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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娘子關

民國了 杨早 11061 2018-03-16
光緒末年,兩位朋友在北京重遇。他們相識於東京,都非常贊同革命,也都是同盟會員。 當時東京留學生時興以省籍為單位,辦革命雜誌,如《河南》、《浙江潮》、《洞庭波》等等。兩位朋友,一個姓井,叫勿幕,長得很好看,是革命黨中的花樣男,人送外號“周郎”。他是陝西人,主辦了一份雜誌叫《夏聲》。另一個姓景,號梅九,山西人,也主持了一份雜誌叫《晉乘》。 東京同盟會裡,南方同志很多,北方人裡,以陝西、山西兩省比較活躍。北方老鄉聚會時,不免聊起史事。景梅九提了個問題:當年的太平天國,為什麼會不成功呢? 曾左李這幫漢奸壞事唄。 不然,曾左李固然可恨,但以大勢而論,洪楊雖然幾乎佔據了一半天下,然而北方諸省,沒有一個響應的。清廷的根本未傷,所以可以緩緩地用北方的財力、兵力,去平滅他。所以我們的第一要務,要從“南響北應”上下工夫,南方一旦起事,北方省份要能跟上。

搞不好,還能“北響南應”呢!雖然中山先生最看重長江流域…… 可是,長江離北京多遠!我們山西,一出娘子關,就是直隸省境,殺奔北京,都不消一天!又或者從張家口進兵,切斷滿人的退路…… 越說越興奮。當時在東京的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四省的同盟會員,成立“四省協會”,相約在北方同時發動起義。景梅九與井勿幕還私下約定,西北革命一起,共同成立“秦晉聯軍”,直搗京師。 而今在北京相遇,景梅九便約井勿幕,一起遊歷山西,為今後的秦晉聯軍作一計劃。 他們從北京乘火車到石家莊,改乘正太路火車往太原。真是近哪,一會子工夫,就望見娘子關的隘口,過此便是山西境了。 娘子關原名葦澤關,據天下之險,人稱“天下第九關”。相傳為唐太宗李世民胞妹平陽公主,曾親率娘子軍駐此守關設防,因此得名。

井勿幕久久地望著娘子關。 “此真天險!可惜已經通了火車,不那麼容易拒敵,但如果有能人統軍,也能守住!” 景梅九表示同意。 “不錯!庚子年,八國聯軍佔領京師後,繼續西犯,清軍曾據此擊退德軍。關上書四個大字'京畿藩屏',可以想見它對京師的重要性!” 火車很快,娘子關一忽兒就看不見了。兩位朋友良久無語,都在想著將來的某一天,秦晉聯軍開進這座“天下第九關”的情景。 太原的光復,要從宣統三年的新年說起。 就在陝西少年吳宓初嘗繁華、資深翰林惲毓鼎大罵新政、候補布政使鄭孝胥交遊權貴的同時,初六的香廠,聚集著一班年輕人,大碗喝酒,意興遄飛。 這裡面就有景梅九。他剛從日本歸國,打算到北京搞“中央革命”。遇到了一班友好,尤其是化名吳友石的白逾桓,一見面就約景梅九同辦一張叫《歲華旬記》的小報。

這《歲華旬記》實際上是打時間差,因為北京的報紙,總是跟衙門過年封印一樣,年前五日停刊,年後初六才復刊。中間有十天的時間,北京市民沒有報紙可看。白逾桓在宣統二年的新年辦過一回,銷路還可以,現在遇到景梅九,就拉著他再來一回。 這張小報,也沒什麼編輯費,編輯自己寫論說,抄抄上海報紙的新聞,印刷費一共只需三十元。賣報也不要什麼京報房、發行所,就是辦報的人自己拿到香廠等繁華鬧市售賣。 這日賣了不少報,一夥人就在香廠路邊茶棚喝酒,席間說起小報畢竟銷路不廣,影響不大,如果辦一張日報該多好!這個心思一動,就不可收拾,這些人天天一道喝酒,總把這事掛在口頭。 先說經費。白逾桓有積蓄三百元,可以拿來當開辦費。關鍵是新辦報紙,到警廳立案,例須保押費二百元,那還搞什麼搞?

