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三章尊王攘夷，只為首霸

在鄭莊公“曇花一霸”之後，九五之尊的周王室開始歇菜了，不但歇菜，更沒諸侯拿他當盤菜。之後的多年，是各路諸侯相互爭雄的時代。霸王是人人都想當的，麻煩是大家相互找的，週天子是沒人拿著當盤菜的，大抵就是這期間的主要特徵了。但第一個當上霸主的，卻是鄭莊公當年的“小弟”——齊國。當上霸主的人，就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他稱霸的政策，是一個表面上拿著周王室當盤菜的政策——尊王攘夷。 說尊王攘夷，字面上的意思好理解。尊王，就是尊奉周王室的權威，利用周王室“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的名號，藉此行使其對各路諸侯的主宰權力。所謂“攘夷”，就是要團結各諸侯國的力量，共同對付此時侵擾中原的蠻夷勢力，在這過程裡，確立自己對各諸侯國的領導地位。這是大多數後人的理解，但是後人所不知道的事實是，這個政策在當時，也只有齊國可以實行。而這個政策對於中國未來的影響，更不僅僅是製造出了齊桓公這樣一個霸主，也不僅僅是製造出了其他幾位有樣學樣，號令諸侯的霸主，更重要的是，它確立了中華民族之後兩千多年來的一個重要共識：無論內部的分歧有多嚴重，內耗多慘烈，在外敵入侵的時候，我們這個民族會重新恢復它堅韌團結的特質，團結槍口一致對外。

之所以會有這個影響，原因很簡單。公元前六七世紀的中國，不僅僅是諸侯混戰，內戰頻發的中國，更是一個外敵紛紛入侵，民族危機嚴重的中國。關於這一點，儒家思想的宗師孔子就有一句發自肺腑的感慨：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這句話翻譯成白話就是：如果沒有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的霸業，我們這些後人們，恐怕就要被外來的蠻夷統治，喪失自己的文化與傳承，遭到屠殺與同化。所謂的中華民族，恐怕也不復存在了。 孔子的話，有兩個意思：第一，那時代的蠻夷入侵，很囂張很嚴重；第二，提出“尊王攘夷”口號的人，帶領中原諸侯完成這個口號的人，不僅僅對於他的諸侯國，對於整個周王室覆蓋下的中原諸侯而言，都是一個貢獻卓著的偉大人物。這個貢獻卓著的偉大人物，自然是首倡霸業的齊桓公、管仲君臣。

要了解他們多偉大，恐怕還要看一看當年的“中國國際形勢”。關於這一條，這些年西方考古學家和天文學家也來湊熱鬧，他們認為公元前六七世紀，是蒙古草原的“極端自然災害世紀”，在這一百多年裡，由於北方草原地區的持續雪暴和乾旱，導致大量蠻族游牧部落南遷，大肆劫掠中原農業區。這個說法在科學上還有待討論，但是歷史上的事實卻可以佐證：西周的滅亡，直接原因就是山戎蠻族的大規模入侵。東周遷都的直接原因，也是因為西周西面遭到蠻族的殘暴入侵和破壞，成為劫掠之後的爛攤子，早已無法立國。而在周王室遷都洛邑之後，蠻族的入侵，相反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這些侵擾中原的蠻族，就是中國歷史書中所記錄的“蠻戎夷狄”。其中侵擾中原最激烈的，就是“戎”與“狄”。

