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點鐘，鈴聲嘩啷噹搖過，川漢鐵路股東會又將召開了。
不料代表股東羅綸登台報告：“現在有個好消息，督署派了一位軍官來說，頃接閣部電報，持督部堂名帖請我們即到督署去商量辦法。賡即回來報告情形，希望大家不要散會。”大家都說好，於是幾名股東代表離席而去。
剛吃過的早飯還沒消化，大家樂得喝茶，吐痰，衝殼子。一位川漢鐵路公司職員溜了進來，對著幾位相熟的股東低聲說：會場門口都是軍隊，進來出去都不准，可能要搞事。
搞事？啥子事？趙爾豐那個老雜皮，未必敢把哥子們抓起來！
但是代表們久出不歸，會場裡交頭接耳的議論聲嗡嗡地多了起來。洪雅縣有個代表叫王小舟，表示他願意打電話去四川總督府問問情況。
王小舟打完電話回來，說：叫通了督署，要給剛才去的幾位代表講話，對方說請不來，又說隨便請一位官長來。他們請了周善培週臬台來，我跟他是熟人，就問幾位代表哪時候回來，滿會場都在等他們報告。週臬台說，代表們正在談話，一時回不來，請代表股東們多等一下子。
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七月天，熱得很，會場內又沒有吃的喝的，茶水倒有，越喝越餓。代表們飢熱交迫，忍耐不得。有些人就想先走，哪知一出門就被人堵了回來。一位軍官上台報告：“今天外面突發生暴動搗亂情事，已宣布戒嚴，街上交通斷絕，這個時候出去很危險，請代表們解嚴後再出去。”
代表們大嘩。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兵根本不跟你說理，他只負責扛把槍守住門口。一時間說什麼的都有，沸反盈天。當然也有人想再打電話去問督署，這番卻打不通了。
窗外的天色漸漸暗下來。餓了一天的代表們連吵架的力氣都沒了。有人拿出錢，要看守的士兵幫忙出來買幾塊鍋盔牛肉點下心，回答是：你們搞罷市，通街店鋪都關門了，而且全城戒嚴，哪裡還有啥子鍋盔賣？
終於可以走了。封堵會場的軍隊荷槍而退，走出公司大門，街上站崗的軍警也撤走了。但是街上沒有行人，只有若有似無的月色隱現。代表們搭幫結夥地回宿處，聽得更鼓已經敲了三更。
他們不知道，已經出大事了。
去督署的代表一共是九人，七人是總督指名（一人請病假），三人是自願旁聽。包括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股東會會長顏楷、副會長張瀾、《蜀報》主筆鄧孝可。
聽說，剛走出川漢鐵路公司的大門，帶隊持帖來請人的軍官就翻了臉，將九個人分別管押，像提拿犯人一樣往督署送。這幫兵弁作威作福慣了，想來這有違趙爾豐設計密拿的本意。
從公司到督署，要經過暑襪街、東大街、走馬街。這幾個人誰不認識？尤其是保路同志會各街道分會的同志，一見此狀，馬上就反應過來：趙爾豐要動手了！
傳言像熱風一樣在蓉城的街道上瘋跑。塵埃與口水不斷加入，傳言又像氣球一樣膨脹。罷市中的成都本來就鬱積著躁動不安的空氣，傳言更像一顆火星濺進了將沸的油鍋。
當王小舟致電督署問訊時，皇城內外的傳言已經變成了：九位代表被當街拿捕，趙爾豐親自審訊，危言恫嚇，誣指造反，羅綸盛氣抗辯，立被槍殺，餘人皆錘鐐丟監。
成都沸騰了。先是附近幾條街的民眾，捧著光緒皇帝的靈牌，擁往督院衙門請願。更遠處的民眾聽說，也捧著靈牌往督署趕奔。短短時間都湊合了千把人，把總府街堵得水洩不通，一堆一堆往督院轅門裡擠。
自有保路運動以來，這是成都第一次完全自發的民眾聚集：主要領導人都被抓了，各地代表又被困在會場裡，誰來策動？誰來領導？人人都是熱血衝動，只想著請願救人。
衛兵根本擋不住那麼多人，督院轅門都差點被擠垮！這些人擁進督院前的院壩，高聲喊叫：
先皇帝准許四川人自辦鐵路，為什麼要把爭路的人捉去？
先皇帝有靈，保佑放出九個代表啊！
制台馬上放人哪！
就有人跪地叩頭，痛哭流涕，把光緒皇帝的牌位頓在地上，嘡嘡響。