好在有報界的熟朋友出主意。他說:自從彭翼仲在北京辦《京話日報》,這些年北京的白話報,出了很多。一來是因為白話報深入人心,易於銷行;二來,也是因為清廷提倡通俗教育,白話報免押金。我們不妨以白話報的名義申報,到時候報紙出來,有文言有白話,再跟警廳通融不遲。 次說報名。有人提議說:梁啟超辦了份雜誌叫《國風報》,很多人愛看,我們何不叫《國風日報》,一來可以藉勢,二來也不顯革命報紙的形跡。 此言一出,大家都轉頭看景梅九,因為他們留日的同盟會員在東京的時候,由張繼帶頭,去錦輝樓踢政聞社梁啟超演講的場子,朝梁啟超扔草鞋,拿文明杖到處亂打,嚇得梁任公逃之夭夭。現在要藉《國風報》的勢,只怕第一個不肯的就是這位景同志。

誰知景梅九大聲說:“國風是歷史上的公名,不是一派人所能私有!何況他們提倡邪說,辱沒了'國風'二字,我們主持公義,才稱得上真正的國風!”報名遂定。 《國風日報》開始發行,三百元轉眼即空。景梅九跑回太原去,找相熟的新軍標統閻錫山要了三百元。緊接著,《國風日報》發起了一場“拔丁運動”,所謂“丁”,即山西巡撫丁寶銓,此人在山西官聲很差,抓捕革命黨人倒是起勁。景梅九自己說,“拔丁”帶有為友復仇的意味。 於是《國風日報》上天天登丁寶銓的醜聞,什麼五姨太太賣缺呀,什麼幹女兒跟丁巡撫搞曖昧啊,捕風捉影也無妨,反正造謠也是革命的手段。 一來二去,風聲居然傳到了軍機大臣領班慶親王的耳朵裡,估計老慶看丁寶銓也不太順眼,遂在政務會議上提出要換山西巡撫。丁寶銓在朝中又沒什麼過硬的後台,這顆“釘子”居然就被輕易地拔掉了。

拔掉丁寶銓,換上的山西巡撫叫陸鐘琦。這一點看上去跟革命無關,其實很重要,待到武昌事變時,陸鐘琦到任才不過半年,稱得上人生地不熟,又沒有自己的勢力,太原的光復才會水到渠成。 近來微博上總在討論造謠與闢謠。我想“求真”是人類的本能之一,似乎誰都希望能接受準確無誤的信息,所以總有人說“真實是新聞的生命”,然而謠言就像蚊蟲,從來與人類社會如影隨形,謠言也有謠言的社會功能。 美國心理學者奧爾波特將謠言定義為“一種通常以口頭形式在人群中傳播,目前沒有可靠證明標準的特殊陳述”,注意,它只是“目前沒有可靠證明標準”,並不見得最終不可實現——謠言的另一個特質是“在人群中傳播”,能夠傳播,說明什麼?傳播之後,造成什麼?另一位美國學者桑斯坦在《謠言》一書中指出:“謠言想要發生迅速的傳播並產生破壞力,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聽到謠言的人要生活在困境與不安中”,“人們是否會相信一則謠言,取決於他們在聽到謠言前既有的想法”。

1910年(宣統二年),革命黨人景梅九在西安教書。有一日黨人聚會,半夜才散,他與一位叫杜仲伏的同志步行回家,在歸途中遇到一個賣漿的,就停下來喝漿——“引車賣漿者流”,是不是很有古意? 一邊喝著,杜仲伏抬頭仰望星空,發現東西方都有彗星閃耀,靈機一動,隨口謅了兩句:“彗星東西現,宣統二年半!”景梅九配合得非常默契,趕緊接口:“這句童謠傳了好久,不知道什麼意思?” 杜仲伏無非說出了革命黨人內心的祈望,他們正籌劃著各地的起義,當然希望一呼百應,清廷垮台。但這句押韻的話被景梅九說成“童謠”,立刻就有了一種神秘的讖緯色彩。 沒想到那賣漿的居然接話:“什麼意思?就是說大清朝快完了!大明朝不過二百幾十年,清朝也二百多年了,還不亡嗎?”說這話的時候,旁邊還站著一名巡警,聽到這種大逆不道的話,不但不禁止,居然也“說了兩句讚歎的話”。

