歸到起先的寫作之中去了似的。如同被從自己的家裡推出，而家門在身後關上了。而每每一吐為快，心態才能漸漸平定，才能繼續起先的寫作。
是的，這真是“為了忘卻的紀念”啊！
我常捫心自問——我是否太自私了呢？
當然，對於《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內心也懷有不那麼自私的善良的一廂情願——將那一期《十月》寄回哈爾濱，求人轉給負責“老隋”一案的司法人員，希望他們看了，感慨於以前他的事蹟，而對現在的他盡可能地給予寬大處理。
由吳振海而“老隋”，進而聯想到朱勝文。
朱勝文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戰友。當年在兵團時我們就曾見過幾面，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後來他在商學院獲得了碩士學位，大約是中國恢復學位制後的第一批學位獲得者，並曾出國留學。繼後分配到哈爾濱市經委，升至主任，再後來成為哈爾濱市常務副市長，主管工商企業界。
他能幹，肯幹，日夜操勞，全力以赴。如果單從他的工作熱忱和工作業績方面來評價的話，我認為他這位副市長是對得起哈爾濱市的。
在他初任副市長的那一年，我回哈爾濱看望老母親，他曾囑秘書與我聯繫，在市政府小食堂請我吃了一頓便飯。只我和他兩個人。記得他曾對我說：“曉聲，你清楚了，我也有過當作家的夢想啊！”
而我當時的回答是：“對於中國，能從我們這代人中產生幾位市長，比多幾名小說家有更實際的益處。”
我又真誠地對他說：“勝文，工人的兒子而成為市長，是中國老百姓的欣慰。可要多為咱們家鄉的老百姓辦些實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