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五章西漢“中央集權”殉難者

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盛世，西漢文景之治一直享有崇高的聲譽，在這40年的“黃金時期”裡，中國的農業產量，耕地數量，乃至人民生活水平，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國家長治久安，除了短期的諸侯叛亂和匈奴侵擾外，基本未發生大規模戰爭，百姓安居樂業，國家律法寬仁，按照有關歷史資料的記錄：這時期漢帝國大大小小的倉庫裡，都堆滿了歷年徵收的錢糧，倉庫儲備之豐厚，為之前中國歷代所未有。平民百姓的生活水準也大為提高，比如在城市裡，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馬車，家裡只有幾匹矮馬的，都不好意思牽出門去惹人笑，這等生活水平，基本相當於現代社會裡，家家都能開得起寶馬奔馳了。毋庸置疑，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第一個高峰期，是當之無愧的封建盛世。

但凡盛世，自然英才薈萃，文景時代也是各類人才雲集。雖然這時期的中國依然崇尚道家無為而治的學說，講究恪守成法，遵循祖先章程，輕易不變更制度，崇尚順其自然，保守無為，但依然產生了一批繼往開來的英傑。軍事方面，文景時代最傑出的抵抗匈奴的統帥魏尚，是漢帝國北大門稱職的守護者。統帥了平定七國之亂戰役的名帥周亞夫，也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軍事家。而起到關鍵作用的，無疑還包括政治上的英才。在這兩代中最傑出的人物，當屬晁錯。 說到晁錯，現代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力主削藩，以及被漢景帝當成替罪羊，蒙冤身死的結局。而事實上，對於整個西漢王朝的變革來說，晁錯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他的功業不止在於削藩一事，他更是“無為而治”下的西漢帝國，進行全面政治軍事改革的奠基者。文景之治的全面繁榮，他居功至偉。

晁錯，生於公元前200年，河南禹州人，相對於西漢知識分子多師出一門的狀況，年輕時候的晁錯所學駁雜。他既跟隨西漢法家張恢學習過法家思想，也曾經遠赴山東，跟隨此時的儒家大師伏生學習過儒家思想。但是在崇尚黃老道家學說的西漢初期，無論法家還是儒家，都是彼時“不入流”的學問，學這些“不入流”學問的晁錯，年輕時也因此在政壇很“不入流”。他最早是憑著學問出名，經過地方上舉孝廉，做了長安的太常掌故，是個負責祭祀的小官。這個官職級別不高，權力不大，但也有些油水，比如祭祀的財務用度以及攤派分成，總有可以撈錢的地方。但晁錯卻以“峻直刻深”著稱，也就是說為人嚴苛，大小事情都不肯通融，又兼為官清廉，因此得罪人也不少。他這時期最出名的，就是寫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是寫祭文的文采，遠近聞名，可這點小才華，在西漢王朝里卻算不得什麼。所以有才又得罪人多的晁錯，在這個小位置上，一窩就是數年。

晁錯人生的第一次轉折，發生在漢文帝在位時期。當時漢王朝需要選派一個人，去山東儒家大師伏生那裡學習《尚書》，這是西漢歷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秦始皇焚書坑儒，連帶著把儒家經典《尚書》也坑了。到了西漢時期，儒家的諸多典籍都失傳，尤其是《尚書》，全國精通者，也就剩下這位身在齊地的伏生。雖說這時期儒家不吃香，但畢竟也是文化搶救工作。晁錯因其才學，被上司推薦，得到了這個重要的機會。這個機會他抓住了，學成歸來後，他不但詳細地向漢文帝闡述了學習心得，更借儒家典籍的諸多條文，對國家大事闡述了個人的改革見解，尤其是對於漢文帝非常關心的3個問題：農業生產問題，抗擊匈奴問題，加強中央集權問題。也正是這件小事，讓漢文帝第一次認識了這個原先不起眼的年輕人。雖然，晁錯的條陳並沒有被漢文帝接納，但他卻因此得到了一個有前途的工作：太子舍人。也就是彼時身為太子的劉啟的老師。

