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3.3 眾愚成智

大腦和身體的構建方式是相同的，自下而上。與從鄉鎮開始類似，你從簡單行為——本能或反射——開始。先生成一小段能完成簡單工作的神經迴路，接下來讓大量類似的迴路運轉起來。之後，複雜行為從一大堆有效運作的反射行為中脫穎而出，你也就此構建出第二個層級。無論第二層級生效與否，最初的層級都會繼續運作。但當第二層級設法產生一個更複雜的行為時，就把下面層級的行為包容進來了。 以下是由布魯克斯的移動機器人實驗室開發出來的一套普適分佈式控制方法： 先做簡單的事。 學會準確無誤地做簡單的事。 在簡單任務的成果之上添加新的活動層級。 不要改變簡單事物。 讓新層級像簡單層級那樣準確無誤地工作。 重複以上步驟，無限類推。

這套辦法也可以作為管理任何一種複雜性的訣竅，事實上它也就是用作這個的。 你不會指望依賴一個中心化的大腦來管理整個國家的運轉。假如你想修修家裡的下水道，還得打電話給華盛頓的聯邦下水道修理局預約，你能想像自己會攪起怎樣一連串可怕的事情嗎？ 在做某件複雜的事情時——比如治理一億人口或靠兩條細細的腿走路，人們最常想到的辦法就是，按順序列出一個需要完成的任務清單，然後在中央指揮部或大腦的指令下完成這些任務。前蘇聯的經濟就是按這種合乎邏輯卻又極不切合實際的方式運作的。其組織模式的內在不穩定性早在蘇聯解體之前就顯現出來了。 中樞指揮下的身體較之這種中央指令型經濟也絕好不到哪裡去。然而一直以來主流的機器人研發、人造生物、人工智能走的都是中樞指揮的套路。那些頭腦中心論的傢伙們培育出的機器人，到現在都還沒能複雜至可以“崩潰”的程度，對此佈魯克斯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布魯克斯一直致力於培育沒有中樞頭腦的系統，以使系統擁有當得起“崩潰”的複雜性。在一篇論文裡，他把此類沒有中樞的智能稱為“非理性智能”，其含義生動而微妙，語帶雙關。一方面，這種基於自下而上層累結構的智能本身並沒有用於進行推理的機制，另一方面，這種智能的湧現也毫無推理可遵循。 蘇聯的崩潰並非因為中央集權體制扼殺了經濟，而是因為所有由中央控制的複雜系統都僵化且不穩定。如果按中央集權控制的模式設計機構、公司、工廠、生物體、經濟、還有機器人，那它們都難以繁榮下去。 是啊，我聽見你咕噥了，作為人類，難道我沒有一個中央大腦嗎？ 人類有大腦，但它既非中央集權，也沒有所謂的中心。 “大腦有一個中心的想法是錯誤的，而且錯得還很離譜。”丹尼爾·丹尼特這樣斷言。丹尼特是塔夫茨大學哲學系教授，長期鼓吹意識的“功能性”視角：意識的各種功能，比如思考，都來自不司職思考的部分。爬蟲似的移動機器人所具有的半意識，就是動物和人類意識的極好樣本。據丹尼特的說法，人體內沒有一處是用來控制行為的，也沒有一處會創造“行走”，沒有所謂的靈魂居所。他說：“如果你仔細看看大腦內部，會發現裡面其實空無一物。”

丹尼特正在慢慢地說服很多心理學家，讓他們相信，意識是從一個由許許多多微渺而無意識的神經環路構成的分佈式網絡中湧現出來的。丹尼特告訴我：“舊的模式認為，大腦中存在一處中心位置，一座隱秘聖殿，一個劇場，意識都從那裡產生。也就是說，一切信息都必須提交給一個特使，以使大腦能夠察覺這些信息。你每次做出的有意識決定，都要在大腦峰會上得到最終確認。本能反射例外，它們是穿山而過的隧道，因而得以不參加意識峰會。” 按照這種邏輯（這在腦科學領域絕對正統），丹尼特說，“一個人開口講話時，大腦裡就生成了一個語言輸出盒。由某些講話工匠編撰排版好要說的話，再放進盒子裡。講話工匠服從一個叫'概念生成者'的子系統的指示，得到一些先於語言構成的信息。當然，概念生成者也得從某個來源獲取信息，於是，類似的控製過程無限地回溯下去。”