“人眾拼著氣力向前湧，一面揮著先皇牌位，一面齊聲大喊：'把蒲先生、羅先生放出來！……把蒲先生、羅先生放出來！……'”（李劼人《大波》）
一片哭喊聲中，突然幾聲槍響，子彈飛向空中。
民眾的哭聲驟停了一下，但馬上又響成了一片。龜兒子，那麼多人，老子信你娃敢開槍？
真的開槍了，據說是營務處總辦田徵葵下的命令。子彈不長眼睛，這下子搞到事了哇？院壩內秩序大亂，中彈死的倒臥遍地，受傷的則匍匐著往外爬，還沒有嚐到花生米滋味的趕快往轅門湧，先皇的牌位到處亂拋，有些還被子彈打成了幾片。
事後掩埋登記，入冊的三十二人，多是有家屬認領及慈善總會出掩埋費的，未登記入冊的據說有三百餘人。死者有機匠、小菜販、裁縫、放馬、學徒和管戲班子行頭的、裝水煙的、開診所的以及街正等。
民眾四散。轅門內又衝出馬隊，追趕射擊路人。正在此時，更遠處的居民與城外農民聞聽捕人，裹著白巾頂著牌位來請願，正碰上馬隊開槍，當場又死了數十人。
趙爾豐下令關閉成都各城門。這時蒲、羅等人被捕的消息已由快馬送往周邊各州縣，同志會員正在大舉趕來，至則不得入，便屯聚在城門外。巴蜀首府，登時成了一座圍困中的孤城。
這是宣統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的事。五日後，趙爾豐聲稱搜出一張“十路統領”的名單，還有幾顆木刻的統領印，同時，督署計議在成都四門各用一百桶洋油放火，同時在督署舉火，趁勢燒死九代表，謀反之事即成坐實。清兵還將鐵路公司與鐵道學堂股東招待所一併查封。
決定罷市、罷課、罷工，是在閏六月二十九（8月23日）的股東會、同志會聯合緊急會議上。這次緊急會議召開的原因是：那日督署轉來李稷勳為宜昌分公司總理的電文。
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商定建築川漢鐵路，宜昌以下由湖北擔負，宜昌以上由四川擔負。朝廷也下了旨意，允許川漢、粵漢鐵路向民間資本開放。川漢鐵路全長三千餘里，預計需銀七千萬兩。
以四川當時的社會資本狀況，要說能僅靠招股集齊三千五百萬兩的半數資金，難於蜀道。所以四川的集股辦法，與湖南一樣，分為購股、商股、租股三種，五兩一小股，五十兩為一整股。前面兩種好理解，無非是各縣知縣召集地方紳糧，連勸帶派，而且宣揚民辦鐵路是“與洋人爭路權”，用商業利益與愛國主義兩套說辭來吸引股款。 “租股”則是按糧冊攤認，於每年徵糧時將股份攤入田畝徵收。各縣因此都專設了租股局，按期徵收。
這樣一來，從地主到佃戶，都得為川漢鐵路賣力捐資。四川當時人口約五千萬，有兩千來萬人擁有川漢鐵路股票，除去少數民族和極貧困人口，可以說，全川稍能溫飽者，無不是川漢鐵路股東。一旦鐵路股份出了問題，跟每一個四川人都切身攸關。
川漢鐵路從建築計劃公佈之日就爭端頻現。四川負擔修宜昌至成都的路段，最難修的就是三峽一帶，而三峽一帶大半屬於湖北，四川只有巫山一個縣。建築計劃是先修宜昌至夔門段，很多人認為用四川人的股款，卻先造福湖北人，想不過，希望先修成渝段。這個提議催生出了一個組織叫川漢鐵路改進會，主事者是一幫留日川籍學生。雖然川漢鐵路督辦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這些人後來都成了保路同志會的骨幹。
川漢鐵路爭端，說來話長。要言之，鐵路修建因為工料、款項、人事、投資等諸般原因，遷延日久，其根子，恐怕還是“官督商辦”這個體制下，官與商的矛盾難於解決。盛宣懷主打提出的鐵路國有政策，實在也是考慮到鐵路越拖越久，材料積壓情況嚴重，資金缺口越來越大，本身已經影響到築路各省的社會穩定。如1911年5月5日給事中石長信正式提出“收路”的奏摺中所言：“四川、湖南現因興造鐵路，創為租股名目，每畝帶徵，以充路款。聞兩省農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迫收尤覺難堪……深恐民窮財盡，欲圖富強而轉滋貧弱。”
正是這個理由，讓清廷認為收路有益民生，“必無阻撓之虞”，才草草下了這個決斷。