戎族主要游牧在當時中原西北地帶，即今天內蒙古草原地帶，侵擾的主要對象，是西北的秦、晉諸國以及河南北部地區。而狄則主要游牧在今天中國東北地帶，侵擾的主要對象，包括齊國、燕國，甚至位於中原腹地的鄭國、衛國。喜歡養仙鶴的衛懿公，就是亡國於狄人之手。狄族還多次入侵洛邑地區，逼得有名無實的周天子幾次外逃避難。在當時，這些游牧民族的侵擾範圍，已遍及中原各諸侯國，甚至深入到黃河流域的腹地。他們以游牧為生，雖然部落分散，但是號令明確，作戰兇猛，執行“打一槍就跑”的游擊戰政策，專挑實力最弱的諸侯國下手，等著兄弟諸侯來救援，又撒丫子就溜。在當時內部征伐連連，窩裡鬥打成一團的中原地區，他們嘗夠了甜頭，佔盡了便宜。後來統一六國的秦國，早期有七位君主就犧牲在與蠻族作戰的戰場，東方的大國齊國曾三次在蠻族的侵擾中不得不遷都。大國尚且自身難保，小國們更是苦不堪言，不但每年秋收的時候遭到野蠻劫掠，甚至有的國家更因此滅國。不難想像，在這種內戰外戰打成一鍋粥的局面下，窩裡鬥打得熱鬧，相互間一盤散沙的中原各國，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出面整合力量，抗擊外敵，被蠻族們最終各個擊破，瓜分中原，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但這個“時間”最終沒有出現，這個強有力的人物終於出現了——齊桓公。 齊桓公的稱霸，現代人津津樂道的是他的英明神武以及良相管仲的輔佐，而其稱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當時的中原，沒有哪一個國家，具備齊國這樣承擔這個“偉大使命”的條件。 在東周時代開始的時候，齊國曾經是鄭國的“小弟”，但是它的發展潛力卻注定大於鄭國。一是地理原因，齊國的地盤，包括今天河北北部和山東東北部，南邊依託的泰山山脈，恰好成為他們拱衛國土的屏障。縱觀當時中原諸侯中勢力最強者，南方楚國的勢力還沒有跨過長江，晉國正忙於平定內亂，秦國苦於西北蠻族的侵擾。二是經濟條件，也是拜這個好地段所賜，齊國很有錢，山東地區當時已是農業發達區，土地肥沃物產豐饒，東部的沿海地區，更有一樣壟斷資源——鹽。齊國的製鹽業，是春秋諸國中最為發達的，北方的燕國，中原的鄭國、宋國、衛國，其食鹽消費均依賴於齊國的供應。這樣一個又有錢又安全的國家，自然得到歷史的眷顧。

除了經濟條件外，齊國的政治條件也好得很。春秋時代的齊國，號稱“姜齊”，開國國君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朝開國國相姜尚，即中神通廣大的薑子牙。歷史上的薑尚，雖無神話裡呼風喚雨的神通，卻有號令東方諸侯的獨特地位。周朝開國早期，苦於東方的戰亂，授予了齊國節制東方諸侯的權力，這也給了齊國壯大的機會。之後的齊國歷代國君，又通過和周朝王室世代聯姻，建立了他們與週天子家族特殊的血緣關係。長期以來，齊國也因此被看作東方諸侯的翹楚，儼然一方豪強。但是在春秋的早期，這個豪強卻只能給鄭國當小弟。在鄭莊公多次重大的軍事行動中，齊國都充當了跟班兼打手的角色，一者因為當時鄭國實力同樣強大，又靠著離週天子近，當然近水樓台先得月；二者是齊國位置偏東，要西進中原爭霸，偏偏又面對著一個世代強鄰——魯國。作為當年周公後裔的魯國，在春秋早期同樣具有極強的實力，齊魯兩國在山東地區的長期爭雄，形成了當地的戰略平衡，誰都無法獨大。蠻族侵擾中原日烈後，原本處於內地的齊國，卻也成了重要受害國。鄭莊公時期，齊國就曾因山戎進犯無力抵抗，不得不向鄭國求救，也因此一度成了鄭國的小弟。