說完也就散了。誰知道過了兩天,景杜二人就不斷聽到有人提起:“外邊流傳一種謠言,很利害!什麼'彗星東西現,宣統二年半',看來大清要完!”這句話居然傳開了,從陝西傳到山西、直隸,又傳到京師。後來景梅九到北京,聽到的版本,已經變成了“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二年半”,這足以說明,這是一則與大清朝民眾“既有心理”相吻合的謠言。 而這種無事實因素的謠言,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盛行,跟所謂“開民智”的程度有關,也跟輿論的開放程度有關。 待得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一聲槍響,在有電報的時代,事變消息次日便傳到了北京,具體內容肯定不清楚,只知道革命黨佔了武昌,再加上“宣統二年半”的心理暗示作用,遂引發北京市面大慌亂,八旗官民,九門軍警,相互驚擾惶懼,聽說有時半夜聽見叫賣聲,都嚇得棄槍而逃,高喊“革命軍進城了”!親貴大吏,率先逃往津滬租界,銀行爆發擠兌風潮,有人說親眼看到郵傳部準備了二十掛火車,皇上與皇太后馬上就逃往密雲,或者熱河,再不就是奉天。全然沒有外患的首都重地,居然自我擾攘,一片亂象。

這裡面當然也有革命黨的推手。景梅九當時正在北京辦《國風日報》,上街到大柵欄,正好碰見許多人仰首在看天空,他也跟著抬頭,似乎天上確實有一顆星,聽得旁邊人紛紛議論說“是不是太白星?”景梅九想起彗星謠言,就叫了一聲:“太白晝見,天下大亂!”哄的一聲,這句話一天之內,傳遍北京九城,有學問的官吏文士也紛紛以自己“夜觀天象”的結果,來印證這句謠言,於是亂象紛起,風聲鶴唳,一發不可收拾。 謠言本來就是革命的手段之一。這種時候革命黨的報紙才不會管什麼新聞真實不真實武昌剛一事變,革命黨報紙如《國風日報》馬上聲稱得到武漢電報:“黃克強親到湖北,運動革命,起義爆發後一點鐘,已佔據武昌城,清帥瑞澂敗走!”不管《國風日報》是否真的得到了電報,消息本身也是張大其辭。與其同時,從廣東到甘肅,傳的消息卻是“北京陷落,宣統駕崩”。

而清政府的對付手段,可稱相當拙劣,一是宣布戒嚴,二是乾涉報館,不准刊登任何有關武昌事變的消息。於是《國風日報》將報紙頭版全部空白,只寫了一行二號字:“本報從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閱者恕之!”這下傳言更甚,紛紛說:一定是革命軍大獲全勝!各省都響應革命了!不然何須禁止報紙登載消息呢?如此一來政府更亂了手腳,只得朝令夕改,又允許各報登載武昌消息,但一來一往,政府威信已至墮地,謠言有了更大的空間。 謠言並不僅僅為革命黨人服務。 11月27日,馮國璋的清軍攻占漢陽。消息傳到北方,又一次引發流言遍地,有說黎元洪已經躲進大別山自殺的,也有說黃興帶著黎元洪坐上兵艦順長江逃往上海的,一時之間,連北方的革命黨人都莫衷一是。反過來,南方仍在傳說著“宣統死了”、“袁世凱死了”、“禁衛軍與新軍交戰,在京旗人大部分被殺,國庫被焚搶一空”。 就這樣,在紛攘不休的謠言戰之中,一個舊王朝砉然倒塌,說到底,還是“既有的想法”佔了上風。時光倒推到1911年5月12日,局勢似乎還很平和,長沙海關稅務司偉克非寫信給總稅務司安格聯說:“有人預言秋天要發生騷亂,大家也都相信這種預言。” 關鍵,還在於“大家也都相信”。 最妙的是,巡撫陸鐘琦有個兒子叫陸光熙,正在日本留學,頗具革命思想。陸光熙聽見武昌的消息,想到自家老子是山西巡撫,又一向頑固守舊,他自家兒子在日本留學,卻跟底下人講;在學校的人都是革命黨。