四川人也並不想年年把錢往這個無底洞里扔。不過這路已經修了八年，錢扔得不少，總要對股東有個交代吧？股東會的決議是：要求政府將歷年用款和上海倒帳（橡皮風潮中錢莊倒閉造成的損失），一概承認，用六成現金加四成股票的形式還給股東，尚存的資金七百多萬兩也由股東會處理。
盛宣懷如何肯認這個賬？如果承認這些條款，四國銀行的借款連還債都未必夠，還談什麼繼續修路。朝廷的政策，是將以前的股票全部換成國家股票，等路修成了再慢慢還。
這下把四川股東惹毛了，大家說：既奪路權，又不認倒款，更提現金，形同搶劫。最壞的是，盛宣懷仗著他龜兒是郵傳部尚書，不准各地電報局譯發關於鐵路文電，也就是說，川漢鐵路公司總部要跟各地分公司、租股局，只能恢復以前的快馬急遞，這不是束縛人民與團體的通訊自由麼？諮議局的議員們拍桌大罵。
三天之內，保路同志大會便轟轟烈烈地在成都岳府街鐵路公司的大廳內宣布成立了。五月廿一日（6月17日）的到會人數，足足在5000人以上，人流一直排到岳府街兩頭和三倒拐口子。
“羅綸，他是一位很白皙的胖子，人並不甚高。他一登台向滿場的人行了一禮，開口便是'各位股東'，很洪亮的聲音，'我們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讓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就這樣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簡單的說了這幾句。他接著便號啕大哭起來。滿場便都號啕大哭起來了——真真是在號啕，滿場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聲音在汪汪汪汪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汪……''我們要反對，我們要誓死反對呀！汪汪汪……''反對賣國奴盛宣懷！反對賣國機關郵傳部！ '連哭帶叫的聲音把滿場都轟動起來了。羅綸在壇上哭，一切的股東在壇下哭，連司裡跑動著的雜役都在哭，不消說我們在旁邊參觀的人也在哭的。 ”（郭沫若《反正前後》）
這種悲情場面每天都在上演。
聲勢雖大，但主張“保款”的人還是多於主張“保路”的人，用諮議局副議長肖湘的話說，是“以索還用款為歸宿，以反對國有為手段”。但在向朝廷上奏、請願將近兩月之後，政府不僅一點兒沒有鬆口，反而因為李稷勳之事，矛盾空前激化。
李稷勳是四川秀山人，1909年以郵傳部左丞參議的身份被派往川漢鐵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任總理。他本來是反對鐵路國有的，但不知是受到了頂頭上司盛宣懷的壓力，還是放棄了本土立場轉而為政府利益謀，他在1911年8月上旬表示同意將川路餘款轉為國有路款。如此一來立遭千夫所指，股東大會有人宣稱“盛宣懷賣路於前，李稷勳賣路於後，是害吾川之生命財產，皆二賊所為，吾川人必誓殺此二賊”。
然而盛宣懷決意強硬到底，聯合端方、瑞澂等人聯名上奏，派李稷勳繼續主持收歸國有後的川漢鐵路宜昌段建設。消息傳來，全川沸騰，罷市罷工，勢所必然。
罷市、罷課、罷工這些名堂，從前中國也有，但大抵是個別訴求，非關國運。庚子之後舉國狂學西方憲政，才發現有這樣幾種手段有大效用。 1905年日俄戰爭中，彼得堡工人大罷工，東京日比谷公園集會，居然影響到兩國的戰爭決策，而拒俄運動、反美華工禁約運動，也讓人認識到中國民眾集體的力量。
不過全城“三罷”，在四川肯定是頭一遭。尤其是罷市，畢竟大部分手工業者小商販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如果罷市通告發出影響不大，或因為生活壓力不能久罷，或因軍警脅迫不能貫徹，做不到全城關門，就會變成全天下的笑柄。