齊國的稱霸之路，完成於齊桓公，卻起始於齊桓公的兄長齊襄公。齊襄公在位時期，正是鄭莊公去世後，鄭國“曇花一霸”後迅速衰弱的時期，做了多年小弟的齊國也因此鹹魚翻身，開始了做強之路。齊襄公在位時期做過的重要事情有兩件：一是通過連年對魯國的戰爭，連續多次擊敗魯國，使魯國與齊國之間的差距日益拉大，東方諸侯國因為齊魯“戰略平衡”，迅速倒向了齊國一邊；另一件事，就是通過鄭國的內亂，採取扶持新君、發動政變等方式，造成鄭國國內勢力分裂。當年作為齊國大哥的鄭國，此時卻已淪落成被齊國玩於股掌的地步。但饒是如此，齊襄公本人的才略卻距當年的鄭莊公甚遠。此人雖有大略，處事果決，但為人性情殘暴，且嚴苛猜忌，對待屬下甚至親族，都非常苛刻橫暴。

齊國長期不能成為霸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體制落後，相對於鄭國早在春秋早期就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國家行政威權，整合了國民經濟，齊國卻差得很遠。它最大的問題是國家力量分散，國內宗族林立，富庶的國民經濟無法轉換成國家財富，表面繁榮的政經局面，更難以整合成強大的國家力量。長期以來，齊國早已是諸侯中的經濟強國，卻並非軍事強國。齊國經濟富裕，物產豐庶，既非臨近邊地，又非四戰之地，百姓生存壓力較輕，除了早期姜尚節制東方平定叛亂，以及後來與東夷的征戰，大多數情況下，承平日久的齊國，在軍事戰鬥力和軍事動員能力上，都遠遠不及其他諸侯國。齊襄公時期，通過個人的高壓統治政策，振奮了齊國的武備，開始崛起，但政治制度不改，霸業根本無從談起。齊襄公對待臣下的一貫方式，就是逮著好用的人，就拼命用，又讓馬兒跑又不讓馬兒吃草，直到用廢為止。

公元前686年，齊襄公照例這般，他派手下大夫連稱、管至父二人戍守和魯國交界的邊地葵丘，行前說好了到時間後派人替換他們兩個，可到了規定期限，齊襄公卻彷彿忘了這碼事。兩位想家的官員反复打報告請求調動，齊襄公除了裝糊塗，就是打哈哈，還是想把人家用廢。這時期的齊國，因為連年參與征戰，國家財政捉襟見肘，齊襄公又拆東牆補西牆，降低了各路宗室的俸祿待遇，包括他的堂弟公孫無知。這位堂弟名字叫“無知”，行為是更無知，竟然一怒要造哥哥的反，並且和那兩位駐守葵丘的官員一拍即合。結果，三人發動政變，一舉殺掉了齊襄公，狠狠地報了把仇，但報仇報痛快了，麻煩卻來了，國不可一日無君，殺了齊襄公誰接班？先是公子無知自立為國君，很快被臣下所殺，偏偏這時期的齊國，竟無人有資格繼承國君之位。齊襄公苦苦追求的霸業，非但沒“霸”成，卻反而讓人給“罷”了。

“罷”完了的齊國，局面已亂得不能再亂，夠資格繼承王位的人，全都不在國內，國都臨淄城內，就留著一幫群龍無首的大臣在守株待兔。待的“兔”很簡單：能繼承王位的人。主要的人選有兩個，一個是齊襄公的弟弟公子糾，此時正在魯國，一個是齊襄公的另一個弟弟公子小白，此時在莒國。兩個人資格差不多，距離首都臨淄的距離也差不多，支持的大臣更差不多。接班的關鍵就是：誰先搶到算誰的。 所以倆人就開始搶了，搶的方式就是比賽跑，誰先回到臨淄，誰就繼承王位。當時公子糾的條件更便利，他所在的魯國被齊襄公揍了好多年，吃夠了苦，早想著扶持一個和自己要好的人登基，以便為將來牟利。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國，打的算盤也差不多，但魯國的實力遠遠強於莒國。好在齊國的大臣還是很有愛國心的，誰都不願意看到新國君是魯國的傀儡，所以齊國的兩大家族高氏和國氏趕到莒國，明確表示了對公子小白的支持。接著，雙方就開始“賽跑”了，爭分奪秒地向著臨淄城進發。公子糾的謀士管仲，此人不但會賽跑，更會作弊，早早的就在齊國和莒國的邊境上埋伏了。公子小白還沒進邊境，就被管仲一箭射中，慘叫倒地。滿以為作弊成功的公子糾，也就不著急了，優哉游哉地在路上磨洋工。誰知道還沒走幾天，卻發現面前佈滿了齊兵，連護送他回國“賽跑”的魯國軍隊，也被三下五除二收拾了。原來公子小白當時不過是將計就計假死，轉而抄小路回國，“賽跑”成功。轉眼之間，齊國政局已經“老母雞變鴨”，公子小白生米煮成熟飯，大搖大擺登上國君位，這就是後來歷史上大名鼎鼎的齊桓公。