萬一太原也發生革命,估計他老人家接受不了,豈不是一害革命,二害自身?陸光熙忙急急地從日本趕回太原,想要規勸他家大人順從潮流。 陸公子抵達太原,已是九月初七(10月28日)的夜晚,匆匆放下行李,立即便與巡撫父親開談判,縱論天下大勢。陸巡撫心裡正沒好氣,這小子突然自日本返國,已是讓他大吃一驚,現在又來講什麼革命潮流不可逆,真是混賬!當下將陸公子痛斥了一頓,說他去國後不好好讀書,卻去受邪說污染,有何面目回國見父兄? 話說陸鐘琦上任之後,就很不放心山西的新軍。他的策略跟其他省份的大吏相似,打算將省裡的巡防軍調進太原駐守,再招募二十一旗巡防軍分駐全省,將新軍打亂分調到晉南晉北,防止他們合議謀變。 這個措施還沒來得及實行,武昌即已發生事變,又過了十二天,西安也樹起了獨立旗幟。那裡是鄰省,比不得湖北尚遠,陸鐘琦有些手忙腳亂,他平日覺得新軍里八十六標標統閻錫山態度尚好,不甚激進,此刻病急亂投醫,只得尋他商量。 閻錫山在整出辛亥大戲中,態度頗為曖昧。他跟景梅九等革命黨人關係不錯,甚至有傳言說他也加入了同盟會。但同時他很能敷衍陸鐘琦,與朝中幾位大佬也有往來。此時西安舉義,人心浮動不安,他卻喜形於色,連呼:“好機會來了!”陸鐘琦當然奇怪,難道這廝是在說眼下是山西起義的好機會嗎? 卻聽閻錫山獻策道:“太原新軍中,只有八十五標姚維藩的第二營不穩,晉南靠近西安,也是姚的老家,莫如派遣他們去晉南防守,多給一點錢糧,姚必喜去,太原可保無事。”說得眾人都稱“妙”,於是由陸鐘琦下令:姚維藩歷充各營管帶,教練有方,現所部為模範營,茲因時局不穩,派赴晉南沿河一帶防守。 閻錫山這道計策,很難說是在為誰考慮。分新軍駐守南北,保證太原安定,是陸鐘琦的既定方略,此計固然正中下懷。然而一說到開拔,就給了新軍一個“要子彈”的藉口,撫台衙門說“隨後補充”,姚維藩根本不答應,說“世界各國,尚未聞有隊伍出征不帶一顆子彈者”。僵持了兩天,閻錫山又獻一計,說子彈可以發一點,但子彈發下之日,即須出發。 結果初七晚十點,子彈才送出城去,要求姚部初八出發。而姚維藩子彈一到手,立即切斷兵營通城內的電話線,以免洩漏消息,各營官長秘密會議,決定拂曉進攻太原。 有人擔心太原城內駐有閻錫山八十六標三個營,會阻止攻城,然而姚維藩說“三營皆我舊部,決不與我戰”,於是凌晨進攻太原新南門。閻錫山部三個營果然加入助戰,巡防隊與滿城尚在睡夢中,太原一鼓而下。 陸光熙本來盤算著慢慢勸服老頭子,誰知一覺未完,突然被一陣來自前院的槍聲吵醒,心知不妙,趕緊到前面去找尋父親,一出大堂,正碰上亂槍射擊,當場殞命。瀕死之際,陸少爺也許看清了:父親陸鐘琦與協統譚振德的屍體,已經橫在撫台衙門的大堂上。 到底閻錫山是臥底還是滑頭?當時便說法不一。太原一朝光復,必然震動京畿,起義軍料定直隸軍隊立時便會進軍娘子關,於是新任山西全省總司令官姚維藩立即率部前往娘子關防禦。誰知半路聽說省城諮議局居然推舉閻錫山作山西都督,不少將士“聞而大怒”,大罵“閻本猾頭,心持兩端,我們不殺他,亦云幸矣,何物諮議局,乃舉他為都督?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依照一些軍官的意思,回師殺回太原,奪了鳥位再說。幸得姚維藩出來勸服眾人,無非是大局為重,不可自相殘殺云云。辛亥年不少省的都督,都是在這種吵吵嚷嚷的不服聲中加冕的。 清軍大兵壓境,閻錫山倒不像焦達峰那麼驕橫,據姚維藩自述,閻錫山也知道軍心不定,就任都督後立即趕往娘子關勞軍。