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企業家身上，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 這是溫家寶總理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說的一句話。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領導無疑是市場的靈魂、創新的主角。他們以長遠的眼光、堅定的信念、卓越的能力建立和領軍現代企業，指揮千軍萬馬馳聘於廣闊的市場天地。他們不僅以其卓越的工作能力影響著企業的發展，而且他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也越來越深刻地左右著企業的前途。 美國IBM公司的小托馬斯·沃森在《一個公司和它的信念》中寫到：“一個偉大的組織能夠長久生存下來，最主要的條件並非結構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們稱之為信念的那種精神力量，以及這種信念對於組織的全體成員所具有的感召力。”這種信念，與我們常說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密不可分。

當前，國外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注重自身道德建設。英國的《金融時報》股票交易所國際公司就推出了8種名為“FTSE4GOOD”的“道德指數”。公司行政總裁對此作了說明：“我們推出該指數的原因，是由於投資方在選擇投資對象時，越來越多地希望挑選那些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只有那些在社會責任方面起表率作用的公司，才能有幸被納入這一指數。公司的道德，正是來自於公司領導的道德。 其實，不僅是企業家身上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所有領導都必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養。過去，我們對一個領導的評判標準過多地依賴於他的工作成就，而忽略了他的道德品質。其實回頭想想，如果僅僅將注意力集中於領導者所取得的成就上，而不關注他們實施領導行為的倫理基礎和取得這些成就的道德價值的話，那歷史上的希特勒也可以被視為偉大的領導，儘管他的所作所為及對人民的價值大相徑庭。

俗話說：火車跑得快，全憑車頭帶；車頭歪處帶，火車死得快。領導的道德，對一個組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德才有得，有誠才有成。一個道德低下的領導，縱使他有通天之才，但最終帶給組織的，也只能是灰燼和深淵。 在中，一個玲瓏剔透的鳳姐充分展示了紅袖巾幗的魄力、才學、精明、幹練。她對賈府的管理確有可取之處，從某些方面給賈府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可惜她有理家之才，而無理家之德，她是賈府的CFO，卻為水月庵老尼姑所託的一場官司，串通官府，弄得張、李兩家人財皆空，她卻“坐享了三千兩”。她還利用職權高利盤剝，損公利己，索賄受賄，中飽私囊，挪用一家主僕的月錢，去放高利貸，“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在榮府，她高居幾人之下百人之上，把大大小小的統治者玩弄於股掌之上。她利用職權對財富的掠奪最終加速了這一家族的潰敗與坍塌。當“賈氏大廈”將傾之時，這個精明的管家，也等到了她心勞力拙、眾叛親離的末日。正所謂“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在現代社會中，領導的道德愈發顯得重要。以當今社會中最常見的組織——企業為例，領導的道德有以下重要作用： 古人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悅誠服也。”企業凝聚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導的道德和人格魅力。現代社會的競爭，最重要的不是財力資源的競爭，而是人力資源的競爭。吸引、挽留有用人才並做到人盡其用，是領導責無旁貸的義務和責任，也是企業成長的根本。 當有媒體問管理學大師德魯克“21世紀第一流的領導者需要什麼特質”的時候，他回答：“成功的領導者有兩點共同的特質：一、他們擁有許多追隨者；二、他們擁有這些追隨者極大的信任。” 領導作為企業員工的主要維繫者，自身的道德素質是人心凝聚和力量凝聚的粘合劑，對每個成員都有感召和凝聚作用。

蒙牛集團的創始人牛根生41歲創辦蒙牛，6年沖刺全球第一，創造了一個企業成長的奇蹟。 “很多員工願意死心塌地跟著我，因為他們覺得我不自私，能讓大家都賺到錢。”牛根生這樣說道。時至今日，他自己深信“財聚人散，財散人聚”的理念，始終過著普通人的日子，卻很樂於把利益分給員工和下屬。他的住房和辦公室不如副手的大，汽車不如副手的貴，工資不如副手的高。 “小胜靠智，大勝靠德”，高尚的道德作風，讓牛根生在企業擁有很高的威望——“工作特別好開展”。 經歷了“從無到有”的艱苦創業期，在蒙牛成功上市後，牛根生又把自己價值數億的股份悉數捐出，成立了“老牛基金會”，轉眼間又完成了“從有到無”的回歸。這一舉動更是徹底震撼了蒙牛集團，上至集團高管，下至普通員工，無不被老牛感動著、激勵著。 “蒙牛更團結了，人心更齊了。大家都說，跟著老牛走，肯定吃不了虧。”一位蒙牛員工在博客中如是說。