丹尼特稱這種觀念為“唯中央意圖”。想要表達的意思從大腦中央權威處層層下傳。他從語言的角度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描述——就像“有位四星上將對部隊訓話：'好了，伙計們，你們的活兒來了。我想狠啐這傢伙一頓。快找個合適的話題，再造些英語髒話，然後發送過來。'假如說話要經過這麼一個流程，想想也覺得洩氣。” 丹尼特說，實際的情況更像是“有許多微不足道的小東西，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但意義正是通過其分佈式交互而湧現出來的。”一大堆分散的模塊生成常常自相矛盾的原材料——這兒有一個可用的詞，那兒有一個不確定的詞。 “語言就是從這樣一堆雜亂無章、不完全協調、甚至是互相競爭的詞中冒出來的。” 我們常用文學的手法來修辭講話，把它看成意識的暢流，就如同我們頭腦裡正在播放新聞廣播。丹尼特說，“並沒有什麼意識之流。意識的苗頭往往是多發並存的，或者說，有許多不同的意識流，沒有哪一條是被單獨選出來的。”心理學家先驅威廉·詹姆斯在1874年寫道，“……思維在任何階段都像是一個舞台，上演著各種並發的可能性。意識在這些可能性互相比對的過程中起起落落，選此即抑彼……”

彼此各異的思智們吵鬧著，共同形成了我們所認為的“統一的智慧”。馬文·明斯基把這稱為“心智社會”。他將其簡單形容為“你可以通過許多微小的反應建立知覺意識，每種反應自己卻都是無知無覺的。”想像一下，有很多獨立的專業機構關心各自的重要目標（或本能），諸如覓食、飲水、尋找庇護所、繁殖或自衛，這些機構共同組成了基本的大腦。拆開來看，每個機構都只有低能兒的水平，但通過錯綜複雜的層累控制，以許多不同的搭配組合有機結合起來，就能創造高難度的思維活動。明斯基著重強調，“沒有心智社會就沒有智能。智慧從愚笨中來。” 心智社會聽起來和心智的官僚主義似乎大同小異。實際上，如果沒有進化與學習的壓力的話，頭腦中的心智社會就會流於官僚主義。然而正如丹尼特、明斯基、布魯克斯等人預想的一樣，一個複雜組織裡愚鈍的個體之間總是為了獲得組織資源和組織認同而相互競爭又共存合作。競爭個體間的合作是鬆散的。明斯基認為，智能活動產生於“幾乎各自離散的個體，為了幾乎各自獨立的目的而結合的鬆散的聯盟。”勝者留存，敗者隨時間而消逝。從這層意義上來看，頭腦並非壟斷獨裁，而是一個無情而冷酷的生態系統，在這裡，競爭孕育出自發的合作。

心智的這種微混沌特性甚至比我們所能體會的還要深刻。很有可能，心智活動實際上就是一種隨機或統計現象——等同於大數定律。這種隨機分佈式鼓盪生滅的神經脈衝群落構成了智力活動的基石；即使給定一個起點，其結果也並非命中註定。沒有可重複的結局，有的只是隨機而生的結果。某個特定念頭的湧現，都需要藉助一點點運氣。 丹尼特對我坦承，“我為何痴迷於這個理論？因為當人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時會不禁搖頭大笑，但接著再想想，他們會覺得也許真是對的！後來隨著思考越發深入，他們意識到，哦不，這不僅有可能是對的，而且某些觀點肯定是對的！” 就像丹尼特和其他人都注意到的那樣，人類並不多見的多重人格綜合症在某種程度上源於人類意識的分散化和分佈式特性。每一個人格——不論是比利還是莎利——都共用同一群人格代理以及同一群執行者和行為模塊，卻產生出顯著相異的角色。罹患多重人格障礙的病人實際上將他們人格中的某個碎片（或者說，某個群組）當作一個完整的人格表現出來了。外人永遠不知道他們在和誰交談。病人看上去缺失了一個“我”。

而我們難道不都是這樣的嗎？在生活的不同時期，在不同的心境下，我們也變換著自己的性格。當某個人被我們內心世界的另一面所傷害時，她會衝著我們尖叫，“你不是我所熟悉的你了！”“我”是我們內心世界的一個籠統外延，我們以此來區分自己和他人。一旦“我”失去了“我”，就會忙不迭地創設一個“我”。明斯基說，我們正是這麼做的。世上本無“我”，庸人自設之。 人無“我”，蜂窩無“我”，野獸無“我”，公司無“我”，家國無“我”，任何活物都沒有“我”。一個活系統的“我”是一個幽靈，是不知晦朔的朝菌。它就如同億萬個水分子匯成的瞬間的漩渦，指尖輕輕一碰，便即銷餌無形。 然而須臾之際，那些分佈在低層的烏合之眾又攪起了漩渦。這個漩渦是新象，抑或是舊影？你有過瀕死體驗嗎？是感覺浴火重生呢，還是歷經滄桑？如果本書的章節打亂次序，還會是原來這本書嗎？想想吧，想到白頭愁未解，你就明白什麼是分佈式系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