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倫理治國或者說獨尊儒術的原則維護了帝國製度，卻讓我們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首先是沒有了思想。我們民族曾經是很有思想的。儒家有思想，道家有思想，法家有思想，墨家有思想，其他各家各派也都有思想。這些思想和古希臘哲學（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印度佛教（釋迎牟尼）、希伯來先知的學說一起，構成了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的輝煌。但那是在先秦。所謂"先秦"，即"先於秦"，其實也就是"帝國前"。自從進人帝國時代，我們民族就開始沒有思想，也開始不會思想。董仲舒不是思想家，王充則只能算是"有想法的人"。董仲舒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會電腦"的巫師和政客。他把先秦諸子的思想（以儒家為主，兼及道家和陰陽家），下載、拷貝、剪切、粘貼，雜糅成一個半神學體系，然後貼上儒學的商標賣給帝國。他的"貢獻"，主要是成功地實現了儒學從民間思想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切換，為帝國設計了一個倫理治國的"軟件程序"。此後二千多年，鳳毛麟角的幾個所謂"思想家"，沒有一個能達到先秦諸子的量級，也沒有一個能接近先秦諸子的水平，更沒有一個能超越先秦諸子的框架。王夫之是學問大於思想，李卓吾是情緒大於思想，王陽明是姿態大於思想，朱晦庵是解說大於思想。餘則嵇康崇自然，王弼尚清談，阮籍善飲酒，葛洪會煉丹，亦不過有些"異類"而已。至於煌煌大唐，勉強稱得上是"思想家"的，也就六祖慧能一人；而這位慧能禪師的"思想"，竟是不要思和想！
諸子立說，百家爭鳴，那樣一個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這無疑是帝國製度的"無量功德"。我們知道，帝國製度在本質上是聚斂和集權的，因為如不聚斂就無法集權，如不集權則不成其為帝國。邦國因為不集權（天子分權於諸侯，諸侯分權於大夫），所以要滅亡，要被兼併；而能夠兼併他國，並將邦國發展為帝國的，必是擅長集權者。秦王國之所以能夠兼併天下，就因為它既善於聚斂，又善於集權。這樣一來，聚斂和集權，就成了帝國的"天性"。這就很容易發展為專制，而專制主義與思想自由則絕不能相容。專制主義比誰都清楚，思想自由是它的死敵。只要人們能真正自由地思想，專制就不再會有存身的餘地。因此，王朝如果集權而不專制，或實行"開明專制"，環境就比較寬鬆（如唐宋）；如果集權而專制，還大搞"文字獄"，思想就沒有自由（如乾嘉）。然而思想一旦不自由，那它就不再是思想。於是，為了禁絕自由，就只好連思想也一併禁絕。
當然，帝國並不曾明令禁止思想。它只是通過獎懲的辦法暗示知識界，自由思想是沒有好處的。同時它還會苦口婆心地告訴人們，自由思想也是沒有必要的。先秦諸子之所以要思想，是因為那時還沒有找到最好的社會制度，最好的治國方略，最好的指導思想。但是現在找到了。這個最好的製度就是帝國製度，最好的方略就是倫理治國，而最好的思想就是儒家學說。那你還用得著再想什麼？朝聞道，夕死可也！
沒有了思想，剩下的就只是學問。按照秦始皇的做法，學問本來也剩不下的，所以我們還得感謝漢武帝。學問之所以還有必要，是因為要掌握先王之道，就得學；學的過程中有了問題，就得問。但這種問，絕不是懷疑、質問，更不是批判，而是請教。請教之後也不是思考，而是領會。領會以後就去演練，這就是習。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思考什麼的，就不必了，因為"先王之道備矣"。至於質疑、批判、顛覆聖賢學說，更是想都不要想。離經叛道，數典忘祖，那是要殺頭的。總之，獨尊儒術以後，有學，有問，有習，無思。