登上國君位的齊桓公，當然沒忘了算老賬，他先是派兵威逼魯國，迫使魯國殺了公子糾，將管仲收押後送回齊國。誰都以為管仲這下非死不可，可在鮑叔牙的勸告下，齊桓公卻摒棄前嫌，反而任命管仲為相。公元前686年，一起開創霸業的君臣，就這樣開始了他們的征程。歷史選擇了齊桓公，不僅僅因為“賽跑”的勝利，更因為他當機立斷的果決，能屈能伸的堅韌，以及不計前嫌的胸懷，這樣的英傑人物，才是尊王攘夷事業的真正承擔者。 齊桓公之所以選擇管仲，歷史上的記載，是因為他的重臣鮑叔牙的勸諫，而鮑叔牙勸說中，最打動齊桓公的，卻只有一句話：“大王要只想治理好齊國，用我就足夠了，要想稱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對於志在天下的齊桓公來說，原本不想用的管仲，就成了不得不用。 齊桓公不得不用管仲，原因很簡單，齊國要想稱霸，國家的地理條件和經濟條件都已足夠，但卻面臨三個要命的問題，他的哥哥齊襄公，表面看死於內亂，其實卻正是死於這三個問題上。 三個問題，用一個字來說，就是“散”，確切地說，是內政分散，經濟分散，軍力分散。在當時，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唯有管仲。 先說內政分散。當時的齊國內部，國家的權力表面上歸國君，其實卻以宗法制為基礎，散落在各地的大族、宗室、貴族手中，國君的權力實在有限得很，特別是發動對外戰爭的時候，更要依賴於他們的支持，經常是國君對外擴張熱情很高，卻遭到下面的抵制，結果就徒喚奈何。除了用人方面，行政方面國君的威權也遠遠不夠。國君用人辦事，也常常遭到下面貴族大臣們的討價還價，一件百分百的事，推行下去卻大打折扣。齊襄公之所以性格橫暴，對下面採取打壓政策，也完全是因這種行政分散體系所導致，結果更不幸，一個小小的官員工作調動問題，卻演化成一場差點顛覆齊國政權的政變。而齊桓公本人，是得到了齊國兩大家族的支持，才得以順利登基，這樣的條件下當國君，表面高高在上，其實卻如履薄冰。 其次是經濟分散。齊國經濟繁榮，但是經濟繁榮的主要受益者，並不是國君和國家，也同樣是那些宗族貴戚。在齊桓公之前，齊國在漁鹽、採礦等支柱產業上，都很難獲得豐厚的稅收，下面的宗族們賺得盆滿缽滿，政府卻一分錢都收不上來。國家財政捉襟見肘，有時候不得不靠削減官員以及貴族的俸祿，用以補貼國家開支，因此常常激髮變亂。 軍事的分散更嚴重。齊地本身就不是民風彪悍的地區，國家人口雖多，可用於作戰的部隊，以及可用於徵調的兵源都嚴重不足。常年的承平，也使有限的部隊缺乏訓練，安於太平。而當國家有戰爭的時候，齊國軍隊在戰鬥力上的差距就迅速凸顯出來。而齊國的外患相當嚴重，魯國雖然已經衰弱，卻依然是齊國眼前的威脅，北面更面臨虎視眈眈的山戎。這樣一個鬆散的政治、經濟、軍事體制，面對強敵環伺的局面，齊桓公爭霸天下的雄心，似乎很遙遠。 鮑叔牙向齊桓公推薦管仲，是基於他對自己，以及對於齊國大事洞若觀火的了解。如果齊桓公僅僅想要做個承平之君，關起門來過安穩日子，那麼他鮑叔牙是勝任的，但如果齊桓公要繼承兄長的遺志，完成齊國的稱霸大業，就必須要解決這三個問題。