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二十章東林黨毀滅了明王朝

今人說起明朝滅亡，嗟嘆較多的一句話是“明實亡於萬曆”。從萬曆皇帝朱翊鈞在位，到天啟皇帝朱由校登基，這段時期的明王朝可謂內憂外患不斷。 “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東南有荷蘭殖民者入寇，北方邊境，後金日益強大，威脅明朝東北。 “內憂”方面就更熱鬧，先是圍繞著立太子問題的“爭國本案”，萬曆皇帝與群臣關係僵持數年，而後又碰上針對太子問題的“三大案”，萬曆皇帝去世後，又爆發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謎團的“紅丸案”，驅逐明光宗寵妃李選侍的“移宮案”。各方勢力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大明政壇城頭變換大王旗，變到最後，變成了“九千歲”魏忠賢的“閹黨”掌權，怎一個烏煙瘴氣了得。 然而說到這段黑暗歲月，各類歷史書中，無不提到了其中一個短暫的光明時期，即天啟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還是《罪惟錄》，皆稱這段時期為“眾正盈朝”，即“正義力量”掌握了國家大權，這支曾帶給無數人希望的“正義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東林黨。

在這段明王朝權力交接，政壇風雲變幻的大戲裡，東林黨一直被各類史書評價為正面角色，也是“出鏡率”最高的角色。 “爭國本”的時候他們湊熱鬧，“紅丸案”、“移宮案”時期他們力挽狂瀾，挽救危局。魏忠賢的“閹黨”奪權時期，他們毫無懼色，慷慨鬥爭，最終落得悲壯失敗，壯烈殉節。其誕生，發展，壯大，以至最終失敗的過程，無不滲透著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後人翻閱史書，讀到“東林黨”三字，撲面而來的總是陣陣浩然正氣。 然而當我們透過“浩然正氣”，真正觸摸到歷史的真相，會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東林黨，這些立志匡扶天下、締造中興的熱血書生們，很多時候非但沒有成為歷史的推動者，相反卻成為了歷史的破壞者，甚至可以毫無懷疑地說：明朝滅亡，東林黨亦難辭其咎。

要了解東林黨的真實情況，必須從東林黨的誕生壯大說起。 說到東林黨的誕生，世人普遍的說法，是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罷官後歸鄉，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無錫知府林宰的資助下，修復了宋朝人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從此開壇講學，漸成規模。其言論被稱為“清議”，社會影響力日增，大批士人、書生，乃至新興商人、紳士皆云集於此，終成一系。之後其成員漸次步入政壇，形成了這一政治派別——東林黨。然而如果追根溯源，東林黨的產生，卻更多的是拜張居正所賜。 明朝中後期以後，原有的理學思想遭到強烈衝擊，自由思潮興盛，士大夫言論自由成風。張居正改革時期，張居正加強個人威權的做法，成為社會輿論批判的標靶。為壓制言論，張居正毀天下書院，嚴禁議論時政，其在世時，暫時將“自由思潮”壓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躍”仍在。張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經濟大為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勃興，思想上的開放自由，也暗流湧動。這股思潮在張居正去世遭清算後反彈，萬曆皇帝親政後，“君主專制”已不比從前，明朝士人議論朝政乃至批評君王，都是社會主流風氣。萬曆皇帝在立太子問題上始終不能壓倒群臣，雙方僵持數十年，文官集團團結一致，不怕殺頭獲罪與萬曆相抗，其“思想基礎”正是來自於此。而東林黨，這個不同於先前中國任何一個政治流派的組織，也就應運而生。

東林黨的創建者是顧憲成，在東林黨誕生前，他只是官場上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為吏部文選司郎中，向萬曆皇帝舉薦內閣人選，所推薦的人選不符合萬曆皇帝心意，在拒絕萬曆皇帝讓他修改名單的要求後，遭萬曆皇帝罷官。此後建東林書院，開堂講學，應者云集。之所以產生轟動效應，主要是他硬抗萬曆的行為，得到了民間諸多知識分子的傾慕。明朝的君臣關係一直是對立的，朱元璋建國時，用極端高壓的政策打壓文官集團，然而隨著文官集團的壯大，明朝皇帝對文官集團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員用向皇帝發難的方式，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顧憲成做到了。此時正是萬曆皇帝與文官集團圍繞著“立太子”問題“爭國本”時期，雙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員因捲入“爭國本”而遭罷免，相似的際遇，相同的憤然，自然令許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東林黨的三傑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都有著類似的際遇。另外，此時東南沿海資本主義萌芽勃興，許多新興商人，也通過結好東林黨的方式，以圖將來謀得利益。從東林書院建立的第一天起，這個隱藏於民間的組織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積攢，待它破土而出時，將震撼整個明王朝的朝局。