到得關上,閻錫山對各軍官說,自己任都督只是維持秩序的權宜之計,山西全省要仰仗姚總司令庇護,要倚仗各位的奮力血戰,守住娘子關…… 說到動情處,嘩啷一聲,閻都督居然當眾給姚總司令跪下了! 這一下給足面子,姚部眾將士當然不便再跟閻都督翻臉。 不過,閻錫山在大清朝官職就比姚維藩要高,被諮議局舉為山西都督後,也算姚的上級,如此當面受辱,這口氣咽得下嚥不下?我不知道,只是聽說,閻錫山從娘子關返回後,隨即派親信入京向袁世凱輸誠,聲稱只要除去姚維藩,他敢保證“山西全體服從宮保”。 從後來的歷史來看,閻錫山確實是能屈能伸、利用各方矛盾從中取利的高手,他反對過幾乎每一個當政者,卻又隨時可以與他們互通款曲,袁世凱、段祺瑞、曹錕、馮玉祥、蔣介石……他自己則成了山西的不倒翁,一直到中日戰爭爆發,太原失守,閻錫山都是“山西王”。 山西雖有內訌,清廷此時的局面更糟糕。袁世凱還未答應出山,他的北洋軍精銳由馮國璋統領,正在攻打武昌,督軍的蔭昌駐在豫南。河南以北,十分空虛,整個直隸只有第六鎮吳祿貞部駐保定,又急調關外第二十鎮張紹曾部進駐灤州。 山西獨立後,整個清廷的軟腹部都暴露在了革命軍的槍口之下。山西與清廷,此時是“麻稈打狼,兩頭害怕”,山西都督府趕著派姚維藩駐守娘子關,清廷也驚慌失措,派吳祿貞移兵石家莊聲討山西。秦晉二省對於清廷來說太重要了,以至於後來南北議和時,北方要求不承認山西、陝西為革命軍,只算是“民變”,否則,北京就會時時處於被攻的威脅與恐懼之中。 現在所有的焦點都匯集在吳祿貞身上。這個湖北人,是會為清廷去征討山西,還是會反戈一擊,引領晉軍直取北京? 箭在弦上之際,山西都督閻錫山突然在太原見到了兩個人,一個姓周,一個姓何,自稱是第六鎮的參謀,吳統制派他們來,是要與閻都督共商大計,組成“燕晉聯軍”,“推翻清室,實現共和”。 有這等好事?閻錫山不敢相信,也不敢輕置可否,只打發兩人去娘子關找前敵司令姚維藩商議。 商議的結果,是認為閻錫山有與吳祿貞見面的必要。雙方互通電話,約定的見面地點,就在娘子關車站。 當李真衝進站長辦公室時,兇手們已經不見了。只有一具無頭的屍首伏在地上。憑著他對老上司的熟悉程度,李真仍然一眼認出了那是吳祿貞。 頭顱不見了,胸前洞穿兩個彈孔,脅下、腿部均有刀傷,腹部被拉了一個大口子,腸子都流出來了……李真再也不忍心細看,拉過一張毛毯將屍體蓋住了。 一百五十里開外的娘子關,姚維藩正在與從太原趕來的景梅九等人談論山西方面與吳祿貞商談的計劃:驅使旗兵攻打娘子關,晉兵迎於前,吳軍乘其後,旗兵腹背受敵,可以一舉而殲之。正談得興濃,突然電話鈴大作,通信兵拿起話筒,頃刻報告:石家莊來電,稱火車站上有槍聲,旗軍兵變! 這還不在大家意料之外,或許吳祿貞提前發動了?繼續等消息。沒多久,電話鈴又響起了:緊急!吳統制被刺!吳統制被刺!旗兵已向保定方向退卻! 景梅九望瞭望牆上的掛鐘,是半夜一點多鐘。不知不覺,已經是辛亥年九月十七(11月7日)的凌晨了。 這太像一齣戲劇了……就在三天前,九月十四日,那位個頭矮小、性格豪邁的湖北將軍,還站在這間會議室,對著閻錫山、姚維藩,對著一班山西革命首領大聲發表演說: “你們可能已經看到了今天的廷寄,清廷授我為山西巡撫,要我攻打娘子關,這分明是破壞我革命聯盟……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率全部駐京奉線灤州,我軍駐京漢線石家莊,兩軍若夾攻京畿,推翻清室,指顧間事耳……可惜張敬輿(紹曾字)勇氣不足,就在你們太原光復的那天,上書清廷兵諫立憲,這是大錯!……我極願與晉軍攜手,共同推翻清室!” 也許是看到了閻錫山臉上的懷疑態度,吳祿貞豪爽地笑了:“我是老革命黨,你可能不知道……你山西軍隊情形與革命發動情形,我一概盡知。