能幫助他解決問題的人，只有管仲。 不得不用的管仲，就這樣成為了齊桓公的上賓。魯國的囚車剛進齊國，齊桓公就派鮑叔牙來迎接。進了臨淄後，連囚服都沒換的管仲，就當場被任命為齊國的相國。這在當時看來，很是大逆不道。且不說管仲有過“弒君未遂”大罪，他本人的身份在當時也是被鄙視的。他出身低賤，年輕的時候曾三次求官被逐，做過小買賣，也當過普通士兵。在宗法制的春秋時代，這樣的人竟然能一步登天，自然引來非議紛紛。但齊桓公不管，他堅持重用管仲。 在相國位置穩固之後，管仲開始著手幹活了。幹活的目的，就是解決前述的三個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說起改革的內容，自然有發展生產、獎勵耕戰、恢復經濟等，但關鍵是，管仲乾了三件事。 管仲幹的第一件事，按現在的說法，就是“經濟國有化”。主要內容就是把冶煉、食鹽等原本由私商、貴族經營的產業統統收歸國有，壟斷其巨額利潤。這個時期，齊國創造性地設立了“鐵官”，即專門負責冶煉產業的官衙。由政府出錢招募工匠，開採鐵礦，用以製造農業工具和武器。此舉一舉兩得，一則國家獲得了冶煉業的巨額利潤，二則鐵器開始推廣使用，既促進了農業發展，又提高了軍事科技。這一時期的春秋國家，主要的作戰武器還是青銅器，以鐵器武裝軍隊，就是從齊國開始的。另一個利潤巨大的產業——食鹽業，管仲當然也不會放過。齊國設立鹽官，負責招募百姓煮鹽，並製造船隻租賃給百姓，鼓勵百姓去深海捕魚。就這樣，鹽鐵兩大產業的控制權，從此牢牢地抓在了齊國國君手裡，這等於抓住了齊國的經濟命脈。與此同時，傳統的賦稅改革，管仲也動足了腦筋，在農業稅徵收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徵”的政策，即按照土地的貧瘠程度繳納賦稅，產量高的多交，產量低的少交。在當時的齊國，肥沃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尤其是貴族的手裡，“相地而衰徵”的實施，既減輕了普通老百姓的負擔，又把大量的財富從富人手中收到國家的手裡。齊桓公的腰包，從此才真正鼓了起來。 管仲的“經濟國有化”政策，條條都觸及到齊國傳統貴族的根本利益，不招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整個改革的推行卻異常順利，除了有人罵了幾句外，並未遭到太大阻力，原因是在進行經濟國有化之前，管仲也進行了另一項改革：軍事改革。 管仲深知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要想建立國家對經濟的絕對控制，首先要建立的是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否則那些貴族手裡有錢有兵，一旦鬧將起來，說不定齊桓公就成了下一個齊襄公，所以要剝奪貴族們的錢，就要先剝奪他們的兵。管仲的辦法是“寓兵於農”，他規定國內五家為一軌，十個軌為一里，四里為一連，十連為一鄉，五鄉為一軍，分別設立官員進行統治，每五個鄉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額有一萬人。當時的齊國一共劃了十五個鄉，也就有了三萬常備軍隊，按照當時的人口條件，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齊國的軍隊，共分為十五個鄉，“三軍”由齊桓公直接統治，當年輔助齊桓公登基的高氏與國氏協助統領，這樣國家的軍事指揮權，就牢牢地抓在了齊桓公手裡。