老牛的例子告訴我們：企業的凝聚力同領導的人格吸引力呈正相關，領導只有在人格上堪稱表率，才能真正得到員工的信賴，受到員工的敬佩，員工才會忘我地工作。所以說，企業領導的自律在先，傳教在後，才能讓企業內部員工團結合作，齊心合力發揮才幹，從而形成強大的合力來推進企業發展，從而使企業朝氣蓬勃地實現道德觀與經營之道的完美結合。 劉備曾說：“惟賢惟德，能服於人。”領導的人格是個“迴力板”，你付出什麼便回收什麼。你對員工傾注真誠的愛，員工才能給你信賴的情。在企業，領導與員工之間由於人格的相互影響會導致相互效仿，員工對事物的認定評斷和好劣取捨慢慢會趨同於領導的道德觀。如果領導妄自菲薄，拘牽自抑，員工就難於意氣風發，開拓進取。領導如果媚上凌下，妒賢嫉能，員工中就將出現阿諛奉承，趨炎附勢。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領導是企業形象的縮影，是員工的楷模，必須在人格上給廣大員工樹起可效仿的榜樣。

1981年，印度小伙子穆爾蒂和6個朋友用250美元創立了Infosys公司。 2000年，該公司躋身全球20強。 2008年的全球軟件出口100強中，Infosys和埃森哲、IBM包攬全球前三。身為印度教徒的穆爾蒂一直認為自己創辦公司的目的從來不是賺錢，金錢的真正力量在於施予。儘管個人擁有公司7%的股份，他的生活卻非常簡樸，至今和妻子住在創業時居住的兩居室簡陋公寓，開一輛普通的三菱汽車；沒有僱用管家，也沒有僕人……雖然家族企業在印度很盛行，而穆爾蒂卻沒有讓自己的子女進入Infosys，他認為應該把職位留給更有才華的年輕人。穆爾蒂的道德觀不僅贏得了員工的尊敬，也贏得了其他6個創業夥伴的認可——他們把個人財富的60%都捐入穆爾蒂創辦的基金，用來資助慈善事業。

穆爾蒂這樣總結自己的成功之道：“首先，把大眾的利益看成你自己的利益，就會成為長期的贏家；其次，奉行一整套道德觀念，用這些觀念來鼓舞周圍的人。”穆爾蒂的美德使Infosys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雇主之一。據統計：2007年，Infosys收到了三百多萬份簡歷。 這裡強調的是：要想領導他人，首先要修煉自己的道德。只考慮個人利益的領導者，不可能成為偉大的領導。只有自身光芒四射，才能號令八方。 惠普公司創始人之一的帕卡德去世時，其同伴休利特評價說：“對於公司，他在身後留下的最大貢獻是一套源自他個人信念的道德標準，這套理念從1938年提出後就一直引導著公司。它包括對個人的深切尊敬，對質量和可靠性的追求，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帕卡德把自己價值43億美金的惠普股票捐贈給福利基金會），還包括公司存在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福祉、促進人類進步、做出技術貢獻的理念。”

這些理念經過數次修改，並在實踐中製定了許多具體規劃和辦法，最終形成了廣為人知的“HPWAY（惠普之道）”。惠普之道幫助惠普從車庫創業時的538美元資產，成長為2006年營業額917億美元的全球最大IT公司。在創始人故去多年之後，惠普之道依然發揮著重大的影響力。同時，惠普也為整個IT界培養了大量的經理人才，他們去其他公司後，也帶入了惠普之道的精神，其影響遠遠超出了惠普公司的邊界，惠普之道為美國商業樹立了一個典範。 有什麼樣的領導，就有什麼樣的員工。領導的道德觀對員工的政治傾向、價值觀念和道德水準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英國作家勃特勒說：“道德是一個人所在國家的風俗習慣。在吃人的國家裡，吃人是合乎道德的。”如果領導自己爭利於錢，爭位於權，卻要員工艱苦奮鬥，任勞任怨，那才真是不可想像的。