在這個有前途的工作上，晁錯的表現很不錯，他不但認真完成對太子劉啟的教學任務，更藉機向劉啟灌輸儒學思想。此外晁錯清正剛直的人品，以及卓越的謀劃能力，皆得到了太子劉啟的敬重，早在劉啟登基前，他就是朝野公認的“太子智囊”。而與此同時，在國家大事方面，晁錯也沒閒著。公元前168年，西漢帝國發生了一場近乎恥辱的戰爭：匈奴大舉竄犯上谷、漁陽、雲中三地。忍無可忍的漢文帝拍案而起，決心重兵反擊匈奴，這一次，漢文帝咬牙動了血本，調集了13萬大軍出兵迎敵，意圖重創匈奴。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漢軍主力集中在前線後，不但不敢與匈奴交鋒，相反卻眼睜睜看著匈奴燒殺搶掠，直到一個月後，匈奴才滿載著大批擄掠的人口、財物，洋洋得意地在漢軍眼皮底下拔馬北歸。而集結在邊境的13萬漢軍，不但一箭不發，相反“禮送”匈奴人離境。殘酷的現實讓漢文帝憤懣不已，他很難想像，為什麼經過了10多年勵精圖治，漢朝仍然對囂張的匈奴無可奈何。此戰結束之後，漢文帝下令，命百官暢所欲言，討論對付匈奴的辦法。

漢朝打不過匈奴，當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比較重要的幾條，一是漢軍此時沒有強大的騎兵部隊，在機動性上差匈奴太遠，往往是追追不上，追上了又打不過。二是長期以來對匈奴作戰的失敗，以及匈奴人屢次入寇搶掠的現實，讓漢朝上層軍方人物普遍患上了“恐匈症”，反正打到最後也要和親，何必白白付出傷亡？如上種種，導致橫掃中原的漢軍，在面對匈奴的時候，長期處於膿包狀態。 漢文帝是不想做膿包的，很多漢朝人更不想，晁錯也是其中之一。但當時百官的奏疏，要么是大罵匈奴，要求主動出擊，卻拿不出實際的辦法；要么是拿出白登之圍嚇唬人，主張繼續對匈奴和親，拿著女人金錢換和平。而真正提出解決問題辦法的人，卻是當時並不起眼的晁錯。他相繼上了兩道奏疏：《論貴粟疏》和《言兵事疏》。

這兩道奏疏在歷史上並不出名，但事實上，卻是兩道扭轉了西漢軍事政策的奏疏，說是天下無敵的西漢鐵騎騰飛的起點，也毫不過分。 因為這兩道奏疏，講的就是反擊匈奴的兩個最重要問題——攢錢、練兵。 講攢錢的，主要是《論貴粟疏》。西漢反擊匈奴難，難就難在花費巨大，組織兵馬，提供糧草，衝鋒陷陣，金戈鐵馬都是用錢砸出來的。一場巨大的戰爭足夠把國民經濟儲備消耗大半。尤其是與匈奴的戰爭，多集中在北方邊地，那裡是生產比較落後，長期遭到戰爭破壞的地區，一旦開戰，兵馬錢糧全靠內地供應。要反擊匈奴，必須要儲備財富，要儲備財富，邊地生產力卻落後，怎麼辦？晁錯有辦法，在《論貴粟疏》裡，晁錯告訴漢文帝，雖然地區之間生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但可以通過國家的有關政策，來調整不同地區的物資儲備。比如，可以採取獎勵制度，對給邊地提供糧食者，給予爵位和政府獎勵。這就是漢文帝時代著名的“入粟拜爵”制度。藉此制度，西漢王朝從此開始積累了大量的糧草財富，而與此形成連鎖反應的就是短短幾年之內西漢邊境地區儲糧充足，西漢政府又大量調動邊境儲糧支援內地，並藉機減免賦稅，因此形成良性循環，西漢王朝的農業發展，從此突飛猛進。

而反擊匈奴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練兵。比起攢錢來，練兵更讓漢王朝頭疼。漢民族是農業民族，但冷兵器時代，殺傷力最大的兵種卻是騎兵，要抵抗匈奴，就必須要有一支強悍的騎兵部隊，可比起馬背上長大的匈奴人，漢人在弓馬騎射上的差距，又怎是一朝一夕可以彌補。人學騎馬需要時間，積累戰馬更需要時間，中原本身就不產良馬，本土僅有的產馬地區即燕趙北面地區，卻也有限得很，無法支持整個帝國的戰馬供應。晁錯也有辦法，他的辦法一是“募民實邊”，即從中原招募百姓到邊境屯墾，且政府發放農具，提供土地，給予減免賦稅的政策。同時修繕堡壘，發給百姓武器，鼓勵他們結社自保，再從中選拔精壯充實入軍隊中，這就有了最可靠的兵源。與此同時，由西漢政府出資，大量招募匈奴人來漢地居住，邀請他們為漢朝訓練騎兵，甚至充入漢軍中為兵，這些人熟悉匈奴的作戰方式，並且能夠帶來精良的戰馬和先進的騎兵訓練方式。因此實行之後，西漢邊地的騎兵素質，從此突飛猛進。