原本處於基層地位的貴族們，從此再難對國君構成威脅。這件政策對後世的另一個影響，就是締造了許多“歷史流行語”。比如“號令三軍”，就是起於管仲創造的“三軍制度”，而古代封建社會中國農村基層的社會構成，也是在這時期形成雛形。 在進行經濟、軍事改革的同時，對齊國後來爭霸產生關鍵作用的是政治改革。齊國舊制度的直接弊端是政令不通，國家行政效率低下。在完成對國民經濟絕對控制權以及軍隊的絕對掌控的同時，管仲對行政體係也進行了重新整合。在地方上，全國共分為二十一個鄉，國內老百姓士農工商四階層，按照其不同的身份劃分居住範圍，其中工商住在六個鄉，士農住十五個鄉，士為獨立的職業軍人，專司作戰，農民專司種田。國家的行政體係也進行了重新整合，地方上設立五屬，每個屬各設立一個大夫，大夫直接對國君負責，由國君直接管理其工作。上下嚴密的行政體係就這樣形成了，齊國的中央集權制度，就這樣建立起來。 經過了數年精心改革後，到了公元前681年，齊國已經擁有了繁榮的經濟，強大的軍隊，嚴密的行政機構，中央集權的絕對統治，無論是經濟條件、軍事力量，還是國家的組織製度，都遠遠領先於中原諸侯國。霸主地位，舍我其誰。所以從公元前681年開始，齊國正式開始了爭霸之路，第一次提出了稱霸口號——尊王攘夷。齊桓公的霸主時代，開始了。 擁有強大力量和先進制度的齊國，爭霸之路卻並不順利，原因是當時的中原局面，怎一個亂字了得。各諸侯間相互攻伐不說，北方蠻族也不斷進犯，內戰外戰打得亂七八糟。做諸侯的，今天還是大國，明天說不定就國破家亡。你說“尊王攘夷”，誰聽你的？ 不過齊桓公確實不是一般人，以往諸如鄭莊公那樣的“小霸”，雖然也搞分化瓦解拉攏這一套，但基本是不服就打，連周天子也照揍。齊桓公認為，這樣是不對的，暴力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週天子這面大旗，雖然內裡破敗不堪，但還是可以拉來做虎皮的，所以要稱霸，既要軟硬兼施，又要拉大旗做虎皮。 齊桓公首先抓住的機會是宋國內亂。在春秋早期，宋國也曾經是一個大國，但自從被鄭莊公狠狠修理後，宋國的國力就每況愈下，內亂不斷。公元前681年，宋國發生內亂，國君被殺，其子禦說即位，但地位不穩。這事本來和齊桓公八竿子打不著，但齊桓公卻利用了這不是機會的機會，他先派人朝見周天子，請求承認宋國新國君的合法身份。這一朝見非同了得，多年不被人待見的周天子當即感動得熱淚盈眶，立即授權齊桓公代表周王室來辦理此事。公元前681年三月初一，齊桓公會合宋、魯、陳、蔡、衛、鄭、曹在北杏會盟，宣布宋國國君的合法地位，並以諸侯頭領的身份訂立盟約。北杏會盟，也就成了齊桓公稱霸道路的第一步。 但這第一步卻摔了個大跟頭。諸侯們不是傻瓜，齊桓公這套把戲瞞不過大家的法眼，什麼會盟諸侯，什麼代表週天子，我傻乎乎去了，以後就要聽你吩咐，憑什麼？結果會盟邀請下發後，但凡有點實力的都不答理齊桓公。實際到會的只有宋、陳、蔡、邾四國，熱火朝天的會盟，搞成了只有四國參加的“慘淡經營”。就這“慘淡經營”也出了岔子，本來作為會盟幌子的宋國國君，會開了幾天明白過來，這是要我給齊國當小弟啊！這怎麼成，當下腳底抹油跑路了。大張旗鼓地忙活了半天，到最後卻被人家給曬了，本想長面子的齊桓公，這面子卻丟大了。 但丟了面子的齊桓公，脾氣還是好得很。宋國國君嘛，跑了就跑了，不但沒計較，反而派使者跟過去噓寒問暖，乾脆一張熱臉貼到底。但對有些人，就不能給熱臉了，比如拒絕來開會的魯國，這就是要給顏色看看的。