趨勢自下而上，風尚自上而下。只有領導對自己獻身的事業充滿信心，富於堅定的目標追求和忘我的獻身精神，廣大員工才能恪盡職守，悉心奉獻，企業才能充滿旺盛的活力，煥發出勃勃生機。所以，領導在道德上應成為引導員工的旗幟。 孔子嘗言：“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只有先正己，然後才能正人，使人心悅誠服。領導以身作則，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作風，對企業能起到一種表率和教化作用，即其身正，不令而行。人是感情動物，員工的貢獻如果受到及時的肯定、讚揚和獎勵，時時受到鼓舞，處處感到滿意，就會有極大的榮譽感和責任心，從而激發其創造熱情。這種環境和機制勝過任何行政指令。所以，領導的良好道德可以促使員工愛崗敬業，激發員工們的工作熱情，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提高企業的效益。

這方面，玫琳凱的創始人艾施女士是個很好的例子。身為虔誠的基督教徒，她認為自己有使命把愛心和對人的尊重、信任注入組織。艾施女士要求公司的經理：在對待所接觸的每一個人時，都應當覺得對方在提醒你：“讓我覺得自己是重要的”。 在公司裡，艾施的所作所為都稱得上是道德楷模，也贏得了下屬的敬重和追隨。員工說在她眼中，損益表裡的“P”和“L”，不是通常意義的“Profit”（利潤）和“Lost”（虧損），而是“People”（人）和“Love”（愛）。這樣的道德觀通過她個人的行為散播開去，玫琳凱在美國和中國都入選最佳雇主也就不奇怪了。艾施自己總結說：由於樹立了公司的道德觀，員工樂意在團隊中工作、貢獻，以公司使命——豐富女性人生為榮，將個人事業與公司發展結為整體，哪怕是對於那些超出本職的任務，也樂於承擔。 領導良好的道德有利於企業內外各方面關係的協調，促成企業目標的實現。企業經營的最終目的是銷售產品，獲得利潤，就免不了和各個利益相關者發生聯繫，如供應商、銷售商、競爭者、消費者等。在此過程中，企業領導的美德有利於協調各方利益，化解相互摩擦。 舉例來說，在與供應商、銷售商打交道過程中，企業須誠信，唯此才會有更多的合作，使營銷的各個環節暢通無阻，更快、更好地達到經營目的；在與消費者的接觸中，須將消費者的需要放在首位，尊重消費者的利益，以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和取得廣泛的社會效應。 李嘉誠一直把“道德”和“誠信”視為天條。當年，當他決定在倫敦出售持有的香港電燈集團公司的10%股份時，卻通過內部消息獲知：香港電燈即將公佈獲得豐厚利潤的財務報告。他的助手建議他暫緩出售，以獲得更好的盈利，但李嘉誠卻堅持按原計劃出售，他說：“還是留些好處給買家，將來再配售會順利點，賺錢並不難，難的是保持良好的信譽。” 在李嘉誠看來：“在與合作夥伴合作時，如果拿10%的利潤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那麼我只拿9%，這樣以後才有更多的機會。”推己及人的高尚道德，使李嘉誠獲得了各界的稱讚和信賴。不論是供應商還是合作者，甚至是投資者和競爭者，都把李嘉誠視為“可靠的伙伴”和“值得信賴的常青樹”，是“優先考慮的合作夥伴”。正是高尚的商業道德，為李嘉誠的商業王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暈輪效應”是社會心理學中的一個概念，是指一個人如果被大家認為具有某種優點，大家就往往認為他還具有其他許多優點。比如，一個中學生的學習成績全班第一，大家就會覺得他頭腦聰明，喜歡讀書，做事認真仔細，儘管事實可能正好相反。我們知道：蘇東坡的文章、琴藝、詩詞、書畫均冠絕於天下，於是，大家就往往認為他的棋藝和酒量也同樣天下無雙——可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實蘇軾下棋喝酒都是絕對的菜鳥。 領導並非完人，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都是行家里手，做出的決定也不可能每個都是正確的，但是他所具有的高尚品德，最容易讓他獲得“暈輪效應”。