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十八章商鞅怎麼改變了秦國

戰國時代的變法不少，南北各諸侯國都搞得轟轟烈烈，但是其中公認最成功的，就是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的成功與偉大意義，各類史料上都闡述過很多次了，但是關於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許多人都籠統地總結為秦國國君的支持，商鞅個人的政策和決心，以及其卓越的行政能力。但對比真實的歷史，這些看法都略顯粗糙。為什麼商鞅變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為什麼只有秦國的變法能夠保持恆久的強大，無論對於過去還是將來，這都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 放在當時的背景下，商鞅變法的整個經過，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場童話般的奇蹟。商鞅進入秦國以前，列國的變法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唯獨秦國還是一片安靜。有能力變法圖強，開創大業的青年才俊們，幾乎沒有一個人願意跨過函谷關，進入秦國這個神秘的國家。因為在所有人的眼裡，在秦國實現變法，幾乎是不可能的，秦國經濟條件落後貧窮，奴隸制貴族勢力強大，民風野蠻彪悍，在中原人眼裡，同屬華夏族的秦人，在當時卻是不開化的野蠻人，這樣的國家，自然沒有人敢涉足。但是商鞅敢，他勇敢地走了進來，最後雖然客死秦邦，但他的變法成功了，他締造了強大的秦國，成就了秦國橫掃六合、滅亡六國的輝煌，無論在生前還是身後，他的這段人生，都被看做一段不可思議的奇蹟。

可是，商鞅為什麼能創造這樣的奇蹟？ 說起商鞅能夠創造奇蹟的原因，第一條很簡單，他去的是秦國，宛如一張白紙的秦國。 當時的秦國，既窮又落後，比起中原諸國來，是一張一窮二白的白紙。這時期的秦國，雖然農耕經濟已經成為主要方式，但關中平原地廣人稀，有五分之三的土地還沒有被開發，秦國的農業生產水平，比起中原六國來差距很大。無論是經濟的發展程度，還是文明程度，都遠遠落後於中原國家。而在秦國內部，戰國早期的統治矛盾也異常尖銳，大批的奴隸開始成群抗暴，他們有的集體逃亡，有的嘯聚山林為盜。在封建化程度上，秦國也同樣落後得多，魯國早在公元前594年就實行了封建化的稅收政策——初畝稅，秦國到公元前408年，才由彼時在位的秦簡公推行了這個政策。比起中原諸國可以自上而下的實行變法改革，秦國的國君權力上卻有限得很，戰國早期秦國國君的廢立都由舊貴族操縱。這樣的局面下，要想實現改革，何其難？

但是也同樣是秦國的這些條件，讓他具備了改革成功的天然優勢。首先，秦國經濟落後，制度落後，帶來的結果就是他們沒有中原諸侯國那樣嚴密的奴隸制國家體系。秦國雖然在百里奚時期就引進周朝的禮法，想成為文明國家，但是在國家政治體制的成熟度上，比起中原各國的舊有奴隸制框架，都要差得很遠。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雖然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阻力，但是比起整個行政體制的阻撓，舊貴族個人的阻撓顯然是容易應付的。而秦國雖然生產組織機構鬆散，生產落後，但是秦國的經濟潛力卻是巨大的。關中平原土地富饒，只要能夠改革生產方式，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短時間內就可以實現秦國生產的迅速騰飛，立竿見影的改革效果，會使改革早期的障礙變得一馬平川。

秦國變法的另一個有利條件是他們的文化。在中原人眼裡，秦國人是不開化的“蠻夷”，因為是“蠻夷”，秦國的舊貴族，頭腦中條條框框的舊觀念要少得多。在這樣一個鬆散的舊體制上，推倒重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體制，顯然要比在齊國這樣一個有悠久文化與歷史傳承的國家進行改革容易得多。比如齊國的改革家鄒忌，他之所以採取諷諫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張，並且所有的改革內容表面上都不涉及齊國國家行政體制的轉變，正是懾於這種根深蒂固的舊體制壓力。 秦國改革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本人。縱觀當時所有諸侯國的國君，幾乎找不到一個像秦孝公一樣，具有如此堅定改革決心的國君。他能夠給予改革者全力支持和毫無保留的信任，這是任何一個改革者在其他國家，都無法得到的。