如果我們看看後面的歷史，不得不更加感嘆晁錯的遠見卓識：晁錯的“募民實邊”法，沿襲到後世，幾經改革之後，就成為了歷代封建王朝極為推崇的建軍方式“屯墾戍邊”。即使對於西漢本朝來說，也因這一法令，令西漢帝國從此有了戰鬥力強大，足夠與匈奴爭鋒的騎兵軍團。西漢反擊匈奴戰功最卓著的衛青、霍去病兩部，其部下兵員，大多都是由邊地屯墾的良民百姓組成，戰鬥力之強，令匈奴聞風喪膽。而招募匈奴人為兵更是效果顯著，西漢騎兵軍團中有大量的匈奴人存在，這些人世代歸附漢朝，為漢朝出生入死立下戰功。而這一切的肇始者，正是晁錯。 在西漢帝國飽受匈奴肆虐的幾十年裡，雖然不斷地有人提出反擊匈奴，力主對匈奴實行打擊，但是真正開始切實可行的政策，找到擊敗匈奴辦法的人，卻是從晁錯開始。他也許不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家，卻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建設者。

漢帝國以極快的速度，將晁錯的這兩道奏議推廣全國。從此之後，原本荒涼的北方邊地，以極快的速度發展起來。雲中、雁門、右北平等邊防重鎮，很快就有了精良的騎兵隊伍，並且開始在小規模的與匈奴的戰爭中獲得勝利，也是拜這個政策所賜，新一代的西漢騎兵將領開始成長起來。 但在漢文帝時期，晁錯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重用，他才能卓越，品行剛直不阿，但是他剛直到嚴苛這一條，很遭勳貴和諸侯的不滿。因此只能以太子舍人的身份參與政治，地位並不高。而漢文帝也似乎想將這位“大才”留給兒子用，在劉啟身邊，晁錯很得寵信。與此同時，他交惡了一個當時八面玲瓏的人物——袁盎。袁盎在漢文帝在位時，就被譽為“國士無雙”，他也曾以忠直著稱，比如周勃獲罪時，他曾全力營救，淮南王犯法時，他也曾大膽揭發。他還就任邊地太守，抗擊過匈奴入侵，是個名噪一時的能臣。但這人偏偏有幾個毛病，一是小心眼，一語不合能記恨很多年；二是孤傲，對誰都瞧不起。他還是個社會關係很強的人，他的家世很顯赫，上上下下都有交情，甚至連江湖遊俠也多與他結交。這樣的人物，跟晁錯自然是很合不來，晁錯是一個性格冷峻傲慢的人，也喜歡恃才傲物。而且兩人都爭寵於太子劉啟，不互相掐是不可能的。早在晁錯做太子舍人的時候，袁盎就已經是位高權重的中郎將了，在太子劉啟面前，兩人常常互相詆毀。甚至多年裡“不交一言”。而也正是這個袁盎，把晁錯最終送上了不歸路。