“列位！盛宣懷奏准欽派川人所公請撤換的李稷勳為宜昌總理，係為執行他的喪權辱國之借債合同！盛宣懷是一個賣國媚外的漢奸，李稷勳是一個賣省求榮的敗類，應該約集全省同志一致起來反對，先從省城做個典型。要求全城各界同志實行罷市、罷課，來抵抗郵傳部違法喪權的專橫政策。大家如贊同這個方式，請從今天實行！”
主席羅綸的話音未落，全場的狂呼聲、鼓掌聲已經響成一片。幾百人高呼：“政府要硬搶鐵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還做什么生意！”
會一散，立即按照昨晚商定的部署，同志一齊往辦事處領取傳單，然而分成兩隊，直奔商業場。
商業場是成都商業的中心區，這裡如能全面罷市，則全城關門可望實現。分成兩隊的用意，是第一隊先進去挨戶發傳單，只簡單地說“請即關門贊助”。第二隊再跟進，發現有懷疑觀望者，再加說明勸導，務使每戶關門。
上午十點，第一隊人馬進入商業場後門。
進程意外的順利。從第一戶開始，商舖戶主才看完，立即去搬鋪板關鋪門。散傳單的走到哪裡，鋪門就關到哪裡，漸漸第一隊的話都不必說，只要將傳單遞過去，第二隊更是無所事事。偌大的商業場，便只聽見腳步聲和鋪板聲，混在一起根本分不出先後。
於是領頭者當即將兩隊分成若干小隊，加快進度。說來嚇人，成都府大街小巷，上千上萬家店鋪，幾乎都沒有二話，有些店鋪只有小孩看門，搬不動鋪板，宣傳隊就幫他搬一搬。才大半天工夫，成都的時鐘就停了。
當時的宣傳隊成員石體元回憶說：“成都本是一個肩摩踵接、繁榮熱鬧的大都市，至此立刻變成靜悄悄冷清的現象。百業停閉，交易全無。悅來戲園、可園的鑼鼓聲，各茶館的清唱聲，鼓樓街估衣舖的叫賣聲，各飯店的喊堂聲，一概沒有了。連半邊街、走馬街織絲綢的機聲，打金街手飾店的釘錘聲，向來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看不見了。還有些棚戶攤子，都把東西揀起來了。東大街的夜市也沒人去趕了。”
各大街的中心都搭起了臨時牌樓，高與屋簷，寬與街齊，上設香案，中間立“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緒的牌位。兩邊的對聯是從光緒的上諭中摘出來的：鐵路準歸商辦，庶政公諸輿論。保路同志會街道分會天天在此開會，痛罵盛宣懷、端方、李稷勳。
最狼狽的是各級官員，他們上下衙門，原本就是張傘喝道皂隸淨街，現在見了光緒的牌位，格於規制，只好下來叩頭行禮，步行通過，再行上轎。可是每條街都有牌樓，這……這也太不便了吧？那麼，繞行小街？可是這些刁民發現了，再小的巷巷他們也扎個牌樓……很多官爺最後不得不撤轎，跟班拿著衣包，微服步行偷偷溜過去。
罷市從七月初一開始，半個月不見停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勢。內外交迫之下，趙爾豐才搞出了七月十五捕人開槍的大動作。
同志軍搞七月圍城，成都變了孤城一座。沿途交通被截斷，各縣向首府的解款全停。這時出現了所謂“水電報”。
一般記載，“水電報”由同盟會員龍鳴劍於城南農事試驗場發明，他們將幾百片塗了桐油的木片投入錦江，順水漂向川南各地。木片上寫著“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這裡要插一句，為什麼木片只往川南傳遞？因為川南素來是四川的亂源。辛亥之前，同盟會依照孫中山“奪取長江上游”的方針，在四川發動五次武裝起義，除第四次在川北廣安舉事，另外四次：江安、瀘州之役、成都之役、敘府之役、嘉定之役，全在川南發生。連清廷組建新軍，也規定只招川北人，不招川南人。
但也有人說，“水電報”是趙爾豐為了坐實蒲、羅等代表的造反罪名，吩咐田微葵、路子善等人偽造了“油粉兵符”，上寫“調兵進省救援”等字樣，投入江中，再自行撈起以為證據。沒想到弄巧成拙，投入水的多而撈起的少，木牌順流而下，反而幫助保路同志會傳播了訊息。
最大的可能是兩者皆有。據犍為人寧芷村說，他當時正好搭船從嘉定（樂山）回犍為，沿江看見許多木片，“撈起來看，上面有不同的寫法，大都是報告消息，主張抗糧抗捐，組織同志軍，堅持力爭等等”。而且他看見很多人在岸邊守候水電報，這時只不過成都閉城後第三天。
