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2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向各省都督發出通電：“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經由各省代表團決議，由本總統頒行。”
幾乎所有省份在獨立後，都立即改用了黃帝紀元，不過，曆法還是陰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力主廢陰曆，用陽曆。改元正朔，本是改朝換代的慣例。不過改用“西曆”，還是引起了很大爭議。表面上的理由，大抵是夏曆已用了二千年，何必輕改？反駁者則說西曆“進於世界大同”，而且更符合軒轅黃帝“以冬至為歲首”的原則云雲。
私下的說法就多了。有說孫中山本人是基督徒，又在西方受教育，所以堅持用洋曆法；還有人懷疑，“黃帝紀年”是章炳麟核定的，孫黃系竭力反對，會不會要跟光復會別苗頭？
不管怎麼說，孫中山聲稱，如果不用新曆法，他就留在上海，不去南京就職。這種時候自然就有人出來斡旋。不過中國人一向講名正言順，曆法並非小事。僵局始終沒有打破，直到1911年的最後一天。
這一天各省代表聯合會議開會討論曆法，據吳鐵城回憶，“至深宵才算決定，即連夜電複總理”。孫中山接電後，立即啟程，不過他的專車“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軍隊迎送”，開得很慢，一行人趕到南京時，“天色已黑”，總以為就職典禮至少要明天了。臨時總統秘書任鴻雋吃過晚飯，倒頭便睡，次日清早起來，才知道大總統就職典禮已經舉行過了。 （《記南京臨時政府及其他》）
孫中山顯然刻意要在1月1日這天就職，以完成民國改元的象徵意義。因此儘管已經入夜，儘管路途疲憊，他仍然堅持立即舉行就職典禮。等到各省代表聚齊，已是夜裡十點。典禮時間當然不可能太長。最遺憾的是，南京一時間找不到鎂光燈，典禮竟未能留下一張照片。
拋開曆法之爭，手創民國這樣的大事，還是足以讓當事者興奮莫名。夜深人靜，也沒有足夠的車輛，“各代表在半夜裡由總統府步行回三牌樓舊諮議局”，那夜的月亮很大，有人說，這樣驚天動地的大喜事，不可以毫無動靜，於是有人帶頭高喊口號，眾人歡呼雀躍，有些代表乾脆大聲唱起歌來，沿途居民被嚇醒的不少，紛紛隔著門縫往外張望，還以為南京又鬧兵變哩。
就職典禮這事各省都不知道，不過改元倒是早傳出去了。 1月1日上午，蘇州草橋中學學生葉聖陶正準備上課，有同學告訴他已改用陽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還沒公佈嘛），推出一個人去打電話問蘇州軍政府，那邊答話說：“是的，今天就是元旦。”這個消息讓這些十八九歲的中學生非常興奮，葉聖陶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今日乃吾國改用陽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記，亦於今日始改用陽曆矣。”這時，孫中山的就職典禮還沒舉行呢。
葉聖陶是新政府的熱烈擁護者。 1月5日，他親自動手，為父親剪去了髮辮。 1月8日，蘇州公立中學監督袁希洛自南京回蘇，袁是各省代表聯合會議裡的江蘇代表，也是陽曆的鐵桿擁躉，“陽曆更符合黃帝歷”的說法就是他提出來的。師生見面，分外高興，1月9日，葉聖陶與同學們與袁先生攝影留念，大家都穿上西裝，以示“咸與維新”。葉聖陶對新政府的熱愛明顯受到了袁希洛的影響，照完相，葉在照相館就手買了孫中山的小像，“印工紙料皆非常精美”。
元旦沒得及慶賀，真是個遺憾，葉聖陶與同學們決定慶祝“第一元宵”。經過幾天籌備，到了1月15日那日，學校裡彩燈遍掛，旗桿高豎，“懸五色國旗及校旗焉，更懸小燈十，其色一如國旗。校門以內則遍經五色燈及萬國旗，門前楊樹一帶亦經繩而懸以燈”。不僅是草橋中學，蘇州城這天也遍燃燈火，“恍入不夜城矣”，學生們循例提燈出巡後，在校門前燃放花炮，觀者如堵，鞭炮聲夾雜著“民國萬歲”的歡呼聲，“樂不可支之狂笑聲拍手聲，聲聲相應”，歸途望去，家家門首，尚紅燈閃閃。