晁錯的發跡，是在公元前157年漢文帝過世後，一直賞識晁錯的太子劉啟即位。 漢景帝劉啟即位後的第一道官職任命，就是把晁錯提升為內史（即長安市市長），成為彼時朝廷裡位高權重的人物。如果不是朝野反對聲過大，也許還會提拔得更快。這時候的晁錯，已經四面樹敵，從漢文帝晚期開始，晁錯上奏疏論述最多的，就是西漢王朝此時已成尾大不掉的諸侯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朝野里許多有識之士都達成共識。比如和晁錯不和的袁盎，也曾憂慮過諸侯問題，但是大多數人的態度，都是主張採取徐圖緩進的政策，利用諸侯國內部的矛盾，對諸侯王分而治之，不斷削弱諸侯的勢力。可是晁錯堅決反對，他認為諸侯國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朝廷必須採取強硬態度，厲行削藩之策。外加他又是個急性子，在這個問題上連篇累牘地上書，結果意見沒被採納，反而地球人都知道——晁錯是與天下諸侯為敵的。 也正因這個原因，在晁錯的任用問題上，許多重臣都反對。漢景帝即位初期，反對聲最強烈的，就是彼時的丞相申屠嘉。這個申屠嘉也不是一般人，早在楚漢戰爭時期，他就是劉邦麾下的一個步兵連長，可謂是此時西漢朝廷裡碩果僅存的“老革命”。此人在西漢建國後，雖然行政能力有限，卻是以剛直廉潔著稱，尤其是“思想覺悟高”。凡是劉邦說過的，他就堅定地認為是對的。晁錯的言論在他眼裡，當然是離經叛道，對此異端，也自然要除之而後快。申屠嘉的方法很簡單——扣帽子。硬是羅織罪名，給晁錯扣了一頂“侮辱先帝”的帽子，氣勢洶洶地給漢景帝上書，要求誅殺晁錯。帽子扣得大，可是他的時機選錯了。此時漢景帝即位不久，你這時候說晁錯是奸臣，不是打漢景帝的耳光嗎？結果申屠嘉的奏疏石沉大海，晁錯卻因禍得福：碰了壁的申屠嘉到底是“老革命”脾氣，眼見奏疏意見不被採納，竟然急火攻心，一下子嘔血而亡了。晁錯的腦袋上，一下子搬掉了一塊大石頭。 搬掉大石頭的晁錯，終於可以放手實行他素來力主的政策——削藩。應該說他眼光很準。西漢的諸侯國已經日益強大，現在不削，將來就是想削也沒有機會削，反而會被諸侯國所製，造成中央集權的衰弱。但這畢竟是一個得罪人的差事。中國古人總說“疏不間親”，各路諸侯國，就算和皇帝有天大的矛盾，說到底還是一家人，晁錯一個外人，去動手整治皇帝的“自家人”，下場就注定是悲劇的。但晁錯卻不管這麼多，幹祭祀小官的時候，他就敢得罪人，幹太子舍人的時候，他就敢變更西漢的軍制，所有的無私無畏，卻全為了一個理想——天下。 早在做內史的時候，晁錯就開始動手了，他利用內史的權力，變更了對諸侯的各項管制條令，對諸侯入京朝見做了嚴格的限制。申屠嘉死後，漢景帝藉著提拔原御史大夫陶青接替丞相位的機會，順手把晁錯提成了御史大夫，這可是位列三公，位高權重的角色。這時候的晁錯，也終於有了足夠的權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公元前155年，晁錯正式向漢景帝上了《削藩策》。這個政策的內容石破天驚，它指出，如今諸侯國中的吳王、楚王等人的封地，幾乎佔有漢帝國一半以上的國土，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實行嚴厲的削藩打壓政策，將這些諸侯國的地盤，縮減到大約一個郡的面積。如果按照這封奏疏的內容辦，那麼此時勢力最強大的吳王劉濞，將失去他五分之四的地盤，勢力其次的楚王，也將失去他五分之三的地盤。沒了地盤的諸侯，不和朝廷玩命是不可能的，如此強硬的措施，不引起反抗更是不可能的，晁錯自己也預見到，他這樣做的後果，勢必將引起一場大規模的諸侯叛亂，但他在奏疏裡告訴漢景帝了：吳王劉濞素來就有反心，削藩他要反，不削藩，他遲早也要反，他現在造反，危害要比等他強大了造反要小得多，所以，削藩刻不容緩。 這封奏摺在當時的朝野上，無疑引起了強烈的地震，連一向賞識晁錯的漢景帝劉啟本人，也不敢輕易下決斷：誰都知道，這勢必是一個激起強烈反抗的奏議。