這種毫無保留的支持，無可複制的信任，來自於秦孝公個人的性格，更來自他獨特的身世。 秦孝公的家世很特殊，他原本不是秦國王室的正統繼承人。他的家族是秦國王室宗族中較偏的一支，秦孝公的父親公子連，早年就因為主張改革，觸動了國內舊貴族的利益，被趕出國境。後來公子連不屈不撓，利用秦國發生政變的機會突然回國，在經過苦戰後奪取了國君之位。這次政變凶險萬狀，當時的守舊派已經部署了軍隊埋伏在邊境，準備隨時殺掉他，好在軍隊中支持他的軍官臨陣倒戈，這才鋌而走險奪權成功。公子連即秦國歷史上的秦獻公，他在位期間廢除了野蠻的殉葬制度，制定了五家一伍的保甲制度，並且開始初步推廣郡縣制，在全國設立了四個縣來試點。可惜他的運氣很不好，這時候的秦國，東面面臨魏國的威脅。此時魏國正處於魏文侯改革後最強大的時期，秦國在對魏國戰爭裡，連戰連敗，丟失了整個西河地區。改革時代的參與者們，大多沒有長遠眼光，對改革的看法一向都是功利的，秦獻公對外戰爭的失敗，也成為保守派質疑改革的理由。公元前362年，帶著壯志未酬的遺憾，秦獻公在憂憤中死去，21歲的兒子渠梁即位，就是後來締造了秦國變法的秦孝公。

秦孝公雖然年輕，但是家族的傳承，父親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了然於心，而他也是一個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與否，不僅關係著秦國的強大，更關係著父親的遺願。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後，連續多次發布了求賢告示，希望能招攬到推動改革的人才，他將給這個人才毫無保留的信任，讓他幫助自己締造一個強大的大秦帝國。他很快等到了這個人才——商鞅。 對於秦國這個有著特殊成功條件的國家來說，商鞅，也是一個不可複制的人物。商鞅原名公孫鞅，是衛國貴族的後人，在西奔秦國之前，他曾經在魏國相國公叔座身邊做謀士，那時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為相國的公叔座，許多重要的謀略，其實都來自作為他高參的商鞅。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商鞅真正接觸到了當時戰國最強大國家的核心行政機構，他的施政經驗和視野，都來自於這段時光。從師承上說，商鞅承襲自李悝的法家學說，對李悝的《法經》非常推崇，並且精心研究，在漫長的思考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這樣一個有深厚理論積澱和豐富施政經驗的人物，才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選。

商鞅來秦國之前，有兩個偶然因素，讓他差點來不了秦國，一是長期欣賞商鞅才華的公叔座，臨終前將商鞅推薦給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夠認可公叔座的推薦，那麼恐怕就沒有強大的大秦帝國了，但魏惠王卻認為公叔座老糊塗了，對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個意外，是老謀深算的公叔座深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將來勢必成為魏國大敵，因此勸說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殺了他。商鞅知道後只是冷笑，他既然不聽你的話用我，又怎麼會聽你的話來殺我。事實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沒拿商鞅當盤菜。不用也不殺，任他自謀生路去了。 這兩個偶然，也包含著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經過在公叔座身邊數年的錘煉，商鞅已經鍛造出了深不可測的心機，對於他人心術的揣測，早已做到料事如神，這樣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才能承擔起那場驚天動地的變法。第二，魏惠王並不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聽了公叔座的話重用商鞅，也不會長期地信任商鞅，這樣一個剛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給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

所以這時期的商鞅，將希望寄託在秦國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當時的六國里，趙國和韓國還沒有大規模的變法，齊國是宗族當道，商鞅更不具備鄒忌那般諷諫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於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國，吳起的例子也擺著呢。所以，秦國，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遠的秦國僅有的選擇。 公元前361年，商鞅來到了秦國，見到了求賢若渴的秦孝公，經過3天的攀談，商鞅以其學說打動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頒布了變法令，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這場改變戰國歷史的變革，從此開始了。 商鞅變法，從一開始就注定荊棘密布。在變法令頒布以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討論，結果引來了舊貴族們的集體反對，大臣甘龍等人極力阻撓商鞅變法，而商鞅也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當場與甘龍等人展開了辯論，一番唇槍舌劍將反對派駁得啞口無言。明火執仗的反對，就此變成了暗流，無數的明槍暗箭，在商鞅變法的路途上等著。

但商鞅不懼，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為長年的沉浮，讓他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變法要成功，必須採取最簡單直接的辦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斬亂麻。所以商鞅採取的第一個政策，就是要變法，先變人。所謂變人，就是要樹立改革者的絕對威望，讓他獲得大多數人的足夠的信任。完成這個目標談何容易，你商鞅是誰？秦國有幾個人認識你？難道還要一個接一個苦口婆心地勸說，或者是上大街上作報告？ 商鞅的辦法簡單，不用作報告，不用勸說，立一塊木頭就行了。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商鞅南門立木”事件。商鞅在樂陽城南門豎起一根3丈長的木頭，並掛出佈告：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口，就給他10兩黃金。這事在當時，就好比今天突然接到“恭喜你中獎了”的手機短信一樣，很難讓人相信。木頭不重，路又不遠，憑什麼獎10兩黃金？立了一上午後，獎金已經翻了好幾倍，漲到了50兩黃金，這時候來了個傻小子，壯著膽吭哧吭哧地把木頭抬走了。結果商鞅二話不說，當然兌現獎勵。南門立木的典故就這樣不脛而走，所有秦國人都知道了一個事實：這個商鞅，說話是算數的。