然而沒有思想的學問並不能構成學術。因此傳統中國的學術界就表現出這樣的特點：鮮有思想，只有學問；鮮有智慧，只有知識；鮮有爭鳴，只有爭吵；鮮有研究，只有鑽牛角尖。所謂"經學"，就是鑽牛角尖；所謂"論辯"，則往往是窩裡鬥，甚至只不過是學派、門戶之間的爭權奪利和人身攻擊，正所謂"只見幫派，不見學術"。
這並不僅僅是學術界的悲哀，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哀。因為一個民族是不能沒有自由思想的。沒有了自由思想，就沒有了頭腦；沒有了頭腦，就挺不起脊梁。中國人是講骨氣的。但骨氣不等於意氣。骨氣要真正成為骨氣，必須以自由思想為前提。只有當思想是屬於自己的時候，骨頭才是自己的，也才會有骨氣。只要看看清朝末年，一班朝廷大臣的意氣用事，清談誤國，就知道沒有科學精神、理性分析和自由思想，會給我們民族帶來多大的災難。
帝國沒有思想的自由，也不會有言論的自由。相反，以言論罪人的事例倒是屢見不鮮。孔融和嵇康就是這樣被殺的。孔融被殺，是因為他說了子女是父母尋歡作樂的結果，因此並無恩情之類的話。這是忤逆降逆不孝。嵇康被殺，則是因為他"非湯武而薄周孔"。這是大逆不道。當然，這些都不是他們被殺的真正原因。但執政者能以此為由殺人，則說明帝國是能夠以言論治罪的，也說明帝國是沒有言論自由的，還說明誰要是膽敢懷疑和攻擊帝制意識形態，那是要判死罪的。這兩件事，都發生在帝國統治最脆弱的時候。帝國自身難保之時尚且如此，其箝制甚力之時也就可想而知。在乾隆皇帝的時代，舉國上下便是萬馬齊喑，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蟬，頂多也只能在螺螄殼裡做做道場，比如乾嘉學派。
一個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社會也不可能真正有道德。表明上看，道德建設貫穿了倫理治國的始終。一應軍民人等，均必須嚴格按照欽定的道德原則做人行事。對那些不道德的人和事，則有表示反對和譴責的義務。在杭州西湖岳王廟，塑有秦檜等人的跪像。幾乎所有前來悼念岳飛的人，包括一般的遊客，都要向這四個奸賊投去憤怒和蔑視的一瞥，甚至吐痰撒尿。這說明倫理治國確有成效，道德觀念也深入人心。然而遺憾的是，秦檜之流並未因此而"斷子絕孫"。陷害忠良的慘劇依然繼續上演，充當漢奸和偽軍的人則成群結隊。而這些人，如果也曾到過岳王廟，那麼，也照例是要對那四個奸賊撒尿吐痰，絕不會焚香禮拜的。
可見諸如此類的道德義憤究竟有多少出自真正的道德感，十分可疑。在我看來，那恐怕更多的是一種政治表態和道德作秀。中國人是很擅長此類表演的。最高當局只要一聲令下，很容易地就能做到對某個"奸賊"或"小人"的同仇敵愾。至於這個人是否當真有罪，則無人深究，也無須深究。對於這些"憤民"（憤怒的民眾）來說，需要的只是一個表白的機會，即一個表現自己政治可靠和道德無瑕的舞台。這就要有一個"反面典型"以為契機。政治上的反面典型就是"亂臣賊子"，對他們的憤怒可以表白自己的忠誠。生活上的反面典型則是"姦夫淫婦"，對他們的憤怒可以表白自己的純潔。於是，一旦發現亂臣賊子或者姦夫淫婦，民眾就會要求將其遊街示眾，並在圍觀時向示眾者吐口水、扔石頭、喊口號。其實，一個人犯了罪，自有司法部門依法處分，關民眾何事呢？殺人償命，盜竊坐牢，執行就是，為什麼還要"展覽"一番呢？然而無論官方還是民眾，均有此要求。究其所以，在官方，無非想藉此殺一儆百；在民眾，則非如此而不能"表演道德"，證明自己是"好人"，也無法在這種表演中體驗快感，即道德上的優越感（請參看拙著《 中國的男人和女人》 ）。
