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得從頭說起。
前面說過，原始氏族是依靠純樸道德（德）和風俗習慣（禮）來管理社會的，這就是廣泛意義上的"德治"和"禮治"。這也不難理解。因為氏族社會的建立，依靠的是血緣關係。在氏族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不是遠親，就是近鄰。將他們維繫起來的，只能是情感和道德，以及體現了情感和道德的禮儀，包括各種約定俗成、帶有宗教、巫術和藝術色彩的習俗，而不可能是冷冰冰的、沒有人情味的法律。因此，一個民族在進人國家時代以後，是改弦更張實行法治，還是一如既往實行德治和禮治，取決於他們如何將氏族轉變為國家。或者說，就看他怎樣對待氏族制度。
借用恩格斯的話說，希臘人是"炸毀"了氏族制度的，而"炸毀"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則是"摧毀"血緣關係。這倒不是他們故意要這樣做，而是不得已而為之。由於土壤貧膺，無法務農，他們不得不選擇經商，不得不離鄉背井，甚至遠涉重洋，到異地落腳謀生。這就產生了三個問題。第一，他們不得不脫離自己的部落，卻要與別人的部落髮生關係；第二，他們不得不要求分割財產，並要求承認分割的財產歸他個人私有；第三，他們不得不大量使用貨幣，並把貨幣看得比別的東西（比方說感情和道德）更重要。這三條，都與氏族制度格格不入。僅僅第一條，就足以使過去的那种血緣關係不復存在。第二條，又使原本脆弱的部落關係雪上加霜。因為一個有著自己私有財產的人，當然可以不再理會部落領袖們那種舊式的權威。至於貨幣，我們知道，恐怕多半會培養"認錢不認人"的觀念。
顯然，這時再實行部落時代的人治制度根本不行。何況在一個移民雜居的城邦裡，也不大可能出現氏族社會那種自然而然產生、享有無可爭辯之尊敬的領袖人物。受人尊敬的人當然還會有，但不再是獨一無二的，而且他的地位也沒有理由世襲（看重血緣才講世襲）。現在，城邦里居住著來自各個部落的人。正因為他們來自各個部落，卻又要居住在一起，發生各種關係，並組成社會，因此，他們就不能再算是部落裡的人，而應該算是城邦裡的人。於是，公民的概念就產生了。 "公民"的本義就是"屬於城邦的人"。它來自城邦這個詞——"波里斯"( Polis ) ，希臘語叫"波里得斯"( Polites ) ，翻譯為中文就叫"公民"。
波里得斯（公民）是一些有著個人私有財產，因而有著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他們當然不能再接受某個權威人物的"一人政治"（人治），也不再滿足於道德的含糊其辭（德治）。他們需要一個新的權威，一個超越於一切個別人，也超越了舊的風俗習慣，不受生理限制和感情糾葛的權威。而且，為了保證鐵面無私，這個新的權威不能再是人，而必須是物化的東西，就像貨幣和契約一樣。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它應該像貨幣一樣廣泛普遍有效，又像契約一樣人人必須遵守。這個東西我們現在知道，它就是法律。
中國的情況卻不同。
和世界各民族一樣，中國古代社會也經歷了從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到部落國家的過程。傳說中的女鍋，就是母系氏族社會的時代；伏羲，就是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炎、黃，就是部落的時代；堯、舜、禹，就是部落聯盟的時代；夏，就是部落國家的時代；商，就是部落國家聯盟的時代；週，就是國家聯盟的時代；秦漢以後，則進入統一國家時代。在這裡，有一個至為關鍵的轉折點，那就是"啟廢禪讓"——禹的兒子啟，確立了最高權力的"世襲制"。以此為標誌，我們民族開始了從部落到國家的演變。當然，這種演變是不同步的。有的部落早一點，有的部落晚一點。夏、商、週就是演變較早也較成熟的，因此成為部落國家、部落國家聯盟和國家聯盟（邦聯或聯邦）的領袖。他們的建立"王朝"，不過是對自己國家形態的確立；而他們的所謂"分封"，則如前所述，不過是為已然成為部落國家的諸王加冕。國家，在部落和部落聯盟的戰爭中誕生了。
但無論早晚、大小、先後，這些部落在變成部落國家的時候，都無一例外地沒有"炸毀"氏族制度。他們是以"和平演變"的方式把自己的部落變成國家的。部落的酋長變成了國王，祭師和巫師變成了大臣，領兵打仗的戰鬥隊隊長變成了將軍，而部落的族民則變成了臣民。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他們都是或主要是農業民族國家。除了外出征戰，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更沒有解散自己的家庭。相反，他們不斷擴大著家庭，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聯盟。當部落和部落聯盟變成部落國家時，社會也就從"大同"變成了"小康"。
小康時代從夏啟開始，因為夏啟是實行"世襲制"的第一人。所謂"世襲"，就是領導權或領導人的職務，由一個家庭或一個家族的人世代繼承，因此不再是"天下為公"（傳賢不傳子），而是"天下為家"（傳子不傳賢）。與此同時，領導權也演變為統治權。這樣一個變革發展到週，就形成了一種成熟的製度——"家天下制"。所謂"家天下"，不僅是"天下為家"，而且是"家為天下"。它包括"家國同源"、"家國同構"和"家國同體"三個內容。也就是說，國由家發展而成，國與家同一組織模式和管理方式。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各地區、各部門是"兄弟關係"；父親則是每個家庭的君主，叫"家君"。總之，家是小國，國是大家，家國一體。