東林黨逐漸滲透入明朝國家政權，是通過與朝中諸多實權派人物合作開始的，其中最重要的兩個人物，就是鳳陽巡撫李三才和內閣大學士葉向高。在後來閹黨編的《東林點將錄》（東林黨“罪犯”名單）裡，每個上榜的東林黨成員，都拉出一個水滸人物進行類比，其中李三才被閹黨比作托塔天王晁蓋，葉向高被比作及時雨宋江，足見二人在東林黨這個“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陝西臨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撫鳳陽時，曾嚴懲當地的礦稅太監陳增，並多次奏請減免商稅，是當時出名的諍臣。他與顧憲成要好，不但為顧憲成做內應，通報朝局的變化，且多次推薦顧憲成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葉向高更重要，他於公元1635年晉升為內閣大學士，次年由於內閣大學士朱庚辭官，內閣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稱“獨相”。藉此機會，他向萬曆皇帝提出增補空缺官員，乘機將大批有東林黨背景的官員安插在要害部門。不過東林黨第一次引起關注，主要與李三才有關：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葉向高推薦李三才入閣，遭到許多人反對，有人攻擊李三才是“東林黨”，這是東林黨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圍繞著李三才入閣問題，東林背景的官員與反對派針鋒相對，互相攻擊，最後以李三才憤然辭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幹部大考核），東林黨反戈一擊，利用葉向高主持京察的機會，大力排斥異己。不過反對東林黨的力量也很強大，經過幾番較量，許多有東林黨背景的官員遭到裁撤，反對派佔據了六部顯要位置。作為東林黨的“托塔天王”，葉向高開闢了第二戰場，將許多新近東林黨成員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門，因都是六品主事級別的小官，這個安排並未引起太多重視，而正是這個安排，給東林黨留下了翻身的本錢。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東林黨失敗而告終，這以後的幾年，東林黨人員大減，講學凋零，最困難的時候，東林書院前來聽講的人數，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東林黨的創建者顧憲成鬱鬱而終，時年62歲。他不會想到，在他過世後僅4年，一場突然爆發的意外，打響了東林黨的翻身仗。 這就是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擊事件，即“謀殺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個叫張差的農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揮棒襲擊太子，幸好被隨身太監拿下。案件發生後舉朝震驚，許多官員要求追查真相。此時正是敏感時期，萬曆雖然在“爭國本”中認輸，但一心想讓自己兒子當太子的萬曆寵妾鄭貴妃並不甘心。事件一出，滿朝都將懷疑目光對準了鄭貴妃。畢竟是皇家醜事，明王朝從一開始就力圖遮掩，三堂會審了幾遍，認定這個張差是瘋子。在即將定案前，葉向高在京察時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設計夜審張差，先餓他一頓，然後以“給飯吃”為誘惑，戳穿了張差“裝瘋”的把戲，繼而東林黨成員紛紛行動，要求重審此案，迫於輿論壓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會審，終讓張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後指使：鄭貴妃的貼身太監龐公公和劉公公。滿朝文武一片嘩然，最後萬曆皇帝無奈，只得安排鄭貴妃當場向太子求救，斬首了張差以及兩名太監，才把這個糊塗案了結。這場啼笑皆非又幾經反复的鬧劇，卻成了東林黨命運的轉折點：因東林黨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穩固，而東林黨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從此名聲大振。而先前東林黨的反對派，為應對東林黨日益壯大的勢力，也開始拉幫結派，形成了齊、楚、浙三黨。明朝黨爭，從此越演越烈。