在沒有反面典型的情況下，這種表演則表現為"做好人好事"。比如父母死後住在墳墓旁或者墓道裡，三年不吃細米，不著錦衣。禮教制度甚至會對這些表演做出詳細而明確的規定，比如"披麻戴孝"或者"持哭喪棒"（表示自己因悲痛過度而無法站立）。這絲毫也不奇怪，因為倫理治國的主要手段是"禮"。禮既然是一種儀式（禮儀），就必然帶有表演性，也必然培養出表演的習慣。讓人費解的，是官民人等在表現道德義憤時不經意間流露出的野蠻暴力傾向。他們在譴責和批判那些所謂"亂臣賊子"或"姦夫淫婦"時，實際上已完全不把對方當人看，不但極盡羞辱咒罵之能事，往往還要施以酷刑。中國古代許多刑法都殘忍之極，比如"凌遲處死"或者"騎木驢"。所謂"騎木驢"，就是用硬物刺人女性陰道，致其慘死；"凌遲"則是一刀一刀慢慢將人犯的皮肉割下，折磨死亡。此外還有炮烙（燒烤致死）、車裂（五馬分屍）、腰斬（攔腰鍘斷）、宮刑（閹割男性生殖器），無不駭人聽聞。這其實連"獸行"也稱不上，因為野獸絕無此類行為，因此只能稱之為"慘無人道"，甚至"喪盡天良"。
問題並不在於這些刑法是何等地殘忍，而在於社會對這種殘忍的普遍認同。儘管某些酷刑逐漸被廢（如隋文帝時廢車裂），然而又會有新的酷刑被發明出來。比如凌遲，就是北齊文宣帝時"發明"的，從唐代開始便盛行於諸代。以後明太祖朱元璋又發明了"剝皮實草"，就連海瑞這樣的正人君子也深表贊同。實際上，中國古代的知識界對這些酷刑也是麻木不仁，比如"千刀萬剮"或"食肉寢皮"之類的說法，便屢見於文人筆下。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在帝國的時代，是既有文明的禮讓，也有野蠻的暴力。
一個崇尚禮讓、熱愛和平的民族，竟會如此地欣賞暴力，容忍殘酷，表面上看匪夷所思，實際上卻是倫理治國的必然結果。因為帝國的"倫理治國"並非當真是要弘揚道德或培養道德，而是要維持等級秩序，維護集權制度，並為這種暴力統治（霸道）披上一件溫情脈脈的外衣（王道）。但帝國的暴力本質並不會因為這件外衣而改變，帝國臣民們內心深處的暴力傾向也不會因此而消除。相反，只要有機會，比如王道不行或天下大亂，或者只不過是要懲治"亂臣賊子"和"姦夫淫婦"，被掩蓋起來的暴力本質和暴力傾向就會不可避免和無法遏制地表現出來，成為令人髮指的暴行。統治者需要通過這種暴行來大施淫威，被統治者則需要通過這種暴行來宣洩壓抑。更何況，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秩序中，弱勢的一方從來就沒有被人尊重過。因此，哪怕只是暫時成為強勢人物（比如揭竿而起的"義軍"或懲治腐敗的"義民") ，他們也不會懂得尊重別人，更不會有什麼"人權"概念。顯然，倫理治國的結果不但是沒有了思想和法制，最後就連道德也會蕩然無存。
事實上，由於缺乏科學理性（思想）和實踐理性（法治）, "仁君"很容易變成"暴君", "良民"也很容易變成"暴民"。至於那些平日里維持治安推行禮教的地方縉紳，則很容易變成橫行鄉里包攬訟詞魚肉百姓的土豪劣紳。土豪是相對於官府而言，劣紳是相對於縉紳而言。從縉紳到劣紳，不過一步之遙，正如王道與霸道只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在這種情況下，王朝還能夠維持，全靠帝國擁有一大批真心信奉儒家學說並忠於職守的官員。事實上，皇帝高高在上，往往只是像徵；庶民無權無勢，其實不成氣候。只有官員，才真正是帝國的中堅。一旦官僚集團潰不成軍，王朝的末日也就來臨。
因此，我們還必須來看看，帝國的官員和官僚體制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些官員和這種體制為什麼又最終導致了王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