齊桓公大手一揮，立刻重兵集結魯國邊境，嚇得魯國國君慌不迭地連忙跑來認錯，雙方在柯地補了個會盟。可在會盟期間，有魯國壯士曹劌突然挾持齊桓公，要求齊桓公歸還佔領的魯國國土，可沒面子到極點的齊桓公臨危不亂，刀刃面前鎮定自若。不就是還土地嗎？好說好說。大手一揮，慷慨地把土地還給了魯國，落了個“大國風範”的美名，又逼得魯國道歉認錯，向齊國屈服，自然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消息傳出後，宋國國君腦袋還算轉得快，連忙派使者向齊桓公認錯，並送上重禮。齊桓公也就順水推舟原諒了宋國。就這樣，原本只是“慘淡經營”的北杏會盟，終於成了七大諸侯聯合會盟，推舉齊桓公為盟主的盛事。栽了大跟頭的齊桓公，以其大國國君的胸懷，軟硬兼施的手腕，終於第一次確立了霸主地位。 北杏會盟的內容，主要包括如下幾條：一是各諸侯國之間要協同互助；二是要尊重天子；三是要聯合對付蠻族侵略。這三個內容，前兩條尊王，後一條攘夷，內在的核心，卻是齊桓公昭示給各諸侯的“仁德”面目。聽我的話，就給仁德；不聽我的話，就揍你沒商量。 北杏會盟後的齊桓公，在“尊王”的大旗下，其實已成了一方盟主，但這時候他的勢力範圍，主要還局限在今天河南、山東地區。聽命於他的諸侯，也就只有宋、魯、蔡、陳等小諸侯。要想號令天下，當時最重要的，就是要壓服北方的各路諸侯國，尤其是齊國北面的燕國。這個燕國也是有來頭的，它是春秋諸侯國里的“姬姓諸侯”，也就是周天子的宗室，在當時擁有正統地位。燕國的國都，在薊地一帶，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區。周邊的北方小部族，也都服從它的統治。要想壓服這樣一個大國，是很困難的。偏偏機會說來就來了。燕國遭到了北方山戎的進犯，眼看國都不保，齊桓公二話不說，出兵！訓練有素的齊軍，在燕國的地盤上給燕國人上了一堂生動的軍事教育課。三下五除二打敗了山戎的進犯，其強大的實力讓燕國軍民心悅誠服。此戰戰鬥過程簡單，追擊過程卻異常艱苦。吃了虧的山戎和齊國一接觸，立刻撥馬北逃，齊桓公深知除惡務盡，堅決追擊，一直追殺到草原地區，將這一支蠻族徹底殲滅。值得一提的是，在追擊過程中，齊軍一度迷路，是靠了軍中幾匹老馬帶路，方才脫離險境，“老馬識途”的典故，就是由此而來。 燕國的得救，對齊國成就霸業有著重要的作用，原本歸附燕國的渤海周邊的部族，這次齊刷刷地倒向了齊桓公。逃過一劫的燕國軍民對齊桓公更是感激萬分。齊桓公班師的時候，燕國國君燕莊公一路送行，竟然不知不覺走進了齊國境內。這下可糟了，按照週天子的禁令，諸侯沒有周天子的授權，不能隨便進入其他國家的疆界。可這對齊桓公來說卻好辦，當場大手一揮，歸你了。捨了這一小片國土，換得了燕國上下對齊國霸主地位的死心塌地。 燕國事件是齊桓公霸業中具有“跳板”意義的一步，燕國事件之前的齊桓公，充其量與鄭莊公一樣，算是“小霸”，但燕國事件之後，齊國的號召力已經擴展到了今天中國北部中原一帶，包括北方的晉國、燕國，以及各路諸侯小國，無不向齊桓公俯首。在此期間，齊桓公又做了另外一些事，比如救援了北方另一個受蠻族進犯的諸侯國邢國，幫助他們在河北邢台一帶重新建國，又幫助滅國的衛國在河南滑台地區重新建國。齊國的恩威之名，從此傳遍了大江南北。聽齊國的話，就有好處；不聽齊國的，就要挨揍，幾乎成了當時諸侯們的共識。 但是，還是有不服氣的——楚國。 在齊桓公時期，如果說誰能與齊國較量，答案恐怕只有楚國。齊桓公四處稱霸的時期，也同樣是楚國人跨過長江，大舉擴張的時期。齊桓公時期的楚國，向南已經吞併了各路越族勢力，擁有了廣袤的國土和充足的兵源。