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萬曆皇帝在內憂外患中去世，“爭國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東林黨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後縱慾過度，導致身體大壞，又服食“紅丸”（壯陽藥）中毒斃命，在位僅8個月。局勢再度緊張起來，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號為“天啟”。這期間朱常洛寵妃李選侍企圖挾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東林黨直臣楊漣等人的逼迫下，李選侍被迫離開乾清宮，朱由校在東林黨的擁立下順利登基。至此東林黨儼然成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兩代人的登基功臣。順利即位的天啟帝也知恩圖報，登基伊始，東林黨人分別佔據了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大理寺卿等要職，其後通過分化瓦解的手段，擊敗了反對派“齊楚浙三黨聯盟”，東林黨“托塔天王”葉向高坐上了內閣首輔的位置，至此執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團的大權。史書上所說的“眾正盈朝”，就是這個時期。

縱觀東林黨的發跡過程，表面看是正義戰勝了邪惡。看東林黨的成員，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遠大的君子，東林書院的對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直到今天依舊深入人心。東林黨長期的政治主張，包括減免商稅，與民休息，開放言論，現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東林黨，說這是“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思想主張。而細細審看當時明王朝的內外形勢，卻不得不承認：東林黨心憂天下沒錯，但多是空想，現實意義甚少。 東林黨之所以壯志未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中的精英人物，沒有一個人有張居正那樣，可以切中明朝時弊，且思慮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間或有一兩句“閃光”的豪言，卻也不成體系，難成氣候。一個先天的差距是，東林黨的最初創始人，如顧憲成等人，多是罷官後回鄉講學，生活圈子極其狹窄，不像張居正們，曾真切接觸到民間的世情百態。他們的所謂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華泡影。另外東林黨的要員們，雖然論權謀手段尚有高手，可論施政能力，除了孫承宗、葉向高等少數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鳥。既無腳踏實地的構想，又無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僅靠道德說教，從來都是無法成事的。

而在道德層面上，儘管東林黨的大部分人，論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國家不是選雷鋒。在封建社會，官員的道德水平與實際工作能力，很多時候並不成正比，有時候甚至成反比，如張居正所說“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張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長，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將殷正茂，貪污問題一直被詬病，但無論高拱還是張居正，都始終用人不疑。相比之下，東林黨人的行政方式，卻是道德壓倒一切，道德問題一刀切，為人處事，更拿道德帽子壓人。比如趙南星做吏部尚書時，就以清廉為標尺一刀切，罷免大批不合格官員，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東的“廉政標兵”袁應泰也因廉潔官升薊遼總督，然後被努爾哈赤打得丟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瀋陽、遼陽等重鎮，一時間“邊防大警”。起家階段的努爾哈赤，也正是拜東林黨的愚蠢節節勝利。

而從明王朝當時內憂外患的局勢看，明朝面臨的兩大迫切問題：一是邊關告急，二是財用匱乏。前一個問題，在東林黨敗招迭出，努爾哈赤步步逼近時，幸虧東林黨內還有孫承宗這樣的人才，他隻身赴遼東督師，提拔了名將袁崇煥，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滅亡時也無法攻破的關寧防線，為明王朝穩住了邊防大局，可這樣的人物在東林黨內鳳毛麟角。後一個問題，道德高尚的東林黨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稅收最突出的問題，是稅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後期以後，土地兼併嚴重，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國家可收的農業稅越來越少。要解決財政問題，就需要建立新的財政體系，擴大稅源特別是商業稅的收益。張居正改革時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針對東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門地主偷稅的行為進行嚴查，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但張居正去世後，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東林黨“眾正盈朝”時期，由於東林黨的大部分成員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極力反對國家加收商業稅，根據現有的奏摺和《明實錄》記載，一旦國家有加收商業稅的動機時，東林黨官員就全體反對。比如崇禎元年清算魏忠賢後，兵部尚書申用懋請求國家整頓商業稅，擴大財源，隨即遭到剛剛“平反”的東林黨人攻擊，黯然去職。結果明王朝只能不斷增收農業稅，最終落得被農民起義滅亡的結局。