你不要懷疑我真的想當山西巡撫,你太小瞧我了!我是當年同唐才常起義的失敗者,我曾加入興中會,我曾在安徽組織自立軍……你們可以放膽與我合作,我不會騙你!” 吳祿貞說服了所有人。於是會後成立了燕晉聯軍,以吳祿貞為聯軍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為副都督兼副總司令,同樣的副手位置留給了未曾與會的灤州張紹曾。吳祿貞補充說:我已去電張敬輿,讓他取消立憲主張,那是與虎謀皮,不若定期會師,直搗北京,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張已回電同意。清廷已經不成問題,但老袁不除,我黨將與之有十年戰爭!現在老袁還在彰德,如果由他出山,北洋新軍有了領頭人,局面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們必須趕快!在老袁出來前,會師都門,竟此全功! 一番話說得在座的人都血脈賁張,高呼“擁護總司令!進攻京師,以竟全功!” 未料想,這昂揚的士氣還未消弱,吳祿貞竟已被刺! 景梅九素來膽大,見滿室人的懊喪表情,仍然鼓勵他們說:“吳統制是在石家莊等我們晉軍去會合時遇刺的,現在我們仍然應該去看一看,說不定可以說服他的部屬為他報仇,共同反清!” 大家覺得有理,於是收拾心情,幾個人也不帶兵,立即趕往石家莊。 一百多里地,火車很快就到了。這還只是清晨。山西來人看見六鎮兵散落在車站周圍,神情沮喪,不少士兵還將像徵反正的白布纏在臂上。 他們走進站長辦公室,吳祿貞的無頭屍首已經被用軍毯包裹,放在椅子上。辦公桌上還擺著一份電文稿,是昨夜吳祿貞吩咐拍給張紹曾的,上寫“願率燕趙八千子弟以從”。 吳祿貞的親密部下,如那個還在痛哭流涕的參謀官何敘甫,願意帶領一部分隊伍,加入晉軍。還有直隸人李真,一直追隨吳祿貞,凌晨他在糧台聽到槍聲,隻身擎槍來援,卻被伏兵擊傷了後腳跟。他計劃等傷好後,就在直隸動員一支力量為吳大人報仇。 但更多的第六鎮士兵望著他們的標統吳鴻昌,等他的決定。景梅九等與吳談了談,發現他靠不住——事實上,吳祿貞正是因為統領第六鎮未久,控制不住,才希望能夠與晉軍在石家莊會合,聯袂北上。現在他死了,景梅九等人除了抓緊把他日前扣留下的整車清軍軍火運回娘子關,大概也無法做更多了。 後來傳說,正是吳祿貞扣壓了這批運往武昌的軍火,並聲言馮國璋部隊在武漢燒殺劫掠,慘無人道,他身為湖北人要追究其責任,才讓清廷意識到吳祿貞太危險了,這才派出了殺手。而流傳最廣的說法是,因為主持刺殺的周符麟是段祺瑞的老部下,因此刺吳是袁世凱的授意。但此時袁世凱尚未出山,手是否能伸得那麼長,是一個疑問。 直接出面的殺手叫馬蕙田,曾經是吳祿貞的衛隊長,時任騎兵第三營管帶。吳祿貞很信任他,當晚受邀去石家莊車站與之宴聚議事,李真曾勸吳帶上手槍,吳祿貞笑著拒絕了,還嘲笑李真何時變得如此懦弱?李真跟景梅九說,吳統制槍法很精,而且武功不錯,如果有所準備,不喝醉,不至於如此輕易為人所乘。 “大人太相信他們了!”李真的眼淚又流了下來。 吳祿貞時方卅一歲,與張紹曾、藍天蔚並稱“士官三傑”,又因為人豪放,喜結交好漢,亦喜冶遊,納娼為妾,人將其與蔡鍔並稱為“南蔡北吳”。錢基博後來為他做《吳祿貞傳》,憶及聽友人說甲辰(1904)與吳祿貞同飲酒座,酣暢之時,吳突然大聲喝道:“諸公還記得庚子夏天,安徽有大盜劫大通厘局的事嗎?知道那大盜是誰嗎?”舉座無敢應者,“祿貞右手舉酒滿杯,左手自指鼻尖曰:'不敢欺!我也!'揚杯飲,一吸而空”。