和中原國君不同的是，楚國的國君自稱“楚王”，大有與週天子平起平坐之勢。齊桓公在位時期，楚國的國君是楚成王，他的眼睛也早已經跨過長江，盯上了富饒的中原大地。趁齊桓公用兵北方的機會，楚國也不斷北進，蠶食中原國家的國土，尤其是毗鄰楚國的宋國、陳國、蔡國受害最深。在山戎被齊桓公重創以後，楚國已經成了中原國家生存安全的公敵，更是齊桓公霸業的又一強大敵人。 對這樣一個敵人，齊桓公的方法也一樣——尊王攘夷。楚王不尊重週天子，就是和整個中原諸侯為敵，欺負中原諸侯，我是霸主當然也要保護。在經過精心準備後，公元前656年，齊桓公聯合陳、宋、魯、衛、鄭、曹、許八國，發動了對楚國的聯合征伐戰爭，聯軍進展順利，很快擊敗了楚國的邊境部隊，進入了楚國境內。在此期間，楚成王也曾派使者求和，表示願意恢復對周天子的進貢，請求齊桓公退兵，但這個大好的機會，齊桓公怎能放過，他一面申斥楚國的不法行為，一面持續推進，但開進到楚國的重鎮涇時，聯軍遇到了麻煩。集結了主力部隊的楚國，憑藉著江水的天險以及獨特的城防頑強抵抗。聯軍先後發動了幾次小規模的進攻，卻始終碰壁，全無齊桓公當年征戰中原時摧枯拉朽的氣概。明白楚國不好對付的齊桓公，也只好見好就收，趁著楚國使者屈完出使的機會，他先在昭陵前向屈完炫耀武力，接著又就坡下驢，在楚國向周天子謝罪之後，同意了楚國退兵的請求。這場雷聲大雨點小的征伐就落下了帷幕，但對雙方來說卻是“雙贏”。齊桓公打退了楚國，鞏固了他在中原諸侯中的領袖地位，聲望如日中天。而楚國也保存了自己的領土完整，雖然暫停了對中原的擴張，卻繼續休養生息，他下一次北進中原時，其聲威將更加驚天動地。 如日中天的齊桓公，霸業也越做做大。就在壓服楚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55年，他又介入到週天子的爭權鬥爭裡，會合諸侯保全了周朝太子的地位，並派兵懲罰了拒絕參加會盟的鄭國。四年後，當年得到齊桓公扶持的周太子鄭登基，為報答齊桓公的幫助，他再次賜予齊桓公祭肉和車馬，齊桓公趁機聯合諸侯在葵丘會盟。葵丘會盟，是齊桓公一生里多次會盟裡最大的一次，幾乎所有的中原諸侯國都來參與，會議定下了各諸侯國相互遵守的盟約，並繼續鞏固了齊桓公的霸主地位。如此霸業，後來的春秋霸主們，幾乎無人可望其項背。 霸業蒸蒸日上的齊桓公，卻在頂點之後，很快跌入了深淵。 對於霸主齊桓公來說，他和管仲可謂一生的君臣，但管仲除了是一個輔助者之外，更重要的角色，卻是一個制衡者。他以國相的身份，多次勸阻了齊桓公的不當行為，才使得齊桓公能夠少犯錯誤，霸業持續勃興。但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以後，如日中天的齊桓公，卻徹底失去了製衡。晚年的齊桓公已不復盛年時的銳意進取，相反開始志得意滿，貪圖享樂。特別是在管仲死後，他寵信易牙、豎刁等小人，這些人長於阿諛奉承，更善拉幫結派，而齊桓公的六個兒子，相互間也勾心鬥角。這些都是沉迷於對外霸業的齊桓公所無視的。無視的後果，就是公元前643年，齊桓公病死後，他的寵臣易牙、豎刁等人發動政變，幾個兒子相互爭鬥，超級大國齊國陷入了內戰之中，最後還是靠了原先的小弟宋國輔助才得以平息。但齊國的霸業，也就因此而結束了。縱觀整個過程，或許正應了後來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的話——國家若無外患，必有內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