在“眾正盈朝”的前後時期，東林黨成員做的最大的一件錯事，就是坑害了戰功卓著的遼東名將熊廷弼，這件錯事的當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後被讚譽為東林黨楷模，後來冒死彈劾魏忠賢，死後被崇禎追謚為“忠烈公”的楊漣。 薩爾滸之戰後，明朝遼東形勢一時危急。萬曆三大徵的勝利，與萬曆皇帝正確的選人分不開。薩爾滸潰敗後，萬曆皇帝知錯就改，起用監察御史熊廷弼巡按遼東，節制遼東軍務。聞聽此人來，明朝降將李永芳慌忙對努爾哈赤奏報說：“有此人在，我等危也。” 熊廷弼，字飛白，湖廣江夏人，是個脾氣和能力一樣彪悍的人。做御史時，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歡罵人，到哪裡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強悍，李成梁放棄六堡時，當時滿朝皆讚歎李成梁“招撫十萬”的功勳，唯獨他一眼看穿，驚呼“遼東從此無寧日”，事實果然印證了他的判斷。正是他的這番表現，令萬曆慧眼識英雄，委任他鎮守遼東的重任。 熊廷弼到任後不負所託，先整頓軍紀，把薩爾滸之戰中臨陣脫逃的李如柏下獄，逼得李如柏上吊謝罪。繼而單騎闖遼東，勘察撫順軍情，在努爾哈赤的地盤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膽”，此舉使他對遼東軍情了然於胸，繼而大刀闊斧，提出了“先守後戰”的思想，一面加強防務，一面大搞“人民戰爭”，派大量游擊隊進入努爾哈赤統治區搞破壞。雙管齊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來後，努爾哈赤未敢有輕舉妄動，熊廷弼乘機修繕工事，招撫流民，選練精兵，整軍備戰。薩爾滸戰敗後士氣低落的明軍一下子“風紀大振”。此時的努爾哈赤尚無生產能力，專靠劫掠為生，熊廷弼此舉，等於卡了他的喉嚨。不甘坐以待斃的努爾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後的第二年五月，即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發動了對熊廷弼的試探性進攻，結果在浦河遭到打擊，損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轉蹙”作戰思想（即依托防禦工事和游擊隊騷擾困死努爾哈赤）開始奏效。晚清軍事家曾國藩讀到此事後曾感慨說：“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 脾氣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腳，主要得益於萬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遼東後，罵熊廷弼的奏摺沒斷過，其中罵得最狠的，就是東林黨人楊漣。對此萬曆一律“留中不發”。七月萬曆去世後，攻擊熊廷弼的奏摺再次滿天飛，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職。然後就是東林黨“廉政標兵”袁應泰接班，用兵瀋陽、遼陽兩場打敗，將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敗得精光。 這只是熊廷弼悲劇的開始，瀋陽淪陷後，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復職，以遼東經略的身份再次主持遼東防務。這次他的阻力更大，遼東當地的15萬軍隊，都集中在巡撫王化貞手中。熊廷弼能調動的部隊不過5000人。到任後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貞徹底架空，王化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張收買努爾哈赤左右，裡應外合，主動出擊，迅速殲滅努爾哈赤。不但這樣想他還這樣做，拉攏了努爾哈赤身邊的降將李永芳，誰知道努爾哈赤將計就計，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貞身邊的親信將軍。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確定熊廷弼被架空後，努爾哈赤再次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將之前滿嘴跑火車的王化貞打得全軍覆沒，裡應外合一舉拿下廣寧城，幸虧熊廷弼帶5000士兵阻擊斷後，才保護著當地十幾萬邊民以及王化貞本人撤入山海關，免遭敵人屠殺。事後明王朝不分青紅皂白，將兩人一起下牢獄。熊廷弼之所以眼睜睜看著王化貞胡搞，不是他沒能耐，實在是王化貞後台太硬，他的坐師，就是東林黨的“托塔天王”葉向高。兩次交惡東林黨，第一次被罵走，第二次被陪綁，東林黨真是熊廷弼的霉頭。 東林黨沒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東林黨的霉頭。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東林黨在與魏忠賢“閹黨”的爭斗里已是下風，多名同僚遭排擠，要害部門也被魏忠賢親信把持，剛直的楊漣決定冒死一搏，彈劾魏忠賢，結果反被天啟皇帝下獄。魏忠賢決定徹底肅清東林黨，此時被關押在牢獄裡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頭。結果魏忠賢興起“遼案”，和東林黨對罵了一輩子的熊廷弼“被東林黨”，楊漣等人全成了他的同夥。之後東林黨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賢權傾朝野。被東林黨坑了兩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東林黨覆滅的導火索。