當時在座的便有良弼。七年後,良弼掌管軍諮府,據說馬蕙田割了吳祿貞的頭顱,便是上京從良弼那裡領得了二萬兩賞銀。 吳祿貞喪生在二萬兩賞銀之下,而他的第六鎮統制,也是二萬兩買來的。當時吳祿貞從延吉邊防督辦任上調回北京,補授副都統。好友李書城勸他:副都統與撫台職位相當,但無實權,最好你設法謀取湖南或山西的巡撫,一旦有機會,可以自己起事,比指望別人更有把握。吳祿貞答:外放撫台不難,只要有二萬兩銀子賄通慶王即可。於是李書城找傾向革命的富有朋友籌集了二萬兩銀子交給吳祿貞,吳以此為贄敬,拜在慶親王門下。不久慶親王告訴吳:各省巡撫都未出缺,只有保定陸軍第六鎮統制需人,你先去那裡,有機會再調一省給你。 吳祿貞很高興,在他想來,一鎮統製手綰兵權,而且保定離北京很近,起事便易。可惜他履職之後,發現第六鎮暮氣沉沉,風氣不開,不少將士還有煙癮,不禁向李書城哀嘆“無法整理”,他在給朝廷的奏摺裡也說全鎮官長四百,而受軍事教育、合軍官資格者不足五十人,有行年六十仍充排長者,“官長如此,兵士可知,是曰新軍,實為烏合”。他發現協統週符麟完全是舊式軍人,無軍事知識,且有煙癮,於是奏請朝廷將其撤職。有慶王這樣的老師,所請自無不准。不料到了最後,吳祿貞居然死在此人手裡。 吳祿貞一死,“燕晉聯軍”便成泡影。革命軍一舉攻占北京的“最佳機會”稍縱即逝,待得袁世凱在吳祿貞被刺六天后自彰德入京,任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派曹錕進攻娘子關。晉軍裝備根本不是精銳的北洋軍對手,接戰即敗,曹錕一直攻入山西,閻錫山棄太原而逃。 民國成立後,山西為吳祿貞開追悼會,參加者超過萬人,輓聯有數百幅之多,掛滿全場,備極哀榮。中間也有言辭很出色的,如景梅九送的長聯,就有“伯仲之間見華拿,指揮若定失彭韓”,以華盛頓、拿破崙、彭越、韓信等名將為喻,評價很高。但眾人公認,最貼切、最感人的還是劉越西送的一副輓聯。其實,那隻用了極常見的一聯成句: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吳祿貞在京師大宴時,自承大盜,搶劫官銀,時人目為豪舉,但為他作傳的錢基博不太以為然,覺得“意氣自豪,曾不稍顧以蹈於禍,可慨也夫”。庚子年劫大通厘局,何等大事?等於是自承曾有謀反的舉動,而此人,日本留學歸來,任練兵處軍學司訓練科監督,朝廷練新軍方盛,正是漸膺大用的時候,吐此狂言,難道真不怕大禍臨頭嗎? 這位不怕禍事的小個子湖北佬,名叫吳祿貞,他與張紹曾、藍天蔚三人,留學日本,名聲卓著,人稱“士官三傑”。 三傑之中,吳祿貞在官場之中最為“扎眼”,但也最得某些滿洲親貴的看重。比如禁衛軍統制良弼,在日本學軍事即與吳同學,兩人甚為交好,性格卻剛好相反:吳祿貞倜儻不群,良弼則禮法自守。吳祿貞常常因為革命不革命的問題,跟良弼爭得面紅耳赤。 1900年,吳祿貞從日本潛回兩湖,與唐才常等發動自立軍起義,面對的正是送自己十八歲留日的湖廣總督張之洞。起義失敗後,吳祿貞帶著手下一班人,無錢無糧,便索性劫了大通厘局,將劫來的幾千兩銀子散給下屬,自己又跑回日本去上課。良弼與吳祿貞相交莫逆,這個人失踪一個多月,又突然回來,絕口不提去了哪裡,豈能無疑?等到四年之後吳祿貞在北京發酒狂,良弼也在座,別人不知道,他肯定明白當年之事。但是兩人關係仍然很好。 吳祿貞這個人確實了得,1903年,他應黃興之請,到長沙去發起華興會,一同籌劃起義。但又與長沙巡防軍統領黃忠浩交好,黃忠浩還引見他去見湖南巡撫趙爾巽,趙爾巽與吳祿貞相見恨晚,吳祿貞幾次站起來要告辭,都被趙爾巽挽留,一直談了三四個小時。 