商鞅的威望就這樣樹立起來了，然後他趁熱打鐵，出台了第一階段的變法內容。事實證明，商鞅不但口號很響，膽子很大，做事更是現實。他第一階段的變法內容，都是最初級的改革，包括廢除傳統奴隸制的世襲制度，設立軍功授爵制，獎勵士兵的作戰積極性；實行編戶制，建立封建制的基層農村制度，獎勵耕作；鼓勵小農經濟發展，規定家庭裡有兩個兒子以上的，兒子成年後必須分家另過，這樣就增加了自耕農的數量，國家的稅源也擴大了。 商鞅的這幾條政策，是吳起、李悝等人施行過的，大多沒有什麼新意，其中的一些，還是對秦獻公時期變法內容的補充，比如實行編戶制、獎勵耕種。但這樣做卻是很現實的，像秦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生產水平低的國家，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必須要立竿見影提升經濟水平，才能真正收攏人心。另一個原因是商鞅堅持要變法先變人，變人的第一步，是要樹立個人的威權，第二步，就要把國家大多數的老百姓，牢牢地抓在政府的控制之下，這樣舊貴族對變法的反對，才能成為空談。變法就這樣推行開來，作用也立竿見影，秦國的經濟水平飛速提高。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大量引進，秦國的農業、畜牧業都迅速地發展起來，小農經濟群體的擴大，更造成了大量貴族的破產和財產的萎縮，世襲制度的取消，讓國家節約了開支，有更多的錢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上。能立竿見影，另一個原因就是商鞅夠狠，他在建立編戶制的同時，規定了保甲連坐制度，即一人犯罪，多人受株連，用殘暴的國家機器，來打壓一切反對變法的力量。這是之前所有的改革家在變法過程中，都未曾使用的方式。一是他們不會得到這樣強有力地支持，二是他們本人也不夠狠。