民國元年的正月，於葉聖陶而言，可謂喜事連連。 1月28日，葉聖陶正式從草橋中學畢業，成為一名社會人。本來他還頗為就業擔心，但經袁希洛鄭重介紹，蘇州教育課長吳訥士聘葉聖陶為蘇州中區第三初等小學教員。葉聖陶家境不寬裕，有這份教職，家困可以紓解不少。
同時，葉聖陶也與顧頡剛等朋友一起，加入了中國社會黨。這個由江亢虎創建的政黨發展迅猛，蘇州支部1月14日成立，2月初已經發展了三百多名黨員。中國社會黨主張“社會主義”，黨綱聲明“贊成共和”、“融化種界”、“改良法律”、“普及平民教育”等等，葉聖陶他們卻認為自己信奉的是“無政府主義”。
葉聖陶與顧頡剛、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會主義”，在參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禮時，葉聖陶送的一幅賀字，被當場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紹，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許配給了葉聖陶。這可真是革命帶來的又一件好事。
與春風得意的葉聖陶相比，同是十八歲的年輕人，吳宓的日子可不太好過。他從北京輾轉逃來上海，已經有兩個月了。清華復學無望，而且隨著局勢的發展，好像是越來越無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賠款還會繼續投往北京的海淀鎮嗎？
回歸清華既然希望渺茫，學業總要繼續。吳宓思量再三，終於決定與幾位同鄉一道，報考設在上海梵王渡的聖約翰學堂。這是教會辦的學校，比較穩當，學的課程與清華也較易對接。
1月29日，吳宓與同鄉到黃浦灘遊逛，下午回寓時落了大雪，絮飛片片，南方的陰冷讓北方青年吳宓很不習慣。當夜三點，對街的馥康里失火，迅即延燒了六七家。寄居在姑丈家的吳宓冒著雪後的冷，披衣站在弄堂口觀火。 “當火之時，居人號呼，警吏奔馳。火映水汽，半天空皆紅色輝耀，火星四迸。而屋之焚燒或倒落，复時作劈拍震擊之聲”，吳宓不禁在日記感慨：馮國璋攻入漢口時那場大火，自己雖然未能目睹，看看這場小火，也能想像當時的慘狀啊。
第二日清晨，吳宓又到火場看視，火燒後的餘燼，雪化後的水流，混在一起，流得遍街都是。失火的家庭，站在寒冷的戶外，守著僅餘的什物，衣冠不整，面色懊喪。聽說，這些住客大都是避聯軍攻城之亂，從南京遷來的……
吳宓的故鄉陝西，此時也在水深火熱之中。甘肅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東攻伐，《時事新報》甚至報導說西安已被攻陷。陝西多番告急。旅滬的陝西商人，連日在一品香等處聚會，策劃成立救援隊與運輸隊。民立報的於右任伯伯，吳宓的生父吳建寅都參與其中。
這些事輪不到吳宓管。他的頭等大事是應考，2月5日，四點即起，六點半出發，八點鐘入考場。出乎吳同學的意外，英漢考題都相當淺易。在考場還碰到三位清華同學——看來大家對清華前途都很悲觀。可惜吳宓太緊張，竟然忘了問他們的住址，不然也可以聯絡聯絡，抱團取暖。
兩天后，聖約翰學堂的錄取名單登在《民立報》上，吳宓與清華的兩位同學都取中了。接下來是陪未考中聖約翰的表哥胡仲侯報考麥倫書院，忽忽又過了五六天，中間幾次去民立報館看望父親，多見不著，只聽說有“同鄉敗類”集會反對於右任伯伯，大家公推吳建寅去南京向於伯伯說明情況，以謀對付之策。
待得2月12日，終於見著了父親。吳建寅告訴吳宓，聖約翰的學費不必擔心，陝西商號匯款。吳宓希望能跟父親長談一次，但吳建寅忙著送“豫晉秦隴紅十字會”乘船往西北戰場，只能向吳宓點點頭：“改日吧，改日咱們談談。”
2月13日，上海大雨。幾天來都覺得身體不適的吳宓“枯坐樓中，寂寥實甚，無術消遣”，終於病倒了。吃了幾粒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實在過不慣，吳宓口角凍裂，張不了嘴，吃飯說話都很辛苦，“諸種交至，益覺悵悵”。這“悵悵”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遜位，今天孫中山的辭職。