所以漢景帝召集群臣商議，大多數人都不表態，也沒法表態，地球人都知道漢景帝賞識晁錯，反對晁錯的建議，就是反對漢景帝，後果好不了。但如果選擇支持晁錯，當那場暴亂爆發後，誰也不能承擔這個責任。滿朝文武里鮮明表態的，是魏其侯竇嬰——反對。他是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的娘家侄子，漢景帝的表弟，當然不用擔心“擔責任”的問題。此人也是文景時期的一大能臣，能文能武，但偏偏政見與晁錯相悖。他本身就是外戚出身，晁錯的政策，不但有打壓諸侯的一面，也有打壓外戚的一面，這自然是他反對的。而且此人還是個“民族主義者”，雖然在對匈奴的問題上，他與晁錯相同，主張放棄和親政策，反擊匈奴，但他更主張全國團結，聯合諸侯王，共同對付匈奴。所以在諸侯問題上，他一向主張採取懷柔政策，這就和晁錯針尖對麥芒了。 所以群臣商議，最後演變成了晁錯與竇嬰兩個人的“辯論賽”。在這場辯論賽里，晁錯充分發揮了自己犀利的口才，旁徵博引的能力，一場唇槍舌劍，將竇嬰駁得無言以對。尤其是在匈奴問題上，一句“攘夷必先安內”，讓所有的反對聲都閉了嘴。事情就這麼定了——削藩，用最強硬的手段削藩，徹底剪除諸侯國對朝廷的威脅。 晁錯口氣很硬，具體行動起來，方法也很陰。他本來就是一個風風火火的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又兼御史大夫一職本來就掌管稽查，各諸侯國都有他的眼線，上奏疏之前，就把各路藩王的劣跡找了個遍，比如吳王的經濟問題，楚王的生活作風問題等等。削的理由找了一籮筐，動手的初期也很順利，一出手就打擊一大片：趙王的常山郡給削了，楚王的東海郡給削了，吳王的豫章郡和會稽郡給削了，膠西王的6個縣給削了……短短幾個月，全國上下，都是一片喊“削”聲。 這次削藩手段之強硬，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然而反響之平靜，卻出乎朝臣們的意料。各路被削的諸侯，全都老老實實伏法，連個“不”字都沒說。個別膽小的還主動上書請罪，痛哭流涕地做自我批評。總而言之，上上下下都很太平。 此時的晁錯，人生已經順利得不能再順利，風光得不能再風光，遭了20多年的打壓，這會終於翻身農奴把歌唱，連想整死他的丞相，最後都自己把自己氣死了。想削一刀的諸侯，說削你就削你，得罪過他的人，想辦你就辦你。比如多年來和他“不交一言”的袁盎，也被他趁機下了藥，以曾經受諸侯賄賂的罪名，被晁錯參了一本，灰溜溜地被打發回家了。 但風光過後，就是無盡的險峰，此時的晁錯，已經危機四伏。削藩的“砍刀”下，一股暗流也在悄悄湧動。意料之中準備玩命的諸侯們，就要開始玩命了，他們的矛頭，將不止是喊打喊殺的晁錯，還有在他之上的，漢帝國最高的權力寶座——皇位。晁錯的父親勸晁錯：“你這麼做，漢朝皇家安穩了，可我們晁家就危險了。”苦勸無效下，老人竟然服毒自盡，而他臨終前的憂慮，卻在不久之後變成了現實。 公元前154年正月，在晁錯“削藩”運動中被殺得遍體鱗傷的諸侯們，在經過了周密準備之後，終於亮出了復仇的獠牙——清君側，誅晁錯。在此名義下，吳王、楚王、膠西王、濟南王、趙王、淄川王、膠東王7個諸侯王聯合舉兵叛亂，這就是影響了整個西漢帝國走勢的“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的爆發，無論是之前力主削藩的晁錯，還是背後撐腰的漢景帝劉啟，都早有準備，但暴亂發生後才發現，準備遠遠不足。 七國之亂的爆發點，是吳王劉濞的重鎮揚州，僅吳王本人所屬的兵馬，就多達20萬。吳王與楚王合兵，直接進攻河南地區，一旦河南淪陷，西漢帝國的京城門戶潼關，就將暴露在叛軍的眼皮底下。而在東面，膠西王、濟南王、淄川王、膠東王4路諸侯王兵馬，在合兵攻打山東的門戶臨淄，與忠於西漢中央的齊王血戰。北部方面，地處邊防重鎮的趙王不但舉兵南下，更聯合匈奴一同進兵。