商鞅卻夠狠，比如有一次在渭水河畔，他一次就殺掉了700多個破壞變法的舊貴族，這其中真正有破壞變法行為的只是少數，大部分人都是被株連的親族，甚至還有鄰居，整個渭水清澈的水面，剎那間被滾滾鮮血染紅。連秦孝公的兒子，商鞅也絕不姑息。當時太子的兩個老師鼓動太子反對變法，誹謗商鞅，商鞅得知後，做主把兩個老師處以酷刑，一個割鼻子，一個臉上刺字，如此一來，整個秦國都嚇得打哆嗦了。他連太子的面子都不給，自然誰的面子也不會給了。沒辦法，老老實實跟著他混吧。 商鞅第一階段的變法持續了7年，到了公元前352年，變法的成果已經非常顯著，秦國上下出現了倉儲豐厚的景象，老百姓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甚至出現了披星戴月勞動的情景。在國家稅收方面，大量自耕農的出現，使政府的收入大為增加，國庫財大氣粗，舊貴族勢力遭到了殘酷鎮壓，一時很難對變法形成威脅。變法帶來的巨大實惠，已經在秦國上下深入人心。 內政順利的時候，秦國軍隊的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獎勵軍功制度的出台，使原本彪悍尚武的秦國人，作戰的積極性更加高漲，打仗不用動員。從商鞅變法的第三年開始，秦國就陸續的在河西地區發動攻勢，多次擊敗魏軍，原先秦國對魏國戰爭一邊倒的慘敗局面，這時候開始攻守易行。原本對秦國採取攻勢的魏國，也不得不改變政策，對強大起來的秦國以防守為主，轉而把注意力轉向東邊的中原諸侯國。對於正在上升期的秦國來說，這一事件尤其重要，它使得正在蛻變的秦國，少了一個強大的對手，獲得了充足的成長空間，秦國收復西河失地，東進中原，似乎只是時間問題了。 商鞅變法的第二階段，從這時期開始。公元前305年，商鞅再次頒布了變法令，因為變法的卓越成果，此時的商鞅已經成為手握秦國大權的大良造。在秦國國內，這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角色，原本明槍暗箭的反對派們，現在已經無人敢掣肘。 商鞅第二階段變法的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廢除井田，開阡陌，這就徹底斷絕了奴隸主貴族的經濟命脈，打碎了奴隸主貴族對莊田的壟斷，勤力墾荒的自耕農們，只要足夠勤勞，就可以把原來奴隸主貴族的土地劃到自己名下，國家法律會為他們提供絕對的保護。第二個方面，就是正式確立秦國的地方行政體系，即郡縣制度，全國劃分成41個縣，縣的長官縣令，由中央直接任免，這樣對地方的控制權，也牢牢地抓在了國君的手裡，原本畫地為牢的舊貴族們，從此徹底成了死老虎。第三個方面，是統一度量衡，整合國民經濟，建立國家對商業貿易的絕對管理權。度量衡的統一，使國家有了統一的稅收標準，商業稅的徵收也更加製度化。第四個方面，是編訂《秦律》，這是繼《法經》之後，中國又一部封建社會法律，《秦律》參考《法經》制定，內容比《法經》更細緻，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的各個方面，目的是建立一個嚴格的官員督查體系，六國後來所羨慕的秦國官員之嚴謹、認真、高效，正是由此而奠基。 在這四項改革內容中，也包含著一個重要的目的，第一階段的改革，是樹立新法的影響力，建立新法的絕對權威；第二階段，是要把新法的內容制度化，成為秦帝國牢不可動的國體，深深滲透進秦帝國的血液中去。即使商鞅會有粉身碎骨的一天，但是商鞅的變法，也會為秦帝國從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時候的秦帝國，還享受著商鞅變法的成果，國民經濟效率大大提升，在不增加賦稅的情況下，政府擴大了稅源，增加了稅收，國庫儲備充裕，足夠支持大型的戰爭。秦國的軍事實力也在逐步增強，這時期的秦國，已經遷都咸陽，定下了東進中原的國策，秦國的理想，也比中原諸國更加遠大，他們不再謀求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霸主地位，他們的理想是把整個天下統一在自己的囊中。這是秦國國君的願望，他們太盼望君臨天下的輝煌了。這也是商鞅的願望，他期待自己一生的嘔心瀝血，能成為中國未來的典章制度。 這期間的秦國，東進的腳步已經不可遏制。在秦國遷都之前，秦軍已經陸續收復了安邑、元里等西河失地，稱霸中原的魏軍，被打得節節敗退。到了公元前343年，秦國已經成為諸侯眼中不能小覷的力量，連掛名的周天子都來向秦孝公朝賀，授予他霸主的身份。公元前340年，商鞅親自率軍擊敗魏國10萬大軍，俘虜魏國公子，魏國無奈之下，只得向秦國歸還了所有的西河領土，幾十年的國恥，就此一朝得雪。 僅僅洗雪恥辱，在秦孝公君臣眼里遠遠不夠。收復失地不夠，獲得霸主的身份也不夠，最重要的是要平定中原六國，一統天下。商鞅變法第二階段的12年，正是秦國勃興時期的關鍵12年。這12年裡，秦國和齊國兩面夾攻，使魏國實力徹底萎靡，秦國打通東進道路的願望從此徹底實現了。此後，彪悍的秦人第一次跨出了函谷關。雪亮的馬刀，直指向富饒的中原大地，關東六國的災難，中國的統一大業，腳步日益近了。 商鞅人生的再次轉折，發生在公元前338年。這一年，一直不遺餘力支持商鞅的秦孝公去世了。即位的秦國國君，就是當年曾經和商鞅結下樑子的太子駟，這就是秦惠王。秦惠王上台後不久，對商鞅的清算就開始了，大批失去權力的舊貴族四處造謠，誣陷商鞅謀反，秦惠王派出軍隊，去商鞅的封地緝拿商鞅。商鞅聞訊後立刻逃跑，逃到邊境時，卻沒有客棧主人肯收留他。因為根據商鞅自己訂下的律法，客棧如果收留沒有“身份證”的客人，是要遭連坐大罪的。走投無路的商鞅，最終被秦國的追兵逮捕，處以車裂的刑罰。 商鞅的結局悲慘，原因有很多。一是因為商鞅變法中的污點。商鞅變法的最大錯處，就是矯枉過正，手段過於酷烈，在秦國建立了嚴刑峻法的統治，在街上吐一口痰都要治罪，至於連坐之罪，多年以來更是株連甚廣。後來秦國統一天下後秦始皇的“暴政”，其根由也是商鞅變法開始後秦國日益嚴苛的法家思想。但另一個重要原因，卻是秦惠王自己的帝王心術，像商鞅這樣一個功高震主的人，對王權的威脅是巨大的，不除掉是不可能的。戰國歷史上秦國的歷代權臣，如果不知功成身退的道理，下場都很悲慘。比如李斯，比如呂不韋，能得善終的范睢等人，原因也在於見好就收。而以商鞅的性格，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從商鞅走進函谷關的第一天起，他被車裂的命運就已經註定了，他注定要成為這個大變革時代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