密切關注政權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許“清國遺老”的鄭孝胥。他的日記自然堅持不用陽曆，但人在上海，對新歷要敏感得多。 1912年1月1日，鄭孝胥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乃西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陽曆，宜以今日宣布，聞項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爭，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鄭孝胥看來，“前日朝廷所頒信誓十九條，大權全在國會，政治改革之事已無可爭。今革黨欲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實則王室已成虛號，所爭者乃對於王室之恩怨，固與改革政治毫無關涉者也。若爭此而戰，則所謂自亂自亡而已。”
鄭孝胥覺得，南北議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國會，決定政體，企圖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還自以為得計，實在愚蠢兼搞笑。 “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國會，決定君主政體，亦行頒布，則如之何？”而且，“此次選舉總統，止十七人，孫文得十六票，黃興得一票，遂自稱全國公舉，真可笑殺人也”。
1月14日，鄭孝胥在日記裡懷念起故人端方來。當日端方兩次來電，求鄭孝胥同往四川，鄭孝胥堅決不允。如果陰陽異途，總不免會想：倘若當日我去了，是不是端陶齋就可以不死？而今回頭想來，有兩條路：一，未從武昌出發，先請入都，聲稱要密奏方略，電報發出馬上啟程北上，到了北京，再設法拖延，那時武昌事變或許已起，或許被平，連四川或許都不必再去，這是上策；二呢，是入川後駐兵重慶，武昌新軍不穩，讓他們直接赴成都平亂，自己再從陝西、貴州調兵來護，即使來不及，重慶的新軍也靠不住，至少兵變時可以逃進某國領事署，也不至於被害。鄭孝胥盤算了半晌，覺得端方號稱滿臣能員，智不足以自救，難怪清室傾覆在即……
這些話都只是在日記裡說說，對外，無論是南京來人聯絡，還是上海領事會要反對陳其美，鄭孝胥都不參與，表示“久無動靜，真守中立”。
從1月1日到2月12日，中國存在著兩個政權，兩套曆法，同時也處於“戰”與“和”的十字路口。這一段交織的時光，在每個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鄭孝胥希望南北議和成功，但國會必須在北京召開，否則“南方人民懼革黨之恫喝，終不能抱定主見”，所謂主見，便是君主立憲。鄭孝胥引《大陸報》上的評論說：美國雖號共和，卻接近立憲專制，總統的職權很像從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國，“雖曰君主立憲，實最有共和之精神”。
吳宓也支持南北議和，因為他的家鄉陝西，正在承受著新舊兩個陣營的拉鋸戰，只有南北實現和平，陝事才能平復。即使回不去清華，也能在上海好好唸書。
葉聖陶則最激進。他贊同《天鐸報》發起國事糾正會的舉動，認為連“優待清室條件”都大可不必：“民國之中固人人平等，無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遜位，則只居於齊民之列；既齊民矣，何以曰優待？優待即不平等也。”“進而言之，是誰之位而乃曰'遜'？必待其遜，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見機而自去，則為至善；如不自去，則北伐軍隊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2月13日日記）不肯讓位，那就打唄！
我們印像中主持語文改革、寫童話的白鬍子老先生，那時真是年輕啊。
侍衛武官唐在禮於宣統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接到內閣秘書處通知：明日清晨，護衛各國務大臣前往乾清宮參加接奉皇帝退位詔書的儀式。