號稱“中央政府”的西漢王朝，實際上已經處於東、南、北3路夾擊之下，確切地說是4路，因為此時雄心勃勃的匈奴軍臣單于，已經在西漢北部邊境集結重兵，一旦漢軍作戰失利，他們就將惡狠狠地撲過來，甚至奪取西漢的都城長安。正因如此，西漢用於防備匈奴的精銳騎兵，也就被死死地牽制在北線，無力參加南下平叛戰爭。一時間，全國各地喊打喊殺，沸反盈天，之前風風火火的晁錯，一下子成了“全民公敵”。 對七國之亂，漢景帝的佈置還是比較從容的。早在削藩之前，他就大力拉攏自己的同母兄弟梁王，以他鎮守睢陽，扼守住了由河南入潼關的門戶。麗寄和欒佈各率精兵，分別至齊趙兩地迎擊叛軍，另有大將軍竇嬰作為機動兵力駐紮滎陽，用以牽制齊趙兩地軍隊。而主力軍方面，漢景帝選擇了周亞夫為統帥，率36將軍迎擊吳楚叛軍。從人選上，這些抉擇都是正確的，但是西漢帝國可調動的兵力，此時卻嚴重不足。七國之亂的叛軍數目，號稱有50萬，而實際的參戰兵力，也在30萬以上。而這時候的西漢帝國，在第一時間可調動的所有兵力，尚不足10萬人。因此在開戰的第一個月，漢軍的局面異常危急：南線的吳楚叛軍長驅直入，包圍睢陽；東線的齊地四王叛軍包圍臨淄；北線的欒布也和趙王打成了相持。更要命的是，叛軍絕口不提奪權的事，只說要“清君側，誅晁錯”，幾乎給全天下一個錯覺：殺了晁錯，諸侯就會退兵。 晁錯的命運，也就因此而凶險起來。 在當時對於削藩，不但諸侯王反應強烈，外戚勳貴們更是反對聲四起，畢竟是兔死狐悲，諸侯王遭削弱後，外戚勳貴也無法倖免，晁錯自然成了“公敵”。而前線戰事不順的情況下，漢景帝自然也要考慮和諸侯國媾和，尋找“和平解決”的可能。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晁錯此時已經處於牆倒眾人推的境地，殺晁錯謝諸侯，已經成為許多官員的共識。 向漢景帝提議殺晁錯的，是早先被晁錯罷免的袁盎，他與叛亂的主謀吳王劉濞私交甚好，也因此被漢景帝起復，派到劉濞處媾和，劉濞也給他透露了“和平信號”：殺了晁錯，停止削藩，我就退兵。這個條件不能不讓漢景帝動心，畢竟在崇尚黃老無為的西漢，事情能大事化小是最好的。而真正對殺晁錯起到關鍵作用的，其實是之前和晁錯為削藩爭論過的竇嬰。竇嬰憑藉自己是竇太后侄子的關係，通過他的姑媽竇太后，向漢景帝發出了殺晁錯的信號。而晁錯本人也作出了錯誤的抉擇，叛亂發生後，他給漢景帝提的建議，是由漢景帝御駕親征征討叛軍，而對於從未經歷過戰爭的漢景帝來說，這種行為無異於賭博。而這個建議，同樣也開罪於手握重兵的周亞夫。所以，晁錯之死，已不可避免。 關於晁錯的被殺，歷史書上記錄的過程是這樣的：先是袁盎出使叛軍歸來，由竇嬰引領，密見漢景帝，提出了殺晁錯的建議。但此時的漢景帝還在猶豫，10天以後，丞相陶青等人聯合上奏，彈劾御史大夫晁錯。彈劾的內容很有學問，沒有指責削藩政策，畢竟這是漢景帝親手拍板的，反而是指責晁錯要求漢景帝御駕親征，是目無君父的表現，一語正好觸動了漢景帝的忌諱，也幫他下了決心：殺！公元前154年八月，晁錯在上朝的路上遭到突然襲擊，被士兵擒拿，接著火速宣布了罪狀，腰斬於東市。 晁錯死後初期，漢景帝確實感到鬆了一口氣，他火速派使者到叛軍營地，告知晁錯的死訊，並準備恢復七國的封地，可吳王劉濞並不接受，相反悍然宣布稱“東帝”。漢景帝這才知道自己上當了。但晁錯的死並非沒有價值：叛亂初期，叛軍的口實是“清君側”，現在“君側”清了，叛亂卻在繼續，等於是自打耳光。同時也藉著殺晁錯的時間段，漢帝國完成了決戰的準備。之後的兩個月，漢帝國調動北部精銳騎兵南下，先平齊地，再斷絕吳楚叛軍糧道，最終將七國之亂徹底剿滅。之後，漢景帝繼續了晁錯的削藩政策，剝奪了漢朝諸侯國的兵馬財政權力，各諸侯只能在屬地收取租稅，勢力大減，而已經平定的七國，全部被劃為西漢郡縣治下，漢帝國的中央集權實力從此大大加強。只是含冤而死的晁錯，成了這場大變革中，第一個悲壯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