陸軍部尚書鐵良,也很賞識吳祿貞的才具,但又知道他喜談革命,擔心不能為清廷所用。良弼便在中間斡旋,1906年陸軍部派吳祿貞往新疆伊犁考察新軍,吳祿貞在巡視途中放言高論,觸怒了陝甘總督升允,奏請撤去吳的監督差使,而且以言論謀逆為由,要置吳祿貞於死地,又是良弼千方百計營救得免,又將吳薦到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麾下當參議。 吳祿貞在東北兩年多,逼得駐朝日軍不敢進犯,威震延邊。但他也把上司延吉督辦得罪得夠嗆,徐世昌只好先將其調回奉天,再調回京師。然而吳祿貞之功之能,無法掩蓋,陸軍部授他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一位矢志革命的黨人,居然被授以如此尊榮的旗內官職,多少有些諷刺,但此中良弼的提攜吹噓,是少不得的。 然而副都統雖然尊榮,卻沒有兵權,無法完成吳祿貞的革命抱負。吳祿貞自己最想出任的,是湖南或山西的巡撫,因為他與這兩處的新軍會黨,都有密切的聯絡,如能出掌方面,伺機舉義便水到渠成。 後來不少人回憶說,武昌起義,倘若“士官三傑”中的吳祿貞、藍天蔚這兩個湖北人有一個在湖北,哪裡還輪得到黎元洪? 為了能出任巡撫,吳祿貞不惜拜在軍機領班大臣慶親王奕劻門下,並且籌集了兩萬銀元行賄。但晉湘兩地一時無法出缺,良弼便推薦吳祿貞出任剛剛出缺的第六鎮統制。 明明知道這個朋友堅持革命主張,還將靠近京畿的兵權交給他,良弼大人是瘋了嗎?只能說良弼對吳祿貞一直不能死心,希望他能轉為清廷所用。據說,吳祿貞任第六鎮統制的詔令下達之後,良弼策馬直奔吳府,對吳祿貞說:“吾兩人爾汝如兄弟,如攜手練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吳祿貞當面唯唯,良弼一去,吳即寫信給友人稱:“識時務者為俊傑,以賚臣(良弼)之英雄,而不識時務,不過不忘己之為滿人爾!” 吳祿貞能與良弼保持友好,並非虛與委蛇,他心裡一直也認為良弼是“英雄”,而且吳祿貞的主張,是革命而不排滿,他到過新疆、陝甘、蒙古、延吉,常常以己之體悟,駁斥“種族革命”之說,他認為,強調漢族革命,會逼得蒙古族、回族與滿族站在一起對抗漢族,滿人久不習兵,但蒙回卻“善鬥輕生”,“以漢人倒滿,無不勝,以漢人角蒙回滿,則無不敗”,最終成果是“兵連禍結,邦分崩離析”。說到這裡,吳祿貞總是搖搖頭說:黃克強生長南方,未能遊歷河朔延吉一帶,他不明白這個道理。 吳祿貞任第六鎮統制未久,武昌事變,山西響應獨立。清廷立授吳為山西巡撫,帶兵平叛。吳祿貞隻身往娘子關,與山西都督閻錫山共組燕晉聯軍,將回攻京師。這一回,鐵良、良弼再愛才,再惜友,也無法坐視吳祿貞的鐵拳砸碎大清的頭顱。 11月7日凌晨,吳祿貞的前衛隊長馬蕙田被收買,刺吳於石家莊車站站長辦公室。清廷躲過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危機。 有人說,袁世凱在刺殺吳祿貞一事中也起了作用。可是,無論如何,給兇手馬蕙田的兩萬元賞銀,是軍諮府參議良弼親手發出,將反賊吳祿貞的人頭轉呈朝廷,也是良弼親手而為。 兩個半月之後,良弼死於革命黨人彭家珍拋出的炸彈之下。兩位好朋友,泉下相逢,還會為要否革命爭得面紅耳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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