十一月廿五日，也就是陽曆2月12日，天剛亮，唐在禮與其餘三名侍衛武官一道，進東華門，奔乾清宮。只見東華門外戒備森嚴，“像是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的樣子”。後來聽說是各大臣很擔心，怕闖出幾個宗社黨來拼命，“宗社黨”在北京傳得很厲害，說是連袁宮保都沒把握制住他們。
到了乾清宮宮門內東南角的長廊上，國務大臣們都已經到齊，袁世凱自從1月16日遇炸，便稱病不朝，內閣交胡惟德代領。十名國務大臣中，滿人有度支大臣紹英、工農商大臣熙彥、理藩大臣達壽，漢人有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譚學衡、學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郵傳大臣梁士詒。養心殿裡，就這麼十位袍帽頂戴的大臣，四名軍裝軍刀的武官。
沒過多少時候，有人來說“太后要上殿了”，大夥兒依序往殿裡走，大臣們走到離寶座一丈的地方，面向寶座，橫列一行排開。四名侍從武官站在他們身後。
兩名太監走了出來，分站兩旁，像京劇裡打旗兒的。隆裕太后帶著小皇帝出現了。唐在禮也顧不得什麼天顏不天顏，從兩位大臣的肩膀之間望過去，仔細看了看小皇帝。他後來記道：“溥儀生得很清秀，只是看上去天庭雖還飽滿，口鼻生得迫近，下頦尖促。我心裡就想：'這個小皇上到底不是個福相。'”（《辛亥前後我所親歷的大事》）
唐在禮有機會細看小皇帝，還發此大逆不道之想，全因當日臣下沒行三跪九叩的大禮，而只是由胡惟德帶領著，向皇上、太后三鞠躬——這是商量了好些回才定下來的，所以隆裕也不吃驚，宣統可能有些奇怪，但他沒說話。
隆裕落座之後，與胡惟德自然有一番早經設計好的對話。隆裕的大意跟遜位詔書一致，就是說希望全國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頓，國家早一天得到統一，過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議和的條件把國家的大權交出來，交給袁世凱辦共和政府”。胡惟德趕緊安慰幾句，說“太后睿明鑑遠，顧全皇室，顧全百姓”，“今後這個天下就是大家的太平天下了。敬祈太后保重，太后放心。”這種時候，在場諸人當然都不會有什麼好臉色。
據說此時宮外也還有些人想阻止詔書的發布，自然被攔住了。隆裕太后這幾天被袁世凱、小德張等人嚇得夠嗆，什麼路易十六全家上斷頭台之類的故事聽了不少，此時也就下了決心，對內閣說：“我們先辦了這事，我再見他們，免得又有耽擱。”一旦用印，木已成舟，再反對也沒用了。
饒是如此，往遜位詔書上蓋印之事，仍然沒有讓隆裕親自動手。倒不是怕她悲痛過度手勁不足蓋歪了，而是有人擔心這位太后會效仿漢元帝皇后那樣，面對王莽逼宮摔玉璽，所以專設了用璽官。其實隆裕哪有這份勇氣？不過也反映出大夥兒潛意識裡都覺得今天這事兒很像西漢末年。
因為詔書裡言明“即由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退朝之後，十大臣便直奔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樓。袁世凱早已在那裡守候，外交大樓今天重重警衛，比皇宮守衛得還要森嚴。裡面早設下一張大條案，條案中間放著一個紫檀雕花的大帖架。大樓內外人很多，但靜靜地都沒有聲息。
十大臣站在上首，袁世凱站在下首。袁世凱深鞠一躬，胡惟德將詔書遞過去。袁世凱並未宣讀，只是將之放在大帖架上。胡袁兩人談了兩句，儀式結束。當天晚上，袁世凱在外交大樓剪了辮子，據說“在剪的時候袁自己不斷哈哈大笑，談話中顯出異乎尋常的高興”，在袁的一生中，如此感情外露，似乎是唯一一次。
第二天，各家報紙都發表了詔書全文。警察廳用黃紙繕寫了遜位詔書，供在天安門外一個牌座上，供人觀覽。辛亥年的最後幾天，皇城內三殿與社稷壇都對外開放，任人遊覽，不收門票。不過遊社稷壇的人多，進皇城開眼的人少。
龍旗都收起來了。北京人還不是太清楚遜位意味著什麼，不過至少是不打仗了，馬上就是年關，愁雲慘霧了四個月，強行擠出一絲喜慶來，逛逛未曾去過的社稷壇、太和殿，也是好的。
彷彿真有天人感應，2月12日這天，上海的天氣居然是“驟暖，甚有春氣”。