這個制度也許不能說是周人發明的，卻至少是他們完善和成形的，時間則是在公元前11世紀。這是古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時期，古希臘的荷馬時代。前後不遠，則有亞述國王提格拉·帕拉薩一世和猶太國大衛王。這時，世界各民族都在探索國家的道路。週人的貢獻，就是確立了"家天下制"，並為之配套。用什麼配套呢？封建制與宗法制。
先說"宗法制"。
所謂"宗法制"，包括兩個內容，即"父家長制"和"嫡長子製"。按照週人的製度，每個家庭都有一個核心（廣義的君主），這就是"父家長"；也有一個法定的繼承人，這就是"嫡長子"（正妻所生第一個兒子）。由此代代相傳，就是"血統"。血統屬於家庭，家庭構成家族。家族在理論上，也應該有一個最早的、共同的"父家長"，他就是"祖"。祖也有一個唯一的法定繼承人，這就是"宗"。宗，有大宗，有小宗。嫡傳是大宗，旁支是小宗。大宗有祭祀權，小宗沒有。由此代代相傳，就是"宗統"。宗統屬干家族，家族構成氏族，氏族構成部族，部族構成民族。這樣一來，民族在理論上也應該共有一個"父家長"，他就是"天子"。天子是"天"的嫡長子，他也有一個唯一的法定繼承人，這就是"嗣王"。天子也有家族系統，因此也有祖有宗。創業為祖，繼祖為宗。所以，後來帝國時代的開國皇帝都叫"祖"，繼位的皇帝則基本上叫"宗"（明成祖朱棣，清世祖順治和聖祖康熙等算是例外）。由此代代相傳，就是"君統"。君統、宗統、血統三位一體，因此"天下為家"。
宗法制運用於周代的國家聯盟，就是"封建制"。具體做法是：先假定周王是天的嫡長子，天下的土地都是天賜給他的，然後由他像分家一樣分給理論上和事實上的兄弟子侄。這些人就是諸侯。這樣，天子就是"祖", 諸侯就是"宗"。或者說，天子是大宗，諸侯是小宗。諸侯也有分封權，也要把"國"中的土地，分給理論上和事實上的兄弟子侄。這就是大夫。這樣，諸侯就是各國的"祖"，大夫就是"宗"。或者說，諸侯是大宗，大夫是小宗。大夫也要把"家"中的土地再分下去。這就是士。這樣，大夫就是大宗，士是小宗。士當然也可以把土地再分給庶人，但士永遠是小宗，不可能成為大宗。
這樣一來，君統、宗統和血統，就三統合一了。家庭和家族的組織模式被政治化，變成了國家的統治模式。國家統治模式則被家庭化，變成了一種脈脈溫情的東西。氏族制度神不知鬼不覺地變成了國家製度。血緣關係不但沒有被摧毀，反倒得到了加強。所有人都成了天子的子侄，正規的名詞叫"子民"（像子侄一樣的臣民）。這套說法雖然現在看來未免離譜，但在當時，卻因為頗有人情味和極富欺騙性而為統治階級所激賞。就連帝國時代的官員，也被一再叮囑教導要"愛民如子", 儘管在實際上，民眾其實不過是像小草一樣可以任意踐踏的東西（草民），或是像螻蟻一樣可以隨意處決的東西（蟻民）。
這樣的國家當然不會主張法治。因為對自己"家里人"，是用不著什麼法不法的。即便要講法，那也只能是"祖宗家法"。相反，德治則管用得多。西周時代的"德"很簡單，無非慈、孝、友、悌。慈，就不容父廢嫡；孝，就不容子僭父；友，就不容兄殘弟；悌，就不容弟篡兄。帝國時代的"德"也不復雜，無非三綱五常、四維六紀之類，說到底只有忠、孝兩個字，甚至只有一個孝字。因為在家為"孝子"，在國必為"忠臣"，這就叫"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因此，帝國甚至在製度上也做出了相應的規定，即一應在位官吏，無論職位高低，如遭父母之喪，必須去官回鄉，在家守孝三年，叫做"丁憂"。只有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比如國家遭遇外敵人侵），皇帝才可以令其移孝盡忠，戴孝就職，叫做"奪情"。事實上，天下臣民如果都能盡忠盡孝，最高當局確實是可以很放心也很省心的。所以，儘管帝國廢除了封建制，卻繼承了宗法制。當然，全盤接受的，還有"倫理治國"的原則。
不過這樣一來，也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泛倫理。所謂"泛倫理"，就是把一切關係都看作倫理關係，把一切問題都轉化為道德問題。比如明明是權力之爭或路線之爭，也要說成是道德之爭，並把自己的政敵描繪為十惡不赦的壞人和卑鄙無恥的小人。這絲毫也不奇怪。把原本用於"齊家"的倫理用來"治國"，這本身就是"泛"；而倫理道德一旦取代法制行政，成為治國的最高原則和唯一原則，它又豈能不氾濫成災？事實上，倫理道德變成統治工具以後，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鬥爭的武器。在這些宮廷和官場的鬥爭中，敵對的雙方往往都是飽讀詩書的人，自然不難從中找到合適的詞句來口誅筆伐。先聖們的經典是那樣的要言不煩（也可以理解為語焉不詳和含糊其詞），解釋權又掌握在政治家或者政客們的手裡，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地將自己的對手說成是"小人"甚至"國賊"。這樣一類的鬥爭，幾乎貫穿帝國歷史的始終，給帝國造成極大的內耗，這大概是始作俑者沒有料到的吧？
那麼，帝國為什麼還要堅持倫理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