當時正在資陽模范小學唸書的羅任一也回憶說，這種“水電報”被老師比作“檄”，“見方約七寸上下，厚約四分，有的兩面寫字，有的寫一面。木牌上寫的全是口號式的文字，反對鐵路國有，爭回川路自辦以及剷除賣國賊等等”。模范小學的蔡老師帶著學生去江邊拾水電報，“撿回後照制木牌，刨光，寫字，加油漆，再放到江里讓它順流漂去”。在這樣的複制與傳遞中，水電報的訊息才能數日之內，傳遍川南。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傳來消息，朝廷命岑春煊來川“助理剿撫”，而且朝廷對川漢鐵路的意見也很不統一。盛宣懷仍是秉持此前不准郵電互通保路消息的政策，認為隔絕輿論，有助於平息風潮。不過郵傳部管不著報館，他求助朝廷，希望民政部能出面，“嚴禁各報登路事”。然而民政部大臣桂春持反對意見，認為只要保證報紙報導“不得故作危詞”、“不得附和亂黨語氣”，亦不必“過分束縛”。
這一來明顯看出，朝廷也在剿撫之間因循，而且“撫”的意見頗有後來居上之勢。又過兩天，岑春煊《告蜀中父老子弟書》的電文也傳到了四川。這位前任四川總督的文告寫得很動感情：
“春煊與吾蜀中父老子弟一別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否？春煊則固未曾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丁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與父老子弟相見，頻年契闊之情，竟不勝其握手唏噓之苦，引領西望，不知涕之何從……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於朝廷之苦衷，但屬事理可行，無論若何艱鉅皆當委曲上陳，必得當面後已……父老子弟果幸聽吾言，春煊必當為民請命，決不妄戮一人。”
而且他還向外界表示，平息四川亂事，有三條對策：（一）發還商股；（二）釋放蒲殿俊等；（三）請朝廷下詔罪己以收人心。
這些對策完全與趙爾豐的舉措相反，趙當然深感不安，作為因應，他一面致電朝廷，力阻岑春煊來川，並有“岑不來猶可若，岑前來恐終無寧日”之語，另一面，也向川內表示和解的意向。
9月23日，同志軍自動解成都之圍，四鄉的米炭蔬菜得以進城，成都人的便溺垃圾也可以運出去，這座古城忍受了一個月的罷市，半個月的圍困，終於回復了生活的正常。
武昌起義爆發，趙爾豐再也打不起精神來“平亂”了。眼瞅著全川有數十州縣已經聲稱獨立，川邊平藏的部隊被同志軍擋著回不了省城，重慶聽說革命黨活動頻繁，還有那個端方端老四，呆在資州，似乎隨時來取己而代之，趙爾豐無復往日威風，也默許手下跟諮議局那幫立憲派你來我往地商量，尤其是聽得傳言說“宣統爺從北京跑了”，嚇得趙總督一身冷汗：大清朝……怕是要完。
磨來磨去，總督衙門提出了一個“官定獨立條件”，主要強調“不排滿人”、“安置旗民生計”、“不論本省人與外省人視同一樣”、“不准有仇官言動”，這些是趙爾豐為自己與下屬、旗人提出來的條件，其餘如保護外國人、保護商界、不准仇殺搶劫、維持藏邊防務，倒是跟紳方提出的獨立條件一致。
條件談定，11月26日上午，趙爾豐將關防大印移交給新成立的軍政府。 11月27日，“四川大漢軍政府”宣告成立，趙爾豐發表《宣布四川自治文》，蒲殿俊發布《大漢四川軍政府宣告獨立書》。
像是為了呼應這個日子，就在這一天凌晨，湖北來的新軍衝進資州行轅端方的臥室，殺掉了這個清末最出色的旗人大員。四川人從保路到反清的鬥爭，到此有了一個轉折點，但“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的亂局，這才剛開了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