遜位詔書，南北政府各擬有稿。北方的那份，之前幾天報章便有披露，開頭便說自武昌變起，朝廷已俯順人民之請，頒布“十九信條”，“將一切政權付諸國務大臣”，早已顯示朝廷“不私君位之心”。但是現在情勢危急，“若徐待國會之召集，誠恐延長戰禍，大局難支”，而總理大臣之權勢，“對內不足統制全國，對外不足綜理外交”，所以將總理大臣名目取消，改為大總統，“一切政權悉由大總統主持，其大總統即由國民公舉”。
詔書稿強調說：“惟皇帝之尊嚴，除謝去政權外，與前定'十九信條'無甚差異”，然後是“特命袁世凱會同南北官紳暫行組織臨時統一政府，以消亂萌”。最後說“凡我軍民人等，須知朝廷此舉純為國利民福，維持治安起見，一切事宜悉如其舊，萬毋聽信謠言，致滋紛擾”。
這份詔書稿，可以用俗諺形容，叫做“倒驢不倒架”，又叫做“鴨子死了嘴還在”。可以想見，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是不太可能為南方接受的。這一點，清廷中人何嘗不知？所以他們最終還是採用了南方張謇主持擬定的詔稿，只是加上了“即由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這句話，有人說是袁世凱加的，有人說是隆裕太后的主意。從清廷的角度說，將政權移交給一位大臣，總比移交給“孫汶”之流的亂黨，來得穩當，也來得體面。
鄭孝胥直到辛亥年的除夕（2月17日），才在日記中抄錄了遜位詔書。在詔書之前，他寫道：“北為亂臣，南為賊子，天下安得不亡！”抄完又大罵列名詔書諸大臣：“幹名犯義，喪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種族耳，何足以列於世界之人類乎！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今日之謂也。”
辛亥的上海除夕，熱鬧倒似乎過於京師。漫天的爆竹聲中，鄭孝胥寫道：“於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畢。”他有沒有想到有一天會由他來逆天而行，重興大清？大概連鄭孝胥都不曾夢到，二十年後，他將站在今日紫禁城裡那個六歲稚子身邊，出任“滿洲國第一任總理”。
而此時，青年吳宓站在上海大馬路一帶，看著燈火光明，聽著笙歌嘹亮，“回憶昨年今夕，其情況真不可問”——去年除夕，吳宓隨父親進京考清華學堂，被大雪堵在河南府，住在泰安客棧裡。聽棧裡諸客談論，有說京中鼠疫盛行，京奉鐵路已停開，又有人談起清華園，離城二十餘里，靠近頤和園，風景優美，聽得從未離鄉的吳宓心中七上八下。路上雪厚近尺，無處可遊，街道旁的人家都已換了新的門聯，晚間爆竹聲大作，“劈拍可厭”，想起家鄉，吳宓又不免黯然神傷——可是，跟辛亥年的動盪坎坷比起來，舊年除夕“真不可問”矣。
葉聖陶於舊年除夕毫無感覺。他正沉浸對“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的失望與憤恨之中。 “以專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國之總統，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無畏之革命家，豎自由旗，策國民軍，血花飛舞，城市盡燼，乃其結果為不三不四之議和，為袁世凱任大總統！嗚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那麼，在葉同學，不，現在是小學堂的葉先生了，在葉先生心目中，辛亥革命是失敗了。
整整一個月，他都在與顧頡剛等朋友討論“無政府主義”，認定“政府之行為斷不能為吾人造福”。彷彿為了印證他的觀點，3月27日，蘇州發生兵變，軍隊持槍搶劫，“將閶門馬路及上塘街、下塘街、山塘街、南濠街各商舖及民家盡行搶完……搶畢後復各處放火，延燒竟夜”。這場兵變當然不像2月29日北京曹錕兵變那樣具有政治意義，卻足以打擊一般民眾對“天下從此太平”的嚮往。葉聖陶寫道：“觸我目入我耳者，無非此不情世界之惡消息。餘本熱心人，乃欲作厭世觀矣。”這種厭世的情緒，在今後數年內，還將壓在許多人心頭。
也許，還是讓大清最後一任侍從武官唐在禮說著了：“很多人只知'共和'，但是這個共和怎樣共法，怎樣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誰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