一個品德高尚、人人尊敬的領導，員工就認為他幹的事總是有道理的，出發點總是好的。即使有些小的失誤或過錯，員工也傾向於諒解，還會積極幫助該領導找出客觀原因，相信這不是他的本意。反之，如果一個領導的品格不高，居功自傲，恣意妄為，即使他說的是真理大家也不敢輕信，他給員工辦了好事，大家心裡也在嘀咕他的居心。長此下去，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信任危機。 在相聲界，牛群可以說是一個非凡的人，他和馮鞏搭配起來是那樣的天衣無縫，兩個人真可謂是當年中國相聲界的“最佳組合”。然而，2002年，牛群卻自告奮勇去了安徽蒙城縣，去當副縣長。 憑心而論，牛群的精神是讓人感動的，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正做得風生水起、如日中天的時候竟然又去冒險另一種職業，是需要一種忘我的犧牲精神的。他去蒙城的最初目的絕對不是為了惹官司和“作秀”，而是為了在另一個領域發揮自己的才能、實現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干點實際工作的理想，“給一方老百姓實實在在做點好事”。但我們知道，最終的牛群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名利雙失。 牛群談到這些時，曾洒淚動情地對記者說：“我在蒙城乾了4年，沒有乾偷雞摸狗的事，但工作失誤是有的。比如說在最初的兩年裡，憑著一腔熱情，豪情萬丈地四處招商引資，沒有充分考慮到哪些項目適合在蒙城發展，結果，有些項目沒有搞成，還與一些朋友在感情上產生了誤會。” 我們撇開牛群最終的結局不談，在他上任初期，之所以作出一個又一個錯誤的決策時，在當時卻都得到了當地百姓和官員的堅決支持和熱烈擁護，為什麼？正是因為那迷人的“暈輪效應”。大家覺得牛群相聲說得好，當縣長肯定也錯不了。再加上大家覺得牛群是抱著高尚的目的和偉大的志向來蒙城的，所以他的每一個決定都是為老百姓好，都是正確的。正是“暈輪效應”幫助牛群很輕易地贏得了大家的支持，使他能夠很順利地開展工作。 領導在高尚的精神境界中體現出來的優良的品德、頑強的精神，必將化為令員工心悅誠服的精神力量，通過吸引、感染、示範、引導，像內驅力一樣激勵員工，它在員工的心理和行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長期的、深刻的。 許多人之所以成功，就是得益於細微而不起眼的美德。正如伏爾泰所說，“造就政治家的，絕不是超凡出眾的洞察力，而是他們的人格。”人格德性是最重要的，能力則總是相對而言的。人格的力量，是最可靠的事業資本。 道德問題也是做人為官的首要的基本問題。古人云：“百行以德為首”，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一個缺乏道德的人，必然為社會所不容，為世人所不齒，更遑論為官從政。因此，做官必須先做人，做人必須先立德；德乃為官之本，為官須先修德。自古以來，國人對為官從政者有著比普通老百姓更高的道德標準和要求，寄希望於為官從政者成為國人道德行為的楷模。孔子說過：“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其意是說為官從政者的道德具有導向作用。領導幹部所處的特殊的角色地位，決定其道德狀況有很強的示範效應，對社會有著更強烈的輻射作用，引導著全社會的道德風尚。 德才兼備，是我國政府和黨組織用人的大政策、大原則、大標準。德與才是相輔相成的。德和才是支撐“人”字的撇和捺。沒有德字這一撇，不成其人；沒有才字這一捺，人難自立。德是才的統帥，才是德的資本；德乃人之魂，才乃人之膽；德勝才是君子，才勝德是小人。德才兼備德為先。成人比成才重要，為官應重德性。做官要通過道德來引導方向，來提供動力，來保證後果。方向一錯，全盤皆誤。因此，做人應先於做事，道德應重於才幹。 1960年，陳毅同誌曾講過這樣一段話。 “一個空軍飛行員，如果開不好飛機，那總不好吧；然而，飛機開得再好，開到敵人那邊去了，反過來打自己的國家，那就更糟了。”這段話告訴我們，無能固然不好，無德就更不好，才高而缺德是災難。 領導身上，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